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到底怎么办？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既包含着一个承认我们的生活不好不正常的意思，同时也仿佛包含着一个这一切终究是无法改变的推托的问题，过去我从四面八方听到过，现在仍从四面八方听到，因此我只选了这个问题为此文通篇的题目。我描述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探索和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我是个和大家一样的人，如果说我有什么东西比我们这个圈子中的平常人突出一些，那么主要就是我比平常人更多地侍奉和纵容了我们这个世界的错误学说，从维护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学说的人士那里得到过更多的赞扬，因此比别人更腐化，错更大。因此我才觉得，我为自己找到的那个问题答案，对所有给自己提出这一问题的真诚的人来说都将是有用的。
首先，我对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是这样回答自己的：无论对人对己都不要说谎，不要害怕真理，无论它会把我引向哪里。
我们大家都知道对人说谎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并不担心对自己说谎。然而，在人前说的谎话就是再恶劣，再直接，骗人骗得再厉害，比起我们说给自己听的、我们借以安排自己生活的那种谎话来，后果还算不了什么。
要能够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就不要说这样一种谎话。事实上，当我所做的一切，我的全部生活都建筑在谎话上，而我还想方设法在别人和自己面前用这谎话冒充真理的时候，怎么能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呢？在这个意义上，不说谎就意味着不害怕真理，不为使自己听不见理性和良心的结论而支吾搪塞，也不接受别人为此而作的支吾搪塞；不害怕和周围的一切决裂而独自坚持理性和良心；不害怕真理将使我们面临的那种情况，坚信真理和良心所指向的那种情况无论多么可怕，也不会比建筑在谎话之上的东西更坏。处在我们这些有特权的人、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的地位上，不说谎意味着不害怕清算。
也许债已经欠得太多，还不清了。但是无论欠多少债，知道多总比不管不顾好。无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了多远，知道远总比继续走下去好。对人说谎有弊无利，因为解决任何事情用真理永远比用谎话来得直接和简便。对人说谎只会把事情搅乱，解决起来更难。对自己说谎并用它冒充真理则会毁掉一个人的一生。如果一个人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却认为它是真正的道路，那么他在这条路上每跨出一步都会使他离目的地更远。如果一个人在这条错误道路上走了很久，自己猜到或者听别人说这条路是错误的，但他不敢想自己往歧途上走了多远，却竭力使自己相信也许从这里也能走上正路，那么他就永远走不上正路。如果一个人面对真理畏缩不前，明明看到它却不承认它，反把谎话当做真理来看待，那么这个人就永远不会知道他应该怎么办。我们这些不但富裕而且享有特权的所谓有教养的人，在错误道路上已经走得太远，因此我们要猛醒回头，承认我们赖以为生的那种谎话，就需要有更大的决心，或者在错误的道路上忍受巨大的痛苦。我认识到我们这种生活的虚伪，靠的就是错误道路给我带来的那些痛苦。我承认我所走的那条道路是错误的以后，就有勇气朝理性和良心指引我的方向走去（以前仅仅在思想上），再不考虑它们会把我带到哪里。于是我为这勇气得到了报偿。
我周围的一切复杂、零散、混乱和无法理解的生活现象突然变得清楚了，我以前在这些现象中间所处的奇怪而艰难的地位突然变得自然和轻松了。
