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在我帮助不幸的城市居民的失败尝试中，我始终隐约觉得自己是一个希望把别人拉出沼泽而自己却同样站在泥塘里的人。我每次用力，都会感觉到脚下的土壤是不结实的。我感到我自己也站在沼泽里，但这种意识当时并没有使我俯身看一看脚下，去认清我是站在什么东西之上。我一味追求用外部手段去纠正那种处在我身外的恶。
当时我也觉得我的生活是不好的，不应该这样生活。但我并没有因为知道我的生活不好和不应该这样生活而得出那个最简单明了的结论，即应该改进自己的生活，生活得好一些。我得出的是一个奇怪的结论，即为了使我生活得好应该改造别人的生活。于是我动手去改造别人的生活。我生活在城里，希望改造生活在城里的人的生活。但我很快就确信，我怎么也做不到这一点。因此我开始思考城市生活和城市贫困的性质。
究竟什么是城市生活和城市贫困？我问自己：“为什么我生活在城里却无法帮助城里的穷人？”我回答自己说，我没有为他们做成任何事情首先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过多地集中在一个地方。其次是因为所有这些穷人都和农村的穷人完全不同。究竟为什么他们在这里人数那么多，他们区别于农村的穷人的特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同样的。他们在这里人数很多是因为所有在农村无以为生的人都到这里聚集在富人的周围，而他们的特点也就在于他们都是从农村到城市里来谋生的人（即使城里的穷人有一些是在这里生长的，有些人连祖祖辈辈都是在这里生长的，但这些祖祖辈辈同样是到这里来谋生的）。
在城里谋生究竟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仔细推敲一下，“在城里谋生”这几个字包含着某种奇怪的像是玩笑的意思。人们怎么会从农村，从那些有森林、有草地、有庄稼、有牲口的地方，从那些有着大地的全部财富的地方，到这样一个既没有树也没有草，甚至连泥土也没有，而仅仅只有石头和灰尘的地方来谋生呢？无论是被别人养活的人还是养活别人的人都经常把“在城里谋生”当做一句明明白白的话来使用，可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记得成千上万个城里人，有的日子过得不错，有的很穷。我问过他们为什么要来这里，大家无一例外地对我说，他们是从农村到这里来谋生的，说莫斯科人不种也不收，日子却过得很富，莫斯科什么东西都多，因此只要在莫斯科就能得到他们在农村为买粮食、房子、马匹和各种日用品必需有的钱了。可是要知道，只有农村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有那里才有真正的财富：庄稼、森林、马匹，等等。究竟为什么要到城里来获取农村有的东西呢？主要的是，为什么要把农村居民需要的东西——面粉、燕麦、牲口从农村运到城里来呢？
我有几百次同生活在城里的农民谈起过这事，从我和他们的谈话中，也从我的观察中，我明白了，农村居民向城市聚集部分是情势所迫，因为不这样做他们就无法维持生活，部分则是出于自愿，因为有各种城市的诱惑把他们吸引到城市里来。一个农民若为满足他在农村的各种需要，只得卖去他明知今后自己必需有的粮食和牲口，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不得不到城里去买回自己的口粮，这是理所当然的。同样理所当然的是，由于城里的金钱和奢侈生活比较容易得到，他向往城市，说是去城里谋生，他去那儿却是为了工作得轻松一些，吃得好一些，一天喝三遍茶，穿得神气点，甚至酗酒，放荡。这两种情况出于同一个原因：生产者的财富转到了非生产者的手里，并且聚集在城市里。事实上的确是这样，秋天一到，农村的一切财富都收上来了。可是立即提出课税、募兵和以赋代役的要求，立即出现伏特加酒、婚礼、节日和走乡串村的小商小贩等种种诱惑，因此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这些五花八门的财富，如绵羊、牛犊、母牛、马匹、猪、鸡、蛋、油、大麻、亚麻、黑麦、燕麦、荞麦、豌豆、苎麻籽和亚麻籽等，就都转到了外人的手里并且运往城镇，再从城镇运往首都。农村居民为了满足对他提出的种种要求和摆在他眼前的种种诱惑不得不交出这一切，而他交出自己的财富以后自己却不够用了，因此他必须到他的财富被运往的那个地方去，在那里一方面努力挣回为满足他在农村的第一需要必不可少的金钱，一方面自己也迷恋于城市的种种诱惑，就和别人一起共享聚集在那里的财富。
