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说出了同我有关的一切，本可以搁笔了，但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愿望，还想说一说和大家都有关的话，用一般的理由来检验我所得出的那些结论。我想说一说，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圈子里的许多人都应该得出和我同样的结论，再说一说，即使只有一些人得出这种结论，结果又会怎样？
我认为许多人都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因为我们这个圈子、我们这个种姓的人只要严肃地反省一下，追求着个人幸福的青年人就会对自己的生活中日益加重而且显然正把他们引向灭亡的灾难感到胆战心惊，有良心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残酷性和不合法性感到胆战心惊，胆怯的人就会为自己的生活的危险性感到胆战心惊。
我们的生活的不幸。无论我们这些富人怎样借助我们的科学和艺术来调整和扶持我们这种错误的生活，这种生活还是一年比一年更虚弱，更病态，更令人痛苦。自杀和绝育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令人烦闷，而这个阶层的后代也一年比一年更软弱。显然，在这条生活越来越便利舒适，有种种疗法和人造器械来改进视力、听力、食欲、假牙、头发、呼吸、按摩的道路上，人是不可得救的。不使用这些精良技术的人更结实，更健康——这条真理已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事实，连报上登的给富人服用的胃药广告都在Blessings for the poor（穷人的福音）的标题下说，只有穷人的消化才正常，而富人需要治疗，包括这些药粉的治疗。这种情况是靠任何娱乐措施、舒适条件和药粉都纠正不了的。只有改变生活才能纠正它。
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良心不一致。无论我们怎样在自己面前为自己对人类的背叛开脱罪责，我们的理由都会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化为灰烬：在我们四周，人们大批大批地死于力不胜任的劳动和贫穷困苦，而我们却仅仅为了在无聊生活中寻找花样百出的娱乐去危害别人的劳动，剥夺他们必不可少的衣食。因此，我们圈子里的人的良心哪怕只剩下很少的一点也是不可能沉睡的，会使那些在劳动中受苦和死亡的弟兄为我们提供的种种生活便利和乐趣黯然失色。更何况每个有良心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他倒乐意忘记这一点，可是做不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和艺术的精华，那个不辱使命的部分，经常使我们想到我们的残酷无情和我们的非法地位。旧的，强硬的辩词都已被推倒。新的，喧闹一时的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词也经不住简单而健全的理智的光照。人们的良心不可能用这些新的胡言乱语抚平，只有改变我们的生活，去过一种不再需要为自己辩解的无可指摘的生活才能够使人们的良心平静。
我们的生活的危险性。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不让自己看到一个简单而又最明显的危险，即那些受我们摧残的人已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使用种种欺骗、暴力和买好的手段去阻止这个危险，这个危险还是一天一天、一小时一小时地在增长，而且早已威胁着我们，现在更是迫在眉睫，我们乘的小船危在旦夕，那风狂浪高的大海眼看着就要愤怒地把我们吞没，吃掉。伴随着可怕的破坏和屠杀的工人革命不但正威胁着我们，而且我们在它的威胁下已经生活了三十来年，仅仅是依靠种种诡计才勉勉强强地暂时推迟了它的爆发。欧洲的局势是这样，我国的局势也是这样，甚至更坏，因为没有安全阀了。各个压迫着人民的阶级，除了沙皇之外，如今在我国人民眼里已不能为自己作任何辩解。他们还能维持自己的地位靠的只是暴力、诡计和机会主义，也就是投机取巧，但人民中间最坏的分子对我们的憎恨，以及人民中间的优秀分子对我们的蔑视在一年年地增长。
近三四年里，我国人民有了一个通用的意味深长的新词，如今人们在街头用这个我以前从未听到过的字眼来骂人，来指我们，即吃闲饭的。被压迫人民的憎恨和蔑视日益增长，富有阶级在肉体和精神上日益衰弱，而那维系着一切的骗局又已经千疮百孔，富有阶级面对这个致命的危险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给自己解忧宽心了。复旧是不可能的，重新树立起倒坍了的威望也是不可能的。对于那些不想改变自己的生活的人来说，只剩下了一个办法：但愿我一辈子平安，我死后悉听尊便。富有阶级中间有一群瞎眼的人就是这样得过且过。然而危险仍在增长，可怕的终局正在逼近。富有阶级只能用改变生活的办法来消除这个险恶的危险。
