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贫困的原因是奴隶制度。奴隶制度存在的原因是法律。法律是建立在有组织的暴力的基础上的。
因此，只有在消灭有组织的暴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改善人们的状况。
但是，有组织的暴力就是政府。难道没有政府能生活吗？没有政府就要出现混乱，无政府状态，文明的一切成就都将毁灭，人们会重新回到原始的野蛮时代。只要触动一下现存的秩序，——通常人们会这样说，这样说的不只包括感到这种秩序有利的人，而且也包括那些明显感到不利，但是如此习惯了，以至于无法想象没有政府暴力能生活的人，——消灭政府会造成巨大的灾难：骚乱、抢劫、凶杀，其结果就是所有的坏人横行霸道，而所有的好人将受奴役。但是，姑且不说所有这一切，即骚乱、抢劫、凶杀的结果是出现坏人横行霸道，好人受奴役，这一切都曾经有过，现在也还有。对这一点姑且不论，因为破坏现存制度会产生骚乱和无秩序状态这一设想证明不了这个秩序就是好的。
“只要触动一下现存的秩序，就会产生巨大的灾难。”
用成千块砖垒起一个数丈高的细长的立柱，只要动一动其中的一块砖，所有的砖便都要坍落下来，摔碎。抽出任何一块砖以及稍稍推动一下，都会破坏这个立柱和所有的砖，不过这一点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使砖处于这种不自然的、不合适的状况中是合理的。相反，这表明，不应该把砖垒成这样的立柱，而应该把砖垛得非常牢固，在使用时不至于破坏整个的砖垛。现今的国家机构也是如此。国家机构是非常不自然的，不牢固的，稍稍推动一下就可以摧毁它，这不仅证明不了它是必需的，相反却表明，即使过去某个时期它是必需的，现在它却是根本不需要的，因而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它之所以有害而危险，是因为在这种机构之下，社会上存在的一切罪恶，不仅不能减少，不能消除，反而只能增加和牢固。这罪恶之所以能增加和牢固，是因为它或者得到辩护和披上华丽的外衣，或者是被隐蔽起来。
在靠暴力管理的所谓完善的国家里，我们所见到的人民的昌盛幸福，只不过是一种装潢门面的虚假的外表。所有能破坏这富丽堂皇的外表的东西——饿肚子的、患病的、有失体面的二流子，都被藏到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但是看不见这些人，并不说明这些人不存在。相反，这种人越多，就越是得把他们藏起来，而造成这种人的那些人，对待他们就越是残酷。
诚然，对政府活动的任何破坏，尤其是停止政府的活动，即停止有组织的暴力，都会毁坏生活的温文尔雅的外表，但是这种毁坏所造成的不是生活的瓦解，而只是暴露出隐蔽的东西，并且使人有可能纠正它。
直到近一个时期，直到本世纪末，人们一直都认为并且相信他们没有政府就不能生活。但是生活在前进，生活的条件和人们的观点在改变。虽然政府竭力使人们停滞在幼稚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受欺凌的人觉得轻快一些，但是如果有地方去诉苦，那么人们——不只是欧洲的工人，也有俄国的工人，就会越来越多地摆脱幼稚状态，开始明白自己生活的真实条件。
现在，人民中间就会有人说：“你们对我们说，如果没有你们，邻近的人民——中国人、日本人就要和我们打仗。但是我们读报纸，知道任何人民也没有用战争威胁我们，而只是你们，这些统治者们，为了某些我们所不明白的目的，相互怨恨发怒，尔后你们又在保卫自己人民的幌子下相互间打起仗来，就像现在你们对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所做的那样。[18]而你们为了供养陆军、海军，提供武器装备，修筑战略铁路（这些只是为了满足你们的虚荣心和野心所需要的），就用捐税使我们破产。你们说，你们为了我们的幸福，才维护土地的私有制，但是你们维护的结果是使全部土地转到或者正在转到不劳动的公司、银行家、富人们的手里。而我们，大多数的人，却失去了土地，受着不劳动者的统治。你们制定了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土地的私有权，而是为了从劳动者那里掠夺土地。你们说，你们对任何一个人都为他保护其劳动产品，可是你们所做的恰好相反。所有生产贵重物品的人，由于你们虚假的保护，都被置于这样的状况之中，以至于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仅不能获得他们劳动的价值，而且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处于对不劳动者的完全依附之中。”
本世纪末的人们是这样开始理解事物和发表见解的。政府使人们停滞在昏睡之中，但是人们已经从昏睡中迅速地觉醒过来，而这种觉醒的过程越来越迅速。在最近五六年间，人民的社会舆论，不只是在城市，而且在农村，不只是在欧洲，而且在俄国，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据说，没有政府就没有大家都需要的各种机关——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推测呢？为什么要认为非政府人员就不善于这样来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就像政府人员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所安排的那样好呢？