在俄国各地，并且我认为还不只是在一个俄国，而是在世界各地都发生着同样的情况。乡村生产者的财富转到商人、地主、官吏、工厂主的手中，而获得这些财富的人又希望享用它们。他们只有在城里才能充分享用这些财富。在农村，首先，因为居民分散，富人的各种需求很难得到满足，那里没有五花八门的工场、店铺、银行、饭馆、剧院和社会娱乐设施。其次，财富所能带来的一种主要的快乐——虚荣心，即压倒和胜过别人的愿望，又因为居民分散而很难在农村得到满足。在农村，没有几个人懂得奢侈品的价值，没有人会感到吃惊。一个农村居民无论给自己添置怎样的室内装饰、图画和青铜器，无论他买了怎样的轻便马车和服饰行头，庄稼汉们对此一窍不通。再次，在农村奢侈对于一个有良心的知道惧怕的人来说甚至是令人不愉快和十分危险的。在农村，当你身边就有孩子喝不上牛奶的时候，用牛奶洗澡或拿牛奶喂小狗是令人难堪的和可怕的，在那些住着墙脚堆满畜粪而又没有木柴生火的茅屋的人中间修建陈列室和花园也是令人难堪的和可怕的。在农村，谁都无法使愚蠢的农夫遵守秩序，他们会因为没有教养而把这一切全部毁坏。
因此富人都聚集到一处，加入城里那些有着同样需求的同样的富人的行列，一切奢侈趣味的满足在城里得到大量警察的精心保护。根子最老的城市居民是国家官吏，各行各业的工匠和手艺人早已在他们的周围安家落户，现在富人也加入其中。在那里，一个富人只要转转念头就会得到一切。在那里，一个富人之所以可以生活得更愉快，还因为他能在那里满足虚荣心，能有人和他比阔，有人为他惊讶，有人被他压倒。而主要的是，一个富人之所以能在城里生活得更好，还因为以前他在农村为自己的奢侈觉得难堪和可怕，现在却反过来了，不过奢侈的生活，不和他周围的同龄人生活得一样，对他来说成了难堪的了。以前在农村显得难堪和可怕的东西，现在在他看来恰是应该的东西。富人聚集在城里，并且处在政权的保护之下，无忧无虑地消费着从农村运来的一切。而农村居民，部分地出于无奈，来到这个有钱人过着无休止的节日和消费着从他手里拿走的东西的地方，以便吃一些从富人饭桌上掉下的残屑，部分地却是因为看见富人的这种无忧无虑、豪华奢侈、为众人称赞而备受保护的生活，他们自愿地也想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这样，以便较少地干活和较多地享受他人的劳动。
因此他一心想到城里来，在富人周围落脚，千方百计从他们手中捞回他所必需的东西，同时又屈服于富人给他设下的种种条件。他协助富人去满足他们的一切奇欲异想。他在澡堂和饭馆里伺候富人，给他当车夫，当妓女，为他制作马车、玩具、时装，渐渐学会富人的生活方式，也像那个富人一样，不通过劳动，而通过各种巧妙办法，从另一些人手里捞到他们搜刮来的财富，于是腐化，死亡。这种被城市的财富腐化了的居民，正是那些我希望帮助却无法帮助的城市贫民。
说真的，只要好好想想这些到城里来挣钱买粮或缴税的农村居民的处境，想想他们看见周围到处是成百成千的卢布被人疯狂地挥霍掉又轻而易举地弄到手，而他们自己为挣几个戈比必须付出最繁重的劳动，就会奇怪他们中间怎么还有一些人仍在做工，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做生意、贩牲口、行乞、卖淫、诈骗，甚至抢劫，用这些比较轻松的办法去捞钱。要知道，只有我们这些城市里的无休止的酒神节的参加者才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觉得一个人住五个大房间，用足够二十户人家烧饭取暖的桦木劈柴来生壁炉，套两匹大走马带两个车夫走半俄里[12]路，在镶木地板上铺地毯，出手花个五千或一万，我说的还不是办舞会，为新年晚会再花它个两万五千，如此等等，都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一个必需有十个卢布给家里买粮食，或者为七卢布的赋税让人夺走最后一头绵羊，而他就是拼死拼活也挣不到这七个卢布的人却不可能对此习以为常。