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三月里的一天，我晚上很晚才回家去。我从祖博夫区出来拐进织工巷的时候，看见修女院广场的雪地上有几个黑乎乎的影子，像是有东西在那里打转转。我本不会注意到它们，要不是一个站在巷口的警察朝那些黑影吼了一声：
“瓦西里，怎么还不带过来？”
“走不动啦！”从那边传来一个声音。紧接着，黑影向警察这边移动了。
我停下脚步问那警察：
“这是怎么回事？”
他说：
“从勒然诺夫公馆抓了几个小丫头，带她们上警察所去，可就是这个掉了队，走不动路啦。”
押着她的是个穿着光板皮袄的扫院工。她在前头走，扫院工在背后推。我们——我、扫院工和警察——穿的都是冬装，只有她一人穿着单衣。昏暗中我只看得见褐色的衣裙和一块连头带脖子裹着的头巾。她个子很小，就像平常看见的那些发育不良的矮子一样，两条腿短短的，身段却宽得不相称。
“畜牲，让我们跟你磨。还不快走！瞧我收拾你！”警察大声说。
警察显然很累，被她弄烦了。她往前走几步，又停下来。扫院工是个老头，为人厚道（我认识他），抓起女孩的手臂拉了一下。
“我叫你停！走！”他装出生气的样子说。
女孩踉跄了一下，用刺耳的声音说起话来，每一个字都带有一种不自然的腔调，听起来又尖又哑。
“瞧你，又推！我能走到！”
“你会冻死的。”扫院工说。
“我们这号人可冻不死。我热着呢。”
她想逗人笑，可她说话的声音听上去却像是在骂人。走到离我家大门不远的路灯旁，她又停下脚步，靠着围墙，差不多是斜倒在那堵墙上，用两只不灵活的冻僵的手在裙子里掏起东西来。他们又对她叫骂起来，但她嘴里嘀嘀咕咕的，不知在干什么。她一手掏出一支折弯的烟卷，另一只手捏着几根火柴。我在后面停住脚步，既不好意思从她身边走过去，又不好意思站着看她。最后我决定走上前去。她用肩膀抵着围墙，徒然地拿起火柴在墙上一根根地擦，又一根根地扔掉。我仔细看了看她的脸。她的确发育不良，但我觉得她已经是个年纪不小的妇人了，似乎在三十岁上下。她满面污色，两只浑浊的小眼睛充满醉意，鼻子翘着，歪扭而嘴角下垂的口里淌着涎水，一绺短短的枯发从头巾底下钻了出来。她的腰部长而平板，手脚却长得很短。我停在她的面前。她看看我，笑了笑，仿佛知道我的全部心思似的。
我觉得应该对她说几句话。我很想让她知道我可怜她。
“您有父母吗？”我问。
她哑声哑气地笑了，然后突然收住笑声，扬起眉毛盯着我看。
“您父母还在吗？”我又问了一遍。
她又笑了笑，脸上的表情好像是在说：亏他想得出来，问的是啥呀！
“母亲还在，”她说，“可关你什么事？”
“您几岁了？”
“过十五了。”她立即回答了这个显然是答惯了的问题。
“喂，开步走，你要冻僵的，不要命啦！”警察又喊起来。于是她扶着墙壁站直身子，摇摇晃晃地沿着织工巷朝警察所走去。我拐进围墙的便门回到家里，进屋就问女儿们有没有回家。家里人告诉我说，她们出席了一个晚会，玩得很快活，已经回来，而且都睡了。
第二天早晨，我想去警察所打听他们怎么发落那个不幸的女孩，因此一大清早就准备出门。这时正好来了一个人，他属于这么一类不幸的贵族，他们由于某种弱点而失去了自己过惯的老爷生活，时而东山再起，时而再度破落。我和这个人认识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这个人已经几次挥霍光了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身上的全部外衣，现在他正好又碰上了这种事，晚上权且在勒然诺夫公馆的寄宿客房里过夜，白天就上我家来。他遇到我的时候我正要出门，不等我把话说完他就对我说起昨晚在勒然诺夫公馆发生的一件事来。他说啊说的，还没说到一半就突然（他是一个上了年纪、什么样的人都见过的人）放声大哭，嚎啕不止。说完后，他默默地朝墙壁背过脸去。下面就是他告诉我的那个故事。他告诉我的一切全都是实情。我去现场核实过他讲的故事，还了解到一些新的细节。我一并把这些事叙述如下。
