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奴役另一个人的根本原因仅仅在于一个人能够剥夺另一个人的生命,他只要牢牢抓住这个令人生畏的地位不放,就能强迫另一个人去执行他的意志。

可以完全肯定地说,只要存在着人奴役人的现象,即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按另一个人的意志做他所不愿意做的事,那么它的原因就只能是以剥夺他人生命的威胁作为基础的暴力。

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全部劳动给了别人,自己却不够吃,把年幼的孩子送去干重活,自己也离乡背井,一辈子从事自己憎恨,自己不需要的劳动,就像在我们眼前,在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生活在其中而被我们称为有教养的世界里发生的情形一样,那就一定可以说,他这样做仅仅是因为有人威胁他说,他不做就要他的命。因此,在我们这个大多数人虽然穷得要命却还做着自己憎恨,自己不需要的工作的有教养的世界里,大多数人正受到以剥夺生命的威胁为基础的奴役。

这奴役是怎么一回事?剥夺生命的威胁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古时候,奴役的方式和剥夺生命的威胁是明摆着的。那时奴役人的方式是一种原始的方式,即直接以刀剑杀人相威胁。手持武器的人对手无寸铁的人说:我可以杀死你,就像你看见我刚才杀死了你的兄弟一样,但我不想这样做,我可怜你,第一,因为对我来说杀你是不愉快的;第二,因为对你我来说,你为我做工比你被杀死更有利。所以,你去做我吩咐的一切事情吧!如果你拒绝,我就杀死你。于是手无寸铁者就对手持武器者俯首听命,去做手持武器者命令他做的一切事情。手无寸铁者做工,手持武器者威胁。这就是最早出现在各民族中间并且至今还能在一些原始民族那里遇到的人身奴隶制。这种奴役人的方式产生得最早,但是随着生活的复杂化,这种方式也在不断变形。在生活变得复杂的情况下,这种方式给强暴者带来了种种极大的不便。强者为了享用弱者的劳动,就必须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穿,也就是说维持他们的生命,使他们能够做工,而这就限制了被奴役者的人数。除此之外,这种方式还迫使强暴者经常不断地对被奴役者以杀头相威胁。于是产生了另一种奴役方式。

据《圣经》所载,这种比较方便和通用的新的奴役人的方式是在五千年前由俊美的约瑟发明的。[19]这种方式和近代人用来驯服悍马和动物园的野兽的方式一样。这种方式就是饥饿。

[…………]

以前,法老为了享用他人的劳动,必须用强力迫使人们来为他做工。而现在,当法老有了储备和土地的时候,他只需要花力气保存这些储备,他用饥饿就能迫使人们来为他做工。

土地完全掌握在法老的手里,储备(夺来的那一部分)也总是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他不再用刀剑把人一个个地赶来做工,而只消花些力气保存好储备。人们便不是被刀剑所奴役,而是被饥饿所奴役了。

在饥荒的年头,所有的人都可能因法老的意志饿死,而在无饥荒的年头,一切由于偶然的不幸没有储备粮食的人也可能饿死。

这样就渐渐形成了第二种奴役方式。它不是直接通过刀剑,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强者凭借杀人的威胁驱赶弱者来做工,而是通过强者用刀剑夺取储备并守护它们,从而迫使弱者为了糊口而卖身做工的方式来奴役人。

约瑟对挨饿的众人说:我能使你们饿死,因为我有粮食,但是我可怜你们,这仅仅是为了让你们为得到我能给你们的粮食而去做我所吩咐的一切。

要使用第一种奴役方式,强者所需要的仅仅是拥有一批武士,让他们经常在居民中巡视,用死亡的威胁逼迫居民执行强者的要求。要使用第一种方式,强暴者只需要和这批武士分赃。而在使用第二种方式的时候,强暴者除了需要用来守住土地和粮食储备不让饥民得到的武士之外,还必须有一种帮手,即大大小小的约瑟,粮食的管理人和发放者。强暴者必须和他们分赃,给约瑟锦缎衣裳、金戒指和女仆,给他的兄弟和亲属粮食和白银。此外,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暴力的参加者在这第二种方式之下不仅仅是主使人和他们的亲属,而且还包括一切拥有粮食储备的人。就像在使用基于野蛮暴力的第一种方式时暴力的参加者是一切拥有武器的人一样,在使用这种基于饥饿的方式时,一切拥有粮食储备的人都参加了暴力,并对没有粮食储备的人进行统治。对强暴者来说,这种方式比起第一种方式具有以下好处:其一,也是主要的一点,他已经没有必要用强力迫使做工的人来执行他的意志,劳工会自己送上门来卖身于他;其二,能逃脱他的暴力的人,数目变得更少了。对于强暴者不利的方面仅仅在于使用这种方式他就得和较多的人分赃。对受暴虐者来说,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受暴虐者可以受到较少的野蛮暴力,可以自由行事,总是能够希望,而有时在幸运的情况下也的确能够从受暴虐者转变成强暴者。对他们不利的方面则在于他们永远无法逃脱一定程度的暴力。奴役的这种新方式通常是和老方式一起使用的,强者往往根据不同程度的需要压缩一种方式和扩大另一种方式。但就是这种奴役方式也不能完全满足强者尽量多地夺取最大数量做工的人的劳动产品和尽量奴役更多的人的愿望,而且不适应日益复杂的生活条件。于是发明出又一种新的奴役方式。新的亦即第三种方式是贡赋的方式。这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一样,也建筑在饥饿之上,但在通过剥夺粮食来奴役人的手段上又增加了对他们的其他必需用品的剥夺。强者指定奴隶们交纳一定数量的货币,而这些货币在强者手里,要得到货币,奴隶们不但必须卖掉比约瑟过去指定的五分之一还要多的粮食储备,而且还须卖掉各种生活必需品:肉类、皮革、羊毛、衣服、燃料,甚至房子,因此强暴者总是能使奴隶们依从自己,不只是通过饥饿,而且通过干渴,通过寒冷,通过各种各样的剥夺。

