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里，分工从来就存在而且将来大概也会存在；不过，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现在和将来有分工，而在于，我们应该遵循什么才能使这种分工合理。如果我们把观察到的现象当作准绳，那么我们就会因此抛弃了任何准绳；于是，我们会把在人们之间看到的、并觉得合理的任何分工都认作合理的；如今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的科学也正导致这种看法。
分工！
一些人从事脑力的、精神的活动，另一些人从事体力的、物质的劳动。这些人说得多么充满信心啊！他们愿意这么想，于是，他们就觉得在出现最普通的古老的暴力的地方，真的就产生了完全合理的相互服务。你，或者不如说你们（因为从来就要许多人来供养一个人），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干我所需要而你们自幼干惯了的一切粗活，我将为你们做我所擅长而又已经干惯了的脑力劳动。你们给我物质食粮，我将给你们精神食粮。好像账算得完全不错，而且如果这种互相服务是自由的，如果那些供应物质食粮的人在得到精神食粮之前不必先提供物质食粮，这笔账算得也会是完全不错的。精神食粮的生产者说：为了我能给你们精神食粮，请你们供我吃，供我穿，替我清除我的垃圾。物质食粮的生产者却不提出任何要求，就给了物质食粮，虽则他并未得到精神食粮。假定交换是自由的，那么这些人和另一些人的条件会是相同的。科学家和艺术家说：在我们能开始以精神食粮为人们服务之前，需要人们给我们供应物质食粮。但是，为什么物质生产者不能说，当我必须以物质食粮为你们服务之前，我需要精神食粮，而在尚未得到它时我就不能工作？你们说：为了制作我的精神食粮，我需要农夫、铁匠、鞋匠、木工、石匠、金银匠等人为我干活。每个劳动者也会说：当我要去做工、为你们准备物质食粮之前，我已经需要精神食粮的果实了。为了有力量干活，我需要宗教的教义，共同生活中的秩序，运用于劳动的知识，艺术给予的愉快和安慰。我无暇去制定自己的关于生活目的的学说，请你们把它给我。我无暇思考一种共同生活的准则，使得正义不致受到摧残，请你们把这种准则给我。我无暇研究机械学、物理学、化学、工艺学，请你们给我书籍，以指导我怎样改进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工作方法、自己的住宅以及自己取暖和照明的设备。我无暇亲自去创作诗歌、造型艺术和音乐，请你们给我这些生活所必需的刺激和安慰，给我这些艺术作品。你们说，假如你们没有劳动者为你们负担的劳动，你们就不能从事重要的并为别人需要的你们的事业，而我则说，——劳动者会说——假如我没有宗教的和符合我的理智和良心要求的合理的行政管理的指导，以保障我的劳动，没有知识方面的指点以减轻我的工作，没有艺术所给予的愉快以提高我的劳动效益，我也不能从事同样重要的和你们需要的我的事业。迄今为止，你们作为精神食粮提供我的一切不仅对我无用，我甚至不能理解这对谁会有什么用处。在我还未得到那种适合于我、也适合于每一个人的食粮之前，我不能用我所制造的物质食粮供你们食用。假如劳动者这么说，那又怎么办呢？而且，假如他这么说，这也并不是玩笑，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公道话。要是劳动者只是这么说，在他那边的道理，要比脑力劳动者这边的多得多。道理之所以更多地在他那边，是因为体力劳动者所提供的劳动，比之脑力劳动者的劳动更为重要，更为必需，也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脑力劳动者将他许诺给体力劳动者的精神食粮给他，而体力劳动者呢，因他自己还缺乏物质食粮，这就妨碍他提供这种物质食粮。
假如对我们提出这样简单而又合理的要求，那么我们脑力劳动者又该怎样回答呢？我们用什么来满足这些要求呢？假如以菲拉列特[2]的教理问答、索科洛夫[3]们的神圣历史和各个修道院和伊萨克大教堂[4]的典籍来满足他的宗教方面的要求；假如以法典和各个司局的上诉判决以及各种委员会和特设委员会的章程来满足秩序方面的要求，假如以光谱的分析、银河的测量、假想几何学、显微镜研究、招魂术和降神术的争论、科学院的活动来满足知识方面的要求，那么又以什么来满足他的艺术方面的要求呢？以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和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法国沙龙和画裸体女人、绫罗、天鹅绒、风景和风习的我国艺术家的绘画，以瓦格纳或者晚近的音乐家们的音乐吗？这些都毫无用处，也不可能有用处，因为我们依仗自己的权利去享用人民的劳动而不承担任何义务，在制作精神食粮时完全忽视了我们的活动所应负的唯一使命。我们甚至不知道劳动人民需要什么，我们甚至忘记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他们的语言，甚至忘掉了劳动人民本身，我们忘掉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当作某种民族学奇珍或新发现的美洲来加以研究。
就是这样，为了要求物质食粮，我们负责提供精神食粮；但是，由于这种假想的分工，（按照假想中的分工，我们不仅可以先吃饭后制作，而且可以世世代代不干活但吃得香甜可口。）我们为报答人民对我们的供养而制作的，只是一些依我们看来有益于我们，有益于科学和艺术的东西，但对于我们以提供精神食粮为借口而侵吞其劳动成果的那些人却既不适用，又难理解，甚至像林堡的干酪一样令人讨厌。我们忘乎所以，以至忽视自己承担的义务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忘了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工作，甚至把我们负责为其服务的人民本身也当成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活动的对象。我们研究和描写他们只是供自己娱乐和消遣，我们完全忘了我们必须为他们服务，而不是去研究他们，描写他们。我们如此忽略了自己所承担的义务，甚至没有注意到，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我们负责要做的事，不是由我们，而是已经由别人做了，我们的位置原来已经被别人占了。原来当我们争论的时候——像神学者争论无垢受胎一样——有时争论有机体的自然产生，有时争论招魂术，有时争论原子的形式，有时争论有机体的泛生论[5]，有时争论原形质里还存在着什么，以及其他等等的时候，人民依然需要他们的精神食粮。于是科学界和艺术界的穷途潦倒的人士，听从一心只想发财的投机商的意旨，开始给人民提供、而且正在提供这种精神食粮。这样，在欧洲四十年来，在我们俄国十年来已经发行了数以百万计的各种书籍、绘画和歌集，开设了游艺场，人民既观赏又歌唱，他们得到精神食粮，不过不是从负责提供这种食粮的我们这里获得的，而我们却以自己似乎能够提供的这种精神食粮为自己的懒散辩解，袖手旁观。我们是不应该袖手旁观的，要知道为自己辩解的最后一点理由也正从我们脚底溜走。我们有专门知识，我们有我们特殊的职能活动，我们是人民的头脑。他们养活我们，我们则负责教育他们，只是因此我们才不劳动。我们教会了他们什么，现在又教他们什么呢？他们期待过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我们总在闲谈，互相指教，互相悦娱，而对于他们，我们甚至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忘记得如此干净，以至当别人去教育他们、悦娱他们时，我们连注意都没有注意到。我们如此轻率地谈论分工，很明显，我们所说的我们带给人民的好处，只不过是恬不知耻的托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