在这个新的地位上，我的活动得到了非常准确的规定——根本不是以前我所想象的那种活动，而是一种崭新的、宁静得多的、充满了爱和喜悦的活动。正是以前使我惊恐的那种东西，现在开始吸引我了。因此我想，谁能真诚地对自己提出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并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不对自己说谎，而是走向他的理性指引他去的地方，他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他不再对自己说谎，他就会认识到应该做什么，在哪里做，以及怎样做。
只有一种情况会妨碍他找到出路，那就是错误地抬高自己和自己的地位。我就有过这种情况。因此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答案，亦即从第一个答案中产生的答案，对我来说就是彻底悔悟，也就是完全改变对自己的地位和活动的评价，不再认为自己的活动是有用的和严肃的，而是承认它有害和渺小；不再认为自己有教养，而是承认自己无知；不再认为自己善良、有道德，而是承认自己不道德、残酷；不再认为自己高尚，而是承认自己卑下。我说，除了不对自己说谎之外我还应当悔悟，是因为虽说这后一件事本来就是前一件事的要求，但关于我具有崇高意义的错误观念已经和我牢牢地连在了一起，我若不真心诚意地悔悟，不否定我给自己作出的错误评价，我就无法看到我对自己说的大部分谎话。只有我悔悟了，也就是说不再把自己看成特殊人物，而是开始把自己看成和大家一样的人，我才能清楚地认识我的道路。以前我所以无法回答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正因为我对问题本身的提法不对。
在我没有悔悟的时候，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我，一个具有我所有的这种教育和这些才华的人，应该选择怎样的活动呢？我该怎样用这些才华和这种教育来报偿我过去和现在取之于人民的东西呢？这种问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包含着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不是和大家一样的人，而是一个特殊的人，我的使命是用我通过四十年的训练才得到的才华和教育为人们服务。我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但在实际上我已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因为我已预先选定了一种使我愉快的活动，以为我的使命就是用这种活动来为人们服务。其实我就是这样问自己的：我，一个如此出色的作家，有这么多的知识和才华，应该怎样运用它们才符合人们的利益呢？
而问题本来应该像是摆在一个修完了《塔木德》[36]课并且熟记一切经书的字母数目和自己这门学问的全部精义的博学的拉比[37]面前。无论对拉比还是对我，问题的提法都应该是：我，一个由于不幸的环境没有把最好的学习年月用来培养劳动习惯，而是耗费在学习文法、地理、法学、诗歌、小说、法语、钢琴、哲学理论和军事操练上的人，一个把自己生命的大好时光耗费在一些无聊而又腐化心灵的事情上的人，虽然有过去不幸的环境，应该怎么办才能报答那些在这段时间里供我吃穿，眼下还在供我吃穿的人呢？如果问题是像现在我悔悟了之后的样子摆在我的面前，即：我这样一个被教坏了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么回答起来很容易。首先应该努力诚实地谋生，也就是说学会不靠别人养活，而在学习这样做的同时和学会这样做之后，一有机会就用双手、双脚、大脑、心灵以及一切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为人们造福。
