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为奇的是，那些自古以来备受奴役的奴隶本身意识不到自己的地位，认为他们一向所处的奴隶地位是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并把奴隶制形式的更换看做缓和。同样不足为奇的是，奴隶主们有时也真诚地想要解放奴隶，虽然只是在一颗螺丝已经拧紧的时候旋松另一颗螺丝。双方都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奴隶一方因为不曾领略过自由，所寻求的仅仅是缓和抑或仅仅是奴隶制形式的更换。奴隶主一方因为希望掩饰自己的谎言，竭力赋予他们用来代替旧形式套在人们头上的新形式的奴隶制以特殊意义。但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所谓自由的科学，怎么能在研究人民生活的经济条件时不看到那个构成一切经济条件的基础的东西。科学的任务本来似乎应该是探索现象与现象的联系和一系列现象的共同原因。可是政治经济学却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它拼命掩盖现象之间的联系和诸现象的意义，拼命避免回答那些最简单和最重要的问题。它就像一匹拖拖拉拉的懒马，只有在沿坡而下无须负重的时候才能好好走路，但是一碰到需要负重的时候，就立即向一边溜去，装出一副需要走到边上一个什么地方去的样子，好像有自己的事要做似的。科学只要一面临严肃而重要的问题，就立即开始讨论起种种与问题无关并且唯一目的就是把注意力从问题上引开的事情来。
你问：怎么会产生这种不自然的、畸形的、非理性的、对人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的现象，即一些人若不遵循另一些人的意志就既不能吃饭也不能做工？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因为一些人支配着另一些人的工作和供养——生产的法则就是这样。
你问：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土地、食物和劳动工具所根据的所有权是什么？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这种法权的基础是保护自己的劳动，也就是说，保护一些人的劳动可以表现为侵占另一些人的劳动。
你问：政府亦即政权到处在铸造和印制的、向做工的人强行搜刮得如此之多，并以国债形式向未来一代代做工的人征收的金钱是什么？你问：这些尽可能搜刮到最后限度的作为赋税的金钱，会不会对缴税金者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呢？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金钱是一种和白糖、花布一样的商品，它和其他商品的区别仅仅在于它更便于用来交换。而赋税对人民的经济条件也不会有丝毫影响，生产、交换和财富分配的法则是独立存在的，赋税也是独立存在的。
你问：政府能够按自己的意志抬高和降低价格，能够提高赋税以奴役一切没有土地的人，这对经济条件有没有影响呢？科学板起面孔回答说：毫无影响！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法则是一门科学，即政治经济学，而赋税和一般的国家经济事务是另一门科学，即财政法。
最后，你还看见全体人民沦为政府的奴隶，政府能按自己的意志使所有的人破产，夺取人们的全部劳动产品，甚至使人本身和劳动分离，使他们成为穿上士兵衣服的奴隶，于是你问：这种情况对经济条件有没有什么影响呢？对于这个问题科学甚至不想费心回答：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情形，这是国家法。科学郑重其事地分析其全部行为、全部活动都取决于奴役者的意志的人民的经济生活规律，认为奴役者的这种影响是人民生活的自然条件。科学的这种做法就像一个研究者研究各种主人手下的人身奴隶的经济生活条件，却不注意主人的意志对这些奴隶的生活的影响，虽然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迫使奴隶做这件工作或那件工作，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奴隶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随心所欲地给他们饭吃或不给他们饭吃，杀死他们或留给他们一条活路。
这使人不由得要想，科学是因为愚蠢才这样做。可是只要深入探究一下科学的地位就会相信，这不是出于愚蠢，而是出于明智。这种科学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并且竭力要达到这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维护存在于人们中间的迷信和骗局，从而阻挠人类向着真理和幸福前进。很早就有，现在仍然有一种可怕的迷信，它给人们造成的祸害几乎比最可怕的宗教迷信还要大。而所谓的科学正是竭尽全力地维护这种迷信。这种迷信和宗教迷信十分相似，它断言人除了对人负有义务之外，还对一个想象出来的实体负有更为重要的义务。对于宗教来说，这个想象出来的实体是上帝，而对于各门政治学来说，这个想象出来的实体就是国家。
