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也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当我回忆起我在这段期间和城市贫民的关系时，我看到我无法帮助城市贫民的原因之一在于穷人们对我不诚实，不说真话。他们总是不把我看做一个人，而是看做一种手段。我无法和他们接近。当时我想，也许是我不善于和他们接近。但是听不到真话是不可能进行帮助的。怎么去帮助一个不说出自己全部情况的人呢？起初我为这一点责怪他们（责怪他人——这太自然了），但后来有一位了不起的人，即当时正在我家做客的休塔耶夫的一席话为我释清了疑团，使我看到了我为什么会失败。我记得，休塔耶夫的那番话当时就对我震动很大，但那番话的全部意义我是后来才领会到。那时我正在自我陶醉的兴头上。我在妹妹家里做客，休塔耶夫正好也在。妹妹问起了我的事，我就对她说开了。正像人们在不相信自己的事业时常有的情形那样，我津津有味、兴致勃勃、滔滔不绝地对她说了我正在做的事和可能产生的结果。我什么都说到了：我们将如何全面关心莫斯科的贫穷状况，如何收养孤儿和老人，把在这里陷入贫困的农村居民送出莫斯科，如何使堕落的人更容易改邪归正，只要这事进行得顺利，莫斯科没有一个人会得不到帮助。妹妹对我十分赞成，我们谈得很投机。在谈话当中我不时看看休塔耶夫。我知道他过着基督徒的生活，看重仁慈，希望能得到他的同情，便尽量把话说得能让他听懂。我虽然在对妹妹说话，可这些话多半是说给他听的。他穿一件光板的黑皮子短袄，就像所有的庄稼人一样，无论室内室外都穿着它，一动不动地坐着，仿佛不是在听我们说话，而是在想自己的事情。他那对小眼睛并不发亮，像是注视着自己的内心。我说够了以后，就问他对这事是怎么想的。
“都是空的。”他说。
“为什么？”
“你们的整个想法都是空的，一点好处也不会有。”他肯定地又说了一遍。
“怎么不会有好处？如果我们帮助几千个，哪怕几百个不幸的人，怎么是空的呢？难道《福音书》上说给没有衣裳的人衣裳，给饥饿的人饭吃不好吗？”
“我知道，我知道，可你们做的不是那回事。难道可以这样帮助人？你在走路，有个人向你要二十个戈比，你给了他。难道这是施舍？你得在精神上施舍，得教他。可你这是给了他什么？那只不过表示‘别缠着我’罢了。”
“不对，我们并不这样干。我们想先了解他们的需要，然后再出钱财办实事帮助他们。我们还为他们找工作。”
“你们像这样为他们做事一件也做不成。”
“那么就让他们去饿死冻死？”
“为什么要让他们死？难道这样的人很多吗？”
“什么，是不是很多？”我说。心想他把这事看得那么容易是因为他不知道这种人的数量多么巨大。
“你知不知道？”我说，“在莫斯科这种挨饿受冻的人我想总有两万。还有彼得堡和别的城市呢？”
他笑了笑。
“两万！可光是我们一个俄罗斯就有多少庄户人家？总有一百万吧？”
“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的眼睛开始放光了，人也变得精神起来。“我们可以把他们分头领回家。我虽不富，可马上就能领两个。你不是也领了一个小孩到你的厨房去干活吗？我曾经叫他上我那儿去，他不去。就是再多十倍，我们也能把他们全都领回家。你会领，我也会领。我们可以一块儿去干活，他会看见我怎样干活，学会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可以坐在同一张桌上吃饭，他可以听见我说的话，你说的话。这才是施舍，而你们那个团体尽干没用的事。”
这一席简单的话语使我十分震惊，我不可能不意识到它是对的。可我当时却以为，虽然这话很有道理，我所发起的事也许毕竟是有益的。然而我越往下干，我和穷人接触得越多，我却越来越频繁地回忆起这番话来，它对我的意义也变得越来越重大了。
的确，如果我穿的是贵重的裘皮大衣，或者我骑的是自己的高头大马，或者那缺靴子穿的人看见我的住宅值两千卢布，哪怕看见的仅仅是我只因心血来潮就慷慨地送给别人五个卢布，那他就会知道，我这样给钱仅仅是因为我弄到了很多的钱，多得花都花不光，而那些多余的钱我不但什么人也不给，而且还很容易从别人那里夺到手。他若不把我看成占有了本应属于他的东西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还会把我看成什么？他除了希望从我手里尽可能多捞回一些从他和别人手里夺走的卢布，还能对我有什么别的感情？我想和他接近，我抱怨他不坦率。可我却担心坐他的床会沾上虱子，染上疾病，害怕让他走进我的房间，而他衣着单薄地来到我家时，能等在前厅就算不错了，弄不好还得等在穿堂里。然而我说我无法和他接近是他的错，我说他不坦率。
哪怕是个最狠心的人，让他坐在一些经常吃不饱肚子或者正在吃一个黑面包的人中间吃一顿五道菜的饭试试看。谁都不会有心思吃这顿饭，看着那些饿汉在自己周围淌口水。可是为了在吃不饱肚子的人中间也能吃得香，首先必须躲着他们，吃得让他们看不见。我们做的正是这样的事，首先是这样的事。