因此我说，对于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除了不对别人也不对自己说谎之外，还要悔过自新，把在我们身上生了根的因为自己受过教育、讲究趣味和秉有才华而产生的傲慢铲除干净，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人民的恩主，并不是乐于和人民分享自己有的有用之物的先进分子，承认自己完全是个有罪过的、被教坏的、毫无用处的人，一个希望痛改前非，一个不求对人民施恩、但求不再侮辱和欺凌人民的人。有一些很好的年轻人赞成我的文章中的批判部分，我经常听见他们问：那么我该怎么办？我，一个学完了大学或其他学校的课程的人，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这些年轻人问是这样问，但在内心深处早已认定他们受的教育是他们的一大优点，他们希望正是用自己的这个优点来为人民服务。因此有一件事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去做的，那就是坦率诚实地对他们所谓自己受的教育抱批判态度，问一问自己，他们所谓自己受的教育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如果他们这样去做，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感到必须否定自己受的教育，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这也正是唯一需要他们做的事。他们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因为他们并没有照应该的那样提出问题。问题应该这样提：我，一个软弱无能、毫无用处、由于环境的不幸而把最好的学习年月毁在腐化心灵和肉体的《塔木德》研究上的人，应该怎样纠正这个错误并且学会为他人服务呢？他们却是这样提的：我，一个得到了这么多美妙的知识的人，应该怎样利用这些美妙的知识去造福于人呢？这样一种人只要不悔悟，就永远回答不了应该怎么办的问题。悔悟并不可怕，就像真理并不可怕一样，悔悟也像真理一样令人快乐并且有良好的作用。只要彻底地接受真理和彻底地悔悟，就会懂得任何人都不具有也不可能具有权利、优点和特殊的生活地位，而应尽的义务却无穷无尽，并且人的一个首要的和无疑的义务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和其他人的生命参加到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中去。
正是人的这种对义务的意识，构成了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的第三个答案的实质。
我努力不对自己说谎了，我努力从自己心中剔除关于我的教育和才华的错误看法的残余，我悔悟了。但在解决应该怎么办这一问题的道路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困难：可做的事情有那么多种类，总得指点我究竟应该怎么办呀。只要对我生活在其中的那种罪恶表示出真心的悔悟，就能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
怎么办？究竟应该怎么办呢？——大家都在这样问，我也一直这样问。后来我摆脱了对自己的使命评价过高的影响，这才看到我首先并且无疑应该去做的事，就是自己给自己饭吃，给自己衣穿，给自己取暖，给自己盖屋，并且要在这些事情上为他人服务，因为自有世界以来，这一直是并且仍然是任何人应尽的首要和无疑的义务。
事实上，无论一个人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什么，是管辖别人也好，是保卫自己的同胞也好，是侍奉上帝也好，是教导别人也好，是发明增添生活乐趣的手段也好，是揭示世界的规律也好，是用艺术形象体现永恒的真理也好——对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为维持自己的生命和别人的生命而参加到同大自然进行的斗争中去，将永远是他应尽的最为首要和最无疑问的义务。这所以是一个首要的义务，是因为对人们来说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生命，因此要保护人们和教导人们，使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愉快，就应该保持这生命本身。而我不参加斗争，侵吞他人的劳动，这就是消灭他人的生命。可见，一边消灭他人的生命一边为他人的生命服务是讲不通的。当我活着显然有害于他人时，是谈不上我为他人服务的。
