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奴制时代的情形完全重演了。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农奴主以及一般的富裕阶级的人们，如果说也承认农奴们的状况是不怎么好的，那么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只提出一些不损害地主们的主要利益的变革。跟那时一样，现在富裕阶级的人们，虽然承认工人们的状况是不怎么好的，但是为了改善这种状况，所提出的只是一些不损害富裕阶级的人们的有利状况的措施。那个时候，慈善的地主谈论着慈父的权力，像果戈理[11]那样建议地主们要对自己的农奴善良一些，关心一些，但是绝不允许产生解放农奴的想法，因为这种解放对他是有害而危险的。现在也正是跟那时一样，当代大多数富裕的人们建议主人们对自己工人们的福利多关心一些，但是也同样不允许产生把经济生活制度改变得使工人们完全自由的想法。
那个时候，先进的自由主义的人们在认为农奴们的状况不能改变的前提下，要求政府限制一下老爷们的权力，同情农奴们的愤慨。现在也跟那时一样，当代的自由主义者们认为现存的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在这个前提下要求政府限制一下资本家和工厂主，同情工人们结社、罢工，一句话，同情工人们的愤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人们要求解放农奴，但是在其方案中保留着农奴对土地的私有者——地主，或对佃租和捐税的依附。现在也是这样，最先进的人们要求把工人从资本家的手中解放出来，实现生产工具的社会化，却让工人们保留着对现今的劳动分配和分工的依附，这种分配和分工，按他们的意见，应该是永恒不变的。一切自称为开明和先进的富裕的人们，尽管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但都崇信经济学的学说。这种学说，表面看来是自由主义的，甚至是激进的，它包含着对社会上富裕阶级的攻击，但是就其实质来说，这种学说是非常保守的，粗暴的，残酷的。不管怎么样，科学家们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富裕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维护现存的劳动分配和分工，这种分配和分工有可能生产大量他们所享用的物品。科学家们以及所有追随他们的富裕阶级的人们，把现存的经济制度叫做文明，这里包括铁路、电报、电话、摄影、X光、医院、博览会，主要是一切舒适的设备。他们从中看到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甚至不允许有变革的想法产生，生怕它会毁灭这一切或者这些成果的一小部分。按照这个科学的学说，一切都可以改变，但是唯独被他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不能改变。可是越来越清楚的是，这种文明只有靠强迫工人进行劳动才能存在。科学家们如此坚信这种文明是最伟大的福利，竟然勇敢地与过去的法律家大唱反调。过去法律家们说：fiat justitia—pereat mundus.[12]现在却说：fiat cultura—pereat justitia.[13]不仅是这样说，而且这样做。一切东西在实践上和在理论上都可以改变。但是唯独文明不能改变——不是指在工厂里所发生的一切，而主要是指商店里所出售的一切，是不可改变的。
那些开明的人们宣传博爱和爱亲人的基督的律法，而我认为，应该对他们说的倒是完全相反的东西：
电气照明、电话、博览会和一切有音乐会和演出的游艺乐园、一切雪茄烟和火柴盒、吊裤背带和机动车都很好，但是让它们见鬼去吧。不只是它们，而且还有铁路和世界上一切工厂出产的印花布和呢绒（既然为了生产这些东西要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受奴役，成千上万的人为了生产这些物品在劳动中死亡）也都见鬼去吧。既然为了使伦敦或彼得堡能用电气照明，或者为了建造博览会大厦，或者为了能有美丽的染料，或者为了又多又快地织出漂亮的布匹，要有哪怕是最少一部分人死亡，或者缩减寿命，或者毁坏其生命（而统计学为我们表明，死亡的人数是非常多的），那么就让伦敦或彼得堡用瓦斯或油脂照明吧，就不要举办任何博览会吧，就不要有染料、布匹吧，只是不要再有奴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的生命的毁灭。真正开明的人总是宁肯同意回到骑马和驮子的时代去，甚至同意用木棒和手来掘地，也不愿意坐火车，因为火车每年都要轧死不少的人——原因仅在于铁路的所有者认为抚恤死者家属比把铁路铺设得不至于轧死人更为有利，比如在芝加哥就发生了这样的事。真正开明的人的口号不是fiat cultura—pereat justitia，而是fiat justitia—pereat cultura.[14]
但是，文明，有益的文明并不会毁灭。人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必重新回到用木棒掘地和用松明照明的时代去。人类处在奴役的制度下做出这些重大的技术成就并不白费。只要人们懂得，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享乐而使用自己弟兄们的生命，他们就会这样来运用所有的技术成就，而不至于摧残自己弟兄们的生命；他们就会这样地来安排生活，即既能运用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控制自然界的工具，又不应使自己的弟兄们遭受奴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