于是我对我们的生活做了更加简单的观察，并且看到我们难以接近穷人不是偶然的，我们是蓄意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使我们很难和他们接近。
不但如此，当我从旁观察了我们的生活，即富人的生活之后，我还看出，在这种生活中被认为是福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尽可能远地和穷人隔开，至少也是和这个目的紧紧相连的。事实上我们在这种富裕生活的一切方面，从吃饭、穿衣、居住、清洁直到我们的教育，都是力图达到把我们自己和穷人分开这个主要目的。为了树立这样的区别，为了用一道道穿不透的大墙把我们自己和穷人隔离开来，少说也花费了我们的十分之九的财富。
一个发了财的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再用一个碗吃饭了，他置办起整套餐具，把自己同厨房和仆役们隔开。他把仆役们也喂得饱饱的，免得他们把口涎流到他的美食上。他一个人吃饭。而一个人吃饭又乏味得很，因此他想到为了改善饮食可以美化餐桌。于是用餐（吃饭）的方式对他来说就成了一件可以引以为荣和值得骄傲的事，用餐成了他把自己和别人分隔开来的手段。对富人来说，把穷人请到桌上吃饭是不可思议的。要会请太太入席、行礼、就座、进食、漱口，只有富人才会做这些事。
穿衣也是这样。假如富人穿的是只能蔽体御寒的普通衣服，如短皮袄、毛皮大衣、毡靴、皮靴、上装、长裤、衬衫，他就只需要很少的东西，他就不会买了两件毛皮大衣而不送一件给一件大衣也没有的人。可富人所以是富人，正因为他给自己订制的服装全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都只适合于个别的场合，因此对穷人是没有用的。他有许多燕尾服、背心、西装上衣、漆皮靴、斗篷、法式后跟的皮鞋、为了时髦而剪裁成几个小块的连衣裙、猎装、旅行装和诸如此类的东西，它们都只在与贫穷毫不相干的生活中才派得上用场。于是穿衣也变成了把自己和穷人区分开来的手段。所谓时髦正是一种区分富人和穷人的东西。
居住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更为明显。一个人要住十个房间，就得不让那些十个人住一个房间的人看见。人越是富有，就越是难见着他，站在他和穷人之间的看门人就越是多，也越是不可能请穷人踩着地毯进去坐他的缎面圈椅。
交通方式也一样。一个赶一辆大车或雪橇的庄稼汉，除非他的心非常狠，不会不让步行者搭乘，只要有空位子并且有可能这样做的话。但一辆轻便马车越是阔气，让人搭乘它的可能性就越小。人们甚至干脆说，最阔气的轻便马车也是最自私的。
用“清洁”一词加以表示的那整整一套生活方式同样如此。
清洁！谁不知道那些把这清洁看做最高美德的人，尤其是女人？谁不知道当这清洁通过他人的劳动得到的时候有着千奇百怪的花样？为了养成仅仅证明“白手爱白食”这条谚语的讲究清洁的习惯，发了财的人谁没有亲身体验到他在这上面费了多大的气力？今天的清洁是每天换一件衬衣，明天就是每天换两次了。今天是每天洗脖子、洗手，明天就是每天洗脚，后天就是每天洗全身，而且还得涂上特制的香膏。今天是一块台布用两天，明天就是每天用一块，接下去是一天用两块。今天要仆人把手洗干净，明天他就得戴上手套，然后就得戴着清洁的手套递上放在清洁的托盘里的信。这个清洁除了用来把自己和别人分隔开来并且使得和他们的交往失去可能性之外，对任何人和任何事情都是没有用的，当这个清洁是通过他人劳动得来的时候，它是没有止境的。
不但如此，当我深入思考了这一切的时候，我还确信一般称之为教养的东西也是同样。语言是不会骗人的，它总是使名副其实。人民称做教养的是时髦的衣着、得体的谈吐、干净的两手、一定程度的清洁。他们说起这种人和说起别人不同，称之为有教养的人。稍高一些的圈子里的人称做教养的东西和人民称做教养的东西一样，但对教养的条件还附加上弹钢琴，懂法语，用俄文书写时不犯缀词法的错误，外表达到更高程度的清洁。在更高一级的圈子里，人们称之为教养的是所有这些东西再加上英语、高等学府的文凭和更为高级的清洁。但无论第一种、第二种还是第三种教养，实质上都是同一个东西。教养就是一些应把一个人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形式和知识。其目的也和清洁的目的一样，是把自己和贫穷的人群隔开，免得那些忍饥挨冻的人看见我们怎样过节。然而躲是不行的，他们是看得见的。
因此我确信，我们这些富人不可能帮助城市贫民的原因还在于不可能和他们接近，而不可能和他们接近又是我们用自己的全部生活和我们那些财富的各种用途造成的。我确信，在我们这些富人和穷人之间有一堵我们建造起来的大墙，一堵用我们的财富筑成的清洁和教养的大墙，为了能够帮助穷人，我们首先应该推倒这堵墙，去做使休塔耶夫的办法——分头把穷人领回自己家去——有可能行得通的事。
我从这另一个方面得出的结论，和我在思考城市贫困的原因时得到的结论完全一样，即原因在于我们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