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断言，人类的幸福应该是那种完全违背人类感情的东西，也就是单调的、强制性的工厂劳动。不管这一论断是怎样明显地不公正，但是科学家们却仍然不可避免地得出这种明显不公正的论断，正如神学家们不可避免地得出同样明显不公正的论断，即奴隶和老爷是不同的人，他们在人世间地位的不平等，在将来会得到补偿。
产生这种明显不公正的论断的原因是：过去和现在确立科学原理的人全都属于富裕阶级，他们是如此习惯于他们生活的有利条件，以致不可能设想社会能离开这种条件而存在下去。
富裕阶级的人们所习惯了的生活条件，就是大量生产为他们的舒适和享乐所必需的各种物品，而这些物品只是由于有了现存的工厂，在其现今的制度下才能得到。因此，属于富裕阶级的科学家们，在议论改善工人的状况时，经常只提出使得工厂的生产仍然保留原样的改善，因而他们所享用的生活舒适也仍然保留原样。
甚至最先进的科学家——社会主义者，在要求把生产工具完全转到工人手里的时候，也总是设想要在这些或这样的工厂里，以现在这种劳动分工方式，继续生产同样的那些产品，或者生产几乎是现在生产的那些产品。按照他们的想象，区别只在于到那时，不只他们，而且所有的人都将享用现今只有他们才能享用到的舒适。他们朦胧地想象着，在实现劳动工具社会化以后，连他们，这些科学家们以及整个统治阶级的人们，也都将参加劳动，但是多半是以指挥者的身份出现，比如像画家、学者、艺术家。至于怎么样和由谁来戴着面罩制造铅粉，谁来当火夫、矿工和排水沟的清理工，关于这些，他们或是避而不谈，或是设想所有这些工作都将得到改善，即使在排水沟里和在地底下劳动也都是愉快的事。他们在贝拉米[7]式的乌托邦里，在学术论文里都是这样来想象经济生活的。
按照他们的理论，工人们组织同盟、合作社，培养团结一致的精神，到那时通过结成同盟、组织罢工和参加议会，将最终达到占有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生产工具。到那时吃的好，穿的好，欢度礼拜天，人们会认为，生活在城市里，在石头和烟囱中间要胜过生活在乡下，在植物和家畜中间，在广阔的天地里，认为单调的、按铃声上下班的机械的劳动胜过多样化的、健康和自由的农业劳动。
尽管这推想是如此不可信，就像神学家们关于天堂的推想一样（神学家们推想工人们由于在人世间这样痛苦地劳动，他们死后将享受天堂的生活），但是我们阶层的聪明和有教养的人们却仍然信仰这个荒唐的学说，就像从前聪明和有学问的人们相信工人死后会进天堂一样。
而学者及其门徒们（这些都是富裕阶级的人）相信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不相信。他们面临着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要么他们应该看到，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享用的一切，从铁路到火柴和香烟，都是他们的弟兄们以付出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而创造的劳动成果，他们不参加这种劳动，却享用劳动成果，因而是非常不正直的人；要么就应该相信，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是遵照经济学的永恒法则，为了共同的幸福而发生的。这就是那种内在的心理原因，这种原因迫使科学家们，这些聪明和有教养的，但却不开明的人们，信心十足而又顽固地坚持诸如此类明显的谎言，即工人们为了他们自己的幸福最好抛弃他们在大自然中幸福和健康的生活，而到工厂去摧残自己的肉体和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