人为获得生活资料而同大自然进行斗争的义务，永远是一切应尽的义务中最首要和最无疑的义务，因为这个义务是生命的法则，背离这个法则就会招致不可避免的惩罚——人的生命从肉体上或是从精神上遭到毁灭。如果一个人独自生活而给自己解除了同大自然作斗争的义务，他立即就会遭到肉体毁灭的惩罚。而如果一个人给自己解除了这个义务，却迫使别人以毁灭自己生命的代价来履行这个义务，那么他立即就会遭到毁灭自己合理的生活即具有合理的目的的生命的惩罚。
人只有在这一件事上，如果他分担这件事的话，才能使自己天生的各种肉体和精神需要获得充分的满足。吃饭、穿衣、爱护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这是肉体需要的满足，为别人做同样的事——这是精神需要的满足。人的任何其他活动只有在目的是满足人的这种第一需要的时候才是合法的，因为人的全部生活正是在于这种需要的满足。
我曾被自己过去的生活扭曲得那么厉害，这条上帝的或者说大自然的首要而无疑的法则又在我们的世界里被掩盖得那么严实，以至我曾觉得执行这条法则是奇怪的，可怕的，甚至是可耻的，仿佛执行永恒的无疑的法则而不是背离它会是可怕、奇怪和可耻的似的。
起初我以为，要做这种事需要慢慢筹备，把志同道合者组织在一起，征得家庭同意并生活在农村。后来我又以为，做这种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习惯做的事，譬如说体力劳动，就像是要在人前表现自己似的，很难为情，因此不知道怎样着手去做才好。但只要我一懂得这并不是什么需要发明和组织的特殊活动，这种活动仅仅是从我所处的错误地位回归自然的地位，仅仅是纠正我生活在其中的错误——只要我一意识到这一切，所有这些困难就都迎刃而解了。根本用不着组织和筹备，根本用不着期待别人的同意，因为无论我处在什么地位，从来都有人在那里不但供他们自己，而且还供我吃饭、穿衣和取暖，因此我随时随地都能为自己也为他们做这种事，只要我有足够的时间和力气。我同样也不会因为做这种为人们所不习惯并且似乎还会觉得稀奇的事而感到虚伪的羞耻，因为不做这种事的时候，我已感到了不是虚伪的，而是真正的羞耻。
就在这时，我产生了这种意识并且从中引出了实际结论，我也就因为没有在理性的结论面前畏缩而是走向它指引的方向受到了充分的奖赏。得出了这个实际的结论以后，我惊奇地看到，所有以前在我看来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竟如此容易和简单。要问应该怎么办？有一个最无可怀疑的答案：首先，应该去做我自己需要的一切，即给自己煮茶，给自己生炉子，给自己提水，给自己缝衣服——做我自己能做的一切。要问那些常做这种事的人是否会对此觉得奇怪？那么要奇怪也只会奇怪一个星期，一星期之后，如果我又回复到原来的样子，人们才会奇怪呢。要问这种体力劳动是否需要组织，是否需要在农村，在土地上建立劳动组合？这一切全都不需要，只要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使自己有可能游手好闲地坐享他人的劳动，像那些积攒金钱的人的劳动一样，而是为了满足需求，那么它自己会把人们从城市吸引到农村，吸引到土地上，到有这种最富于成效和最快乐的劳动的地方。不需要成立任何组合，因为一个从事劳动的人总是自己会自然而然地加入其他劳动者的现有组合。要问这种劳动会不会耗尽我的全部时间，会不会使我不再可能从事那种我所喜欢，我所习惯，我自负的时刻认为对别人不无益处的脑力活动？我得到了一个最意想不到的答案。脑力活动的精力增强了，它甩掉了多余的消耗，随着体力的加强而相应地增长。原来在八个小时——白天的一半（以前我是在同无聊进行艰苦斗争中度过的）用于体力劳动之后，我还留有八个小时，只需按我的条件抽出其中的五个小时用于脑力劳动。我是个非常多产的作家，四十年来别的什么事也不做而只是写作，写出了三百印张。假如我在这四十年里一直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干普通的活儿，且不计冬日的傍晚和假日的闲暇，只要我每天读书和学习五小时，在节假日才写作，每个节假日写两页纸（而我往往一天能写一印张），那么十四年我就能写出三百印张。结果出了一件怪事，一道最简单的算术题，连七岁的小孩子都会做，可我至今不会做。一昼夜有二十四个小时，我们睡八个小时，还余有十六个小时。无论哪个从事脑力活动的人，如果他每天把五个小时用于自己的活动，也能做出非常多的事情来。可余下的十一个小时上哪儿去了呢？
