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如果说可以允许明显不公正的、违反人的一切自然本性的论断存在，即断定人们生活在城市里，在工厂中从事机械的、强制的劳动胜过在农村中从事手工的、自由的劳动，如果说可以允许这样的论断存在，那么，按照科学家们的学说，经济的演变所导致的那种理想本身，也就包含着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这种理想就是，工人一旦成为一切生产工具的主人，就可以享用现今只有富裕的人才能享用的一切舒适和欢乐。大家都穿的好，住的好，吃的好，大家都将在电气照明下沿着柏油马路散步，参加晚会和到戏院去看戏，阅读报纸、书籍，乘坐机动车等等。但是为了使大家能享用到一定的物品，就应该安排生产所希望得到的物品，从而也就应该确定每个人要劳动多少时间。但是怎样来确定这一点呢？
统计学的材料可以确定在受着资本、竞争和贫困束缚的社会里人们的需求（即使是这一点也很不完全），但是任何统计学材料都不能表明，为了满足这种社会的人的需求，即生产工具属于社会本身，也就是说人是自由的那种社会的人的需求，需要有多少和什么样的物品。在这种社会里需求无论如何也无法确定，因为在这种社会里需求将要超过可能供给的无数倍。任何一个人都希望拥有现今最富有的人所拥有的一切，因此确定这种社会需要的物品的数量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此外，怎么样能使人同意制造一些人认为是需要的，另一些人认为是不需要的或者甚至完全有害的物品呢？如果说那时将发现，为了满足社会的需求，每人一昼夜应该工作六小时，那么有谁能在自由的社会里迫使人工作这六小时，当他知道这些工时有一部分将用来生产他认为是不需要或者甚至是有害的物品呢？
毫无疑问，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由于有了机器，主要的是由于劳动分工，就可以大大地节省力量来生产非常复杂的、极度完善的各种各样的物品，生产这些物品对其主人有利，我们享用起来也感到很舒服和愉快。但是这些物品制造得很精致，花费很少的力量，使资本家有利可图，使我们感到需要，这一切证明不了自由的人不经强制就能自愿地去制造这些物品。毫无疑问，克鲁伯公司[8]在现今劳动分工的条件下可以迅速而巧妙地造出优良的大炮，NN可以迅速而巧妙地织出五光十色的绸缎，SS造出香水，有光泽的纸牌、保护面孔颜色的香粉，波波夫酿出醇香的酒等等。对于需要这些物品的人来说，对于制造这些物品的工厂主来说，这都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大炮、香水、酒是那些想占领中国市场的人所希望的，或者是那些喜欢酗酒，或者关心保护面孔颜色的人所希望的，然而也会有人认为生产这些物品有害。抛开这些物品不论，任何时候都会有人认为博览会、科学院、啤酒、肉是不需要的，甚至是有害的。怎么能使这些人参与生产这些物品呢？
即使人们能够找到使大家都同意生产一定的物品的方法（尽管除了强制而外，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方法），那么在自由的社会里，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没有需求和供应的竞争，谁能决定把主要力量使用在哪些物品上，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是首先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加固旅顺港，然后修建各县的公路呢，还是相反？首先安排哪一项，电气照明呢，还是农田灌溉？工人自由了，可是还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谁做什么工作？很显然，所有的人都比较愿意割草或绘画，而不愿意当火夫或排水沟的清理工。在分配工作中怎么样才能使人们同意呢？任何统计学的材料也回答不了这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理论上的，也就是将会有一部分人被授予支配一切的权力。一些人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服从他们。
但是，除了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分配和安排生产与劳动选择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即在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可能确定下来的劳动分工的程度的问题。现今存在着的劳动分工制度是受着工人的贫困制约着的。一个工人同意一生都生活在地底下，或者一生都做着一种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一生在机器的轰隆声中单调地挥动着双手，只是因为不这样他就没有生活资料。但是一个掌握着生产工具因而不遭受贫困的工人，只有在强制的条件下才能同意现在人们所处的那种令人痴呆、毁坏精神才智的劳动分工条件。诚然，劳动分工对人们来说是极为有利的，而且也是他们所固有的，但是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劳动分工只可能达到一定的、很小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我们的社会里却早已被突破了。
假如一个农民主要是从事制鞋，而他的妻子纺织，另一个农民耕地，第三个农民打铁，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都获得了异常熟练的技巧，然后交换自己的产品，那么这种分工对所有的人都有益处，因此自由的人们很自然地愿意相互间这样来分工。如果让一个师傅一生只做一种物品的百分之一部分，或者是工厂里的司炉在五十度的高温下劳动，呼吸着有害的瓦斯，那么这种劳动分工对人们没有益处，因为它生产一些毫无意义的物品，却摧残最宝贵的东西——人的生命。因此像现今存在的这种劳动分工，只能是在强制的条件下才能存在。
罗德别杜斯[9]说，劳动分工以共产主义精神把人类结合在一起。这是公正的，但是只有自由的分工，也就是人们自愿进行的分工，才能把人类结合在一起。
假如人们决定修一条路，一个人挖土，第二个人运石头，第三个人粉碎石头等等，那么这种分工是可以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假如不是根据工人们的愿望，而有时甚至违背工人们的愿望，修建一条战略铁路，或者埃菲尔铁塔，或者是制造充斥巴黎博览会[10]的一切无聊的东西，于是一个工人被迫去开采铁矿，第二个去生产煤炭，第三个去铸铁，第四个去伐树并将它砍平，他们对所做的物品的用途甚至毫无了解，那么这种分工不仅不会使工人们相互结合在一起，反而会使他们分裂。
因此，在劳动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如果人们是自由的，那么他们所能接受的劳动分工只是其好处要多于给工人们带来的坏处的那一种。因为任何一个人自然都会认为最好是使自己的活动更广泛，更多样化，那么很显然，现存的这种劳动分工在自由的社会里便不可能实行了。
只要现今的劳动分工一改变，那么我们现在所享用的物品和整个社会都将享用的物品（像设想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那样）的生产，就将要缩小，而且是大大地缩小。
设想在生产工具社会化的条件下，通过强制性的劳动分工仍然保持所生产的物品的丰富性，这无异于设想在农奴制废除以后仍然要保留那些家庭乐队、剧团、花园、地毯和编织，这一切都是靠农奴来维持和生产的。因此，认为在实现了社会主义理想的条件下，所有的人都将是自由的，同时大家都将享用或者几乎都将享用现在只有富裕阶级才能享用的一切东西，这种设想本身就包含着明显的内在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