我朋友过夜的那个寄宿客房在底层三十二号。那里的宿夜客人经常更换，各种各样的男人女人都有，花五个戈比就可以相互同居。有个洗衣女工也在那里过夜。那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性情娴静，容貌清秀，但却有病在身。客房的女房东是个船夫的姘妇。她的姘夫夏天出去撑船，冬天就和她一起靠宿夜人交的房钱为生，不连枕头的床铺三戈比一夜，连枕头的五戈比一夜。洗衣女工在这里住了几个月了，平常总是不声不响的，但是近来却不太招人喜欢，因为她老是咳嗽，搅得房客们没法安睡。有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半疯半癫的，也是这套房间的常客，尤其恨这个女工，常常恶声恶气地骂她不让人睡觉，说她通宵像头绵羊似的咳个不停。女工总不吭声，因为她欠了房钱，觉得自己对不住人，应该一声不吭。她能出去干活的时候越来越少——力气不够，因此也无法还清欠房东的债。最近一星期她干脆没有出去干过活，尽用自己的咳嗽妨碍大家，特别是那个同样足不出户的老太婆。四天以前女房东就不让洗衣女工再住下去了，因为她欠的钱已经满了六十戈比，她又无钱可付，眼看也没有希望得到这些钱了，而床铺又都租给了人，房客们都为女工的咳嗽叫苦不迭。
当女房东赶女洗衣工，说如果再不交钱就让她搬走的时候，那老太婆乐了，就把女工推出了房门。女工走了，可过一小时又回来了，女房东没有勇气再去撵她。第二天，第三天，女房东也没有撵她。“我能上哪儿去呢？”女工说。可是就在那第三天，女房东的姘夫，一个懂得法令而又老于世故的莫斯科人，却跑去找警察了。腰里挂着马刀，还用红带子系着一支手枪的警察进了客房，彬彬有礼地说了几句颇为得体的话以后，就把女工带出门去。
那是个天气晴朗、阳光明媚、不十分寒冷的三月天。雪水在流淌，扫院工在敲冰。车夫们赶着雪橇在结了一层冰的雪地上跳跳蹦蹦地驶过，碰上石头就发出尖利的吱吱声。女工从向阳的一面往坡上走去，走到教堂跟前，就找向阳的一面，在教堂门口的台阶上坐下来。可是太阳落了以后，一个个水洼子开始蒙上一层玻璃似的薄冰，这时候，女工觉得又冷又怕。她站起身来，慢慢往前走……去哪儿呢？回家吧，回那个最近她住过的唯一的家去。当她歇歇停停走到那儿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下来了。她走到大门跟前，一进大门脚下就是一滑，她叫了一声就跌倒了。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她身边走过，都以为“这女人准是喝醉了”。后来又来了一个人，一脚绊在女工身上，就去对扫院工说：“你们这儿有个喝醉的女人倒在大门口，绊得我差点摔破脑袋。你们就不能把她弄走吗！”
扫院工过去一看，女工已经死了。
这就是我的朋友说给我听的故事。也许人们会以为我是在拼凑事实——硬把十五岁的妓女和这个洗衣女工的故事扯在一起。但愿人们不这样想，这两件事千真万确是发生在同一个晚上，只是我不记得是在一八八四年三月的哪一天了。
当时，听完了我朋友讲的故事之后，我就上警察所去，想从那里再上勒然诺夫公馆更详细地打听一下这个洗衣女工的事。天气很好，阳光灿烂。在阴影里透过夜晚冻起的冰花，又能看见流动的雪水了，而在阳光照耀的地方，在织工广场上，一切都在融化，雪水淙淙地流着。从河心传来劈啪的响声。谐趣园中的树木在河那边呈现出一片幽幽的青色。冬天里不引人注意的红褐色麻雀，现在欢喜得十分惹眼。人好像也想快乐快乐，但大家要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钟声响了，在交融成一片的钟声的衬托下可以听到从兵营里传来的阵阵枪响，来复枪的子弹发出声声呼啸，扑哧扑哧地打在靶子上。