有三个原因告诉富有阶级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在他们目前走的道路上无法满足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人对个人福利的需求，在这条道路上显然也不可能满足良心的需求，险恶可怕而又在不断增长的生命危险是用任何外部手段也消除不了的。这三个原因加起来必定会促使富有阶级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得既能满足福利和良心，又能消除危险。
而要作这样的改变只有一个办法，即不再骗人，痛悔前非，承认劳动不是上天的诅咒，而是生活中一件充满欢乐的事情。
如果我用十小时、八小时或五小时去干成千上万个庄稼汉为了得到我手中的钱而十分乐意去干的体力活儿，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人们会这样问。
第一个结果，也是最简单最无疑问的结果——你将变得更快乐，更健康，更振作，更善良。你将体会到过去你躲着它或它没被你发现的真正的生活。第二个结果——如果你有良心的话，那么你的良心不会再像现在这样，一看到人们劳动（我们由于无知总是夸大或者缩小劳动的意义）就觉得痛苦，而且你还会经常有一种充满喜悦的心境，因为你意识到自己一天比一天更多地满足了自己良心的要求，摆脱了那种在我们生活中大量作恶造孽以至不可能为人们做好事的可怕处境。你会感觉到一种与善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的自由生活的喜悦。你会打开一扇窗户，让一线光照进对你曾是关闭着的精神世界。第三个结果——你所感觉到的不再是你的恶会有恶报的永恒的恐惧，而是你把别人也从这种报应中拯救出来，主要是把被压迫者从凶狠和复仇的残酷感情中拯救出来。
然而，人们常常说，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人得去解决许许多多深奥的哲学、科学、政治、艺术、教会和社会问题，我们这些大臣、枢密官、科学院士、教授和演员的每一刻钟时间在人们眼里都十分宝贵，要我们花时间——去做什么？去擦自己的靴子，洗自己的衬衣，掘马铃薯和种马铃薯，或者去喂自己的鸡和自己的母牛等等，岂不可笑！这些事情不但我们的仆人，我们的厨娘，而且还有千万个珍惜我们的时间的人都乐意为我们做，替我们做。为什么非要我们自己动手穿衣，洗脸，梳头（请原谅我说得这么具体），给自己端尿盆，为什么非要我们自己给女士们客人们递椅子，给他们开门关门，把他们扶上马车，去做类似的上百种以前由奴隶们替我们做的事呢？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非常有必要的，甚至是人的尊严，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义务和职责的所在。体力劳动也是如此。一个人的尊严，他的神圣义务和职责，是用上天赐给他的手和脚去做符合它们用途的事，把他吸收的食物用来进行生产这食物的劳动，而不是用来使手脚萎缩，也不是为了把它们洗白擦净，仅仅借助它们往嘴里送食物、饮料和烟卷。对任何社会里的任何人来说，从事体力劳动都具有这样的意义。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背离这条自然法则已经成了整整一个圈子里的人的不幸，因此体力劳动又获得了另一种意义——它是一种宣传，一种可以消除威胁着人类的可怕灾难的活动。要知道，说体力劳动对于一个有教养的人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无异于在建造教堂的时候说：把一块石头妥帖地砌在它的位置上有什么了不得的？要知道，任何一种最伟大的事业都恰恰是在平淡无奇、简单朴素的条件下做起来的。耕地，盖屋，放牧，思考都不能在辉煌的场合，伴着礼炮的轰鸣和穿着制服来进行。我们往往习惯于把辉煌、礼炮、音乐、制服、清洁、华丽和重要事件的概念联系在一起，其实这些东西总是事情缺乏重要性的标志。伟大的、真正的事业总是简单朴素的。我们面临的一桩最伟大的事业也是如此，即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可怕的矛盾。而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事情却是一些简朴的、平淡无奇的、看起来可笑的事情，比如服侍自己，为自己干体力活儿，如果可能的话也为别人干体力活儿——如果我们这些富人能了解我们所处地位多么不幸、昧心和危险的话，等待着我们去做的就是这样的事。
