在《民数记》[1]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讲摩押王巴勒去邀请巴兰，要他为他诅咒逼近边境的以色列人。巴勒许诺给他许多礼物作为酬劳。巴兰心动，来见巴勒，途中为天使所阻。巴兰的驴看见了天使，巴兰却看不见。虽然途中受阻，巴兰还是来见巴勒，和他一同上山。山上已准备好诅咒用的祭坛和宰好的牛羊。巴勒等候他为他诅咒，岂知巴兰非但不诅咒，反而为以色列人祝福。
第二十三章第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诅咒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
第十二节：“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能不谨慎传说么？”
第十三节：“巴勒说，求你同我往别处去……在那里要为我诅咒他们。”
于是他又带领巴兰到另一个地方，那里也设有祭品。
但是巴兰又不是诅咒，而是祝福。
到第三个地方，还是这样。
第二十四章第十节：“巴勒向巴兰生气，就拍起手来，对巴兰说，我召你来为我诅咒仇敌，不料，你这三次竟为他们祝福。”
第十一节：“如今你快回本地去罢。我想使你得大尊荣，耶和华却阻止你不得尊荣。”
于是巴兰没有得到礼品，空手而返，因为他不是诅咒，反而祝福了巴勒的敌人。
像巴兰所遇到的事，真正的诗人-艺术家们也时常遇到。也许是被巴勒的许愿，即名望所诱惑，也许是由于自己错误的、受鼓惑的观点，诗人甚至看不见他的驴所看到的那位阻拦他前进的天使，想要去诅咒，结果却反而去祝福。
契诃夫这位真正的诗人-艺术家在写作迷人的短篇小说《宝贝儿》时所遇到的正是这种情况。
作者显然是想嘲笑凭他的推理（而不是凭他的感情）认为是个可怜虫的“宝贝儿”，她一会儿和库金一起操心他剧院的事，一会儿专心致志于木材生意的利润，一会儿受兽医的影响把跟家畜的结核病作斗争看作头等大事，最后又全心全意地埋头于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的各种语法问题和他所感兴趣的事。库金的姓氏可笑，甚至连他生的病和关于他的讣电也可笑，那个老成持重的木材商人可笑，兽医可笑，男孩子也可笑，但是“宝贝儿”的心灵并不可笑，而是圣洁和异常优美的，她能为心爱的人献出自己的整个身心。
我认为，作者写《宝贝儿》时是根据推理，而不是在感情上对新妇女抱有一种模模糊糊的观念，认为她和男子有平等的权利，认为她有修养，有学识，有独立精神，能够为造福社会工作，即使不胜过男人却也不亚于他。他心目中的妇女正是提出并支持妇女问题的妇女。而他在开始写《宝贝儿》时，就想表现妇女不应该是怎样的。社会舆论这位巴勒请契诃夫去诅咒禀性软弱、百依百顺、忠实于男子的没有文化修养的女性，于是契诃夫来到山上，山上摆好了供祭祀用的牛犊和羊羔，可是诗人一开口，却祝福了原来想诅咒的。尽管整个作品里贯穿着妙不可言、令人解颐的喜剧性，可当我读到这个绝妙的短篇的某些段落时，却不禁为之泪下，至少我是这样。使我感动的还有，小说里写到，她以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去爱库金和他所爱的一切，同样地去爱做木材生意的商人，同样地去爱兽医，而使我尤为感动的是，后来只剩下她一个人而无人可爱的时候，她是那么痛苦，最后她又倾注自己的全部女性和母亲的感情的力量（这种感情她是没有直接体验到的）以无限的爱去爱未来的人，即那个戴大制帽的中学生。
作者使她爱上滑稽可笑的库金、渺不足道的木材商人和讨人厌恶的兽医，但是爱情总是同样神圣的，不管它的对象是库金还是斯宾诺莎[2]或帕斯卡、席勒，也不管爱的对象像“宝贝儿”的那样迅速变化，或是终生不渝。
很久以前，我偶然在《新时报》上读到阿特[3]先生的一篇论妇女的出色的小品文。作者在文中发表了他关于妇女的异常聪明和深刻的思想。他说：“妇女们力图向我们证明，我们男人能做的一切，她们同样能做。”“对此我不仅不争论，”作者说，“而且欣然同意，妇女能做男人所做的一切，甚至也许能做得更好，糟糕的是，妇女能做的事，男人却不能做得稍为像样一些。”
