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一位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上供职的司秤员。在闲谈中他告诉我，在他那台秤上装卸货物的农民得连续劳动三十六个小时。
尽管我完全信任讲话人的诚实，这件事我却不能相信。我想，要么是他记错了或者夸大了，要么就是有些情况我没有弄明白。
但是司秤员如此详细地对我讲述了这种劳动的进行情况，使人无法怀疑。据他讲，这种装卸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上有二百五十人。他们五人编为一组，按件记工资，装卸一千普特[3]可挣一卢布到一卢布十五戈比。他们早晨来上工，卸货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接着又装货，再干一天。这样，在两昼夜中，他们只睡一夜的觉。他们的工作是搬运七八到十普特重的货包。两人搭上肩，其余三个人扛。干这种活，他们一昼夜挣不上一卢布，还要吃自己的。干活不间断，没有节假日。
司秤员讲得如此详尽，使人无法怀疑。但是我仍然决定亲眼检验一下，于是就上货栈去了。
我在货栈找到我的熟人，告诉他我来此想看一看他所讲的事情。
“无论对谁说，谁都不相信。”我说。
“尼基塔，”司秤员没有回答我，而是对栈房里的一个人说，“到这儿来一趟！”
从门里走出一个瘦瘦的高个子工人，穿得破烂不堪。
“你们是什么时候上工的？”
“什么时候？昨天早晨。”
“夜里在哪儿啦？”
“还用说，卸货了。”
“夜里干活？”我问。
“还用说，干活了。”
“那么今天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呢？”
“一清早就来了，还能在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下工？”
“什么时候放我们走，什么时候就下工。”
又走过来四个工人，他们编在五个人一组中。虽然冒着零下二十度左右的严寒，他们却都没有穿皮大衣，只穿着破旧的棉衣。我开始询问他们劳动的详细情况。很显然，劳动三十六个小时他们都习以为常了，而我对这类司空见惯的事发生兴趣，使他们觉得奇怪。
他们都是乡下人，大部分是我的同乡——图拉省人，也有奥廖尔省人和沃罗涅日省人。他们在莫斯科租房子住，有的带家眷，大多数是单身。不带家眷的人，把挣到的钱寄回家去。他们各自在房东那里就餐。伙食费每月十卢布。经常吃肉，不持斋。劳动不止连续三十六个小时，经常是更多，因为从住处到这里来回要半个多小时，除此而外，他们的劳动经常超过规定时间。连续劳动三十七个小时，一个月挣二十五卢布，还得从中支付伙食费。
我问他们为什么要干这么艰苦的劳动。他们回答说：
“那么上哪儿去呢？”
“为什么要连续劳动三十六个小时呢？难道不可以轮班干吗？”
“人家叫这么干。”
“可是你们为什么同意呢？”
“要吃饭，就得同意。你不想干，那就走吧。迟到一个小时，嘴也不让你张，就得开路，你的位置早有十个人在等着呢。”
这几个工人都很年轻，只有一个岁数大一些，可能有四十多岁。他们都面容消瘦，疲惫不堪，目光倦怠，好像喝了酒似的。第一个跟我谈话的那个瘦瘦的工人，目光里有一种奇怪的倦怠，特别使我吃惊。我问他，是不是刚才喝过酒？
“我不喝酒。”他回答说，就像确实不喝酒的人通常在回答这类问题时那样爽快。
“也不抽烟。”他补充了一句。
“别人喝酒吗？”我问。
“喝，还带到这儿来。”
“活计不轻啊。提提精神。”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说。这个工人今天喝了酒，但是一点儿也看不出来。
跟这些工人又谈了一会儿，我便去看卸货。
各种货物堆积成长长的行列。我从旁边走过，来到一群慢慢推动一节装满货物的车厢的工人跟前。我后来才知道，移动车厢和清扫站台的积雪，是工人必须干而又没有报酬的活儿。这在铅印的合同中就有规定。这些工人也像跟我谈过话的那些一样，衣着褴褛，消瘦憔悴。当他们把车厢推到了地方，停下来的时候，我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干活的，又是什么时候吃的午饭。他们说，七点钟开始干活，刚刚才吃了午饭。就得这样干活，不准走。
“什么时候准你们走呢？”
“有时候一直干到十点钟。”工人们回答说，仿佛是夸耀自己的工作耐力似的。
看到我对他们的处境感兴趣，工人们把我围了起来，也许是把我当成了长官，七嘴八舌地告诉我显然是他们最不满意的事情，那就是，他们在白班和夜班之间的空隙时间，有时可以到屋里去暖和一下，有时还可以睡上个把钟头，但是这间屋子太狭窄。大家对这种狭窄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一百个人挤在一起，没地方躺，就连铺板底下也很挤。”他们不满地说，“您自己去看看，不太远。”
屋子的确狭窄。在十俄尺大的一间小屋子里，铺板上能容四十个人。有几个工人跟着我走进屋里，他们愤怒地抢着抱怨屋子的狭窄。“就是在床底下也没有地方可躺。”他们说。
起初我觉得奇怪的是，这些人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里没有大衣穿，连续三十七个小时背负着十普特的重量，吃午饭和晚饭不按时，只能根据上司的随心所欲。总之，他们的状况比拉车的马还要坏得多，可是这些人却只抱怨他们暖和的屋子太狭窄。起初对这一点我感到很奇怪，但是仔细想一想他们的状况，我明白了，这些从不得好好睡一觉的、身体冻僵了的人们，当他们本来应该好好休息一下，暖和一下身体的时候，却只能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到铺板底下去。在那里，在那令人窒息的污浊的空气里，他们只能感到浑身更加酸痛，瘫软无力，在这个时候他们所经受的该是怎样痛苦的感觉呵。
在这痛苦的个把钟头里，他们想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而不可得。大概只是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痛苦地感到那摧残生命的三十七个小时的劳动的可怕，因此他们对于像屋子狭窄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情况就特别愤慨。
我看了几组工人劳动的情形，又跟一些人谈了话，从所有的人嘴里听到的都是同样的话。我回家了，真正相信了我的熟人对我讲的话是真实的。
这种情况是真实的。被认为是自由的人们，为了挣得仅够他们糊口的几个钱，不得不去从事这样的劳动。就是在农奴制时代，任何一个最残酷的奴隶主也未必会迫使自己的奴隶这样劳动。何必说奴隶主呢，就是任何一个车夫也未必让自己的马这样干活，因为马是值钱的，而这种三十七个小时的力不胜任的工作会夺去值钱的牲畜的生命，这是不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