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认为上帝的意志就是让一些人占有另一些人的理论，在很长的时期里使人们得到安慰。但是这种理论却为人们的残忍辩解，而使这种残忍达到了最高的程度，这样就引起了对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的怀疑，并引起了对它的反抗。
而今天的理论认为经济的演变是按照永恒的法则进行的，由于这些法则的作用，一些人得积累资本，另一些人得终生劳动，扩大这些资本，准备实现向他们允诺的生产工具[5]的社会化。这一理论引起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更大的残忍，因此也就开始引起某些怀疑，特别是在没有被科学麻痹的普通人中间。
比如说，你见到以三十七小时的连续劳动摧残着自己的生命的装卸工，或是工厂里的妇女，或是洗衣妇，或是印刷工人，或是那千百万在沉重的、非自然的条件下生活，进行着单调的、使人麻木不仁的强制性劳动的人们，你就会很自然地问道：是什么东西使这些人陷入了这种状况，怎样才能解救他们？于是科学回答你，这些人处于这种状况，是因为铁路归某公司所有，丝织厂归某先生所有，一切工厂、印刷厂、洗衣房都归资本家所有，因此改善这种状况的办法是，工人们联合起来，结成同盟，组织合作社，通过罢工和参加政府，越来越多地影响主人和政府，首先争取到缩减工时和增加工资，最终达到使所有的生产工具转到自己的手中。到那时候，就一切都好了。而现在，一切都像应该的那样进行着，因此什么也无须改变。
这个答案，在无知的人，特别是俄国人看来，不可能不是非常奇怪的。首先，对装卸工或工厂里的妇女来说也好，对其他千百万受着沉重的、有害的、使人麻木的劳动折磨的工人来说也好，生产工具为资本家所有这一点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目前在铁路上干活的那些工人的农业生产工具，根本没有被资本家掠夺去。这些工人也拥有土地、马匹、木犁和耙，拥有耕地所需要的一切。同样，在工厂里做工的妇女并不是因为失去了生产工具才被迫来到这里做工的，相反，她们大多数人是违背家中长辈的愿望而离开家的，家里非常需要她们的劳动，而且她们在家里也拥有一切生产工具。在俄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千百万工人都是处于这么一种状况。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把工人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生产工具被资本家掠夺。原因应该是把他们从农村驱逐出来的东西。这是第一点。其次，甚至在遥远的将来（科学允诺到那时工人将得到解放），无论是缩短工时也好，增加工资也好，所允诺的生产工具的社会化也好，都不可能使工人摆脱这种状况。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改善他们的状况，因为不管在铁路上，还是在丝织厂和任何其他工厂、企业，工人的贫困状况不在于工时的多少（农民们，如果认为自己的生活是幸福的，有时一昼夜连续劳动十八至三十六小时），不在于工资的微薄，也不在于铁路或工厂不归他们所有，而在于工人被迫在充满了罪恶的诱惑和不道德的城市牢笼生活的、那种有害的、不自然的、常常是危险的和摧残生命的条件下劳动，为别人进行强制性的劳动。
近一个时期，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工时的缩短和工资的增加并没有改善工人的状况，如果这里指的不是奢侈品：带链的表、丝绸头巾、烟草、葡萄酒、牛肉、啤酒等等，而是他们的真正福利，即他们的健康和道德，主要的是他们的自由。
在我熟悉的丝织品工厂里，二十年以前多半是男工，一昼夜工作十四小时，平均能挣十五卢布，大部分人都将钱寄回农村家里。现在，干活的几乎全是妇女，工作十一小时，有些人一个月能挣二十五卢布，平均也多于十五卢布，而大部分人不给家里寄钱，全部挣来的钱在这里多用在买衣服、饮酒和淫乱上。工时的缩减只是增加了她们在酒馆里度过的时间。
这种情况在所有的工厂里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一切地方，虽然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与农业生活相比，健康恶化了，平均寿命缩短了，道德沦丧了。由于脱离开最能促进道德的条件——家庭生活和自由的、健康的、多样化的、自觉的农业劳动，也就不能不如此。
