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好不容易才意识到了这一点。而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对我曾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谬误感到害怕了。我站在齐耳深的泥塘里，却想把别人拖出这个泥塘。
实际上我想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想为别人做好事，想使人不再受冻挨饿，使人能够生活得像人所应该的那样。
我想做的是这件事，可我看到由于种种我也参加了的暴力、勒索和形形色色的诡计，劳动人民的必需品正在遭到掠夺，而包括我在内的不劳动的人却绰绰有余地享受着别人的劳动。
我看到这种对他人劳动的享受又是这样分配的：一个人或者给他留下遗产的那个人使用的诡计越是狡猾复杂，他对别人的劳动就享受得越多，自己从事的劳动也越少。
走在最前面的是施蒂格利茨、杰尔维兹、莫罗佐夫、杰米多夫和尤苏波夫家族[13]，然后是那些大银行家、大商人、大地主、大官僚。然后是中等的银行家、商人、官吏、地主，我也属于这种人。然后是下层的人，即非常小的商人、酒店老板、高利贷者、警长、巡官、教师、诵经士、店掌柜。然后是扫院工、听差、私人马车夫、运水夫、出租马车夫、货郎。最后才是做工的人，即工厂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人数和第一种人相比是十比一。我看到，十分之九的做工的人生活本来就紧张辛苦，如同任何自然的生活一样，可是夺走这些人的必需品并使他们陷入艰难困苦之中的种种诡计又把这种生活变得一年比一年更辛苦，更贫困；而我们这些不做工的人的生活，由于以此为目的的科学和艺术的合作，却变得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诱人，更有保障。我看到，在我们的时代，一个做工的人的生活，特别是属于做工人口的老人、妇女和儿童的生活，因为劳动强度不断增加而又缺乏与之相称的营养，简直就是在毁灭之中。这种生活连自己的第一需要都得不到保障；而与此同时，在我所属的那个不做工的阶层，生活却一年比一年更阔绰，更奢侈，更有保障，最后对这个阶层的连我在内的幸运儿来说，生活已经达到古人只在童话故事里幻想过的那种境地，我们成了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的主人，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达到那样一种地位，一个人不但完全不受维持生存的劳动法则的约束，而且还有可能不经过劳动就坐享生活的一切福利，并把这个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传给自己的子孙或随便想到的某个人。我看到，人们的劳动产品正越来越多地从劳动大众的手里转到非劳动者的手里。社会结构的金字塔仿佛正在改造，要使基石移往顶端，并且这种移动正以一种几何级数的速度不断加快。我看到，假如蚂蚁社会丧失了对共同法则的感觉，假如蚁冢底部的一些蚂蚁开始把劳动产品往蚁冢顶上拉，使得底部越来越小而顶部越来越大，从而迫使其它蚂蚁也纷纷从底部向顶端挤去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就和我们眼前的情形十分相像。我看到，人们追求的已经不是劳动生活，而是装有一枚用不尽的卢布的钱袋。包括我在内的富人正用各种各样的诡计谋取这个用不尽的卢布，为了享用这个卢布我们纷纷搬到城市里，搬到这个一无出产但却吞噬着一切的地方。为了使富人拥有这个用不尽的卢布而被抢得精光的穷劳动者也跟着他们进城，也竞相玩弄诡计，或者给自己谋一个能够少干活多享受，从而进一步加重劳动人民负担的位置，或者还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就毁了，加入那个正异常迅速地增长着的饥寒交迫的流浪汉的行列。