原来体力劳动不但不排除脑力活动的可能性，不但可以提高它的质量，而且还能促进它。
要问这种体力劳动会不会使我失去人所应有的许多无害的快乐，如享受艺术，获得知识，与人交际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幸福？事实上完全相反，劳动越是紧张，越是接近被视为最粗笨的农业劳动，我得到的享受和知识就越多，和人们结成的关系越是亲密友爱，生活的幸福也越多。
要问（我经常从一些不十分真诚的人们口里听到这个问题）大海里的这样一滴小小的水珠会产生什么结果，我把我个人的体力劳动投入我正在耗费的劳动大海中会有什么结果？答案同样是最令人满意、最意想不到的。事实是，一旦我把体力劳动变成自己生活的习惯条件，我就立即抛弃了我在肉体懒散时形成的大部分错误而代价昂贵的习惯和要求，而且没有丝毫的勉强。且不说那些颠倒昼夜、讲究被衾衣着和规矩重重的清洁的习惯，那在从事体力劳动的条件下根本不可能有而且令人害臊，就是饮食本身和对饮食质量的要求也完全改变了。最简单的食物，如菜汤、粥、黑面包、边咬糖块边喝的茶，代替了以前爱吃的甜蜜、油腻、精致、复杂和开胃的东西，成了最需要和最令人愉快的东西。我在干体力活的时候结交的那些只满足于很少一点东西的普通劳动者的榜样无疑对我产生了影响，就是我的需求本身也由于劳动生活而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变化。因此，随着我渐渐习惯和掌握了劳动本领，我的这一滴体力劳动的水珠在共同劳动的大海里变得越来越大。而随着我的劳动渐渐地出了成效，我对别人劳动的要求也变得越来越小，生活自然而然地，既不勉强也无损失地渐渐接近我在未履行劳动法则时甚至无法梦想的简朴生活。由此可见，我对生活的那些花费昂贵的要求，那些虚荣和消愁解闷的要求，是直接从游手好闲的生活中产生的。干体力活的时候既没有虚荣的地位，也不需要消愁解闷，因为时间过得又愉快又充实，疲劳之余喝喝茶，看看书，和朋友们聊聊天，这种简单的休息要比戏院、纸牌、音乐会、大社交场等一切只在肉体懒散时才需要并且代价昂贵的东西不知愉快多少。
要问这种不习惯的劳动会不会使要能为他人服务就必不可少的健康受到损害？虽然许多著名医生断定，紧张的体力劳动会造成许多极有害的后果，尤其在我的年龄更是如此（因此最好采取做瑞典体操、按摩等应该代替人的自然生活条件的保健方法）。事实上，劳动越是紧张，我就越是觉得自己结实，精力充沛，快活，善良。因此毫无疑问，正像人脑的种种巧妙发明，如报纸、戏剧、音乐会、拜访、舞会、纸牌、杂志、小说等等，不外乎是维持没有为他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手段，人脑为饮食、起居、通风、取暖、衣着、药物、水疗、按摩、体操、电疗和其他疗法作出的种种卫生学和医学上的巧妙发明也仅仅是一些维持处在劳动的自然条件之外的人的肉体生活的手段。原来人脑为给那些肉体懒散的人安排一个愉快的生活而作的一切巧妙发明，同人们为给一个完全密封的房间制造一种最适于呼吸的空气而想出的种种妙策完全一样。他们借助机械装置、水汽蒸发和各种植物来调节空气，虽说只消开一扇窗子就行了。
为我们这个圈子的人想出来的种种医疗卫生发明，活像是一个机械师想出了那样的办法，给一个不工作的汽缸点上火，堵住了所有的阀门，然后设法使这汽缸不发生爆炸。各种娱乐、舒适和医疗卫生保健设施都是为了使人们免于精神和肉体的疾病，要代替这一切极为复杂并且耗费了许许多多劳动的设施，只需有一件东西就够了，那就是执行生活的法则，也就是去做不但是人，而且连动物都应该做的事，即通过体力劳动把以食物形态摄入的能量释放出来。用普通的话说就是去挣饭吃，不劳动者不得食，或者说要吃多少就得挣多少。
