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是人类进步的两种工具之一。通过语言，人与人交流思想。通过各种艺术形象，一个人跟所有其他的人——不仅跟现代的人，而且还跟过去和未来的人——交流感情。利用这两种交际的工具是人类天生的本能，因此，这两种工具中的任何一种如果受到歪曲，在发生这现象的社会里就不可能不产生一些有害的后果。这些后果必然分两个方面：第一，在社会里缺少了这种工具所应起的作用，第二，这种被歪曲了的工具在社会里起有害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正好产生了这些后果。艺术这一工具受到了歪曲，因此在上层阶级的社会里，这一工具所应起的作用就大大地减少。一方面，我们社会里普遍存在着只供人消遣并使人腐化的大量赝品，另一方面，还有些毫无价值的、很独特的、然而被认为最高级的艺术作品。这两种作品使我们社会里大多数人受真正艺术感染的能力大为减退，因而使这些人不可能体验人类在发展中所获得的那些最崇高的感情，而这些感情是只有通过艺术才能传达给人们的。
人类在艺术方面所获得的一切优秀成果，对那些已经失去受艺术作品感染的能力的人说来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优秀的成果被虚假的赝品或毫无价值、但被错认为真正艺术的作品所代替。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在诗歌方面都很赞赏波德莱尔、魏尔兰、莫雷亚斯、易卜生、梅特林克等类型的人，在绘画方面赞赏莫奈、马奈、皮维斯·德·夏瓦纳、伯恩、琼斯、施图克、勃克林等类型的人，在音乐方面赞赏瓦格纳、李斯特、理查·施特劳斯等类型的人，等等。他们既不能理解最高级的艺术，也不能理解最朴质的艺术了。
在上层阶级中，由于人们已经失去受艺术作品感染的能力，他们就这样没有艺术的那种使人温和、使人受到熏陶的作用而成长着，受着教育、生活着，因此，他们不但不走向完美，不但不逐渐变好，而且相反，在外在手段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他们变得越来越野蛮、粗暴和残酷了。
在我们社会里缺少艺术这一必要工具的作用所引起的后果就是如此，而这一工具的不正常作用所引起的后果更加有害，而且这种后果是很多的。
显而易见的第一个后果是，劳动人民为了一项不但无益而且往往有害的事业耗费了很大的劳力。此外，人们为了这项不必要的坏事业而无法弥补地耗费了一生。千百万人多么紧张、多么艰苦地工作着，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可能为自己和家里人做一点急要的事，他们每天夜里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十四小时，为的是排印一些在人们中间传播淫荡腐化的毒素的冒充艺术的书，或者他们为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画廊而工作着，这些剧院、音乐会、展览会、画廊大都也是为同样的淫荡腐化的目的服务的。像这样的情况，想起来实在可怕。但是还有比什么都可怕的事。你想一想，活泼而善良的、能做一切好事情的小孩子从小就献身于事业，在十年、十五年内每天花六个、八个、十个钟头来做这样的事：一些人弹奏音阶，另一些人扭转四肢，用脚尖走路，把两脚举得比头还高，还有一些人练习视唱，还有一些人尽情地装腔作势，吟诵诗歌，还有一些人描画胸像和裸体人像，作出草图，还有一些人按照某些时期的规则来写作品，他们从事于这些工作，常常是一直继续到成年以后很久，在这些不值得人去做的工作中丧失了一切体力和脑力，以及一切对生活意义的理解。 人家说，看卖艺的小孩把自己的两只脚弯到头颈边时，觉得又可怕又可怜，但是，看到十岁的小孩开音乐会、十岁的中学生死背拉丁文语法中的例外情况时，岂不同样或者更加觉得很可怜吗？这些人不但在身体上和智力上受到损害，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损害，他们已经被弄得不会做任何真正为人们所需要的事了。他们由于自己在社会上是取悦于富人的人，因而就失去了人的尊严感，他们使自己心里博取公众赞扬的热望发展到那样的程度，以至他们经常由于他们那种发展到病态程度的虚荣心没有得到满足而感到苦闷，他们把自己的一切精神力量只用在满足这一热望上。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是：这些为艺术断送了一生的人们不但没有带给艺术一点好处，而且还带给它极大的害处。在学院里、中学校里、音乐学院里教的是怎样假造艺术，学会了这项本领之后，人们变得那样不正常，以至完全失去了创作真正艺术品的能力，成为那些充斥当今世界的伪造的、或毫无价值的、或淫荡的艺术品的制造者。以上是艺术这一工具被歪曲后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