我们以为这一切在穷人看来是十分自然的，甚至有些天真的人还认真地说，穷人因为我们用奢侈养活了他们而非常感激我们。可是穷人并不因为他们穷就丧失了人的理性，他们判断起事物来和我们完全一样。当我们听说某人赌输或者糟踏了一两万卢布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总是，这个白白糟踏了这么多钱的人多么愚蠢可恶，要是我的话，我就用这笔钱去建造我早就需要的房子或者改善我经营的事业等等。穷人的判断同样是这样，看着眼前那些被人们疯狂地挥霍掉的财富，他们更加坚定地作出这样的判断，因为他们不是需要这些金钱来想入非非，而是需要用来满足他们经常缺乏的迫切需要。我们若是以为穷人一方面这样判断，同时却会漠不关心地看待他们周围的奢侈豪华，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他们从不承认也绝不会承认一些人经常过节而另一些人经常持斋和做工是公平合理的。他们起初为这种现象感到惊奇和委屈，后来渐渐看惯了，又因为这种秩序得到法律的承认，他们就努力使自己脱离工作，也去过节。一些人成功了，他们也变成同样的永远在狂饮的人。另一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悄悄走近这个地位。第三种人未达目的就栽了跟头，可又失去了做工的习惯，就挤在一家家妓院和夜店里。
前年我们从乡下带出来一个农家小伙子，让他在餐厅做杂务。他不知为什么和听差相处不好，我们就把他解雇了。他去到一个商人家，讨得了主人的欢心，现在已穿上挂着表链的背心和阔气的靴子。我们找了另一个有妻室的农民顶替他，可这个人成了酒鬼，还丢了钱。我们又找了第三个，也喝上了酒，喝光了自己的一切，在夜店里过了很长时间的苦日子。一个老厨子在城里成了酒鬼，生了病。一个以前酒喝得很厉害、后来在农村坚持戒了五年酒的仆人，由于在莫斯科没有妻子从旁支持，去年又喝上了酒，并毁了自己的一生。一个从我们乡下来的小伙子在我哥哥的餐厅里打杂。他的祖父是个瞎子，我在乡下的时候来找过我，求我去羞臊他的孙子，让他寄十个卢布给家里去缴税，否则家里就得卖母牛了。“他总是说，得穿得体面，”老人说，“这不，都缝了靴子啦，缝了倒也罢，可他还想干什么，买表还是怎么的？”老人用这几句话来表示一种他所能作出的最不可思议的假设。这个假设的确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老人整个斋期滴油未沾，知道他因为凑不足一卢布二十戈比而拿不到分给他的劈柴的话。可是老人这句不可思议的笑话却成了事实。小伙子来见我时穿着精致的黑呢子大衣，脚蹬一双他用八个卢布买的靴子。前几天他从我哥哥手里拿到十卢布，就把钱花在靴子上了。我的孩子们自幼就认识这小伙子，他们告诉我说，他真的认为必需添置一只表了。他是个非常善良的小伙子，但他认为他没有表会遭人讥笑，因此需要有表。今年有个女仆，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和我们家的车夫发生了关系。她被解雇了。老保姆听我说起这不幸的女人，就对我提起了另一个我已经忘了的姑娘。十年以前我们在莫斯科小住的时候，她和一个仆人发生了关系。她也被解雇了，在妓院里了结了一生，没到二十岁就染上梅毒，死在医院里。我们只要向自己周围看看，且不说那些也是为我们的奢侈服务的工厂，单是看看我们通过自己在城里的奢侈生活直接散布到那些我们后来想去帮助的人们中间的传染病，我们都会胆战心惊。
因此，仔细推究了我对之无能为力的城市贫困的性质之后，我看到这种贫困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夺走了农村居民的必需品并把这一切运到了城里。第二个原因是当我在这里，在城里享用我在农村搜刮来的东西时，我用自己的穷奢极侈诱惑并且腐化了那些为了设法取回他们在农村被夺走的东西而跟着我来到这里的农村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