如果我，加上十个人，或者再加上十个人，不再嫌弃体力活儿，认为它对于我们的幸福、良心的平静和安全是必不可少的话，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这样的十个或二十个或三十个人，他们不和任何人发生冲突，不使用政府的或革命的暴力，就能给自己解决那个摆在全世界面前、使人们作出不同答案的严峻问题，而且还能解决得使他们的生活变得美好起来，使他们的良心得到平静，以至他们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结果其他人也会看到，他们到处寻觅的福利原来就在脚下，在自己身边，良心和世界结构之间的那些似乎无法解决的矛盾可以用一个最容易最愉快的办法来解决，再也不用害怕我们周围的人，而是应该和他们亲近并且热爱他们。
其实，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就是克雷洛夫[41]所说的小匣子的问题。小匣子本来很容易打开，但只要人们不去做那最要紧最简单的事，即不去把它打开的话，它自己是不会打开的。
这个似乎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个涉及一些人怎么能享用另一些人的劳动的老问题。以前是直接通过暴力和奴隶制享用别人的劳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的世界里，这是通过所有权来进行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有财产的人和被剥夺了财产的人各有各的痛苦，滥用财产的人良心上受到责备，有多余财产的人和被剥夺了财产的人之间会发生冲突令人担心，这一切的根子都在所有权。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权几乎是当代社会一切活动的目的，它几乎主宰着我们世界的一切活动。
国家和国家之间，即政府和政府之间，为了莱茵河两岸、非洲、中国以及巴尔干半岛的土地所有权而勾心斗角，频频开战。银行家、商人、工厂主和地主们为了所有权而费尽心机，彼此暗算，弄得自己和别人都苦恼不堪。官吏、小手工业者和地主们为了所有权而你争我夺，互相欺骗，既压迫别人又苦了自己。那些法官和警察保护着的也正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万恶的根源。几乎全世界都忙于分配所有权，保障所有权。
所有权到底是什么？人们习惯于认为所有权是指某种东西确实属于某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称之为私有物。我们说起房子和说起自己的手一样：我本人的手和我本人的房子。
但这显然是谬误和迷信。
我们知道，即使我们不知道也很容易看到，所有权只是一种享用别人的劳动的手段。而别人的劳动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为我私有的，甚至和私有概念——一个非常确切而固定的概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无论过去还是将来，被人称做本人所有的和自己的东西的，始终都只是他自己，即始终服从于他的意志，为他的活动充当工具，或者为满足他的各种需要充当手段的东西。被人认为是这种工具和手段的，首先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手、脚、耳朵、眼睛和舌头。人一旦把那不是他的身体，而是他希望能像他身体一样服从他的意志的东西称做私有物，他就会犯下一个错误，会给自己招来失望和痛苦，并且还必然会使别人痛苦。人往往称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的奴隶为自己的私有物，但现实总是会指出他的错误，因此他必须抛弃这种迷信，否则就会觉得痛苦并且使别人痛苦。现在我们名义上放弃了人身私有，但却声称自己对土地、物品和金钱，也就是对别人的劳动拥有所有权。而对妻子、儿子和奴隶的所有权只是一种会在现实中破灭并且只能给相信它的人带来痛苦的幻影，因为妻子和儿子永远不可能像我的身体一样服从于我的意志，我的真正的私有物仍然只是我的身体。同样，金钱和任何身外之物的所有权也决不会成其为所有权。那仅仅是自我欺骗，是痛苦的根源。而能够成为私有物的仍然仅仅是我的身体，即那个始终服从于我并和我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
只有我们这些积习难改地把并非自己身体的东西称做自己的私有物的人，才会觉得这种毫无道理的迷信对我们会是有益而无害的。只要认真想想事情的本质，就会看到这种迷信像其他任何迷信一样会带来许多可怕的后果。