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的第三种形式——金钱奴隶制。这种奴隶制在于强者可以对弱者说:我能对你们每个人为所欲为,就是说,我能直接用枪杀死每一个人。我能通过夺取你们赖以为生的土地来杀人,我能用你们必须交给我的货币买下你们赖以为生的所有粮食并把它卖给外人,随时随地都能把你们全都饿死。我能夺走你们的一切,夺走你们的牲口、住宅和衣服。但我这样做起来不方便也不愉快,因此,正如你们希望的那样,我让你们大家自己处置你们的工作和劳动产品。不过你们得交给我一定数量的货币,我或是按人头,或是按你们所占的土地,或是按你们的食物或饮料或衣服或房子的数量把对这些货币的要求分摊给你们。把这些货币交给我吧!你们彼此之间尽可以随意行事。但是要知道,无论是寡妇、孤儿、病人、老人还是遭受火灾的人,我都不会给予保护。我将保护的仅仅是这些货币的如数收回。谁能如数交给我规定的款项,谁才能在我面前无罪,也才能得到我的保护。而如何得到这些款项,对我来说全都一样。

强者只要发发这些货币,作为他的要求已经得到执行的收据。

[……]对强暴者来说,这种方式和第一种、第二种方式比起来有以下好处:

其一,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更方便和更多地夺取劳动产品,因为货币税就像螺丝钉,轻而易举地就能旋得极紧,只要下金蛋的母鸡不至送命就行。因此,无须像约瑟时代那样等什么荒年,而是永远可以制造荒年。

其二,使用了这种方式,暴力就可以遍及一切以前逃脱了暴力的没有土地的人们。他们以前只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来换取粮食,现在呢,除了用来换取粮食的那一部分劳动之外,他们还必须交出另一部分劳动给强暴者纳税。强暴者的不利则在于使用这种方式时他必须和更多的人分赃,不仅自己的直接帮手更多了,而且第一,通常出现在这第三种方式下的个体地主也更多了;第二,还得和拥有取自奴隶的货币的本民族甚至是外民族的一切人分赃。

受暴虐者的好处比起第二种方式来只有一个——他可以从强暴者那里得到更大的人身自由,想住在哪里就能住在哪里,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播种也行,不播种也行,无须报告自己的工作。只要有钱在手,他就能认为自己完全是自由的人,就能经常希望得到不但是独立者而且是强暴者的地位,只要手里有,哪怕是暂时有多余的钱或者用多余的钱买来的土地。他的不利是,总起来说使用第三种方式会使受暴虐者的处境变得艰苦得多,他们会丧失更多的劳动产品,因为使用第三种方式时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数会变得更多,因此养活他们的重担就会落到更少的人的肩上。

第三种奴役人的方式也很古老,它往往和前两种方式一起使用,并不完全排斥它们。

所有这三种奴役人的方式从来没有停止生存。所有这三种方式都能比作拧在一块木板上的螺丝,而这块木板就在做工的人的头上,并且压迫着他们。少了中间那颗最根本、最主要的螺丝,别的螺丝就拧不上去,而中间的这个螺丝就是最先拧上而从不松动的那颗,是人身奴隶制的螺丝,是一些人通过用刀剑杀人的威胁来奴役另一些人的螺丝。跟在第一颗之后拧上去的第二颗螺丝是通过靠杀人的人身威胁来维护的对土地和食物储备的掠夺来奴役人。第三颗螺丝是通过索取人们所没有的货币来奴役人,它也靠杀人的威胁维护。所有这三颗螺丝都拧在板上,把一颗拧得紧一些只会使其余两颗松一些。为了充分奴役一个做工的人,三颗螺丝都少不了,所有三种奴役方式都少不了。在我们的社会里总是三种奴役方式齐用,总是三颗螺丝一齐拧紧。

