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个指定的日子里，那些担任统计员的大学生一大早就出发了，可我这个慈善家十二点钟才到那儿。我无法早去，因为我是十点起床，然后要喝咖啡和抽烟，坐等消化。我在十二点钟赶到勒然诺夫公馆的大门口。一名警察向我指了指通河路上的一家小饭馆，统计员们已经吩咐所有应受询问的人上那儿去了。我走进那家饭馆。饭馆里很暗，又臭又脏。正面是柜台，左侧是一个小房间，摆有几张铺着肮脏的台布的桌子，右侧是个有几根立柱的大房间，一些同样的小桌靠在窗边，贴着四墙。几个男人坐在桌边喝茶，有的破衣拉花，有的倒还齐整，像是些工人和小商贩，还有几个女人。这是一家很脏的饭馆，但立刻可以看出，生意做得挺兴隆。柜上的一脸干练的表情，几个伙计也显得麻利而殷勤。我刚跨进门，一个伙计就过来帮我脱大衣，准备去端我要的东西。看来这里已经建立起爽利的工作习惯。我向他打听统计员在哪里。
“万尼亚！”一个穿戴像德国人的小个子喊了一声，他正在柜台后面往架子上放东西。
这是饭馆的老板，卡卢加省的农民伊万·费多特奇，他租下济明公馆的一半房间，再转租给房客。跑来了一个伙计，那是个十八岁上下的小伙子，瘦瘦的，钩鼻子，黄脸皮。
“领老爷上统计员那儿去。他们去大楼了，在水井上头。”
小伙子扔下手里的桌布，在白衬衫和白长裤外面披上一件大衣，再戴上一顶很大的有檐帽，然后用两条白腿迅速地迈着碎步，带我穿过安着滑轮的后门。在油腻、腥臭的厨房和穿堂里，我们遇上一个老太婆，她正小心翼翼地用破布提着一包臭气熏天的内脏上什么地方去。出了穿堂，我们来到一个斜坡低平的大院，院里搭满了许多底层用砖石砌的木头房子。整个大院都散发着非常强烈的臭气（这臭气的中心是一个茅厕，我每次从这里经过，总是看见有一堆人凑在它的边上。这茅厕本身已经不是解手的地点，而是表示一个在它旁边解手已成通例的地方。要穿过大院是不可能不看见这个地方的。每次进入从这里散发出来的那一股刺鼻的恶臭中，人总是觉得难受）。
小伙子提着自己那条白色长裤，小心地领我踩着一些结了冰的或没有冻住的垃圾绕过这个地方向一座木房走去。当时从院子和穿廊里经过的人，全都停下脚步打量我们。穿戴整洁的人出现在这个地方显然是一件怪事。
小伙子问一个女人有没有看见统计员在哪里，立刻有三个人回答了这个问题。有的说在井台上，有的说他们去过那儿又走了，上尼基塔·伊万诺维奇那儿去了。有个只穿着一件衬衣在茅厕旁边解手的老头说，他们在三十号。小伙子认定这个消息最可靠，就领着我上三十号去找。到了地下室的门洞口，迎面而来的是一片昏暗和一股跟院子里不一样的臭气。我们下去，在一条黑洞洞的过道里踏着泥地往前走。在我们穿过这过道的时候，有一扇门猛然打开了，从里面探出一个醉醺醺的老头的身子，他穿一件衬衫，看样子不是农民。一个洗衣女工一边尖声叫着，一边用两只卷起袖筒而沾满肥皂的手往外推这人。万尼亚，即我的向导，将这醉汉一把推到一边并斥责了他一句。
“别现丑了，”他说，“还是军官呢！”
我们这才来到了三十号的门前。万尼亚拉了一下门，门嘎地一松就打开了。迎面扑来一股夹有肥皂味的水汽，还有一些劣质食物和烟草的气味。我们陷入了一团漆黑。窗子开在对面的墙上，而门里是向左右伸去的木板走廊，从不同的角度开着一些小门，里面的一个个房间都是用漆成粉白色的薄板参差不齐地隔成的。在左边一个黑洞洞的房间里，可以看见一个正在木盆里洗衣服的女人。在右边的一扇小门背后，有一个老太婆正在向外张望。在另一扇敞开的房门里，还可以看见一个满脸生须的红脸农夫坐在床沿上，他穿着一双树皮鞋，两手抱膝，轻轻地晃着两条腿，愁眉苦脸地看着它们。