我来到警察所。在警察所里有几个带武器的人，即警察领我去见他们的所长。所长身上也挂着马刀和手枪，正忙着处理一个老人的事。这老人衣衫褴褛，抖抖索索地站在他的面前，已经衰弱得无法清楚地回答问话了。所长打发了老人之后，就转身问我有什么事。我问起昨天那个女人的情况。他起先还专心地听我说，后来却微微一笑，笑我不知道规定要把这些人带到警察所去的法令，特别是我竟会对她的年少感到吃惊。
“算了吧，还有十二岁的呢，十三、十四岁的就更多啦。”他快活地说。
我问起昨天那个姑娘，他告诉我说，她们大概已被送到一个委员会去了（好像他是这么说的）。
当我问起她们是在哪里过夜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含糊其辞的回答。他已不记得我说的那个姑娘了，这种姑娘每天都有那么多。
我到勒然诺夫公馆的三十二号房间时，正碰上一位诵经士在给死者念祷文。死者已被抬到她原来睡的那张床上。房客们一个个全都是衣不蔽体，大家凑钱办了一顿丧饭，买了一口棺材、一套殓衣，由几个老太婆把她收拾齐整放入棺中。诵经士在昏暗中念着，一个穿宽长袍的女人手持蜡烛站在一边。还有一个男人（应当说是一位先生）也拿着一支同样的蜡烛站在那里。他穿着一件带羔羊皮领子的清洁的大衣，脚下是一双雪亮的胶皮套鞋，衬衣还上过浆。这个人是死者的哥哥。人们把他找到了。
我经过死者身边，走到女房东站着的那个角落，向她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
她被我提的问题吓了一跳，显然担心会受到指控。后来她渐渐打开了话匣子，把所有的情形都讲给我听了。我离开房间的时候向死者看了一眼。死者一般总是显得端庄，而这位躺在棺材里的死者却显得特别端庄，特别感人。她的脸洁净苍白，两只凸起的眼睛合拢着，两颊下陷，一头淡褐色的软发覆在高高的额头上。这是一张疲惫，善良，并不忧伤，只流露出一种惊讶表情的脸。的确，如果活人不长眼，死人也会惊讶的。
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那一天，莫斯科开了个盛大舞会。
那天夜里，我八点多走出家门。我住的那一带四周都是工厂。我出门的时候，工厂已纷纷拉过了汽笛，它们不间断地开工一个星期，总算放人们出来过上一天自由的生活了。
一些工人赶到我前头去，我也赶上了一些正朝酒店饭馆走的工人。许多人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许多人还带着女人。
我生活在工厂的中间。每天早晨五点钟都会听见一声汽笛响，接着是第二声，第三声，第十声，响了又响。这意味着妇女、儿童和老人开始工作了。八点钟鸣第二遍笛，这是半小时的喘气时间。十二点钟鸣第三遍笛，表示可以有一个小时用来吃饭。晚上八点钟鸣第四遍笛，那是放工。
巧得很，除一家离我最近的是啤酒厂以外，周围的所有三家工厂都只生产舞会用品。
附近的一家专制丝袜，第二家做绸料，第三家出香水香膏。