当我清楚地懂得了这一切的时候，我觉得可笑。我经过那么多的怀疑和探索，走过那么长的思想历程，最后才认识了这个非同寻常的真理，即人有眼睛是为了用它们看，有耳朵是为了听，有脚是为了走路，有手和脊背是为了干活。如果一个人不用这些肢体去做它们天生应该做的事，那他的情况就会越来越糟糕。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这些享有特权的人的情况和我一个熟人养的牡马的情况一样。我这个熟人的管家并不爱好养马，也不是养马行家，他接到主人要把一些最好的牡马关进单马栏的命令以后，就把它们从马群里挑出来关进了单马栏，喂它们燕麦，给它们饮水。但他对这些名贵的马匹放心不下，不敢把它们交给任何人，不骑它们，不放它们，甚至不把它们牵出马厩。这些马全都垮了，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区别仅仅在于，马是没有办法可以骗的，要不放它们出去，就得用皮带拴着，而我们是被一些诱惑拴在同样一种不自然的、对我们来说是致命的状态中，这些诱惑搅乱了我们的思想并且像铁链一样勒着我们。
我们给自己安排了一种既违反人的道德天性又违反人的肉体天性的生活，我们绞尽脑汁地要人们相信这正是一种最名副其实的生活。我们称之为文化的那一切，我们的科学和艺术，各种生活乐趣的完善，都是企图欺骗人的道德要求。我们称之为卫生学和医学的那一切，都是企图欺骗人类天生的肉体要求。但这些骗局总有自己的尽头，我们也已走到了这些尽头。时下正充当主宰的最时髦的叔本华和哈特曼[38]的哲学声称，如果人类的真正的生活就是这样，那么不如干脆不要生活。特权阶级中日益增多的自杀现象也说，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那么不如不要生活。科学所纵容的各门医学以及科学所发明的种种扼杀妇女生育能力的诡计又说，如果生活就是这样，那么最好连我们的后代也不要生活了。
《圣经》上说，人的法则是“汗流满面地谋食，备受苦楚地生育。”有个姓邦达列夫的庄稼汉写过一篇文章，为我说明了这句话的智慧所在[39]。
然而，正如莫里哀笔下的一个人物在胡扯了一通医学并且说肝脏是长在左边之后所说的，nous avons changé tout ça[40]，我们把这一切全都改变了。人们无须劳动就能有饭吃，机器会包办一切，妇女也无须生儿育女了。医学会教给人们各种各样的手段，再说人也实在太多了。
克拉皮夫纳县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庄稼汉。战时他曾经在一名军需官手下当过粮食采办员。这个庄稼汉常在军需官身边，看见了他过的快活日子，因此发了疯，以为自己也和大人老爷一样，可以不干活而得到他应得的那份皇帝陛下给的薪俸。这个庄稼汉现在自称特级威武公爵勃洛辛、上下各等军需官。他心想，他已“做过各品大官”，按他的军功劳绩，应从皇帝陛下那儿得到花不完的金钱、衣着、制服、马匹、马车、茶、豌豆、仆役和应有尽有的食品。这个人对许多人来说是可笑的，但是对我来说，他的疯狂的意义却是可怕的。别人问他想不想干活，他总是骄傲地回答说：“多谢多谢，农民会处理这一切的。”如果你对他说，农民也不想干活。他就回答：“这种事的处理对于农民并不困难。”（他说话一般都是文绉绉地，喜欢使用动名词）他说：“现在机器的发明是为了让农民轻松。对他们来说没有困难。”如果人们问他为什么活着，他就回答说：“为了时间的消磨。”我总是把这个人当做一面镜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和我们的整个等级。一级级地做官，以便为消磨时间活着并且得到花不完的金钱，却让农民去做所有的事，因为发明了机器，这一切对他们来说是没有困难的。这真是我们圈子里那些人的疯狂信仰的绝好表达。
当我们问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问，而仅仅是像做过各品大官而丧失了理智的特级威武公爵勃洛辛一样，承认我们什么事也不想做，只不过我们的承认不像他那样坦诚罢了。一个明理的人是不可能问这种问题的，因为，一方面，他正在享用的一切都是别人以前和现在用双手做出来的；另一方面，一个健康人只要一觉睡醒，吃了点东西，就会立即产生用双脚、双手和大脑来工作的要求。为了找到工作，为了工作，他只须不赖着不去干活。只有那种认为干活丢脸的人，譬如一位阔太太，她请客人不必费事动手开门，等她打铃唤人来开，只有这样的人才会给自己提出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问题不在于要想出一些活儿来干——可以为自己和为别人干的活儿多得干不完。