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胜利向整个基督教世界表明，基督教各民族过去和现在所走的道路是不正确的。这场战争带来了可怕的、毫无意义的苦难，耗费了亿万人的劳动和生命，以此向俄国人表明，除了基督教国家制度与暴力国家制度之间存在着对于基督教各民族带有普遍性的矛盾以外，由于他们顺从本国政府的意志，他们经常处在一种可怕的危险当中。
为了某些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为了某些无足轻重的当权者，俄国政府毫无必要地把本国人民卷进一场除了危害本国人民以外，绝对不可能有其他结果的毫无意义的战争，丧失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丧失了亿万财富，人民劳动的成果，也丧失了——对于以此自豪的人是丧失了——俄国的荣誉。但是对这一切恶行负有罪责的人不仅不知己罪，反而事事责怪别人，他们仍然有可能在明天使俄国人民陷入更深重的灾难之中。
任何革命都开始于社会的发展超过了作为社会生活现有形式之基础的世界观的时候，开始于现实生活与可能建立的理想生活之间的矛盾已经明显到使大多数人都觉得不能照老样子生活下去的时候。如果一国人民的绝大多数都意识到了这个矛盾，革命就在这一国人民中间开始了。
至于革命使用什么手段，这取决于革命要达到的目的。
在一七九三年，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与国王、僧侣、贵族、官吏的专制权力之间的矛盾，不仅为受压迫的各国人民感觉到了，也为整个基督教世界各国统治阶层中的优秀人物感觉到了。然而，对于这种不平等现象，任何地方的统治阶层都不如法国的统治阶层那样敏感，任何地方的人民受到的奴隶思想的束缚都比法国人民严重，因此一七九三年的革命就在法国开始了。实现平等的手段在当时看来自然是用武力夺取统治者拥有的东西，因此那次革命的活动家们努力用暴力实现自己的目的。
今天，到了一九〇五年，在认为自由生活可能实现而且合理的思想，与认为服从任意剥夺人们的劳动成果去扩充不可能有极限的军备的强暴政权（它每时每刻都可能强迫人民加入毫无意义的杀人的战争）不合理而且会带来灾难的思想之间存在的矛盾，不仅为深受其害的各国人民感觉到了，同时也为各国统治阶层中的优秀人物感觉到了。对于这个矛盾的感受，任何地方也不如俄国人民强烈。俄国人民之所以对于这个矛盾感受特别强烈，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政府把他们卷入一场荒谬、可耻的战争，一是因为他们还保持着农耕生活方式，而主要的是因为他们有特别活跃的基督教思想。
因此我认为，旨在使人们从暴力下解放出来的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一定是在俄国开始，它现在已经开始了。
实现解放人们这个革命目的的手段，显然应当不同于人们至今试图借以实现平等而使用的暴力。
抱着实现平等的愿望参加这场伟大的革命的人，如果以为平等要用暴力手段去实现，就会误入歧途。其实平等不能用暴力手段实现的道理是很明显的，因为暴力本身就是不平等的最露骨的表现。今天的革命目的是自由，而自由更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用暴力取得，这个道理应当是很明显的。
可是今天在俄国闹革命的人却认为，要用暴力推翻现任政府并且用暴力建立一个新政府——君主立宪政体或者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才能达到这次革命的目的——自由。
历史是不会重复的。暴力革命已经过时。它已经给了人们它所能给的一切，同时表明，什么目的是它不可能达到的。今天俄国开始的这场革命，是在气质十分特殊的亿万人民中间进行。再说，今天已经不是一七九三年，而是一九〇五年。因此，这场革命的目的和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无论如何不会同六十、八十、一百年前在气质完全不同的日耳曼和拉丁各民族中间进行的革命一样。
俄国亿万从事农耕的人（实质上包括全体俄国人民）需要的不是议会，不是恩赐这样那样的自由（把它们列举出来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其中并不存在普通的、真正的自由），不是立宪会议，也不是用一个暴力政权去取代另一个暴力政权，而是摆脱了一切暴力政权的真正的、完全的自由。
俄国开始的，也是全世界面临的革命的意义，不在于规定所得税和其他税收，不在于使教会与国家分立或者由国家接管公共设施，不在于组织选举和所谓的人民参与政权，不在于成立普选的最民主的共和国，哪怕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在于实际上的自由。
要取得实际上的自由，不能靠街垒，不能靠杀人，不能靠任何新的暴力机关，而只能靠停止服从人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