可以听着这些笛声而不把它们和别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仅仅把它们理解为规定时间。“汽笛都响了，这就是说，该去散步啦。”也可以把实际情形和这些笛声联系在一起，于是早晨五点的第一遍笛的意思是，人们，即那些经常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地下室里的男男女女，在黑暗中起床，匆匆赶到机器轰响的厂房里，各就各位开始工作。他们看不到这工作的尽头，也看不到它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却经常在酷热、憋闷和肮脏的环境中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十二小时或更长时间接连不停地干，只做几次极短的休息。他们干了睡，睡了起来又干，周而复始地干着同一种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他们仅仅是迫于穷困才不得不干的活儿。
一星期接一星期就这样过去，只有在休息日才停工一天。眼下我看见的正是这些被放出来过一个休息日的工人。他们上了大街，到处是饭馆、奢华的酒店、妓女。他们喝醉了酒，勾肩搭背地挽着一些跟那个被带到警察所去的姑娘一样的女孩子，乘出租马车或步行一家一家地逛酒店，骂人，晃悠，说一些连自己也听不懂的话。我早先看见工人这种晃悠的样子，总是厌恶地避开，几乎想谴责他们。自从我每天听见这些汽笛声并且了解到它们的意义之后，令我吃惊的就只是这样的事实了：居然还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堕落到了莫斯科到处可见的那种流浪汉的地步，也还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堕落到了我在家门口遇见的那个姑娘的地步。
我就这样信步走着，看着这些工人满街游荡，直到十一点钟光景。在那之后，他们才渐渐消失。只有一些醉汉还在街上，有时还能遇到几个正被押往警察所的男女。
突然，从四面八方涌出了许多轻便马车，全都驶往同一个方向。坐在前座上的车夫有的还裹着皮袄。花花公子似的听差佩戴着纹章。一匹匹膘肥体壮的大马披着毡衣，在严寒中用每小时二十俄里的速度飞驰过去。马车里的女士们裹着斗篷，小心翼翼地护着鲜花和发式。所有这一切，从马具、车辆、树胶轮子、车夫的呢子大袍，直到袜子、皮鞋、鲜花、丝绒、手套和香水——所有这一切都是那些有的醉倒在卧室的铺板上，有的在夜店里和妓女同宿，有的已被发送到监狱去的人制作出来的。这些赴舞会的人从他们身边驶过，穿的全都是他们的东西，用的也全都是他们的东西，脑子里却不曾想到，在他们去参加的舞会和这些正被他们的车夫严厉喝斥的醉汉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这些怀着极其平静的心情，深信自己一点坏事也没有做而是去做一件大好事的人，在舞会上娱乐。他们在娱乐！从夜晚十一点一直娱乐到早晨六点，在最沉寂的黑夜里娱乐，虽然就在同时，那些饥肠辘辘的人正躺在一个个夜店里，有的人正像洗衣女工那样濒于死亡。
这些人的乐趣就在于妇人和少女一个个袒胸露乳，衬起腰垫，把自己弄得不成体统，一个没变坏的少女或妇人无论为了世上什么东西都不愿以这副样子出现在男子面前。就是在这样一种半裸体的状态里，挺着坦露的胸脯，裸到肩膀的手臂，衬着虚假的腰垫，显示着紧包的大腿，在通明雪亮的灯火之下，这些素以知耻为第一美德的妇人和少女就这样出现在许多陌生男子的中间，而那些同样不得体地穿着紧身衣的男子就在令人昏醉的乐曲伴奏下，和她们搂在一起转圈。那些经常裸露得像少女一样的老妇也坐着观看，边看边吃些美味可口的食品和饮料。老头们同样如此。毫不奇怪，这些事情总是在黑夜里进行，在所有的人都睡了的时候进行，使得谁也看不到。但这又不是为了瞒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瞒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他们用这种娱乐毁掉成千上万人的折磨人的劳动，这不但不是欺负任何人，而且正好是用这娱乐养活穷人。
