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一般的议论，这些议论不管其公正与否，在生活中都是不适用的。”我听到一些人这样反驳，这些人习惯于自己的状况，认为不可能或者不希望改变它。
“请您告诉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怎么样安排社会？”——富裕阶级的人们通常这样说。
富裕阶级的人们如此习惯于自己那种奴隶主的角色，当谈到改善工人的状况时，他们感到自己是处于地主的地位，立即就开始为安置自己的奴隶杜撰出种种方案，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这样的观念，即他们没有任何权利支配其他的人，而他们假如真正希望人们好，那么他们所能够做的和应该做的一点，就是停止做他们现在正在做的坏事。而他们所做的坏事是非常明确的。他们所做的坏事，不仅仅是他们享用奴隶们的强制性劳动，并且不想放弃这种享用，而且是他们亲自参与确立和维持这种强制性的劳动。这也正是他们所应该停止做的。
工人由于长期受奴役，在精神上也堕落了。他们中间大部分人觉得，如果说他们的状况很糟，那么在这方面有罪过的是主人，主人占有生产工具，而付给他们的钱却太少。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恶劣状况只是取决于他们自己，如果他们真正想改善自己的和自己弟兄们的状况，而不是每个人只想自己的利益，那么他们主要应该做的就是他们自己应该停止做坏事。而他们所做的坏事就是工人们希望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所采用的手段，正是使他们自己遭受奴役的那些手段，为了有可能满足他们所养成的习惯，不惜牺牲自己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去担任低贱的不道德的职务，或者生产不必要的有害的物品，主要的是支持政府，以缴纳捐税和直接服务参与政府的活动，从而使自己遭受奴役。
为了改善工人们的状况，不管富裕阶级的人们也罢，工人也罢，都应该懂得，保存自己的利益是不能改善人们的状况的，为人们服务没有牺牲是不行的。因此，如果人们真正想改善自己弟兄们的状况，而不仅仅是自己个人的，他们就应该不只是准备改变他们所习惯了的全部生活方式，牺牲他们所享受的利益，而且还要准备进行紧张的斗争，不是跟政府斗争，而是跟自己本人和自己的家庭斗争，准备因不执行政府的要求而受迫害。
因此，对究竟应该怎么办的问题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不仅很明确，而且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易于接受和可以实行的，尽管这答案不是像富裕阶级的人们所期待的那样，这些人完全相信他们生来就不需要改造自己（他们已是够好的了），而是教导和安置别人。这个答案也不像工人所期待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对他们的恶劣状况有罪过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资本家，消除这种状况的办法只能是剥夺资本家所享用的东西，使所有的人都能享用迄今唯有资本家才能享用的东西。这个答案非常明确，易于接受，便于实行，因为它要唤起行动的只是一个人，对待这个人，每人都有真正的合法的和不容怀疑的权利，这个人就是他自己，因为这个答案就是：一个人——奴隶也罢，奴隶主也罢，都是一样——如果他真正想要改善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状况，而是人们的状况，他自己就应该不做坏事，这种坏事会造成对他以及他的弟兄们的奴役。而为了不做会造成他的以及他的弟兄们的灾难的坏事，首先，他不管是自愿地也罢，被迫地也罢，都不应该参与政府的活动，因此，任何头衔都不要接受，不管是士兵、元帅、部长、税收员、证人、村长、陪审员、省长、议员，总之，凡是与暴力有关的一切职务都不要接受。这是一点。其次，这种人不应该自愿地向政府缴纳捐税，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是一样，同样也不应该享用靠征收捐税得来的金钱，不管是以薪俸的形式也好，以养老金、奖金等形式也好，也不要享用政府举办的各种事业，因为这些事业都是靠从人民那里用暴力征收的捐税来维持的。这是第二点。第三，这种人希望谋求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改善人们的状况，因此不应该求助于政府的暴力来保护对土地和其他物品的占有，保护自己的以及自己亲人的安全，而占有土地以及别人的或自己的劳动的一切产品，只能限于这样的范围之内，即别人不对这些物品提出要求的范围之内。
“但是这种活动是不可能的，因为拒绝参与政府的事务等于拒绝生活。”——有人会这样说。一个人拒绝服兵役，就要被关进监牢。一个人不缴纳捐税，就要遭到惩罚，要没收他的财物来追缴捐税。一个人拒绝在政府中服务，而又没有其他的生活资料，他和他的家庭就要饿死。一个人拒绝政府对他的财产和人身的保护，也同样如此。不享用靠捐税征收来的物品，不享用政府举办的事业，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捐税所征收的常常是第一需要的物品。同样，离开政府举办的各种事业，如邮电、交通等等，也是行不通的。
