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是一切现存事物的规律，因此它在人类社会里是应该有的。很可能事实的确如此，但是毕竟还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在我们这个人类社会中看到的分工是否就是应该有的那种分工呢？如果人们认为某种分工是不合理和不公正的，那么无论怎样的科学也无法对人们证明他们认为不合理和不公正的东西是应该有的。神学理论曾经证明权力是上帝给的，很可能它也的确是上帝给的，但还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问题：谁的权力？叶卡捷琳娜的还是普加乔夫的？神学纵有再大的精妙也无法消释这个疑团。精神哲学曾经证明，国家是个人发展的形式。但还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认为尼禄或成吉思汗的国家是为发展个人而有的形式呢？无论什么样的超验语言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科学性的科学也是一样。分工是机体和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应该把这些人类社会里的什么东西认作机体的分工呢？任凭科学把蛔虫细胞的分工研究得多么透彻，所有这些观察仍然无法迫使一个人承认他的理性和良心认为是不正确的那种分工是正确的。不管在被观察的机体里细胞分工的证据多么有说服力，一个人只要还没有失却理智，他还是会说，人不应该一辈子织花布，这不是分工，而是压迫人。斯宾塞之类的人常说，存在着整群整群的织布工，因此织布活动是机体的分工。但是他们的这种说法和神学家们的说法一模一样：存在着权力，因此它是上帝给的，无论这是什么样的权力。存在着织布工，这就是说，分工如此。如果权力和整群整群的织布工是自动产生的，那么这样说说也不坏，可是我们知道，它们并不是自动产生的，而是我们制造出来的。那么就需要了解，我们制造这权力究竟是出于上帝还是出于自己？我们制造这些织布工究竟是根据机体的规律还是根据别的什么东西？
人们生活着，以种地为生，这本是一切人的天性。有个人造起一座打铁炉来修理自己的犁，一个邻人来求他修一下犁，答应为此替他做工或给他钱。人们接二连三地走来，于是在这些互相交往的人中间产生了这样的分工——出现了铁匠。另一个人把自己的子女教育得很好，邻人就把子女带到他这儿来，请他教育，于是出现了教师。但铁匠和教师得以产生并存在下去仅仅是因为有人求他们做铁匠做教师。倘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出现了许多铁匠和许多教师，或者倘若他们的工作不再被人需要了，他们立即就会像常识所要求的那样，像那些并不存在破坏正常分工的原因的地方常见的那样，放弃自己的技艺重新去种地。这样行事的人是受了自己的理性和自己的良心的支配，因此我们，即有理性有良心的人们，都认为这样的分工是正常的。但是倘若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铁匠们能够强迫别人替他们做工，倘若人们并不需要蹄铁而他们还在打蹄铁，倘若谁也不做学生而教师还在教书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作为一个人，即一个有理性有良心的生物，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已不是分工，而是侵占他人的劳动。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活动被有科学性的科学称做分工。人们正在做一些别人没想要求他们做的事，可他们却要求别人因此来养活他们，还说这样做是公正的，因为这是分工。
那个不仅仅在我们这里构成人民的主要社会灾难的东西叫做管理，即无数的官吏。那个构成我们时代的经济灾难的原因的东西用英国人的说法叫做overproduction，即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出许许多多既没有地方放也没有人需要的东西）。
如果一个靴匠竟然认为人们应该因为他在不停地缝制早已无人需要的靴子而养活他的话，那是很奇怪的。而那些政府、教会、科学和艺术界的人士根本什么都不缝，也不做任何不光是好看而且对人民有益的事，他们的商品无人问津，但他们同样有勇气以分工为理由要求人们养活他们，给他们好吃好穿。这种人该让人怎么说呢？可能有，并且确实有这样一些巫师，他们的活动是人们需要的，人们为此给他们送去面饼和烧酒。但是很难想象会有这样的巫师，谁也不需要他们的巫术，可他们却因为自己会行巫术而气壮如牛地要求人们给他们好吃好喝。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那些政府、教会、科学和艺术界人士却正在这样做。这一切所以会发生，根据都是那个错误的分工概念，它不是取决于理性和良心，而是取决于科学界人士同心信奉的那种观察结果。