舞会上也许很快乐。但这快乐是怎么产生的呢？要知道，当我们看见社会上或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有东西吃，或冻得要死的时候，我们总是不好意思快乐。只要他还没有吃饱，没有得到温暖，我们就快乐不起来，更不用说我们无法想象人们怎么能在那种带给别人痛苦的娱乐中得到快乐。当一些狠心的男孩把狗尾巴夹进夹板中以此取乐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讨厌，无法理解他们的快乐。
但在这里，在我们的快乐当中，我们怎么就瞎了眼睛，看不见我们正是用那块夹板夹了别人的尾巴，使他们为我们的快乐而受苦受难呢？
要知道，每个穿着价值一百五十卢布的裙衫前去参加这个舞会的女人，都不是生在舞会上或m-me Minangoy[24]家里，她也曾到过农村，见过许多庄稼汉，了解自己的保姆和女仆，知道她们的父亲和兄弟都很穷，对他们来说挣一百五十卢布盖间农舍就是漫长劳动生活的目的——她知道这一切。可是当她明知她在这个舞会上把那间农舍，即她善良的女仆的兄弟的梦想穿在自己裸露的身上时，她怎么还能寻欢作乐呢？我们假定她并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是那些丝绒、绸缎、糖果、鲜花、花边、裙子并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的，而是人们制作出来的，这一点似乎她不可能不知道，似乎她也不可能不知道是哪些人制作了这一切，又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了什么而制作了这一切。她不可能不知道，那个她觉得十分不称心的女裁缝根本不是出于爱她才给她做了这身裙子，因此也不可能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只是迫于穷困才为她做的，裙子是如此，花边、鲜花和丝绒也是如此。也许她们都如此浑浑噩噩，所以连这一点也没有考虑到吧？可那五六个年迈、可敬、经常还有病在身的听差和女佣彻夜不眠地为了她而忙碌，这一点她总不可能不知道。她看见过他们疲劳不堪、闷闷不乐的面容。她同样不可能不知道这天夜里气温降到了零下二十八度，而就在这严寒中，老车夫在马车的前座上等了整整一宵。就我所知，这一点她们仿佛也没有看到。假如是她们，即那些受了舞会催眠的少妇少女没有看到这一切，倒也罢了，谴责她们是不应该的，她们这些不幸的人儿做的正是老辈人公认的好事。但老一辈人怎样解释自己对人的铁石心肠呢？
老辈人总是这样解释：“我没有强迫任何人，因为东西是我花钱买的，人——女佣和车夫是我花钱雇的。买和雇——这里头没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我不强迫任何人，我花钱雇人。这有什么不好呢？”
日前我去一个熟人家。我穿过外间时吃了一惊，因为看见有两个女人坐在桌边，而我知道我这个熟人是个单身汉。一个女人年纪在三十左右，又高又瘦，模样苍老，披着一条头巾，手和手指非常快地在桌子上摆弄，神经质地抖个不停，像是在发病似的。桌子的斜侧坐着个女孩，也在做同样的动作，也是同样地抖个不停。两个女人看上去都像得了舞蹈病一样。我走上前去看她们在做什么事。她们抬起眼睛瞧了我一眼，又聚精会神地接着干。她们面前摊着一堆烟草和纸筒。她们是在做烟卷。那女人把烟叶放在手掌里搓碎，填在一个小器具里，套上纸筒，往里一塞，然后丢给女孩。女孩卷着烟嘴，做完了一支又做一支。所有这些动作都完成得那么快，那么紧张，简直无法形诸笔墨。我对她们的速度表示了惊叹。
