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都在议论什么个别的自由，诸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这种选举而不是那种选举的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劳动自由，还有许多别的自由。这说明，今天我们俄国的革命者对一般的自由——指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来强令一个人采取违反他的愿望和利益的行动的、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通的自由——认识十分错误，或者说根本不认识。
不认识什么是自由，以为一些人允许另一些人采取某些行动就是自由，这其中包含着严重的、极为有害的谬误。谬误在于，当代人以为，盲目屈从于暴力（他们现在正是用这种态度对待政府）是一种自然的状况，而在政权的允许下能够采取由政权规定的某些行动就是自由，正如奴隶眼中的自由是星期日获准进教堂，或者大热天获准洗澡，或者工余获准补自己的衣服等等。
我们只要有一分钟丢开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迷信，看一看每一个生活在国家中的人的状况（无论这个国家是最专制的还是最民主的），我们一定会为那些自以为是自由的人如今受奴役的程度之深感到惊骇。
任何一个人，无论他诞生在哪里，头上都有一大帮他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为他的生活制定法律，规定他应当做什么以及不应当做什么；国家制度越是完善，这个法网也越是严密。规定了他应当向谁宣誓以及如何宣誓，即保证恪守一切将要制定和颁布的法律。规定了他怎样就可以结婚，以及何时结婚（他只能娶一个女人，但是可以逛妓院）。规定了他怎样就可以与妻子离婚，如何赡养子女，哪些子女是合法的，哪些子女是不合法的，谁能继承财产，如何继承财产，以及如何遗留自己的财产。规定了他触犯哪些法律要被什么人审讯和判刑，以及如何审讯和判刑。规定了他到什么年龄就可以享用助手和雇工的劳动，甚至规定了他的助手每天可以工作多少小时，以及他应当提供什么食物。规定了他应当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对自己的子女进行防疫，还规定了在他本人或他的亲属和家畜染上某种疾病的时候，他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以及接受什么措施。规定了他应当把自己的子女送进什么学校。规定了他可以建造规模多大、牢固程度多大的房屋。规定了他可以饲养马和狗这样的家畜，以及他可以如何使用水源，在哪些没有道路的地方行走。规定了如何惩治不执行这些法律和其他许多法律的行为。他必须遵守的各种法律和各种规定多得数不清，连最自由的国家的国民也不能以不知道这些法律和规定为托词。
这么一来，人就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无论他买什么必需品：盐、啤酒、葡萄酒、呢料、铁器、煤油、茶叶、白糖等等，他都得付出自己很大一部分劳动果实去支持一些他莫名其妙的事情，去偿清他的祖辈时代不知何人欠下的债务。每迁移一次，每得一次遗产或者与亲友做一次什么交易，他都得付出一部分劳动果实。此外，因为他占着一块土地：盖了住房或者划作耕地，他还得付出更多的劳动果实。所以，他如果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不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那么他的大部分劳动果实并不是用于改善他和他的家庭的状况，而是用于各种税收和专利权。
事情还不止此，一些国家（是大多数）命令人一到成年年龄就去接受几年军事的，也是最残酷的奴役，并且去打仗。在另外一些国家，如在英国和美国，人们得雇一些人来做这件事。被置于这样一种境地的人不仅看不到自己是奴隶，反倒认为自己是不列颠、法国、德国、俄国这些伟大国家的自由国民，并且以此自豪，就像仆役以他们服侍的主人的显赫自豪一样。
如果一个人的宗教精神没有变得畸形，没有减弱，他一旦发现自己的处境如此可怕和可悲，自然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些事情？我想以最好的方式度过此生，我要工作，养家。别拿俄国、法国、不列颠来烦我了。谁需要这个？让别人去维护不列颠和法国吧，我不需要它们。你们可以用武力从我这里抢走你们要抢的一切，可以杀死我，但是我本人却不愿意，也不会去参与奴役自己。”你会觉得这样做是自然的，但是谁也不这样说，谁也不这样做。
所谓隶属于某一个国家是人类生活的必要条件这一信念已经根深蒂固，人们没有决心按照自己的理性、善恶感和直接利益的要求去行动。
为了对国家的信仰而保持自己的奴隶地位的人，就像笼中小鸟，尽管笼门开着，却仍旧自囚其中，部分是出于习惯，部分是因为不懂得它们已经自由了。
在自给自足的人们（如像德国、奥地利、印度、加拿大等国，特别是俄国的农业人口）中间，这种谬误尤其古怪。这些人自愿接受的奴隶地位对于他们毫无必要和好处。
城市人不那样行动[8]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的利益和大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所处的奴隶地位于他们有利。洛克菲勒不可能有拒绝服从本国法律的愿望，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使他有可能在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基础上赚到亿万财富并且保存这些财富。洛克菲勒的各大企业经理和这些经理的雇员，乃至雇员的雇员，也都不可能有这种愿望。市民的情况便是如此。对于农民来说，市民就仿佛是昔日地主老爷的家奴，他们做奴隶于他们自己有利。不过从事农耕的各国人民，大多数的俄国人民屈从于这种他们并不需要的权力是为了什么呢？