宗教迷信说，为想象出来的实体作出各种牺牲，有时甚至牺牲人的生命是必要的，可以并且应该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使人们作出这些牺牲。政治迷信说，人除了对人负有义务之外，还对一个想象出来的实体负有更为重要的义务，因此为这想象出来的实体即国家作出种种牺牲（经常是牺牲人的生命）也是必要的，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用一切包括暴力在内的手段来使人们作出这些牺牲。
正是这种以前由各种宗教的祭司们加以维护的迷信，现在由所谓的科学来维护了。
人们正在遭受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残酷的最可怕的奴役。但科学却努力使人们相信这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国家有必要为人民的福利而存在，有必要执行自己的职能，即管辖人民，使人民免受敌人侵犯。为此，国家就需要金钱和军队。全体国民都应该交纳金钱。因此人与人的一切关系都应放在国家组织的必要条件下加以观察。
一个没有学问的普通老百姓说：我想帮助父亲干农活，我想娶亲，可是人们把我抓到喀山去当六年兵。我退了伍，想去种地养家，可是只要我不缴纳我所没有的金钱的话，人家就禁止我在周围一百俄里之内种地，而那些要我交钱给他们的人又不会种地，却为一块土地收那么多的钱，弄得我只好把自己的全部劳动送给他们。但我毕竟还攒下几个钱，想把自己的全部积余留给孩子们。可是警察局长来找我，把这些积余作为税钱夺走了。我又去挣钱，可我的一切又被夺走。我的全部经济活动一总无遗地取决于国家的要求，因此我觉得，我和我的弟兄们的处境只有在把我们从国家的要求中解脱出来时才能改善。但是科学却说，你们的看法来自你们的无知。去研究一下生产、交换和财富分配的法则吧，不要把经济问题同国家问题混淆起来。你们所指出的那些现象并不是你们的自由受到压制，而是你们和其他人为了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作出的必要牺牲。这个普通老百姓又说：但是抓走了我的一个儿子，还说等我把其他儿子盼大就要夺走我所有的儿子，他们被人用暴力拉走，赶到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去吃枪子儿，说是为了一些我们不可能明白的目的。可是要知道，不让我们耕种我们缺了它就会饿死的土地，却由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弄不懂他有什么用处的人霸占着。警察局长为了收齐税款用暴力夺走了我那几个孩子的母牛，而据我所知，这些税款就是给这个抢我母牛的警察局长的，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也不相信有什么用处的委员会和内阁的大小成员。这些暴力怎么会保障我的自由，这一切恶又怎么会给我带来福呢？
可以强迫一个人当奴隶并且去做他认为对自己有害的事，但是无法强迫他认为他在忍受暴力的时候还是自由的，认为他所忍受的那种明明白白的恶就是他的福。这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可人们却在我们这个时代借助科学做到的正是这件事。
政府，即手持武器施行暴力的一群人，决定他们需要从那些承受他们的暴力的人那儿得到什么东西。就像英国人对待斐济人那样，他们决定需要自己的奴隶做多少工，决定需要多少个助手来收取这些工作的成果，以士兵的形式、土地私有者的形式和收税人的形式组织起自己的助手。于是奴隶献出自己的劳动，同时还相信他们献出劳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主人要他们这样干，而是因为对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来说，为神灵和所谓“国家”效劳和流血牺牲是必要的，而除了为神灵效劳之外，他们还是自由的。他们相信这一点是因为过去宗教，即祭司们这样说过，现在科学，即有学问的人也这样说。但是只要不再盲目相信那些自称为祭司或有学问的人说的话，就能清楚地看出这种结论的荒诞无稽。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施行着暴力，却要他们相信这种暴力是国家所必需的，而国家又是他们的自由和福利所必需的，结果强暴者对人们施行暴力是为了他们的自由，对人们作恶是为了给他们造福。
人之所以是有理性的生物，正因为能够理解什么是自己的福利并且能够自由地造福。人们无法理解有什么好处而经常是迫于暴力才去做的事情对他们来说不可能是福利，因为有理性的人只能把他的理性认为是福利的东西看做福利。如果说一些人因为情欲或者缺乏理智而迷恋于恶的话，那么不这样行事的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开导人们去做构成他们真正福利的事情。可以劝人们相信，如果他们全都去当兵，全都丧失土地并交出自己的全部劳动去纳税的话，他们的福利就会变得更多。但是只要所有的人都不认为这是自己的福利，因此也不乐意做这些事的话，就不可能称这些事为人们的共同福利。一件事是不是福利，唯一的标志就是看人们是不是自由地做这件事。这样的事在人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十个工匠为了在一起干活置办了一套制桶工具，他们这样做的时候毫无疑问是做着一件对他们大家都有利的事。即使是想象也绝不可能想象出这十个工匠在用暴力迫使第十一个人加入他们的劳动组合之后还能断言他们的共同福利对于第十一个人来说同样是福利。老爷们也是这样，他们可以请自己的随便哪一位朋友吃饭，但他们也无法断言，对于为这顿饭被他们用暴力夺走十个卢布的人来说这顿饭会是福利。农民也一样，他们可以为自己的便利决定挖一个池塘。对于那些认为有这个池塘比起为它花费的劳动来福利更大的人来说，挖池塘将是他们的共同福利。但是对于一个认为这池塘的存在比起他所耽误的收割庄稼一事福利较小的人来说，挖这个池塘就不可能是福利。人们修建道路也是一样，教堂也好，博物馆也好，形形色色的社会和国家的事务也好，都是一样。所有这些事都跟为劳动组合买工具、老爷请客吃饭、庄稼汉挖池塘一样，都只对那些认为它们是福利因而自由和乐意地去做这些事的人来说才能成为福利。而必须用强力驱赶人们去做的那些事恰恰由于使用暴力而不再成其为共同的事业和福利事业。