当代的人拒绝参与政府的任何暴力是很困难的，这一点完全正确。然而，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处置自己的生活以便丝毫也不参与政府的暴力这一点，并不表明没有可能逐渐地一点一点摆脱它。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拒绝当兵（但是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样的人），然而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不自愿地到军队、警察局、法院、侦察部门去服务，可以宁肯拿较少的报酬去为私人工作，而不到更有利的政府中去服务。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土地的私有权（虽然也有人正在这样做），然而任何一个人，只要明白这种私有权的罪恶性，就都可以缩小它的范围。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拥有资本（也有这样的人）和享用暴力保护的物品，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减少自己的消费，日益减少会引起别人羡慕的那些物品的需要。不是任何人都能够放弃政府的薪俸（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宁肯挨饿也不参加不诚实的政府活动），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宁肯拿较少的薪俸而不拿多的，只要是所履行的职责与暴力关系较小即可。任何人都不能够拒绝享用政府开办的学校（也有这样的人），然而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宁肯上私立学校而不上政府办的学校。任何人都能够越来越少地享用靠捐税得来的物品和政府举办的事业。
现存的秩序是建立在粗暴的暴力基础上的，而生活的理想，则是由人们的团结一致所构成，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合乎理性的和谐的基础上的，是被习俗所肯定的。在现存秩序和生活理想之间，存在着无数的阶梯，人类沿着这一阶梯不断地前进。人们只有逐渐地日益摆脱参与暴力、使用暴力和对暴力的习惯，才能接近于这一理想。
我们不知道，也不能预见到，更不能像那些冒牌学者所做的那样，预先规定怎样来逐渐削弱政府并且把人们从政府的暴力下解放出来。我们也不知道，随着人们逐渐摆脱政府的暴力，人类的生活将采取何种形式。但是我们确定无疑地知道，人们一旦明白了政府活动的罪恶性和有害性，就将努力不使用它，不参与它，因而人类的生活将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比现今的生活更符合规律和我们的良心。现在，人们自己参与政府的暴力并使用这种暴力，却装出跟它作斗争的样子，企图用新的暴力来代替旧的暴力。
而主要的是现今的生活制度很糟糕，在这一点上大家意见都一致。状况恶劣的原因是政府暴力造成的奴隶制度。为了消灭政府的暴力，只有一种方法，即人们拒绝参与暴力。因此，人们拒绝参与政府的暴力困难与否，这种拒绝的良好结果是否会很快地表现出来，——这些问题都是多余的，因为要把人们从奴隶制度下解放出来，只有这一种方法，别无其他。
在每个社会里和在整个世界上，用被习俗所肯定的、合乎理性的和自由的和谐来代替暴力，能实现到何种程度，以及何时才能实现，这取决于人们思想的明确程度和获得这种思想的单个人的数量有多少。我们每个人都是单个的人，每个人都可能以其明确的思想或者高尚的目的成为人类总的运动的参加者，也可能成为这一运动的反对者。每个人都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去反对神的意志，把自己短暂的虚假生活的破屋建筑在沙滩上，要么按照神的意志，加入真正生活的永恒的、不朽的运动中来。
但是，也可能我是错的，从人类的历史中应该作出完全另外的结论来，人类离开暴力不能走向解放；或许可以证明，暴力是进步不可缺少的要素，国家及其暴力是生活所必需的形式，如果消灭政府，消灭私有财产和对安全的保护，人们会更糟？
就算是这样，就算是上述的议论都不正确，但是除了关于人类生活总的思虑以外，每个人还有他自己个人生活的问题。不管对生活的一般规律有什么样的议论，一个人总是不能去做他认为不仅有害而且恶劣的事情。
“或许国家是个性发展的必需的形式，国家暴力是社会幸福所必需的这样一种论断，或许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从历史中引出来，所有这些论断都是正确的。”当代任何一个正直而真诚的人会这样回答。“但是，屠杀是罪恶，对这一点我比任何议论都知道得更正确。你们要求我去当兵，或者出钱雇佣和武装士兵，或者购买大炮和建造铁甲舰。你们想使我成为屠杀的参加者，可是我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这样做。同样，我不仅不愿意，而且也不能使用你们在屠杀的威胁下从饥饿的人身上搜刮来的金钱。我也不愿意使用你们所保护的土地和资本，因为我知道，你们只是靠屠杀来保护这些。
“在我不明白这些事的全部罪恶性之前，我可能做这一切。但是只要我看到了这一点，我便不能不再正视它，也就不能再参与这些事情了。
“我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如此为暴力所束缚，要想完全摆脱它是困难的，但是我仍然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不参与它，不做它的同谋者，竭力不去享用靠屠杀取得和保护的东西。
“我只有一次生命，为什么我在这短暂的一生中要违背良心的声音，去参与你们这些卑劣的事情呢？我不愿意，也不会这么做。
“这将会有什么结果呢？我不知道。我只是认为，这不会有任何坏处，我要按照我的良心所吩咐我的那样去行动。”
当代任何一个正直而真诚的人，都应该这样回答任何关于政府和暴力的必要性的论证，并且拒绝任何参与这种暴力的要求或邀请。
因此，最高的和不可反驳的审判者——良心的声音——向每个人证实的也正是一般的论断所导致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