“十四年了，干的都是这一种活儿。”那女人说。
“很不好受吧？”
“是啊，胸口疼，这味儿也太难闻了。”
其实这话用不着她说。只要朝她看一眼就够了。只要朝那女孩看一眼就够了。她做这活儿才第三个年头，但任何一个人看见她怎么干这活儿，都会说这副本来结实的身子骨已经开始崩溃了。我这位熟人是个善良而带点自由主义倾向的人，他雇这两个女人来做烟卷，每千支给两卢布五十戈比。他有钱，他可以花钱雇工。这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位熟人十二点钟起床，晚上六点到凌晨两点玩纸牌或弹钢琴，吃各种鲜美可口的东西。所有的活儿都是别人替他干的。他给自己想出了一个新的消遣——抽烟。我记得他是刚开始抽烟。
一个妇人和一个女孩，全靠把自己变成机器，一辈子吸烟草味儿，以此毁坏自己的生命，才能勉勉强强地吃饱肚子。他有许多不是自己挣来的钱，他宁可去玩文特牌也不愿给自己卷纸烟。他拿钱给这两个女人的条件是，她们得继续像现在这样不幸地生活下去，也就是继续给他做烟卷。
我爱干净，我只在洗衣女工洗净我一天要换两次的衬衣的条件下才给她钱，而这衬衣耗尽了洗衣女工最后的精力，她死了。
这有什么不好呢？人们，那些买主和雇主，没有我也会迫使别人制作丝绒和糖果并且去买这些东西，没有我也会雇人做烟卷、洗衬衣。既然这事已经开了头，那么为什么偏偏我就该放弃自己的丝绒、糖果、烟卷和干净的衬衣呢？我经常听见，几乎总是听见这样的道理。一群失去理智的人在破坏东西的时候往往就是根据这种道理。支配着一群恶狗的也正是这种道理。当一条狗扑过去推倒另一条狗时，其他的狗也都扑上前去把它撕成碎片。已经开了头，已经弄坏了，那么为什么我就不能受用一番呢？即使我去穿脏衬衣，给自己做烟卷，情况又会变得怎么样呢？难道有人会轻松一些不成？——想为自己辩解的人们这样问道。倘若我们不是离真理那么远，我们就会觉得回答这样的问题很难为情。可是我们的头脑已被扰乱，以至连这样的问题在我们看来都十分自然，因此虽然难为情，还是应该对这问题做一个回答。
如果我把一件衬衣穿一个星期而不是穿一天，我给自己做烟卷或者干脆不抽烟，情况会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是，某个洗衣女工和某个做烟卷的女工可以少用一些力气，而我原先为洗衣和做烟卷付的那些钱就可以送给那个洗衣女工或者甚至是其他的洗衣女工和雇工，他们全都干活干累了，有了这些钱，他们就可以不再过度劳累，而能歇一口气，喝一杯茶了。但我听见了反驳（富有而奢华的人是多么不好意思了解自己的地位啊！）。人们反驳我说：“就算我可以穿肮脏的内衣，不再抽烟，而把这些钱送给穷人，但别人还是会从穷人手里夺走一切，您这沧海里的一滴水是无济于事的。”
回答这样的反驳就更让人觉得难为情了，可还是应该回答。这是个多么常见的反驳啊！而回答起来却很简单。
人们常说，一个人的活动是沧海里的一滴水。沧海里的一滴水嘛！
有一个印度童话，[25]说的是有个人把一颗珍珠落到了大海里。为了找到这颗珍珠，他拿了一只木桶，把海水一桶一桶地舀出来倒在岸上。他这样干啊干啊，干个不停，到了第七天，海怪害怕了，担心这人会把大海舀干，就把珍珠还给了他。如果说，我们这种压迫人的社会罪恶就是大海，那么我们失落的那颗珍珠就值得我们献出全部生命来汲干这个罪恶的大海。尘世的王公也会害怕，而且会比海怪屈服得更快。但这社会罪恶并不是大海，而是一个腐臭龌龊的大坑，我们正拼命往大坑里倒自己的污秽。只要醒悟到我们正在做的是什么事，只要不再喜爱自己的污秽，假想的大海就会立即涸竭，我们就会获得那颗充满博爱的人类生活的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