是的，无疑是这样，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生男育女、哺养孩子及其早期教育，而是男人不能做那种最崇高、最美好、最使人亲近上帝的事，即爱情，为所爱的人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件事优秀的妇女们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做得那么出色，那么自然。如果妇女们不具有这一特性，如果她们没有表现出这一特性，世界会怎么样，我们男人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女医生、女电报员、女律师、女学者和女作家，我们是无所谓的；但如果没有母亲，没有内助、女友，没有那些爱男人身上一切美好品质，而且以不知不觉的暗示去唤醒并鼓励他身上这一切美好品质的女性安慰者——没有上述的这种妇女，活在世上会是很糟糕的。要是耶稣没有马利亚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方济各没有克拉拉，十二月党人服苦役时没有他们的妻子，反正教仪式派教徒[4]没有他们的妻子（她们不是阻碍丈夫，却是支持他们为真理而受苦受难），那些酒鬼、懦夫或好色之徒（这些人比任何人更需要爱的抚慰）没有那千千万万默默无闻的、最最优秀的（一切默默无闻的都是这样）使他们得到安慰的女性，那又将会是怎样？无论是对库金还是对耶稣的爱，妇女主要的、伟大的、无可代替的力量就在于这种爱。
整个儿所谓妇女问题，像任何庸俗事情必然会发生的那样，把大多数妇女以致男人都卷了进去，其实是多么惊人的谬误呀！
“妇女想使自己臻于完美，”——有什么能比这更合理、更正当的事情呢？
须知按自己的天职，妇女的事业有别于男人的事业。因此，妇女要臻于完美的理想也不可能和男人的理想一模一样。即使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理想是什么，无可怀疑的是，它无论如何不可能是男子要臻于完美的理想。然而，目前使妇女们步入迷途的时髦的妇女运动，这种可笑而糟糕的全部活动，却正是为了达到这种男人的理想。
恐怕契诃夫写《宝贝儿》的时候就是受了这种错误见解的影响吧。
他像巴兰一样，原来是想诅咒的，但是诗神不允许，命令他祝福，于是他就祝福了，不由自主地使这个可爱的人焕发如此奇妙的光辉，并且永远成为一个典范，指出妇女为了使自己幸福，也使和她共命运的人幸福能够怎样做。
这个短篇正因为是无意中写出来的，所以才如此出色。
我曾在通常举行阅兵式的练习场上学骑自行车。练马场的另一头，有一位太太也在那儿学骑自行车。我想，我可别妨碍这位太太，于是就盯着她看。而因为望着她，我不由自主地越来越靠近她。结果，虽然她看到有危险，赶紧躲开我，我还是撞到了她的身上，把她撞倒了。这就是说，我做了和我的想法全然相反的事，仅仅是由于我太注意她。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契诃夫身上，不过正好相反：他想推倒宝贝儿，以诗人的目光紧盯住她，结果反倒抬高了她。
（1905）
邵殿生 译
〔据《列夫·托尔斯泰文集》二十卷集，莫斯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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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经·旧约》的一卷书，引文均据中译“上帝版”。
[2]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
[3]阿特系弗·卡·彼得松（1842—1906）的笔名，他是俄国军事工程师，曾为《新时报》撰稿。
[4]俄国反正教仪式派教徒受官方教会迫害，一八九八年托尔斯泰得到沙俄政府许可，曾以《复活》全部稿费资助这些教徒移居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