问题是要抛弃只为自己快活而吃吃睡睡的有罪的生活观，养成简单而诚实的生活观。一个做工的人从小到大都是按这种观点生活的，即人首先是一架靠食物维持的用于谋生的机器。因此，丢脸的、难堪的、不应该有的情况是光吃不做。光吃不做是最放肆最违反自然的，因此也是最危险的一种类似兽奸的情况。只要有这个认识，要干的活儿就有了，干活也就成了充满快乐并且能够满足精神和肉体需要的事情了。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任何一个人的一天都可以根据进餐分成四个部分，或者用农民的说法，分成四股子劲：1）早饭以前；2）从早饭到午饭；3）从午饭到午茶；4）从午茶到天黑。人按自己的本质而感到需要的活动也可分成四种：1）体力活动，用两手、两脚、肩膀、脊背干的活儿——使人出汗的重体力劳动；2）手掌和手指的活动，技巧性的活动；3）智力和想象的活动；4）与别人交往的活动。
人所享有的福利同样可分成四种。任何人都要享用的首先是重体力劳动的产品，如粮食、牲畜、房屋、水井、池塘之类；第二是手工劳动的制品，如衣服、靴子、器具之类；第三是科学、艺术等脑力活动的产品；第四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最好是把一天该做的事情交替着做，以便锻炼人的所有四种能力并且给自己创造人们可以享有的所有四种福利，也就是把一天中的一个部分——第一股子劲——用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第二部分用来从事脑力劳动，第三部分用来从事手工劳动，第四部分用来与人交往。
我觉得，只有那样才能消灭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错误分工，才能建立起不会破坏人的幸福的正确分工。
譬如我一生都在从事脑力劳动。我对自己说，我的分工就是这样，写作，也就是脑力劳动，是我的专职，而把我所需要的其他事情交给（或者迫使）别人去做。但是这种对于脑力劳动似乎是最为有利的安排，却恰恰不利于脑力劳动，且不说它还是不公平的。
我根据这几个小时的特种工作来安排自己的全部生活——吃、睡、娱乐，除了特种工作之外什么事也不做。结果第一，我缩小了自己的观察和知识范围，常常没有资料可研究，常常在给自己提出描写人们的生活这一任务（研究人们的生活是任何脑力活动的永久性任务）之后，就感到自己无知，不得不去学习，向人们请教那些任何一个不从事专业工作的人都知道的事情。第二，我坐下来写作，但心里没有半点写作的内在欲望，谁也不需要我的写作成其为写作，也就是说表达出我的思想，而是需要我的名字为杂志增色。我绞尽脑汁尽量挤出一点东西来写，有时什么东西也挤不出来，有时只挤出一点很糟糕的东西，使我感到不满和苦闷。可是现在，当我认识到了必须干既粗重而又须有手艺的体力活儿时，情况就变得完全不同。我的时间排满了，无论用在什么不起眼的事上，对我来说无疑都是有好处的，愉快的，富于教益的。因此，我只在感到有一种内心需要，看到对我的写作劳动直接提出了要求的时候，才放下这种无疑有益和愉快的事去从事自己的专长。
唯有这样的要求才能保证我的特种工作是高质量的，因而也是有益的和愉快的。由此可见，从事那些我像任何人一样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不但没有妨碍我从事特种活动，而且还为特种活动成为有益的、高质量的和愉快的提供了必要条件。
鸟的生活是这样安排的，它必须飞翔，行走，啄食，动脑子。只有在它做这种种事情的时候，它才是满足的，幸福的，它才成其为鸟。人也是一样，只有在他走路，搬东西，抬东西，运东西，用手指、眼睛、耳朵、舌头和大脑来工作的时候，他才是满足的，他才成其为人。
一个认识到自己的劳动使命的人会自然而然地为满足自己的种种内外需求而相应地变换劳动方式，他不会随随便便就改变这一方式，除非是他感到心中对某种特殊劳动产生出了无法克制的意向，而别人也对这种劳动提出了要求。
劳动的特性便是如此，要满足人的一切需求，就必须交替进行各种不同的劳动。这种更换使劳动不成为负担，而成为快乐。只有把劳动看做天谴的错误信念才会使人脱离某些种类的劳动，也就是占有他人的劳动，而他人的劳动又要求另一些人非从事特种劳动不可，我们把从事特种劳动称做分工。