分工的确一直存在，但它只在一个人用自己的良心和理性决定应做怎样的分工，而不是在他将去观察这分工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一切人的良心和理性都能非常简单、毫无疑问和异议地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为这问题找到的答案总是这样的：分工只有在一个人的特殊活动为大家十分需要，大家请求他提供服务，也因为他能为大家做事而情愿供养他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可以从幼年到三十岁一直靠别人养活，答应学成之后再去做一些非常有用然而谁也不请他做的事，后来又可以从三十岁一直到死过同样的生活，仍然仅仅答应要去做一些谁也不请他做的事，那么这就不是分工（正如我们这个社会里实际上也没有分工），而只能是强者侵占他人的劳动，就像现在的情况一样。以前神学家把强者侵占他人的劳动称之为天赋使命，后来哲学家称之为生活的必然形式，而现在，有科学性的科学又称之为机体的分工。
科学的全部意义仅在于此。如今是它成了发放逍遥证书的人，因为唯有它在自己的圣殿里研究和规定人在社会机体里可有何种寄生的、何种有机的活动。仿佛一个人靠理性和良心无法把这一点了解得准确和简明得多。正像以前对于僧侣，后来对于国务人士来说，什么人对别人最有用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一样，如今在从事有科学性的科学的人士看来，他们的活动无疑是有机活动这一点同样是不容置疑的，他们这些科学界和艺术界的活动家们乃是机体的脑细胞，亦即最最宝贵的细胞。
上帝保佑，让他们主宰好了，他们只管去吃好的喝好的，逍遥自在，就像祭司和诡辩家们也曾经逍遥自在和主宰过一样。只是但愿他们不要像祭司和诡辩家们那样使人腐化。
自有人类，即有理性的生物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区分善恶并利用着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他们和恶作过斗争，探索过真正的、最好的道路，缓慢然而顽强地在这条道路上前进。但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骗局设在人们面前挡住他们的道路，这些骗局的目的是向他们表明不应该这样做，而应该过另一种应有的生活。一个可怕而古老的骗局是教会人士的骗局。人们通过极为艰苦的斗争和劳动才渐渐摆脱了这个骗局，但他们刚刚从这个骗局里脱出身来，在老骗局的地方就立刻出现了一个新骗局——国家的、哲学的骗局。人们又挣脱了它的迷惑。可是一个新的、更为凶恶的骗局又在人们的道路上出现了，即科学的骗局。
这个新骗局和以前的老骗局一样，其实质在于用一种外部的东西偷偷取代我们的理性和良心以及我们前人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在教会的学说里，这个外部的东西是启示；在科学的骗局里，这个外部的东西是观察。
这门科学的圈套就是让人们看到由他们的理性和良心的作用造成的最粗暴的歪曲，从而破坏他们对理性和良心本身的信任，使他们相信，正是理性和良心告诉他们，自有世界以来理性和良心对人类的那些最高代表所说的一切全都是相对的和主观的。
他们说，应把这一切全都抛掉。不能凭理性来认识真理，因为会犯错误。还有另外一条道路，一条不会出错的、几乎是机械式的道路，即研究事实。而研究事实又应以有科学性的科学，即假冒成最无可怀疑的真理的实证论和进化论这两个毫无根据的推测为依据。这门占统治地位的科学摆出一副骗人的庄重模样，声称要解决生活的全部问题只有通过研究自然界的各种事实尤其是机体才行。容易轻信的年轻人被这个不但没有被批评摧毁，甚至没有被批评触动过的权威的新奇弄得晕头转向，纷纷去研究这些自然科学中的事实，奔向那条在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看来是唯一能够说明各种生活问题的道路。然而，学生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得越远，他们离开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可能性，甚至是离开解决各种生活问题的愿望本身也越远，他们也就越来越不习惯于观察，而是越来越习惯于轻信他人的观察（相信细胞、原生质、物体的四种形态等等），越来越只见形式而不见内容，越来越意识不到善恶，越来越不能理解那些由人类以往全部生活得出来的善恶的表达法和定义，越来越多地学会由许多并不具备全人类意义的术语构成的科学行话，越来越深地陷入那些无法说明的观察结果的迷宫里。他们不但越来越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而且越来越不能理解与他们不同的，处在他们的圣法经传之外的清新的人类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和生活，也就是和劳动渐渐疏远的过程中虚度大好年华，渐渐习惯于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合理的，在肉体上变成毫不中用的寄生虫，在精神上使自己的头脑脱离常轨，成为思想上的阉人。同样，他们一方面变得越来越愚蠢，另一方面又渐渐获得一种自信心，这种自信心使他们永远不可能回到普通的劳动生活中去，重新获得简单、明确、人类共同的思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