凡私有物，总是在人身上激起种种不合适也并不总是能得到满足的需求，使人不能够为他真正的毋庸置疑的私有物——自己的身体——去获得他能够获得的知识、本领、习惯，以及各方面的改善。其结果总是他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真正的私有物是无益地耗费了精力，有时竟把整整一生耗费在那些不是他私有的也不可能是他私有的东西上面。
一个人设置他以为是私人的图书馆、画廊、寓所和衣物，收取私人的金钱以便用去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最后总是因为他把这种想象中的私有物当成真实的私有物而完全意识不到什么东西才是他的活动对象，才是能够为他服务并始终为他所掌握的真正的私有物，什么东西无论他怎样称呼也不是并且不可能是他的私有物，也不可能成为他的活动对象。
只要我们不故意给词语加上虚假的含义，词语总是具有明确的意义的。
私有物意味着什么呢？
私有物意味着我生来就有只属于我一个人的东西，是我随时能够用来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的东西，是谁也不能从我手里夺去，一直到我死都为我所有的东西，是我应该加以使用，发展和改进的东西。这样的私有物对每一个人来说实际上只是他自己。然而通常被理解成这样一层意思的却往往是人们想象出来的私有物，世上一切可怕的罪恶，无论是战争还是死刑，无论是法庭还是监狱，无论是奢侈还是腐化，无论是屠杀还是人们的毁灭，都是为了这样的一种私有物而发生的（也就是说为了做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把想象中的私有物变成真实的私有物）。
那么，如果有十个人并不是由于贫穷，而是由于意识到人需要劳动，意识到他劳动得越多越好，因此去耕地、劈柴、缝靴子的话，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结果是，这十个人或者其中的一个人将会以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向人们表明，他们正为之受苦的那种可怕的恶不是命运的律令、上帝的意志或某种历史必然性，而是一种并不强大、并不可怕的迷信，它微不足道，不堪一击，只要不再像相信偶像那样相信它，就能摆脱它，把它像一张弱不禁风的蜘蛛网一样扯得粉碎。开始为执行充满喜悦的生活法则而劳动的人们，也就是说为执行劳动法则而动手干活的人们，将会摆脱对自称的私有物的可怕迷信。世上一切为维护这种虚构出来的自身之外的私有物而存在的机构，对他们来说都会变得不但没有用处，而且是压制人的。大家也都会清楚地看到，这些机构都不是生活的必要条件，而是有害的、臆造的、虚假的条件。对于一个认为劳动不是天谴而是快乐的人来说，自身之外的私有物，即享用别人的劳动的权利或可能性，将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是压制人的。如果我喜欢并且习惯于自己给自己做饭，那么别人来为我做饭就会夺走我做惯的事，使我无法得到我自己为自己提供的满足。此外，获得想象中的私有物对这样一个人来说也将是没有用的。一个把劳动看做自己的生命的人会用劳动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因此他会越来越不需要为了消磨无聊的时光和为了使自己生活得快乐而占有别人的劳动，也就是私有物。
如果一个人的生活排满了劳动，而他又懂得休息的愉悦，他就不需要住许多房间，用许多家具，穿各种式样的漂亮衣服，他不需要吃很多价格昂贵的食品，不需要各种交通和消遣的工具。主要的是，一个把劳动看做自己的生活大事和生活乐趣的人，是不会想方设法利用别人的劳动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的。一个认为生活就是劳动的人，随着他的本领、灵巧和耐力的不断提高，会把越来越占满他的生活的越来越多的劳动当做自己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生活的意义在于劳动，而不在于劳动的结果，即获得私有财产，也就是别人的劳动，那么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是不可能产生劳动工具的问题的。尽管这个人总是选择生产效率最高的工具，可他就是在使用生产效率最低的工具来劳动时，也能得到工作和休息给他带来的同样的满足。如果有蒸汽犁，他就使用蒸汽犁来耕地。如果没有蒸汽犁，他就使用马来耕地。没有马，他就使用人力犁。没有人力犁，他就用铲子翻地。他在任何条件下都同样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在对人有益的劳动中生活，因此他总是会得到充分的满足。这种人的处境，无论从外部条件还是从内部条件来说，都比把自己的生活用于获取私有财产的人幸福。从外部条件来说，这种人永远不会陷入穷困，因为人们看到他有劳动的愿望，就像看到水力的工作愿望而总是把磨坊造在水边一样，总是会努力使他的工作变得要有成效，总是会保障他的物质生活。为了追求私有财产者，人们是不会这样做的。而物质条件的保证却正是人的全部需要。从内部条件来说，这种人之所以总是比追求私有财产者幸福，是因为后者永远不可能得到他所追求的东西，而前者却总是能得到他力所能得的东西。无论是体弱的人、老人、垂死的人，正像谚语说的那样，只要手中有一只编草鞋的锥子，他就能得到充分的满足，得到人们的爱与同情。