很可能有某些经济学家要断言，随着工时的缩短、工资的增加和工厂里卫生条件的改善，工人们的健康和他们的道德，与他们从前的状况相比，就要有所好转。甚至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近一个时期，在某些地方，工厂里工人的状况，就其外表的条件来说，比乡村居民的状况好一些。但这也只能是发生在某些地方，是因为政府和社会在科学论点的影响下，为了恶化乡村居民的状况，改善工厂居民的状况，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
如果说，某些地方工厂工人的状况，而且是指外部的条件，比乡村工人的状况好一些，那么这一点只能证明，可以用各种限制的手段把就其外部条件来说最好的生活变成为贫困的。由于人们接连几代一直处于这种状况，就不存在有他们所不能适应的最不自然的和恶劣的状况。
工厂的以及一般城市的工人的贫困，不在于他们工作时间长和工资挣得少，而在于他们丧失了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丧失了自由，被迫进行强制性的、为别人的单调的劳动。
因此，对于为什么工厂和城市工人处于贫困状况以及如何帮助他们这两个问题，无论如何不可能回答，原因是资本家占有生产工具，而缩短工时、增加工资和生产工具社会化会改善工人的状况。
回答这些问题时应该指出使工人丧失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和把工人驱赶到工厂里来受奴役的原因，指出解救工人，使他们不必脱离自由的农村生活、转而去过不自由的工厂生活的手段。
因此，在为什么城市工人处于贫困状况这个问题中，首先包括这样一个问题：是哪些原因把这些人从农村驱逐出来（他们或者他们的祖先本来是生活在农村的，而且可以生活下去，在我们俄国就是现在也还有这样的人生活在农村），是什么东西违背他们的愿望，把他们驱赶到工厂中来。
如果说有这样的工人，像在英国、比利时、德国那样，他们已经数代生活在工厂，那么就连这些人的生活也不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祖父或者曾祖父由于某种原因被迫以他们所喜爱的农业生活换取了他们感到沉重的城市里的生活和工厂生活。卡·马克思说，农村居民起初是被强制地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变成了流浪者，而后来，残酷的法律使他们遭到酷刑，被人用烧红的铁在身上打上烙印，受鞭打的惩罚，这一切都是为了使他们服从雇佣劳动的需要。[6]因此，关于如何解救工人，使其摆脱贫困状况的问题，看来很自然地就归结为这样的问题，即如何消除那些已经驱逐了一些人，现在正在驱逐而且想要把其余的人全部驱逐出这些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好的状况的那些原因，消除那些把他们驱赶到了和正在驱赶到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是坏的状况中的那些原因。
而经济学虽然也顺便地指出了把工人从农村中驱逐出来的原因，但是却不去研究消除这些原因的问题，而是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改善工人在现存的工厂中的状况上，似乎认为这些工厂里的工人的状况是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对于那些已经在工厂的人来说，无论如何都应该保留，而对于那些还没有离开农村和农业劳动的人来说，也应该成为这样。
不仅如此，经济学还坚信所有的乡村劳工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城市工厂的处境。虽然世界上所有的圣贤和诗人总是只把农业劳动看成是实现人类幸福理想的条件，虽然一切具有正常习惯的工人一贯地认为农业劳动比其他任何劳动都好，虽然工厂劳动总是不健康的，单调的，而农业劳动则是最健康的，多样化的，虽然农业劳动总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工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轮换劳动和休息，而工厂里的劳动，哪怕工厂是归工人自己所有，也总是强制性的，依附于机器的，虽然工厂劳动是从属的，而农业劳动则是基本的，没有它，任何工厂都不可能存在，但是经济学却仍然断言，所有的乡下人不仅不因从农村转到城市而痛苦，相反，他们希望这样，向往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