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靠他人劳动为生者所处的地位，其根据不只是一个信仰，而且是一整套教义，并且还不止一种教义，而是三种教义，千百年来它们互相加强，共同织成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大骗局，照英国人的说法是一个humbug，以掩饰他们的谎言免得被人识破。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一种为人们背叛他们的谋生劳动这一基本职责进行辩解的最古老的教义是教会基督教的教义，根据这种教义，人们按上帝的意志彼此区别开来，就像太阳区别于月亮和星星而星星之间又有区别一样，一些人按上帝的旨意有权统治一切人，另一些人有权统治许多人，第三种人有权统治某一些人，第四种人按上帝的旨意俯首听命。
这种教义的根基虽然已被动摇，但它凭着惯性，依旧对人们起着很大的作用，许多人虽不承认这一学说本身，往往还不知道它的存在，却仍然受着它的支配。
我们这个世界的第二种辩护性的教义，是我无法冠以别的名称而只能称之为国家哲学教义的东西。根据这种在黑格尔那里得到充分表现的教义，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们建立起来并且加以维持的生活秩序也不是由人们建立起来并加以维持的，而是精神或一般人类生活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的时代，那些左右社会舆论的人也已不信奉这种教义了，它也是靠惯性才得以维持。
最后一种教义，目前占统治地位的那种教义，亦即目前为我们时代的国务界、工业界、科学界和艺术界的先进分子们的辩护词充作基础的东西，乃是一种科学的教义。但这里的“科学”二字并不是简单地意味着一般的知识，而是指一种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十分特殊并被称为科学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使得游手好闲的人看不到他们已背叛自己的使命的辩护词主要是依靠这种新的教义才能存在。
与这种新的教义同时出现在欧洲的，是一个既不为教会服务也不为国家服务的富人和游手好闲者的人数众多的阶级，它需要有适合自己的地位的辩护词。
距今不久，在法国革命之前，欧洲还是这样一种情形，即一切不劳动者为了有权享用别人的劳动，非得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职业不可，如为教会、政府和军队服务。为政府服务的人管辖人民，为教会服务的人教给人民上帝的真理，为军队服务的人保护人民。只有这三个等级，即僧侣、官吏、军人才认为自己有权享用劳动者的劳动，才总是能把自己的服务强加给人民。其他不具有这条理由的富人是受鄙视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不正当的，为自己的财富和安逸感到羞耻。
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概不加入僧界、政府和军队的富人所组成的阶级，靠了那三个等级的淫佚而渐渐壮大了起来，形成一股势力，这些人也需要有辩护词了。于是这辩护词就出现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所有这些不为国家和教会供职并且丝毫不参加这些活动的人们，就不但像旧日那些等级一样获得了享用他人劳动的权利，不再为自己的财富和安逸感到羞耻，而且认为自己的地位已经有了充分的理由。这种人在我们的时代大量孳生出来，他们的人数正在不断地增加。令人吃惊的是，所有这些新人，这些不久以前还被认为不合法地脱离了劳动的人，现在却唯独他们认为自己是完全有理由的，并对旧日的三个等级即教会、国家和军队的仆人进行攻击，认为他们脱离劳动是不正当的，有时甚至认为他们的活动干脆是有害的了。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从前为国家、教会和军队服务的那些人，现在也已不再依靠上帝的恩宠，甚至不再依靠那个似为个性的外化必不可少的国家的哲学意义了。他们抛弃了这些长久地维护过他们的支柱，开始寻找以科学家和艺术家为首的那个当今占统治地位、并已找到了这个新的辩护词的新等级所据以维系的支柱。
假如现在的国务人士有时还因袭旧例，用自己受命于上帝或者国家是个性发展的形式等来捍卫自己的地位，那么他是因为落后于时代才这样做，他自己会觉得谁也不相信他。若要有力地为自己辩护，现在他应该去寻找的就不是那些神学和哲学的支柱，而是另一些支柱，一些新的、科学的支柱。必须提出一个国民性的原则或有机发展的原则，必须向占统治地位的等级献媚，就像在中世纪必须向僧侣献媚，在上世纪末应该向哲学家献媚一样（如弗里德里希、叶卡捷琳娜[28]）。
假如现在的富人有时还按旧习谈论什么选他当财主是上帝的意愿，或者谈论贵族对于国家福利具有什么意义，那么他是因为落后于时代才这么说的。若要有力地为自己辩护，他就应该通过改善生产方式，降低消费品价格和建立国际联系对文明的进步提供合作。富人应该用科学的语言来思考和说话，现在他应该像旧日的僧侣一样向占统治地位的等级供献祭品。他应该出版杂志和书籍，开办陈列馆，音乐团体，或者幼儿园，技术学校。而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是一个由许多具有一定倾向的科学家和艺术家组成的等级，他们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脱离劳动辩解，现在的一切辩护词都建筑在他们的这条理由之上，就像以前是建筑在神学的而后来又建筑在哲学的理由上一样，现在轮到他们给其他等级颁发辩护资格证书了。现在有充分理由为自己脱离劳动进行辩护的那些等级，是一个由科学界人士，主要是经验科学、实证科学、批判科学、进化科学界人士组成的等级，还有一个由为同一倾向而工作的艺术家组成的等级。假如科学家或艺术家现在还像过去那样谈论先知、启示或精神的外化，那么他是因为落后才这样做的，他无法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他若要站得稳固，就必须设法使自己的活动加入经验的、实证的、批判的科学，把这科学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只要他所从事的科学或艺术成为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他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会立于无法动摇的基础之上，他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就不会受到怀疑。
如今，一切为脱离劳动的人做的辩护全都建筑在经验的、批判的、实证的科学之上。神学和哲学的辩护词已经过时，它们怯生生、羞答答地露出头来，竭力披上科学的外衣。而科学的辩护词却果敢地推翻和摧毁着以前种种辩护词的残余，到处都取代了它们，怀着对自己的不可动摇性的信心高高地抬起头来。
教会的辩护词曾经说，因为各自的使命不同，一些人命该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命该低头顺从，一些人命该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命该陷于贫困。因此，谁相信神启，谁就不能怀疑那些按上帝的意志命该发号施令和拥有财富的人的地位是否合法。国家的哲学辩护词曾经说，国家连同其全部设施和根据权利和财产形成的等级分化，乃是一种为精神在人类中的正确表现所必不可少的历史形式。因此，为了人类能正确地生活，人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占据的那个由权利和财产决定的地位是应该如此的。现在科学的理论说，这一切都是胡说和迷信，其中一个是人类生活的神学阶段的思想产物，另一个是人类生活的形而上学阶段的思想产物。要研究人类社会生活的规律，只有一种方法是无可怀疑的，那就是实证的，经验的、批判的科学的方法。
只有建筑在以一切实证科学为基础的生物学基础上的社会学，才能给我们提供人类生活的新的规律。人类或者人类社会是一些现成的或者还在形成中的服从着机体的一切进化规律的机体。
这些规律中的一个主要规律是诸器官的各个部件之间有机能的分工。如果一些人在发号施令而另一些人却俯首听命，如果一些人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却陷于贫困，那么这不是因为上帝的意志如此，不是因为国家是个性外化的一种形式，而是因为在社会里就像在机体中一样，发生着一种为整体的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劳动分工：一些人在社会上干体力工作，另一些人干脑力工作。我们这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辩护词正是建筑在这种教义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