第二个后果是一大批职业艺术家制造的数量惊人的艺术消遣作品，使得当代的富人有可能过一种非但不自然、而且跟他们自己提出的人道的原则相反的生活。假使没有这所谓艺术的东西，假使没有这种使他们无暇注意到自己的生活多么没有意义，并把他们从那闷死人的寂寞中拯救出来的消遣和娱乐，那些有闲的富人、特别是那些女人就不可能过现在那种生活：远离大自然，远离动物，生活在矫揉造作的环境中，筋肉已经萎缩或因体操而畸形发达，生活精力已经减弱。让所有这些人脱离戏院、音乐厅、展览会、钢琴、浪漫曲、小说（他们现在正从事于这些活动，并相信这些都是很风雅的美的活动，因而也是好的活动），把这些购买画图、庇护音乐家以及与作家交往的艺术保护人的艺术这项重要事业的保护者身份除掉，那么他们就将无法继续他们的生活，他们将由于寂寞、苦闷，由于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和不合法而灭亡。只有从事于他们认为是艺术的活动，他们才可能破坏一切自然的生活条件而继续过活，并且看不到自己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残酷的。使富人们能保持其虚伪的生活，这就是艺术被歪曲的第二个相当重要的后果。
艺术被歪曲的第三个后果是，它在儿童和人民的概念中引起混乱。还没有被我们社会里的不正确理论引入邪途的人们、劳动人民、儿童都很明确，人之所以可尊敬、可赞美是因为什么。在人民和儿童的概念中，赞美和颂扬人只可能根据这样两种力量：肉体的力量——赫拉克勒斯、勇士、征服者，或者道德精神力量——为拯救人类而抛弃美丽的妻子和王国的释迦牟尼，或者为了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走上十字架的基督以及所有的殉道者和圣徒。这两者是人民和儿童都能理解的。他们懂得，肉体的力量是不能不尊重的，因为它强迫人尊重它。善这种精神力量对一个尚未败坏的人来说是不可以不尊重的，因为这个人的整个心灵都引他去尊重这种精神力量。这些人——儿童和人民——忽然发现，在那些因肉体的力量和精神力量而受到赞扬、尊敬和奖赏的人之外，还有一些远比有力的勇士或德高的伟人受到更多赞扬、推崇和奖赏的人，这些人之所以受到赞扬、推崇和奖赏，只是因为能美妙地唱歌，写诗，跳舞。儿童和人民看到，歌唱家、作家、画家、舞蹈家都发了大财，他们享受到的荣誉比圣徒还高，于是人民和儿童被弄得困惑莫解了。
当普希金去世五十年之际，他的作品以低价在人民中间广泛发行了，在莫斯科也建立起了他的纪念像，我从各个不同的农民那里收到十几封信，信里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那样推崇普希金？前几天，有一个识字的小市民从萨拉托夫来访问我，他显然被这事气得要死，跑到莫斯科来揭发神职人员促成普希金先生的“纪念像”的建立。
的确，我们只要想象一下，当人民中间的这样一个人从他所看到的报纸和听到的传闻中得知，俄国的神职人员、政府当局和所有的优秀人士在欢欣地为一个伟大人物、大恩人、俄国的光荣普希金的纪念像揭幕，而关于这个人物他至今没有听说过，这时候他将处于怎样的情况？他从各方面读到或听到建立纪念像的消息，他猜想，既然大家都给这个人那样大的荣誉，那么这个人大概做过什么不平凡的事，或者有过雄伟的功绩，或者做过什么善事。他很想知道普希金是怎样一个人。当他知道普希金不是一个勇士或统帅，而是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作家的时候，他就作出这样一个结论：普希金一定是一个圣人，一个教人为善的人，于是急欲读到或听到他的生平和作品。但是当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个极其轻佻的人，他死于决斗，换言之，他因企图谋杀另一个人而死去，他的全部功绩只在于写一些往往不堪入耳的爱情诗——当他知道了这 一切以后，他是多么困惑啊！
古代的勇士和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成吉思汗或者拿破仑是伟大的，这他理解，因为这里提到的这个人或那个人能够消灭他以及千千万万和他类似的人佛、苏格拉底和基督是伟大的，他也理解，因为他知道而且感觉到，他和所有的人都应该像这个样子。但是为什么一个人写过有关女性爱情的诗歌就是伟大的——这一点他无法理解。