相反，我们看到，当代，在生活的各种情况下，人们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安排得比统治他们的人给他们安排的要好得无法比拟。人们，如果没有政府的干涉，而常常是尽管有政府的干涉，也可以组织起任何种类的社会机构——工人联盟、合作社、铁路公司、劳动组合、工团。如果为了社会事业需要捐款，那么为什么要认为自由的人们不用暴力就不能够自愿地征集到需要的款项，并且建立起那些靠捐税建立的机关，只要是这些机关对大家都是有益的话？为什么要认为没有暴力，法庭就不会存在？受到被审讯者信任的人们的审判，过去曾有过，将来也会有，而且任何时候也不需要暴力。我们长期受奴隶制度的侵蚀，以至于不能设想没有暴力的管理。然而这是不正确的。俄国的村社，如果迁移到遥远的地方去，在那里我们的政府干涉不到他们的生活，他们自己组织自己的捐款、自己的管理机关、自己的法庭、自己的警察，只要是政府的暴力不干涉他们的管理，他们经常总是很幸福的。同样没有理由认为人们不能够在取得普遍的同意下分配土地的使用权。
据我所知，乌拉尔的哥萨克过去曾经不承认土地的私有制。整个社会充满了幸福和安宁。这是在靠暴力维护土地私有制的社会里所没有的。我知道，现在也还有些村社不承认个别人的土地私有权。在我的记忆中，整个俄国人民过去都曾经不承认土地私有制。靠政府的暴力去维护土地私有制，不仅消除不了争夺土地私有权的斗争，相反地会加剧这种斗争，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酿成这种斗争。假如不维护土地私有制，因而也不会提高土地的价值，人们就不会拥挤在一个地方，而会扩散到空闲的土地上去，这样的空闲土地，在地球上还有很多。可是，现在进行着不间断的为争夺土地私有权的斗争，而斗争的工具正是政府以其关于土地私有制的法律提供的。而且在这一斗争中获胜的，经常不是在土地上劳动的人，而是参与政府暴力的人。
在劳动产品方面也是如此。真正由人的劳动生产的、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物品，总是受着习俗、社会舆论、公正和相互间的感情所保护，而不需要暴力的保护。
数万俄亩的森林属于一个人所有，与此同时，在其附近数万人却没有柴烧，所以这森林就需要暴力来保护。在工厂里，工人们世世代代受掠夺，因而这工厂也就需要保护。一个占有者囤积数十万普特的粮食，以便等灾荒到来时高价卖给挨饿的人们，那么这些粮食就更需要保护。农民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除了富人或政府的官吏以外，任何人，哪怕是最堕落的人，也不会去抢夺他种植的作物，或者他饲养的以其奶汁养活他的孩子的奶牛，或者他制造的供自己使用的木犁、镰刀、铁锹。即使有这样的人去抢夺别人所生产的和所必需的物品，那么这种人也必然要引起所有处于相同条件下的人的愤怒，因而他未必认为这种行动对自己是有利的。假如这个人如此不道德，仍然这样去做，那么即使是私有财产受到暴力的严格保护，他也会去这样做的。通常人们说：你想消灭土地和劳动产品的私有权，试试看吧！因为任何人也不会确信他的劳动所得不会被人所抢夺，结果谁也不会再劳动了。应该说完全相反。现今实行的靠暴力对非法的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即使不能说完全消灭，但也要相当地削弱了人们在使用物品方面的公正性的自然意识，使用物品是私有财产自然的、天生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人类就不能生存，这种权利在社会中是始终存在的。
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断说，没有有组织的暴力，人们就没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
很显然，可以说，如果没有有理性的动物，即人对牛马行使的暴力，牛马就不能生存。但是为什么不对人们行使暴力，他们就不能生存呢？这种暴力并不是什么更高级的动物行使的，而是跟他们一样的人行使的。为什么人们就应该屈服于那些掌权的人的暴力呢？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对他们行使暴力的人是比他们更有理智的人呢？
他们允许自己对人们行使暴力，这一点就表明，他们不仅不比屈从于他们的人更有理智，而是更没有理智。据我们所知，中国的科举制度，并不能保证掌权的人都是些最有理智的优秀人物。同样，在欧洲国家里，世袭制和所有的资历制度，或者选举，也很少能保证这一点。相反，爬进政权机构里去的，经常都是些比别人更没有良心、更不道德的人。
人们说，没有政府，也就是说没有暴力，人们怎么能生存呢？应该反过来说，人是有理性的动物，如果他们不把合乎理性的和谐，而是把暴力认为是自己生活的内在联系，那么他们怎么能生存呢？
人，要么是有理性的动物，要么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二者必居其一。假如说他们是没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就都是没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之间的一切，就都靠暴力来解决，而没有理由使一些人拥有行使暴力的权力，而另一些人则不具有这种权力。因此，政府的暴力也就是无法辩护的了。既然人们是有理性的动物，那么他们的关系就应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偶然攫取了权力的人的暴力上，因此，政府的暴力也同样是无法辩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