几个疯疯癫癫的怪人如果去耕地、缝靴子等等，而不是抽烟、打牌、骑马闲逛，用每个脑力工作者都有的一天十小时空余时间去排遣无聊，那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结果是这几个疯疯癫癫的人会用事实表明，他们为之痛苦烦恼并且使别人烦恼的想象中的私有物对于幸福来说是不需要的，压制人的，那不过是一种迷信罢了。私有物，真正的私有物，仅仅是自己的头，自己的手和自己的脚，要真正有益和快乐地利用这真正的私有物，就应该抛弃那个我们为之耗费着生命的精华的，关于自身之外的私有物的错误概念。这些人结果将会表明，只有当一个人不再相信想象中的私有物的时候，他才能完善自己真正的私有物，自己的各种能力和自己的身体，使它们给自己提供百倍丰硕的果实和我们无从想象的幸福。而他也将变成一个非常有用，有力和善良的人。无论把他派到哪里，他都能站稳脚跟。在任何地方他都是大家的兄弟，为大家所理解，所需要，所重视。人们看到一个或十个这种疯疯癫癫的人就会明白，他们应该怎么办才能解开对私有物的迷信系在他们身上的可怕的结，才能摆脱他们现在异口同声地为之呻吟而又不知道出路何在的不幸处境。
然而一个孤身处在和他不一致的人群里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再没有什么道理能比这番道理更明显地表明那些使用这番道理的人是错误的了。纤夫们常常逆流拉船。未必找得到这样愚蠢的纤夫，竟会因为他一个人无力逆流拉船而拒绝套上纤绳。一个承认自己除了拥有过动物般的生活即吃吃睡睡的权利之外还得承担某种人的责任的人，心里非常清楚这个责任究竟是什么，正像一个背着纤绳的纤夫知道这一点一样。纤夫非常清楚，他应该做的只是套上纤绳朝一定的方向走。只有当他把身上的纤绳扔掉的时候，他才会去思索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纤夫们和一切从事共同劳动的人们是如此，在全人类的事业中情况也是如此。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卸脱纤绳，而应该抓着它朝主人指定的方向使劲拉。大家之所以秉有同样的理性，正是为了使这方向始终是一个。而这方向无论在我们周围那些人的整个生活里，无论在每一个人的良心上，还是在人们的各种明智的说法中，都表现得极其清楚无疑，只有不愿意做工的人才会说自己看不见它。
那么这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呢？结果是一两个人开始拉绳，第三个人看见便参加进来一起拉，许多好人也会渐渐参加进来，直到事业被推动并且向前发展，仿佛自动地促使和吸引那些不明白在做什么又为什么这样做的人也参加到事业中来。起初加入为履行上帝的律法而自觉劳动的人的行列的，是一些半靠自觉半靠信仰承认这个道理的人。后来加入更多的人，他们全靠对先进分子的信赖而承认这个道理。最后大多数人都会承认这个道理，到那时人们就不再毁灭自己，而且能找到幸福了。
这种情形很快就会出现，到那时我们圈子里的人，接着是绝大多数人将不再认为掏清粪池是丢脸的，而让粪池装满自己的粪便再叫自己的兄弟去掏清却不丢脸；不再认为穿着翻毛靴子去做客是丢脸的，而穿着胶皮套鞋从没有任何鞋子穿的人身边走过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懂法语或不知道最新消息是丢脸的，而吃着面包不知道面包是怎么做成的却不丢脸；不再认为不穿上浆的衬衣和清洁的外衣是丢脸的，而穿着清洁的衣服炫示自己的安闲却不丢脸；不再认为有一双肮脏的手是丢脸的，而两手不长膙子却不丢脸。
这一切将发生在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的时候。而社会舆论对此提出要求又将是在人们的头脑中消灭了那些使他们看不见真理的诱惑的时候。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些这个意义上的重大变化。之所以发生这些变化，仅仅是因为社会舆论有了改变。在我所经历的时代，富人本来觉得出门不坐带有两个听差的四驾马车是丢脸的，没有男仆或女仆来给自己穿衣、洗脸、穿鞋、端尿盆等等也是丢脸的。现在呢，不自己动手穿衣穿鞋，坐马车带着听差却突然变成丢脸的事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社会舆论造成的。目前正在社会舆论中酝酿着的那些变化难道还不明显吗？
