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对科学和艺术活动都有简单明了的定义,它排除一切超自然的观念:科学和艺术承担人类为各个社会或全人类造福的脑力活动。因此我们有权只把抱定这种宗旨并要达到这种目标的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因此,如果科学家们想出刑事法、国家法、国际法等理论,想出新式的大炮和炸药,艺术家们编出下流的歌剧、轻歌剧或者同样下流的长篇小说,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我们都没有权利把所有这些活动称为科学和艺术活动,因为这种活动并非以造福各个社会或人类为目的,刚好相反,却是贻害于人。

同样,那些毕生老老实实从事微生物研究、天体现象和光谱现象研究的科学家,那些在勤奋地研究古代文献以后去创作历史小说、绘画、交响乐和优美的诗歌的艺术家们,无论他们如何称呼自己,——所有这些人,虽则尽心竭力,都不能称为科学家和艺术家。首先,因为他们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活动并非旨在造福人类;其次,因为我们看不到这种活动对社会和人类的福利的影响。至于他们的活动有时会给有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正如一切事物都会给某些人带来好处和愉快一样,根据他们的科学定义,绝不能使我们有权承认他们是科学家和艺术家。

同样,有些人想方设法用电力来照明、取暖和作为动力,或是发明新化合物,用以制造炸药或鲜艳的油漆,有些人正确地演奏贝多芬的交响乐,在剧院演出,或是绘制出色的肖像画、风俗画、风景画及一般图画,写饶有趣味的小说,其目的都只是为富人消愁解闷,这些人无论如何称呼自己,——他们的活动都不能称为科学和艺术,因为这种活动,不像机体里脑的活动那样为整体谋福利,而是为个人的收益以及因发明创造而获得的特权和金钱所驱使,因此这类科学、艺术活动也不能区别于任何其他谋求私利、增添生活乐趣的私人活动,诸如小饭馆老板、马术表演者、时装设计师以至妓女等的活动。无论这类、那类或第三类活动都不符合科学和艺术的定义,因为科学和艺术根据分工原则是承诺为全人类或全社会谋福利的。

科学给科学与艺术所下的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不幸的是,现在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并不符合这个定义。一些人干脆制作有害的东西,另一些人制作的是无益的,第三类人则制作毫无价值而只适合于富人的。他们不做他们按照自己的定义负责要做的事,因此他们没有多少权利可以自命为科学家艺术家,正如渎职的堕落的僧侣没有权利承认自己是上帝的真理的代言人。

不难理解,如今的科学界和艺术界活动家何以没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们之所以不能完成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义务变成了权利。

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艺术活动只有当它不知道权利、只知道义务的时候才能起良好作用。正因为它从来就是这样,它的本质就是这样,所以人类才这么重视它。人们要是真正有志趣以精神工作来为别人服务,那他们在这一工作中就只会看到义务,就会不辞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去完成它。

思想家和艺术家永远不像我们惯于想象的那样安然高踞奥林匹斯山巅;思想家和艺术家必须和人们同痛苦,共忧患,以寻求解救和安慰。此外,他之所以感到痛苦和忧患,还因为他每时每刻总是惊惶不安,因为他原本可以解答、说出使人们获得幸福、免除痛苦、得到安慰的话,可是他还没有像应该做的那样说、那样描写;他完全没有解答、没有说出,而明天,也许就晚了——他会死去。因此,痛苦、忧患和自我牺牲永远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

能成为思想家和艺术家的不是那个在学校里接受教育(那里似乎能造就科学家和艺术家,其实只能造就科学和艺术的毁灭者)、获得毕业文凭和生活保障的人,而是那个很想不去思考不去表达郁积的内衷但却不能自已的人,其所以不能自已是因为内心的需要和他人的要求这两种无法遏止的力量在吸引他。

脑满肠肥、纵情享乐和自得自满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是没有的。真正为他人所需要的精神活动及其表现是人的最为艰巨的使命,是《福音书》中所说的十字架。具有这种使命感的唯一无可怀疑的标志是献身精神,是牺牲自己以表现人所天赋的为他人谋利益的力量。不经痛苦就不能产生精神果实。[……]

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艺术具有以下两种不容置疑的特征:第一种是内在特征,即献身科学和艺术的人不是贪图利益而是以献身精神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第二种是外在特征,即他的作品是他为之谋幸福的一切人都能够懂得的。

无论人们认为自己的使命和幸福是什么,科学总是关于这种使命和幸福的理论,而艺术则是这种理论的表现。[……]在今天,真正的科学和艺术为神学和法学所取代,真正的艺术还为教会和政府的那些谁也不信、谁也不认真看待的仪式所取代,至于我们称之为科学和艺术的东西,那不过是懒散的思想和感情的产品,旨在取悦同样懒散的思想和感情。我们的科学和艺术不为人民所理解、也没有对人民说什么,因为它们根本无视于人民的幸福。[……]

我们的情况十分严重,可我们为什么不予以正视呢?

是清醒过来反躬自问的时候了。要知道,我们正像那些书呆子和法利赛人,高踞摩西的宝座,手持天国的钥匙,自己不进去,又不让别人进去。要知道,我们这些献身科学和艺术的祭司是最要不得的骗子,比最狡猾、最堕落的祭司更不配占有我们的地位。要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自己的特权地位辩护,因为我们靠欺诈占据了这个地位,又用谎言来维持它。祭司,我们的或是天主教的僧侣,无论他们怎样腐化堕落,还有权利保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说,他们在教导人如何生活、如何得救。而我们这些科学界和艺术界人士却挖他们的墙脚,向人们证明他们在欺骗,然后自己去占据他们的位置;但是我们并不教导人们如何生活,甚至认为这不需要学,却吮吸民脂民膏,给自己的孩子们传授希腊和拉丁的文法,为了让他们也能继承我们所过的寄生虫生活。我们说:过去有等级,现在我们这里没有了。那么今天,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在干活,而另一些人和他们的孩子却不干活,那又算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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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菲拉列特〔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德罗兹多夫〕(1782—1867),莫斯科都主教,教会历史家。

[3]德·帕·索科洛夫(生卒年不详),《神圣历史》的作者。

[4]伊萨克大教堂是十月革命前彼得堡最大的一座教堂(现仍在列宁格勒市中心),以彼得大帝诞日那天应追荐之圣徒伊萨克命名。

[5]泛生论是达尔文为解释遗传性的发生原理于一八六八年提出的抽象假说。泛生论认为,父母体的征象及特性是借助微芽传给后代的,微芽由机体的所有其他细胞进入生殖细胞,并在新机体发育过程中形成细胞。

[6]君士坦丁大帝(约285—337),罗马皇帝(从306年起),他信奉基督教,并开始把基督教定为国教。

[7]利斯特(1827—1912),英国外科学家,在外科实践中采用防腐法(1867)。

[8]尼古拉大街(即今十月二十五日大街)是莫斯科市的一条古老的街道,因此处有一所尼古拉希腊男修道院而得名。俄国于十六世纪在这条街上建立了第一个印刷所。

[9]古斯里为俄国古代的一种弦乐器,类如中国古筝。

[10]季姆班为定音鼓之类的古代打击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