我属于那样一种人，他们用种种诡计掠夺着劳动人民的必需品，用这些诡计给自己弄到了那个不断诱惑着这些不幸者的有魔力的用不尽的卢布。我想帮助人们，因此很清楚，首先我应该一方面不去掠夺他们，而我正是在掠夺他们；另一方面不去诱惑他们，可我却用些最复杂、最狡猾、最恶毒的世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诡计给我自己弄到了一个用不尽的卢布的所有者的地位，也就是说，我能够自己从来不干一点活却迫使成千上万的人为我干活。这就是我在做的事。可我自以为我怜悯人，想帮助他们。我骑在一个人的脖子上，压垮了他，还要求他驮着我走。我并没有从他身上爬下来，却要使自己和别人相信我非常怜悯他，想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唯独不用从他身上爬下来这一手段去减轻他的负担。
这个道理本来十分简单。既然我想帮助穷人，也就是说使穷人不再贫穷，我就不应该制造这样的穷人。可是我凭自己的选择给一些迷失了生活道路的穷人几个卢布，几十个卢布或几百个卢布，而为了这些卢布我又从那些尚未迷失道路的人手中夺取几千个卢布，从而使他们变得贫穷，甚至还使他们腐化。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不讲一点价钱不留半点余地为自己的地位辩护，充分地理解它，对我来说却是太难了。不过只要我承认了自己的罪责，一切原来显得奇怪、复杂、模糊、难解的东西，就全都变得十分简单明白了。最主要的是，从这个解释中引出的我的生活道路不再像以前那样混乱，难解，令人痛苦，而是变得简单，明确，令人愉快了。
我，一个想帮助别人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想帮助别人，可我，晚上点着四根蜡烛玩文特牌，一直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浑身乏力，娇弱不堪，自己还要几百个人的帮助和伺候，现在却去帮助别人——帮助谁呢？帮助那些五点钟起床，睡的是木板，吃的是白菜和面包，会耕地、割草、安斧子、削木头、套大车和缝衣服的人，那些在体力、耐力、技能和自制力上都比我强一百倍的人，我要来帮助他们了！在和这些人交往时，我能体验到的除了羞愧还有什么呢？他们中间最弱的人——酒鬼，勒然诺夫公馆的房客，那种他们称做懒汉的人，也要比我勤劳一百倍。他拿别人的东西和给别人的东西所构成的比例关系，这样说吧，他的出入对照，要比我的出入对照好一千倍，如果我算一下我拿别人的是什么而给别人的又是什么的话。
我要去帮助的正是这些人。我要去帮助可怜的人。谁是可怜的人呢？没有比我更可怜的人了。要知道我是个四肢无力的不中用的寄生虫，只能在一些最特殊的条件下生存，在千万个人为维持这个谁也不需要的生命而劳动的时候才能生存。可我，一条吞食树叶的蚜虫，却想有助于这棵树的生长和健康，想为它治病。
我的一生都是这样度过的：吃，说，听；吃，写或者读（也就是说或者听）；吃，玩，吃，又是说和听，吃，又是睡觉，天天如此，别的什么事都做不了也不会做。为了使我能够这样做，就需要扫院工、庄稼汉、厨娘、厨师、听差、车夫、洗衣女工从早到晚地干活，且不说为使这些车夫、厨师、听差等等能有他们用来为我干活的工具和对象，如斧子、木桶、刷子、碗碟、家具、玻璃、蜂蜡、鞋油、煤油、干草、木柴、牛肉，还需要其他许多人来干活。所有这些人为了使我能够说话，吃饭和睡觉，整天整天不断地干着繁重的活儿。可我，一个虚弱不堪的人，却自以为能帮助别人，而且恰恰是帮助这些养活我的人。
令人吃惊的不是我没有帮成任何人因而感到羞愧，令人吃惊的是我居然会产生这种荒诞的念头。那女人服侍一个患病的老头，帮助了他；那位主妇把从自己的土地上挣来的面包切下一大块，帮助了乞丐；谢苗施舍了自己挣来的三个戈比，他也帮助了乞丐，因为这三个戈比真正代表着他的劳动。但我没有服侍过任何人，没有为任何人干过活，并且清楚地知道我的金钱是不代表我的劳动的。
因此我觉得，在金钱上，正是在金钱上，在对金钱的占有上存在着某种丑恶的、不道德的东西，而这金钱以及我有金钱这件事，正是我在自己面前看见的那些罪恶的主要原因之一，于是我问自己：什么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