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从第三个方面，亦即纯粹个人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在我从事慈善活动期间特别令我震惊的那些现象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我久久未能找到解释的现象。事情是这样的。每次我在街上或者家里给穷人几个小钱，却不跟他谈话，我都会看见或者以为我看见穷人的脸上露出了快乐和感激的表情，于是我自己也因这种行善方式感到愉快。我看见我做了一个人希望和期待我做的事。但我如果停下来和穷人谈话，同情地询问他过去和现在的生活，或多或少地深入他的生活细节，我就会觉得给他三个戈比或二十个戈比是不行的，我就会在钱包里把钱一个个地捏来捏去，犹疑着不知道给他多少钱才好，我总是给得多一些，也总是看见穷人心怀不满地从我身边走开。而我如果和穷人接触得更多一些，我为该给多少钱而产生的犹疑就会变得更大，并且无论我给了多少钱，穷人总是显得更加不高兴，更加不满。照一般的常规结果总是这样，如果我在接近了一个穷人之后给了他三卢布或者更多，我就总是会在这穷人脸上看见阴沉不满，甚至是愤恨的表情。他常常拿过十个卢布转身就走，甚至不说一声谢谢，就像是我欺负了他似的。在这种场合，我总是觉得很难堪，很羞愧，我总是感到是自己的错。而我如果成年累月地关心着一个穷人，帮助他，把我的看法说给他听，和他接近的话，那么我和他的关系就会变成受罪，我就会看见穷人蔑视我。而我觉得他是对的。
如果我在街上走，他也站在这条街上，把我看做其他步行和坐车的过路人中的一个向我讨三个戈比，我就给他三个戈比的话，那么我对于他来说是个过路人，一个善良的好心的过路人，就像一个没有衣服穿的人需要一根线去缝衬衣，而我就是那个给了他这根线的人。他并不期望比一根线更多的任何东西，只要我给他一根线，他就会真诚地为我祝福。但我如果停在他身边，像对一个人那样和他谈一会儿话，对他表示出我想成为一个比过路人更好的人，如果他就像常有的情形那样对我哭诉起自己的苦恼的话，那他就已经不是把我看成一个过路人，而是一个我希望他把我看成的那种人——一个善人了。如果我是一个善人，那么我的善良就不能止于二十戈比，甚至十卢布，一百卢布。假定我给过他很多钱，我给他修齐了边幅，给他穿上了衣服，使他自立，让他不靠外人的帮助也能生活，但他由于某种缘故，由于不走运或由于他的弱点和恶习，失去了我给他的大衣、内衣、金钱，重又忍饥挨冻，并且又来找我了，我凭什么拒绝他呢？如果他有二十次喝酒喝光了你给他的一切，重又忍饥挨冻，如果你是一个善人的话，你不可能不再给他，不可能从此再也不给他，只要你有的东西比他多的话。如果你退缩了，那你就以此表明无论你做过什么事，都不是因为你是个善人，而是因为你希望在人们面前和在他面前显得像个善人才那样做的。
正是在这种场合，遇到这些我不得不望而却步的人，停止给他们钱并因此弃绝了善的时候，我体验到了一种令人万分难受的羞愧。
这种羞愧是什么呢？正是我在利亚平夜店，那以前和以后在农村给穷人金钱和其他东西的时候，以及访问城市贫民当中我体验到的那种羞愧。
不久前我又一次体验到了这种羞愧，那件事生动地提醒了我，使我弄清了我在给穷人金钱时体验到的那种羞愧的原因。
这事发生在农村。我需要拿二十戈比施给一个香客。我打发儿子随便找个人借一下。他给香客拿来了二十戈比，告诉我说是向厨子借来的。过几天又来了一些香客，我又需要二十戈比的钱了。我有一个卢布，又记起还欠厨子的钱，就走到厨房里去，希望厨子那儿还会有零钱。我说：“我拿过您的二十戈比，这里是一个卢布。”我还没把话说完，厨子就把妻子从另一个房间叫了出来。“帕拉莎，拿着，”他说。我以为她明白了我想做的事，就把一卢布给了她。应该说明一下，这厨子已在我们家一个星期，他的妻子我见过，但从没有和她说过话。我刚想对她说让她把零钱找给我，她就很快地俯在我的手上想去亲它，显然以为我把这个卢布送给她了。我含糊地说了些什么就走出了厨房。我觉得很羞愧，好久没有过这样令我痛苦的羞愧感了。我尴尬得要命，觉得自己出了洋相。我从厨房跑出来的时候，羞愧得都发出了呻吟。这番似乎是毫无由来的出乎意外的羞愧使我十分震惊，特别是因为我很久没有这样羞愧过了，也因为作为一个老人，我的生活在我看来已不应该产生这样的羞愧了。这件事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把它说给家里人听，说给熟人们听，他们全都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也体验过同样的情形。于是我想：究竟为什么我要羞愧？以前我在莫斯科遇到的另一件事为我回答了这个问题。
我好好想了想那件事，就弄清了我因厨子的妻子感到的这番羞愧，以及所有那些我在莫斯科行善时曾经体验到并且现在当我给别人东西时仍旧经常体验到的羞耻感的原因。给乞丐和香客的小施小舍自当别论，那是我习以为常的事，我认为那不是行善，而是为了体面——礼貌。要是有人向你要火，如果你有的话，就应该为他划一根火柴。要是有人要三个戈比或二十个戈比或者甚至是几个卢布，如果你有的话，就应该把钱给他。这是礼貌，而不是慈善。