这一切是那么清楚而简单，倘不是人们很早就受了蒙骗，根本不需要加以阐释。
［…………］
这就是阻挠人类向着真理和福利前进的主要的迷信和主要的骗局。支持这个迷信和这个骗局是一般政治学，尤其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的目的。目的在于不让人们看见他们所处的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把制约着受奴役者的全部经济生活的暴力说成一种自然和必然的东西，以此欺骗人，并且把人们的视线从他们受苦受难的真正原因上引开。
奴隶制早已开始消灭。它在罗马、在美国和我国都已消灭，但消灭了的仅仅是名义，而非实质。奴隶制是一些人使自己摆脱为满足自己的需求而必须付出的劳动，其手段是通过暴力把这个劳动转移给他人。哪里有一个人不是因为别人喜欢为他做工而不做工，而是他有可能自己不做工却迫使别人为他做工，哪里就有奴隶制。哪里有一些人通过暴力享受着千万人的劳动并认为这是自己的权利，另一些人却向暴力屈服并承认这是自己的义务——就像所有欧洲社会的情况那样，哪里的奴隶制就达到了可怕的规模。
奴隶制依然存在。它究竟是什么呢？
它一直是强者和手持武器者对弱者和手无寸铁者施行的暴力，无此就不可能存在。
奴隶制及其对人身施以暴力的三种基本方式，即兵役、靠兵役支持的地租、给一切居民造成直接税和间接税而同样靠兵役支持的贡赋，现在仍像以前一样存在，我们只是看不见它而已，因为奴隶制这三种形式中的每一种都获得了新的辩解，使我们看不见它的意义。手持武器者对手无寸铁者的人身施行暴力在保卫祖国防止武装敌人侵犯的名义下获得了辩解。实际上这种暴力仍然只有一个古老的意义，即使被征服者向强暴者屈服。从在土地上劳动的人手里夺取土地的暴力，在奖励为虚构的共同福利效劳的名义下获得了辩解，并且通过继承法而得到了肯定。实际上呢，这种暴力仍然做着过去由军队（政权）来做的那种夺取人们的土地并且奴役人们的事。最后一种暴力，金钱暴力，亦即赋税暴力，是当今最强大和最主要的暴力，它获得了最为惊人的辩解：剥夺人们的财产、自由和他们的全部福利是为了自由和共同福利。实际上呢，这种暴力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恰恰就是奴隶制，只不过是一种非人身奴隶制而已。
哪里有合法的暴力，哪里就会有奴隶制。暴力表现为王公带领亲兵四处袭击、残杀妇孥和焚毁村落也好，表现为奴隶主向奴隶征集劳力或抽取地租而碰到有人不交租就召来军队也好，表现为一些人向另一些人课以赋税并手持武器四乡巡视也好，表现为内务部通过省长和警察局长收敛金钱而碰到拒不纳税的情形就下达军事命令也好——总之一句话，哪里有刺刀支持的暴力，哪里就不会有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分配，财富就会全数流入强暴者的腰包。
乔治[20]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方案精彩地表明了这一情形的真实性。乔治建议承认全部土地为国家财产，从而用地租来代替一切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税收。也就是说，要使任何一个使用土地的人都付给国家土地租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土地奴隶制会在国家范围内被全部消灭，就是说，土地将属于国家：英国会有自己的土地，美国也会有自己的土地，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会出现一种由土地的使用量决定的奴隶制。
也许某些（务农的）劳工的处境会得到改善，但是只要还有强制征收租税的做法，奴隶制就还会存在。一个农民如遇歉收而无力缴纳人们向他强行征收的地租，要不失去一切，就须为了保住土地而去做有钱人的奴隶。
假如一只木桶漏水，想必是有洞。我们看看桶底，可能会觉得水是从几个洞里流出来的。但是无论我们从外部堵塞多少个这些想象出来的漏洞，水还是会流出来。要让桶不漏水，就应该找到水从桶里往外流的那个地方，从里面把它堵住。人们建议用来制止不正确的财富分配，堵塞那些使人民的财富外流的漏洞的措施也是同样。人们说：建立劳工团体吧，使资本变成公共财产吧，使土地变成国有财产吧。所有这一切仅仅是从外部堵塞那些我们觉得漏水的地方。要制止财富从劳工手里外流到非劳工的手里，就必须从内部找到造成这种外流的漏洞。这个漏洞就是手持武器者对手无寸铁者施行的暴力，就是军队的暴力，通过这种暴力，人的自身脱离了劳动，土地脱离了人们，人们的劳动产品受到了抢夺。只要还有一个手持武器的人可以凭他得到承认的权利杀死任何一个别的人，就会有不正确的财富分配，即奴隶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