当布列塔尼或诺曼底的一个农民知道要为波德莱尔建立一个像圣母像一样的纪念像，“une statue”[140]的时候，他若是读了或者听到了《恶之花》（《Fleurs du mal》）的内容，那么在他的头脑中也会产生同样的疑惑，而当他知道要为魏尔兰建立一个纪念像，这个魏尔兰过的是可耻的放荡生活，而他又读了此人的诗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更加惊奇。一个名叫什么巴提或塔利奥尼的人每一季度有十万的收入，一个画家的一幅画也可以卖这么多钱，一个作家的描写爱情场面的小说值钱更多——当一般人民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感到多么困惑啊！
孩子们也有同样的感觉。我记得我怎样体验过这种惊奇和困惑的感觉，怎样容忍了把艺术家像勇士和德高的伟人一样地加以颂扬的现象，而我之所以能容忍，只是由于我在自己的意识中降低了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并承认了艺术作品的虚假和不自然。当每一个孩子或普通人知道人们给艺术家的那种奇怪的尊敬和奖赏时，他心里就会有同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不正确地对待艺术所引起的第三个后果。
第四个后果是，上层阶级的人越来越频繁地碰到美和善之间的矛盾，他们就把美的理想看作最高的理想，而借此把自己从道德的要求中解脱出来。这些人把事情弄反了，他们不承认他们为之服务的艺术是落后的事（事实上这艺术正是如此），相反地认为道德是落后的事，它对于处在高度发展阶段上的人（他们自以为处在这样的阶段上）说来不可能有重大的意义。
不正确地对待艺术所引起的这种后果在我们的社会里早有表现，但是最近在它的先知尼采及其后继者，以及同尼采相一致的颓废派作家和英国美学家的言论中表达得特别荒谬无耻。像奥斯卡·王尔德一样，颓废派作家和美学家把否定道德和赞扬淫乱选为自己作品的主题。
这种艺术部分地起因于而且部分地符合于某一种同样的哲学理论。不久以前，我收到美国寄来的一本书，封面上写着：“《Th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Philosophy of Power.》1897，by Ragnar Redbeard，Chicago，1896”[141]。正像出版者在前言中所说的，这本书的大意如下：按照希伯来先知和哭泣的（weeping）弥赛亚的虚假的哲学来评定善，是不合理的。正义不是学说，而是权势所产生的后果。一切法规、戒律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训，其本身都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木棍、牢狱和刀剑才能使它们具有意义。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须要服从任何命令——人的命令和神的命令都包括在内。服从是退化的标志，不服从是英雄的标志。人们不应该受他们的敌人所想出来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整个世界是不稳定的战场。理想的正义是：被征服者应该受到剥削、折磨和轻视。自由和勇敢的人可以夺取整个世界。因此世界上必然任何时候都有战争——为生命，为土地，为爱情，为女人，为政权，为黄金而战（几年前，著名的文雅的科学院院士Vogüé[142]曾说过类似的话）。大地和它的宝藏都成了“勇敢者的掠夺物”。
作者显然不依赖尼采而自己无意识地说出了新派艺术家们所相信的结论。
这种主张以学说的形式阐述出来，使我们为之震惊。而实质上，这种主张已包含在为美服务的艺术的理想中。我们的上层阶级的艺术在人们中间培养了这种超人的理想，实质上也就是尼禄、斯捷潘·拉辛、成吉思汗、罗贝尔·马克尔、拿破仑以及所有他们那些共谋者、助手和奉承者的旧的理想，并尽一切力量把这种超人的理想在人们中间确定下来。
这里所讲的道德的理想被美的理想，即享乐的理想所代替，是我们社会里的艺术被歪曲所引起的第四个可怕的后果。如果这种艺术在人民群众中间流传开来，人类可能遭到的命运将会怎样，想起来十分可怕。可是这种艺术已经开展在流传了。
最后，第五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后果是，在我们欧洲社会的上层阶级人们中间繁荣滋长的艺术，用最坏的、对人类最有害的感情，即对爱国主义的迷信等感情，主要是淫逸之情来感染这些人，使他们趋于堕落。