我们不过是习惯了我们对劳动结构抱有的错误看法，因此才以为对一个靴匠、机车司机、作家或音乐家来说，最好是能使自己摆脱人应该从事的劳动。在对他人的劳动不会施加暴力的地方，在对游手好闲的乐趣不会抱有错误信念的地方，没有一个人会为从事特种劳动而脱离为满足他的需求必须从事的体力劳动，因为特种工作并不是特权，而是人为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弟兄作出的牺牲。
一个农村里的靴匠放下习以为常的快乐的田间劳动，开始用自己的手艺给邻人修补或缝制靴子，使自己失去总是快乐的田间劳动，仅仅是因为他喜欢缝靴子，他知道没有人能把靴子缝得像他这样好，知道人们会因此而感谢他。但他不可能希望自己一辈子不再从事另一种快乐的劳动。
村长、机车司机、作家、科学家也是一样。要知道，只有我们抱着我们那种扭曲了的概念才会以为，一个办事员被主人降为庄稼汉或者一个部长被流放就是遭到惩罚，就是倒霉。其实，这对于他倒是一件大好事，也就是说，用另一种快乐的劳动替换了他原先的沉闷的特种劳动。在自然的社会里人们的看法完全不同。我知道一个人们在那里自行谋生的村社。这个社会的成员中有一个人比别人受的教育多一些，人们要求他读书给大家听，为此他必须在白天做好准备，以便晚上朗读。他很高兴这样做，觉得自己对别人有用，觉得自己做的是一件好事。但他做厌了这种专用脑力的工作，他的身体也变坏了。村社的成员们都觉得他很可怜，请他还是到地里去干活。
对那些把劳动看做生活的本质和欢愉的人来说，生活的根底和基础永远是同大自然作斗争，即农业、手工业、脑力的劳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放弃其中的一种或许多种劳动而去从事特种工作，只能是在从事特种工作的人热爱这项工作并且知道他能比别人做得更好，为满足别人直接对他提出的要求而牺牲了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只有形成了这种劳动观和由它而产生的自然分工，那种在我们的想象中加之于劳动的诅咒才会消失，任何一种劳动才会永远是快乐的，因为一个人要么将从事那种无疑是有益的、快乐的、不叫人觉得负担的劳动，要么去从事比较沉闷的专门的劳动，然而却是为别人谋福利，因此意识到自己在作出牺牲。
但分工总是比较有利的。对谁比较有利呢？更快地制作出尽可能多的靴子和花布总是比较有利的。谁来制作这些靴子和花布呢？那些祖祖辈辈只做大头针的人。那么怎么能说这对人们比较有利呢？如果问题在于制作出尽可能多的印花布和大头针，那么这样说还可以。然而问题在于人，在于人的福利。人的福利又在于生活。而生活又在于工作。那么怎么能说必须做令人痛苦压抑的工作对人们比较有利呢？如果问题仅仅在于一些人的利益而无须考虑所有人的福利，那么对一些人来说最有利的就是吃另一些人。据说吃起来味道很好。而对所有人都比较有利的却只有一样，那也正是我希望自己能得到的，即得到最大的福利，使我身上各种肉体的、精神的、良心的和理性的需求都得到最大的满足。于是为了我自己，我认为，要得到福利和满足这些需求，我只需治好我和那个克拉皮夫纳县的疯人同样患有的疯狂，摆脱那种以为某些人不应该干活而所有这些事都应该让别人去干的精神失常状态，因此只需要去做人所应该做的事，也就是去干活，使自己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认识到这一点，我就深信，为了满足自己的种种需求而从事的劳动自然而然要分成各种劳动种类，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的魅力，它不但不构成人的负担，而且每一种对另一种来说都是休息。我以粗略的形式（丝毫无意坚持这种分法的正确性），根据我生活中的那些要求，按照一天工作的四股子劲，把这样的劳动分成了四个部分，努力使这些要求得到满足。
为了回答我们应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给自己找到的答案如下：
第一，不对自己说谎，无论我的生活道路离开理性指点我的那条正确道路有多远。
第二，不再以为自己在其他人面前是有理的，优越的，特殊的，并且承认自己有罪。
第三，执行那条永恒无疑的人的法则——不以任何劳动为耻，为维持自己和别人的生命用自己全身心的劳动与大自然作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