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样希望以后给予帮助的那第二类不幸的人是淫妇。这种女人在勒然诺夫公馆里真是什么样的都有——从年轻的还像女人的，直到年老、可怕、狰狞和失去了人形的。起初我并未抱有帮助这些女人的希望，是在我遇到这样一件事之后才在我心中涌起的。
事情发生在我们这次走访的中途。那时我们已经练出了一种机械的交际方式。
每走进一处住宅，我们立即向房东提问。我们中间的一个人坐下来，给自己清出一块可做记录的地方，另一个人就去各个角落里转，分别向每一个人提问，再把问得的情况转告给记录人。
我们走进地下室中的一套房间后，大学生去找房东，我管向屋里所有在场的人提问。这个套间的结构是，六俄尺见方的一间屋子，中央一个火炉，从火炉向四面伸开四道挡板，隔成了四个小间。第一个小间是过道间，里面放着四张铺，有两个人在——一个老头和一个女人。紧贴在这间后面的稍长的一间里住的是房东，一个年轻的小市民，他穿一件腰部带褶的灰呢上衣，长得十分清秀，脸色却非常苍白。第三个小间在第一间的左边，那里有一个男人正在睡觉，看来是喝醉了酒，还有一个是女人，穿一件前松后紧的粉红短衫。挡板的那边就是第四间，它的房门通房东的室内。
大学生到房东的屋里去了，我等在进门的小间里，先向那老头和女人提问。老头是个做工的，当过印刷工人，现在已经没有谋生手段了。女人是一个厨子的老婆。我又走进第三个小间，问穿短衫的女人那个睡觉的男人是什么人。她说是客人。我又问她自己是什么人，她说她本是莫斯科省的农民。
“现在您做什么？”
她笑了起来，没有回答我。
“您靠什么吃饭？”我重复了一遍，心想她没有听懂我的问题。
“坐饭馆。”她说。
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于是又问：
“您靠什么过日子呢？”
她不回答，又笑了。从我们还没有走到的第四个小间里也传来了几个女人的笑声。当房东的那个小市民出了自己的房间向我们走来。他显然听见了我的问话和那女人的回答。他严厉地看了那女人一眼就转过脸来对我说：
“娼妓。”他显然为他知道这个官方语言中的用词并能正确地念出声来感到十分得意。说毕，他带着隐约朝我露出的一丝恭敬而愉快的微笑又向那女人转过身去。可是一转向她，那张脸就完全变样了。他做出一副人们对狗说话时的那种样子，眼睛看着别处，用一种特别的轻蔑口气放连珠炮似地对她说：
“尽说废话——‘坐饭馆’！该说正经事，坐饭馆就叫娼妓。”他又重复了一遍这个字眼。“连自己的名儿都不知道，还……”
这种腔调侮辱了我。
“我们不应该辱骂她，”我说，“如果我们都照上帝的教导生活，就不会有她这样的人了。”
“就是，就是这么回事。”房东强作笑脸地说。
“所以我们不应该责备她们，而应该可怜她们。难道是她们的错？”
我不记得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但我记得，这个住满他称为娼妓的那种女人的套间的年轻房东的轻蔑口吻使我极为愤怒，同时我也觉得这个女人十分可怜，因此就把这两种意思都表达了出来。我的话刚说出口，原先听见笑声的那个房间的床板就轧轧地响了起来，从没有隔到天花板的挡板上方伸出一个头发卷曲而蓬乱、长着一对浮肿的小眼睛和一张光光的红脸的女人脑袋，紧跟着又伸出一个脑袋，接着又是一个。她们显然是站在自己的床上，三个人全都伸长了脖子，屏声息气，全神贯注地看着我们。
屋里是一片尴尬的沉默。在这之前一直是笑吟吟的大学生变得严肃了。房东尴尬地垂下了眼睛。那几个女人仍然凝神屏气地看着我，等着下文。我比谁都窘得厉害。我怎么也没有料到，这偶然脱口说出的一句话竟会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就像一片被死亡笼罩而散满骸骨的原野，由于精灵的一触而微微颤了一颤，于是一具具骸骨都活动了起来。我不加考虑地说了一句关于爱和怜恤的话，这句话对大家的影响竟如此巨大，仿佛他们大家就是等着听这句话，为了不再做一具僵尸而起死回生一样。他们全都看着我，等着将要发生的事。他们等我说出那样的话和做出那样的事来，好让这一块块尸骨互相合拢，长出血肉和恢复生命。但我觉得，我并没有这样的话可说，并没有这样的事可做，无法把这一切继续下去。我在内心深处感到我撒了谎，感到我再没有什么可往下说的，因此，我只好把这套房子里所有人的名字和身份往卡片上登记。这件事使我想到，这些不幸的人也是可以帮助的。当时我自欺自慰地觉得这件事很容易做到。我心里暗暗说：我们就把这样的女人也登记上，以后，等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登记好了的时候，我们（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个我们是些什么样的人）就要来做这件事的。我以为，我们这些一连几代一直在使这些妇女陷入这种境地的人自己，有朝一日会忽然想到并且立即把这一切纠正过来。其实，哪怕只要回想一下我同那个帮助生病的产妇带孩子的卖淫女人的谈话，我也应该能够看出这种假想有多狂妄。