二十五年前，为农奴制辩解的诱惑刚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发生了变化，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只要为金钱统治人的现象进行辩解的欲望一消灭，评说荣辱的社会舆论就会发生变化，生活也会发生变化。而消灭为金钱统治辩解的欲望和改变这方面的社会舆论已是指日可待的事。这种欲望已经透光，遮不住真理了。只要留心观察，就能清楚地看到社会舆论已经发生了变化，仅仅是没有被人意识到，没有形诸文字罢了。一个稍稍受过一点教育的现代人只要仔细想一想他所宣传的那些世界观会产生什么结论，他就会深信他在生活中惯于受其支配的那种评判好坏和荣辱的标准是直接和他的整个世界观相抵触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只要有片刻的时间摒弃自己那种靠惯性运动的生活，从外部看一看它，用从他的整个世界观中引出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一下，就会为从他的世界观中引出的对他一生的评价感到害怕。我们不妨以年轻人为例（年轻人的生活精力比较旺盛，但自我意识比较模糊）。我们不妨以随便什么倾向的富有阶级中的一个年轻人为例。任何一个好青年都认为，不帮助老人、儿童和妇女是可耻的。他们都认为，在共同事业中让另一个人的生命或健康受到危险而自己却逃避这个危险是可耻的。任何一个人都认为，像吉尔吉斯人（据司凯勒[42]说）在暴风雨来临的时候那样做，打发女人和老太婆站在风雨里拉住帐篷的犄角，而自己却坐在帐篷里继续喝马奶酒，是可耻的。任何人都认为，强迫一个体弱的人来为自己干活是可耻的，至于在轮船着火的险情中一个最强壮的人推开身边的弱者，把他们丢在危险中，而自己第一个爬上救生艇，这一类行为就更加可耻了。
他们认为这一切是可耻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他们也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做。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由于种种诱惑的掩盖，他们却看不见许多一模一样，甚至恶劣得多的行为。他们不停地干着这样的事情。他们只要好好想想，就会看到这一点并且感到害怕了。一个年轻人每天都穿几件清洁的衬衣。谁到河边去洗这些衬衣呢？一个女人，不管处境如何，而十有八九是个老得可做这年轻人的祖母和母亲的女人，有时还是个生病的女人。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为了满足自己更换衬衣（并不脏的衬衣）的任性要求而打发一个可做他母亲的女人去洗衬衣的人呢？一个年轻人为了摆阔气而备有好几匹马。冒着生命危险去驯服这几匹马的，是一个可以做他父亲或祖父的人，而这个年轻人自己却只在危险过去之后才骑马。这个年轻人会怎么称呼那种自己躲在一边而让另一个人去冒险，并且用别人的冒险来换取自己的快乐的人呢？
要知道，富有阶级的全部生活正是由许许多多这样的行为构成的。我们的生活处处包含着老人、儿童和妇女的超出他们力量限度的劳动，处处包含着别人冒死去干的工作，不是为了使我们能够劳动，而是为了满足我们的任性要求。
渔夫常常为给我们捕鱼而淹死，洗衣女工常常受寒冻死，铁匠常常弄瞎了眼睛，工厂工人常常生病和伤残，伐木工常常被树压死，雇工常常从房顶上摔下，裁缝常常憔悴不堪。一切真正的劳动都要耗费生命，都会危及生命。掩住这一点不看是不可能的。避免这种情况的唯一办法，摆脱这种情况的唯一出路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不再按自己的世界观称自己是迫使别人劳动和冒生命危险的恶棍和懦夫，也就是只向人们索取生活必需的东西，自己去承担耗费生命和危及生命的真正的劳动。
那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如果不仅是吃由仆人端上的五道菜的饭可耻可鄙，而且连吃不是由主人自己动手做的饭也可耻可鄙；不仅是驾几匹名种马出门可耻，连坐出租马车（既然自己有脚），平日穿着没法干活的衣服、鞋子和手套也可耻；不仅是用牛奶和白面包喂狗可耻（因为有人没有牛奶和面包），而且点着灯火不干活，生着炉子不煮饭也可耻（因为有人没有东西照明和取暖），那么那样的时刻就到来了。我们必然很快就会得出这样的生活观。我们已经站在这种新生活的边缘，建立这种新的生活观已经成为社会舆论的当务之急。肯定这种生活观的社会舆论正在迅速形成。
社会舆论是妇女制造的。而妇女在我们这个时代又特别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