仔细研究一下人民群众愚昧无知的原因，我们就会知道，主要的原因决不在于学校和图书馆的缺乏，像我们惯于猜想的那样，而是在于迷信——宗教的迷信和爱国的迷信，这两种迷信渗透在人民群众之间，并以各种艺术手法不停地产生出来。传播宗教迷信用的是祷歌、赞美诗、圣像、雕像、歌唱、风琴、音乐、建筑，甚至教堂礼拜中的戏剧艺术。传播爱国迷信用的是诗歌、故事（这两者甚至一般学校里也在传授）、音乐、歌唱、庄严行进、集会、战争图片、纪念像。
如果没有各个艺术领域中的这种经常的活动来维持宗教和爱国主义所起的使人民变得愚痴、痛苦的作用，那么人民群众早已达到真正开化的地步。但是艺术的败坏作用不仅在于宗教和爱国主义方面。
在当代，艺术可以说是使人们在最重要的社会生活方面，即性关系方面堕落的主要原因。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有过亲身的经验。而做父母的通过他们的儿女也都知道：人们仅仅为了淫佚遭受过多可怕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徒然耗费过多少精力。
从远古的时候起，从这色情引起的特洛伊战争的时代起，直到现在几乎每一张报纸上都刊载的自杀和情杀的事件为止，这期间人类所受的痛苦大部分都是这淫佚引起的。
而艺术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一切艺术，真正的和伪造的都包括在内，一味以各种方式描写、叙述和激起各种性爱，很少有例外。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在我们社会的文学中比比皆是的那些以爱情的描写（最文雅的描写和最粗野的描写都包括在内）煽起肉欲的小说，那些描写裸体女人的图画和雕像，以及插图和广告上的各种丑态，我们只要回想一下充斥整个世界的令人作呕的歌剧、轻歌剧、歌曲和小说，我们就不由自主地会觉得，目下的艺术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怎样才能使淫乱的风气流传得更广些。
以上所说的是我们社会里的艺术受到歪曲后产生的虽然不是全部、却是肯定无疑的后果。因此在我们社会里被称为艺术的东西不但不能促使人类进步，而且几乎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严重地阻碍着我们生活中的善的体现。
因此，在每一个不受艺术活动约束、因而与目下的艺术没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的一个问题，也就是我在这本书的开端所提出的那个问题：人们为社会上少数人所占有的被称为艺术的东西耗费了那么多人的劳动，牺牲了那么多人的生命，而且丧尽了德性，这样做是否公正合理？这个问题现在得到了自然的回答：不，这样做并非公正合理，也不应该是公正合理的。健全的理智和正常的道德感都会这样回答这个问题。这种事情不但不应该有，我们不但不应该为我们认为是艺术的东西作那样的牺牲，相反地，那些希望好好地过活的人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应该用于消灭这种艺术，因为这种艺术是折磨我们人类的最残酷的恶之一。因此，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基督教世界来说，是失去所有现在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包括虚假的艺术和其中一切好艺术）好呢，还是继续鼓励或容忍现在存在的那种艺术好？那么我想，任何一个有理性有德性的人都会像柏拉图为他的共和国解决问题那样地或者像教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人类导师那样解决这一问题。换言之，这个有理性有德性的人会说：“与其让目下存在的淫荡腐化的艺术或艺术类似物继续存在下去，不如任何艺术都没有的好。”幸而没有任何人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必须作出这样或那样的解答。一个人所能做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谓有教养的人，而这些人由于自己所处的地位，能够理解我们生活中各种现象的意义）能做而且应该做的一切是，去了解我们的谬误的处境，不要坚持处在谬误中，要从中找到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