当我们看到那个女人带着婴儿时，我们以为是她的孩子。问到她的身份，她干脆说自己是姑娘。她没说是娼妓。只有那个当房东的小市民用了这个可怕的字眼。我猜想她有孩子，这使我产生了帮她摆脱这种处境的念头。我问她：
“这是您的孩子吗？”
“不，是那个女人的。”
“那为什么您在带他？”
“她求我带，她快死了。”
虽然我的猜测错了，我还是继续用同一种方式和她谈话。我问她是哪里人，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她很乐意地，并且非常简单地对我说了自己的身世。她是莫斯科的小市民，是个工人的女儿，后来成了孤儿，就由婶婶收养，从婶婶家出来后，流落在各处的饭馆。婶婶现在已经死了。我问她想不想改变一下生活，这个问题显然一点也没有使她动心。一个根本不可能做到的建议怎么会使人动心呢？她笑了笑说：
“谁会收我这号带黄票子[7]的？”
“可要是能找到个厨娘的工作或别的什么事呢？”我说。
我所以生出这个念头，是因为她是一个壮实的女人，长着一头淡褐色的头发，一张圆脸善良而又带点傻气。厨娘的长相常常都是这样。她显然不喜欢我说的话，说：
“厨娘？可我不会烤面包呀。”说着就又笑开了。她说她不会，可我从她的表情上看出，她是不想当厨娘，她认为厨娘的地位和身份是低贱的。
这个女人像《福音书》中的寡妇一样，为了病人用最朴素的方式牺牲了自己的一切。[8]与此同时，她又像自己的同行一样认为做工的人的地位是低贱的，应受鄙视的。她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人们就是教她不要靠做工来生活，而是去操那种她周围的人认为对于她是自然的生涯。她的不幸就在这里。就是因为这种不幸她才堕落并且自甘堕落。正是这一切使她去坐饭馆。我们这些人，无论是男是女，有谁去使她改正这种错误的生活观呢？我们中间哪有什么人会相信任何一种劳动生活都比闲荡生活更值得尊敬，哪有什么人会相信这一点并且按这种信念来生活，按这种信念来评价和尊重人呢？我只要这样想一想就会懂得，无论是我还是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医治不了这种病。
我会懂得，那几张从挡板后面伸出来的惊讶而感动的脸上流露出的仅仅是因为听到别人同情她们而感到的惊讶，而绝不是对改正她们的淫佚怀抱的希望。她们没有看到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道德。她们看到的是别人对她们的蔑视和辱骂，但为什么别人要这样蔑视她们，她们却不可能明白。她们自小就这样生活在和她们一样的女人中间，她们清清楚楚地知道这样的女人过去和现在一直是有的，是社会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根本少不了她们，为了关心她们的正常存在，还专门养着一批政府官员呢。此外她们还知道，她们对人们拥有一种权势，可以驯服他们，并且常常能够比别的女人更多地左右他们。她们看到，虽然人们总是骂她们，但她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得到了无论是女人、男人还是长官的承认，因此她们连自己有什么好悔过和有什么好改正都不可能明白。在一次走访时，一位大学生告诉我说，有个房间里的女人用自己十三岁的女儿做营生。我抱着拯救那个女孩的希望故意走到她们的房间去。母女俩的日子过得穷极了。母亲是个矮小而邋遢的妓女，四十来岁，不只是长得丑，而且丑得令人生厌。女儿也同样令人生厌。我为了了解她们的生活拐弯抹角地提了许多问题，但那母亲总是疑心重重，充满敌意，给我的回答都是三言两语，显然感到我是一个心怀恶意的敌人。女儿不看母亲的眼色就什么话也不说，显然全心全意地信赖着母亲。她们在我心中引起的与其说是由衷的怜恤，倒不如说是厌恶。但我决定应该拯救那个女儿，去说服一些同情这类女人的可悲处境的夫人，叫她们到这儿来。可是，当时我若是想一想这个母亲的整个漫长的过去，想一想她在那种大约没有得到过人们一点一滴帮助反而付出了一次次沉痛牺牲的处境下怎样生育、喂养和抚育了这个女儿，我若是想一想这个女人已经形成的那种生活观，我就会懂得，这个母亲的行为中根本没有一点东西是恶劣的和不道德的，她过去和现在都为女儿尽心尽力，也就是说，做了她自己认为是最好的事。可以强行把这个女儿从母亲手里夺走，但要叫这母亲相信她出卖女儿是做了坏事，却不可能。要说拯救，那么首先应该拯救的是这个做母亲的女人，把她们从那种众口交赞的生活观中拯救出来，即认为女人可以用婚外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不生孩子、不干活而仅仅做满足肉欲的工具的方式来生活的观点。我若是想一想这一切，我就会懂得，我想请来拯救这个女孩的那些夫人，大多数不但自己不生孩子、不干活而仅为满足肉欲活着，而且还有意识地教育自己的女儿也去过这样的生活：一个母亲领着女儿上小饭馆，另一个领着女儿进宫廷或赴舞会。但这两个母亲的世界观却是同一个东西，即女人应该满足男人的淫欲，正是为了这件事才应该给女人吃饭、穿衣和对她疼爱。如此，我们的夫人们还怎么能改造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