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我且不说是自认为基督徒，自认为有教养或讲人道的人，只要是一个还没有丧尽理智和良心的人，怎么会这样生活，不参加为全人类的生活而进行的斗争，只知侵吞那些为人们的生活而进行斗争的人的劳动，用自己的种种需求加重斗争者的劳动并扩大这场斗争中的死亡者人数呢？可是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所谓基督教的有教养的世界上却比比皆是。事情还不止于我们的世界充满了这样的人，在我们这个有教养的基督教世界里，人们的理想是获得最多的财产，也就是说，尽最大可能使自己脱离生活斗争，尽量多地享用死在这场斗争中的兄弟们的劳动。
人们怎么会陷入这种令人惊异的迷误中呢？
他们怎么会变得看不见，听不到，心里也不明白那个显而易见、无可置疑的道理？要知道，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好好想想，就会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信仰之间的惊人矛盾感到恐惧。而我们是所谓的——我就不说是基督徒了吧——讲人道的有教养的人。
无论上帝还是世界和人们赖以存在的自然法则安排得好不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从我们知道的时代起就是这样的：他们赤裸着，身上没有皮毛，没有洞穴可以藏身，也没有可以在田野上找到的食物，就像孤岛上的鲁滨逊一样，人人都必须经常不断地同大自然作斗争，以便给自己缝制衣服，遮身蔽体，围地筑墙，修建房屋，烹制食物，一天两次或三次吃饭充饥，给自己那些不能工作的老人和孩子吃饭充饥。
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什么范围内观察人们的生活，无论在欧洲也好，中国也好，美国也好，俄国也好，无论我们考察的是整个人类还是它的某一小部分，是古时候的人也好，游牧状态的人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有了蒸汽机、缝纫机、发达的农业和电照明的时代也好，我们都会看到同一种情形：人们不停地紧张地工作，却无法给自己和自己的孩子和老人弄到衣食住所，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因生活资料不足和为得到这些生活资料劳累过度而纷纷死亡。
无论我们生活在哪里，只要我们在自己周围画一个十万俄里或一千俄里或十俄里或一俄里的圆圈，并且看一看被我们的圆圈围起来的那些人的生活，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圆圈里有许多发育不良的孩子，有许多老头、老太婆、产妇、病人和身体虚弱的人，他们正在干着力所不及的工作，又没有足够的食物和休息来维持生命，因此纷纷过早地死亡。我们会看到，有许多年富力强的人简直就是被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杀死的。
从有世界存在的时候起，我们就看见人们在极度紧张、匮乏和痛苦的状态中与人类共同的贫困进行斗争而又无法战胜这贫困。
此外我们还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无论他生活在哪里，无论他怎样生活，他有意无意地总是每日每刻在自己身上耗费人类劳动的一部分产品。无论他生活在哪里，无论他怎样生活，房子、住所都不是自动从地上长出来的，木柴不会自动跑进他的火炉，水也不会自动流来，烤熟的面包也不会自天而降，饭菜、衣服和鞋子也都同样。而给他做了这一切的并不只是一些过去的人，已经死去的人。为他做了这些事，现在仍在为他做这些事的还有那样一些人，其中成千上万的人正在徒然的努力中憔悴和死去，这徒然的努力就是要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们挣得足够的衣食住所，即能把自己和孩子们从苦难和夭折中拯救出来的生活资料。
所有的人都在和贫困作斗争。他们的斗争是那样紧张，以至在他们身边每一秒钟都有他们的兄弟、父亲、母亲和孩子死去。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是在一艘进水而只有少量食物储备的船上一样，全都被上帝或者大自然放在这样一个地位上，必须珍惜这点食物，必须不停地往外舀水。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只要一停止这种劳动，只要做出任何无益于共同事业的侵吞他人劳动的事，对我们本身和我们的弟兄来说都是致命的。
但究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即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有教养人士自己不做工，心安理得地侵吞他人的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却认为这种生活是最自然、最合理的呢？
他们之所以能够脱离大家都应该从事的十分自然的劳动，把它推给别人，并且还不认为自己是叛徒和窃贼，其原因只可能有两种假设：第一，我们这些不参加共同劳动的人是些不同于做工的人的特殊人物，我们在社会上有特殊使命，就像雄蜂和蜂王有不同于工蜂的使命一样；第二，我们这些脱离了生活斗争的人为其他人做的事情，对所有的人来说都那么有用，想必可以赎回我们因加重别人的负担而对他们造成的祸害。
以前，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曾经断言：第一，他们是特殊血统的人；第二，上帝赋予他们关心别人的福利，也就是说管辖别人和教导别人的特殊使命。因此他们总是劝别人相信并且经常连自己也相信，他们做的事情对人民来说要比他们所享用的那些劳动更有用更重要。在人们还没有怀疑神灵对人事的直接干预和血统区分的时候，这条辩护理由曾经是很充足的。自从有了基督教，自从有了从基督教产生的人人平等一致的意识，这条理由就不可能再采取原来的形式了。已经不能肯定地说，人们生来就有血统之分，尊卑之分，使命之分，因此这旧的理由虽说还有某些人支持，渐渐地还是销声匿迹，几乎已不存在了。人有特殊血统的理由不存在了，但是脱离劳动并享有他人劳动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那些有权这样做的人却依然如故，为了解释这一现存的事实，经常发明出许多新的理由，这些理由虽不承认人有特殊血统，但在它们的解释之下，那些能够劳动的人脱离劳动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这样的理由已经发明出了很多。无论这会使人觉得多么奇怪，一切在某个时期被称之为科学的东西，一切构成科学之主导方针的东西，其主要的活动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寻觅这样的理由。这是神学活动的目的，也是法学的目的，也是所谓的哲学的目的，最近（无论这对我们这些运用着这一理由的现代人来说显得多么奇怪）它还成了当代经验科学的目的。