走廊的尽头还有一扇小门，统计员就在那个房间里。那是整个三十号的女房东的房间。她向伊万·费多特奇租下了这一整套房间，再把它们分租给房客和宿夜的人。在她这间小房间里，有个手里拿着几张小卡片的大学生统计员正坐在一个用箔片贴成的圣像底下，俨然像个侦查员，正在向一个穿衬衫和背心的男人提问。这个男人是女房东的朋友，正在替她回答问题。女房东就坐在一边，是个年迈的女人。另外还有两个好奇的房客在场。等我一进门，房间就完全挤满了。我挤到桌边向大学生问了好，他又接着往下问。我趁此机会东张西望，并为自己的目的向这套房间的住户提了些问题。
结果，在这第一套房间里，我没有找到一个我能向他施以慈善的人。在看惯我所居住的那些华厅雅室之后，女房东这间寒酸、狭小而肮脏的屋子固然令我震惊，但是与城里的贫民比起来，她的生活还算是优裕的，而与我所熟知的农村的穷人相比，她就算是过得很阔气了。她有一张铺着羽绒垫的床和绗过的被子，有茶炊、皮大衣和一个放着瓶瓶罐罐的柜子。女房东的朋友看样子也同样富裕。他还带着一块挂表。那两个房客穷一些，但没有一个是那种急需帮助的人。要求帮助的是那个在木盆里洗衣服的女人，她同孩子们一起被丈夫抛弃了；那个年老的寡妇，她自称没有生活资料；那个穿树皮鞋的农夫，他告诉我说他今天还没有吃饭。可是一问下来，我发现这几个人也并不是特别穷，要帮助他们的话，还得进一步对他们做些了解。
当我建议那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把孩子们送到孤儿院去的时候，她顿时慌了手脚，犹豫了一阵之后就连声道谢，但显然并不愿意这样做。她更希望得到的是救济金。因为大女儿能帮她洗衣服，二女儿能照看小儿子。老太婆苦苦哀求着要去养老院，可我打量了一下她的房间，就看出这老太婆并不穷。她有一只放财物的小木箱，一把带洋铁嘴的茶壶和两只茶碗，两只装着茶叶和方糖的糖盒。她织袜子和手套，按月向一个女善人领取救济金。而那个农夫需要的显然不是食物，而是酒，给他多少钱都会花到酒馆里去。可见，这个套房里没有我原以为整幢房子里比比皆是的那种人，没有那种我给了他们钱就能使他们变得幸福的人。在我看来，这里住的是些可疑的穷人。我给老太婆、带孩子的女人和那农夫登了记，决定应该帮助他们，但是要在我帮助了那些我期望会在这幢房子里遇到的特别不幸的人之后。我决定我们将提供的帮助应分先后，先帮助最不幸的人，然后再轮到这些人。但是在接下去的一套又一套房间里，情况都相同，全是些必须先做一番更仔细的调查然后才能帮助他们的人。可是那种不幸的人，即给了他们钱就能使他们从不幸变得幸福的人，这里却没有。无论这话说起来是多么令我难为情，当时我的确开始失望，因为我在这些房间里遇到的情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一样。我预期会在这里遇到一些特殊的人，可是当我走遍所有的房间之后，我确信这些屋子里的居民根本不是什么特殊的人，他们和生活在我周围的那些人一模一样。在我们中间也好，在他们中间也好，同样都有程度不等的好人，程度不等的坏人，程度不等的幸福的人，程度不等的不幸的人。这些不幸的人和我们中间的不幸的人一模一样，他们的不幸不在于外部条件，而在于他们本身。这是一种无论用什么钞票都无法改变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