通过人身暴力和用刀剑杀人的威胁来奴役人的第一种方式从来就没有消灭过。只要有一些人在奴役另一些人,它就永远不会消灭,因为任何奴役都是建筑在它上面的。我们总是天真烂漫地相信人身奴隶制在我们文明世界早已消灭,它的最后残余在美国和俄国早已消灭,现在只有野蛮人那里才有奴隶制,而我们这里是没有的。只不过我们忘记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忘记了有几万万常规军在,没有这些军队就不会有任何国家,消灭了这些军队任何国家的经济结构就必不可免地要崩溃。而这几万万士兵如果不是他们那些操纵者的奴隶又是什么人?难道这些人不是在经常付诸实行的酷刑和死亡的威胁之下被迫执行统治者的全部意志?区别仅仅在于,人们不把这些奴隶的服从称做奴隶制,而是称做纪律。以前的人从生到死都是奴隶,而这些人却只有较长或较短的所谓服役期。人身奴隶制在我们这些文明社会中不但没有消灭,而且最近以来随着普遍兵役制的推行还有了加强。它以前是什么样,现在仍是什么样,只不过略微变化了一下形式。它不可能不存在,因为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奴役另一个人,就会有人身奴隶制存在,就会有通过刀剑的威胁来维护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的现象存在。也许正像人们说的那样,这种奴隶,即军队,对祖国的安全和光荣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是,它的这种用处却更值得怀疑,因为我们看见它是怎样经常在失败的战争中为奴役祖国和侮辱祖国效力的。然而这种奴隶制对维护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有用却毫无疑问。让爱尔兰人或俄国庄稼汉去占据地主的土地好了,军队会开来把土地收复。让你们去开设酿酒厂或啤酒厂而不交税好了,士兵会来把工厂查禁的。你们试试看不纳税吧!下场也将同样。

第二颗螺丝是通过夺取人们的土地因而也夺走他们的粮食储备来奴役人的方式。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凡有人受奴役的地方也总是有这种奴役方式存在,无论它怎样变形,它总是无所不在。有时是全部土地属于君主,如土耳其那样,十分之一的收获物要被掠入国库;有时是一部分土地属于君主,从这些土地上收敛赋税;有时是全部土地属于少数人,如英国那样,靠土地征收劳务股份;有时是大部分或小部分土地属于大地主,如俄国、德国和法国都是那样。但哪里有奴役,哪里就有奴役对土地的侵占。这颗奴役人的螺丝可随另外两颗螺丝的松紧而松紧。例如在俄国,当人身奴隶制涉及大多数做工的人时,土地奴役曾经是多余的,但仅在土地奴役和赋税奴役这两颗螺丝拧紧的时候,人身奴隶制的螺丝才在俄国放松了。本来是把所有人都挂在社会的名下,刁难移居和任何搬迁,把土地占为己有或分给私人了,然后再让人们“自由”。在英国,主要实行的是土地奴役,因此土地国有化问题仅仅是要拧紧赋税的螺丝而旋松土地奴役的螺丝。

第三种奴役方式——通过进贡和纳税——在过去也同样存在,而在我们这个时代,随着货币在各国流行和国家权力的强化,它仅仅是获得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方式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完善,它正要替代第二种奴役方式,即土地奴役方式。这颗螺丝拧紧了,土地那颗螺丝就会松开,这种情形在全欧洲的经济状况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们在俄国亲身经历了奴隶制从一种形式过渡为另一种形式的两次转变。当农奴得到解放而大部分土地所有权留给地主的时候,地主曾经担心他们对奴隶拥有的权力会从手中溜走。但是经验证明,他们只需放掉人身奴隶制的旧锁链而抓起土地奴役的新锁链就行了。

庄稼汉的粮食不够吃,而地主却有土地和粮食储备,因此庄稼汉仍旧是原先的奴隶。

第二次转变是,在政府用苛捐杂税把另一颗螺丝,即赋税螺丝,拧得非常紧的时候,大多数做工的人就不得不卖身给地主,进工厂当奴隶。新形式的奴隶制把人民压榨得更紧,百分之九十的俄国劳动人民之所以跑到地主和工厂主那里去做工,仅仅是因为各种国家税和土地税迫使他们这样做。这一点清楚到了如此程度,只要政府一年不征收那些直接税、间接税和土地税,在他人的田地上和工厂里进行的工作就会全部停止。

俄国人十个有九个是在收税的时候被赋税逼着受雇的。

所有这三种奴役人的方式过去始终存在,现在仍然存在。但是人们一旦给这些方式作出新的辩解,就总是希望不再发现它们。奇怪的是,恰恰是在这个时代为一切充当基础的方式,恰恰是那颗维持一切的螺丝不被人们发现。

在古代世界整个经济结构维系在人身奴隶制上的时候,就是最伟大的思想家也无法看到它。色诺芬也好,柏拉图也好,亚里斯多德也好,罗马人也好,都觉得这一切不可能不是这样,觉得奴隶制是战争的必然结果和自然结果,而人类没有战争是不可思议的。

中世纪的情况完全一样,甚至直到近代,人们还没有看到土地私有制的意义和由此而产生的维系着中世纪整个经济结构的奴隶制。现在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谁都没有看到,甚至于不愿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对大多数人的奴役正是维系在政府向臣民征收的种种国家和土地的货币税上——这些税是通过行政机关和军队来征收的,而军队和行政机关本身,又靠这些税来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