神学之全部精妙是设法证明某教会是基督的唯一真正的继承人，因此唯有它才对人们的灵魂以及肉体有充分的无限的权力——这个目的就是神学活动的主导动机。
一切的法学，如国家法、刑事法、民事法、国际法等，也只具有这一使命。大部分哲学理论，尤其是统治了那么长久的黑格尔理论及其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国家是个性完善的必然形式等观点，也只具有这一目的。
孔德的实证主义哲学和由它产生的关于人类是一个机体的学说，达尔文关于似乎支配着生活的那个生存斗争规律的学说和由它产生的区分人种的学说，以及眼下十分得宠的人类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全都只具有这一目的。所有这些科学都成了得宠的科学，因为它们全都为一些人脱离人皆应尽的劳动职责而侵吞另一些人的劳动这一现存事实提供理由。
所有这些理论向来是在祭司们的神秘殿堂里炮制出来，通过种种模糊含混的表达方式在人群中传播而为人群所接受。正如古代，为教权和政权的暴力进行辩护的神学之全部精妙总是为祭司们所专有，而声称国王、僧侣和贵族的权力是神圣的那些既定结论，渐渐就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后来所谓科学的哲学和法学的精妙之处，也是为科学的祭司们所专有，而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开来的也仅仅是声称社会结构应该像现在这样并且不可能不是这样的那些结论。
现在仍是如此，生活的规律和机体发展的规律仅仅在祭司的圣殿里细加研究，而被当做信仰在人群中流传的结论却声称劳动分工是一条为科学所证实的规律，并且认为一些人应该死于饥饿和劳作，另一些人应该永远过节，而这一些人的死亡和另一些人的过节又应该是人类生活的一条无可置疑、必须服从的法则。为了给从事着形形色色活动的一切所谓有教养的人——从办铁路的人到作家和艺术家——的安逸生活进行辩护，时下流行的说法是：
我们这些卸脱了参加生存斗争这一全人类应尽职责的人，是在为进步服务，从而给全社会的人带来好处，这个好处可以赎回因为消费人民的劳动而对人民造成的祸害。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看来，这种辩护词似乎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不劳动者用来给自己辩解的那些道理，就像罗马皇帝和罗马公民关于有教养世界没有他们就会灭亡的那番道理在他们看来似乎完全有别于埃及人和波斯人的道理，也像同一种道理在中世纪的骑士和僧侣看来似乎也完全有别于罗马人的道理一样。但这仅仅是似乎如此。只要深入研究一下我们这个时代的辩护词的实质，就能确信里面并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它只是经过了一些改头换面，内容还是原来的，因为它建立在原来的辩护词的基础之上。
为一个自己不做工而侵吞他人劳动的人所做的任何辩解，如法老和祭司们的辩解，罗马和中世纪的皇帝及其公民——骑士、祭司和僧侣们的辩解，总是由两个观点构成：其一，我们占取庶民的劳动，因为我们是特殊人物，上帝指定我们来管辖庶民并且把上帝的真理教给他们；其二，我们带给庶民福利，而应当向他们取得多少劳动，不可能由庶民来裁决，因为，正如法利赛人早已说过的那样：“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四十九节）人民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福利，因此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
我们时代的辩护词虽然表面上显得特别，实际上还是由那两个基本观点构成：其一，我们这些特殊的人，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在为进步和文明服务，从而给庶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其二，没有受过教育的庶民不懂得我们带给他们的好处，因此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
我们自己脱离了劳动，享用着他人的劳动，从而加重了我们的兄弟的负担，但我们断言，作为这一点的补偿，我们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他们因为自己无知，却不可能对此作出判断。难道这不是一回事吗？区别仅仅在于，以前是罗马公民、祭司、骑士和贵族有权占有他人的劳动，现在是一个被称为有教养的人的特殊种姓有权这样做。
这是同样的虚伪，因为这些为自己辩解的人有着同样虚伪的地位。虚伪就虚伪在，某些人，如法老、祭司或我们这些有教养的人，在作出这番关于脱离劳动的人给人民带来好处的议论之前，无论是法老还是我们，在作出议论之前本身已处在这种地位上，维护着这个地位，然后才给它想出一篇辩护词。
正是一些人能对另一些人施加暴力的地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始终充当着一切的基础。
我们的辩护词和最古老的辩护词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的辩护词更站不住脚。古代的那些皇帝和教皇们，如果本人相信并且人民也相信他们赋有天命的话，可以直截了当地解释，为什么应该享用他人劳动的人恰恰是他们。他们说，是上帝规定他们这样做的，也是上帝指示他们把上帝启示给他们的真理传达给人民并且去管辖人民。而我们时代的这些四体不勤的有教养的人，既是承认了人与人的平等，就无法解释，为什么负有使命给人提供某种轻易可得的好处的幸运儿恰恰是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因为教育只有靠金钱——权力才能获得），而不是那些为供养他们有可能受教育而成千上万地死亡的千百万人。
他们唯一的辩护词就是，他们——现在的这一类人——虽因脱离劳动和侵吞人民的劳动而给人民带来了恶，但作为补偿，却给人民带来一种人民所无法了解的好处，这种好处可以赎回他们造成的全部祸害，虽然人民对这好处不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