那件事是这样的：我说过，三年前我和两个农民一起锯木柴。有一次，在星期六傍晚，黄昏的时候，我和他们一起步行进城。他们是去向东家要工钱的。我们走到多罗戈米洛夫桥时，遇见了一个老头。他向我们要钱，我就给了他二十戈比。我给了钱，心想我的施舍应该对谢苗产生好影响，我和他常谈宗教方面的事。谢苗就是那个弗拉基米尔省的农民，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在莫斯科。这时他停下脚步，也挽起长衣的下摆掏出小钱包，在小钱包里搜索了一会儿，取出一枚三戈比的硬币给了老头，要他找回两个戈比。
老头让他看了手上的两枚三戈比和一枚一戈比的硬币。谢苗看了看，想取回一个戈比，随即又改变了主意，摘下帽子画了个十字就走了，把三个戈比留给了老头。我是知道谢苗的全部财产情况的。他没有房子，没有任何财产。在施舍了三个戈比的那天，他挣到六卢布五十戈比。因此，六卢布五十戈比是他的全部积蓄。我的积蓄大约在六十万上下。我有妻子儿女，谢苗也有妻子儿女。他比我年轻，他的孩子也比我少。但他的孩子年龄还小，我却有两个已经到了可以做工的年龄，因此我们的地位除了积蓄之外是相当的。也许，我的地位甚至更有利一些。他给了三戈比，我给了二十戈比。而他给的是什么，我给的又是什么呢？我应该给出多少才能做得和谢苗一样呢？他有六百个戈比，他给了其中的一个，接着又给了两个。我有六十万卢布。若要拿出谢苗拿出的数量，我就应该拿出三千卢布，要回两千卢布的找钱，假如没有找钱，就把这两千也留给老头，画个十字继续往前走，若无其事地谈工厂里的人怎么生活，斯摩棱斯克市场的猪肝卖什么价。当时我也想到过这一点，但事情过后很久我才从中得出了那个它必然产生的结论。这个结论显得那么不寻常，那么奇怪，以至它虽然在数学上是不可置疑的，要适应它还需要时间。我总觉得这里面好像一定有一个误会，可是误会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们一直赖以生活的多得数不清的谬误。
正是这个结论，当我得出它并且承认它不可置疑的时候，对我解释了我为什么会在厨子的妻子面前以及在所有我曾经给过钱并且如今还要给钱的穷人面前感到羞愧的原因。
说真的，我给穷人的钱和厨子的妻子以为是我给她的钱究竟是什么呢？在多数情况下，这是我那些对谢苗和厨子的妻子来说甚至不可能用数字来表达的金钱的一个部分——多半是或者大约是百万分之一。我给得那么少，以至于我给的钱对我来说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损失。它只是我心血来潮的时候用以消遣的一种娱乐。厨子的妻子正是这样理解我的。既然我给从街上走来的人一卢布或二十戈比，为什么我就不能也给她一卢布呢？对厨子的妻子来说，这样的散发金钱和老爷们把蜜糖饼抛给人们是一回事。这是那些有很多混账钱的人的消遣。我所以觉得羞愧，正是因为厨子的妻子的误会使我一下子看到了她和所有不富裕的人一定会对我抱有的那种看法：“他扔的是混账钱，也就是说，不是辛苦钱。”
说真的，我有的是些什么钱，又是从哪儿得来的呢？这些钱一部分是我从父亲留给我的土地上收到的。庄稼人为把这些钱交给我而卖去了最后一头绵羊和母牛。我这些钱的另一部分是我写文章写书得到的。如果我的书有害的话，那么我就仅仅把人们买我的书这件事变成了一种罪恶的诱惑，我用这些书挣到的钱就是些黑心钱。如果我的书于人有益，那么结果就更糟。我不把这些书送给别人，而是说：给我十七个卢布，那我就把这些书给你们。就像庄稼人在那边卖他的最后一头绵羊一样，我这里是穷大学生、穷教员和各种穷人为了给我这些钱而失去了自己需要的东西。我就这样拿到许多这样的钱，我用它们做些什么了呢？我把这些钱带进城里，只在穷人满足我那些异想天开的愿望，到城里来给我打扫人行道、擦灯、擦靴子，为我在各种工厂里做工的时候我才给他们一些钱。为了这些钱，我还要在我能做到的每一件事上和他们斤斤计较，也就是说，我设法尽可能少地给他们钱，尽可能多地拿他们的钱。可是突然之间，我完全出人意外地开始像这样简直是平白无故地把这些钱送给这些穷人——不是全体，而是我心血来潮时想到的那些人。每个穷人都不可能不期待着今天或者会有幸成为得到我用以消遣取乐而分发的混账钱的人中的一个。他们全都是这样看我的，厨子的妻子也是这样看我的。
而我居然会糊涂到那样的地步，竟把用一只手从穷人那里夺来成千上万卢布而另一只手扔给随意想到的人几个戈比称做善事。自然我要觉得羞愧了。
是的，在行善之前，我自己应该首先处在恶的外面，处在那些能够不再作恶的条件之中。而我的全部生活却都是恶。我就是给人十万，还不能站到那个能够行善的地位上，因为我还会剩下五十万。只有当我变得一无所有的时候，我才能做哪怕很小的一件善事，哪怕是那一个妓女把一个病妇和她的孩子照料了三天时所做到的那种事。可我却以为这事微不足道！我还有胆量想到善事！我在利亚平夜店看见那些又饿又冷的人时第一次体验到的东西。正是这样一个道理：我对这种情况是有罪的，像我这样生活是不应该的，一千个不应该，一万个不应该——唯有这一点才是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