生活在图拉省，或波兹南，或堪萨斯，或诺曼底，或爱尔兰，或加拿大的一家人与俄国及其彼得堡、高加索、波罗的海沿岸区、满洲掠地和外交勾当毫无关系。生活在波兹南的一家人同样与普鲁士及其柏林和非洲殖民地无关。爱尔兰人与不列颠及其伦敦、埃及人、布尔人和其他事务无关。堪萨斯人与合众国及其纽约和菲律宾无关。然而这些人家得付出一部分劳动，得参加备战和不是他们策划的、而是某些人策划的战争，得服从不是他们制定的、而是某些人制定的法律。不错，人家要他们相信，由于他们选举了一千个不认识的代表中的一个，在所有这些对于他们的生活意义极为重大的事情上服从一些他们不认识的人，并不是服从别人，而正是服从自己。不过只有需要自欺欺人的人才会相信这种话。
一个人隶属于国家，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国家越大，需要的暴力越强，真正的自由就越少。要把形形色色的民族和个人组成一个像不列颠、俄罗斯、奥地利这样的整体，并且把这个联合体维持下来，需要十分强大的暴力。在像瑞典、葡萄牙、瑞士这样的小国中，维持人的联合体需要的暴力虽然小一些，然而这些小国的国民却更难回避政权的种种要求，结果不自由和使用暴力的程度与大国一样。
为了把一抱木柴捆在一起，需要一根结实的绳子并在一定程度上拉紧它。同样，为了在一国以内把一大群人联合在一起，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使用它。对于木柴来说，区别可能只在于如何放置它们，只在于不是这些，而是那些木柴直接受到绳索的挤压，而把木柴聚在一起的力，无论木柴如何放置，都是一样的。暴力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无论它是君主专制的也好，君主立宪制的也好，寡头政体的也好，共和政体的也好，如果人们是靠暴力联合起来的，即一些人制定的法律由另一些人以暴力付诸实行，那么一些人施加到另一些人头上的暴力在程度上总是一样的。在一个地方它表现为粗野的暴力，在另一个地方它表现为金钱的权力。区别只在于，在这种暴力国家制度下暴力对这些人压制得厉害一些，而在那种制度下对那些人压制得厉害一些。
我们可以把国家暴力比作一根松松地穿着一串珠子的黑线。珠子是人，黑线是国家。只要珠子穿在线上，它们就不可能自由变换位置。可以把它们统统移到一端，这样在它们之间就看不出黑线了，但是另一端却露出更多的赤裸裸的黑线（专制政体）。可以在一些地方均匀地移动珠子，使它们之间露出相等的黑线（君主立宪政体）。可以在各个珠子之间留下一小段黑线（共和政体）。但是，只要不把珠子从黑线上拿下来，只要不扯断这根黑线，就不可能完全遮掩住它。
只要国家和用来支持它的暴力存在，无论它们采取什么形式，就不会有自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即过去和现在人们一向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自由。
“国家没有了以后，人们怎样生活呢？”人们通常这样问，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不仅做自己父母的儿子和自己祖辈的孙子，靠自己选择的劳动生活，主要的是，不仅是一个人，还要是法国人，或者英国人、德国人、美国人、俄国人等等，要隶属于某一个暴力机构，或者是拥有阿尔及利亚、阿曼、尼扎等的法国，或者是拥有印度、埃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这些异国的居民的不列颠，或者是国内各民族毫无内在联系的奥地利，或者是由许多不同的种族杂居的庞大国家美国，或者是俄国。人们对此太习惯了，他们觉得不属于这样一些毫无内在意义的联合体是没法生活下去的，就像几千年前人们觉得不杀生祭诸神、没有决定人如何行动的预言者就没法生活下去一样。
不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人们将怎样生活呢？
同他们现在完全一样地生活，只不过不再做他们现在出于可怕的迷信去做的种种蠢事和恶事罢了。他们将像现在一样地生活，不把自己家庭的劳动果实拿去交税以供给他们不认识的人去干坏事，也不参与那些人制造的暴力、审判、战争。
只有这个在当代已失去任何意义的迷信，才给予上千的人那种毫无道理的疯狂权力去对付亿万人并且剥夺亿万人的真正的自由。只要一个生活在加拿大，或者堪萨斯，或者波希米亚，或者小俄罗斯，或者诺曼底的人认为自己是英国国民，或者美国国民，或者奥地利国民，或者俄国国民，或者法国国民，并且常常以此自豪，那么他就不会自由。一个以维护像俄国、英国、德国、法国这样的不能成立的毫无意义的联合体的统一为己任的政府，也不可能给自己的国民以真正的自由，而只能给一种貌似自由的东西，也就是在种种巧妙的制度——君主制、共和制、民主制——下面做的那些事情。没有自由的主要原因，几乎是唯一的原因，在于对国家的迷信。即使不存在国家，人们也有可能失去自由。但是在人们隶属于国家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自由。
今天参与俄国革命的人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正为俄国国民争取各种各样的自由，以为这就是他们进行的这场革命的目的。其实这场革命的目的和最后结果比参加革命的人看到的要远得多。这个目的是摆脱国家暴力。这个伟大的变革就是今天在广大俄国人民的开始腐烂的表面，在城市各阶层的一小部分人（所谓知识分子和工厂工人）中间进行着的充满错误和肆虐的复杂工作的方向。这种多半是从报复、仇恨、虚荣等最低下的动机出发的复杂的活动，总的说来对于广大俄国人民只有一重意义：它会向人民表明，什么是人民不应当去做的，什么是人民可以也应当做到的；它会向人民表明，要用一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和肆虐去代替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暴力和肆虐，那真是痴心妄想；它并且会在人民的头脑中捣毁对国家的迷信和国家的魔力。
俄国人民，俄国人民的大多数，眼看着当前的种种事变，眼看着在残酷的革命活动中出现的一切新的暴力形式：砸烂、破坏、使大批大批的人失了生计的罢工，而主要的是自相残杀，他们开始明白，不仅过去压在他们头上、叫他们吃尽苦头的那个国家暴力要不得，现在以新的欺骗和肆虐表现出来的新的国家暴力也要不得，前者不比后者坏，后者也不比前者好，两种都不好，应当摆脱一切国家暴力，而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也是能够做到的。
人民，尤其是从事农耕的俄国人民，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过去和现在都通过米尔大会处理自己的全部公共事务，无所求于政府。眼看着当前的种种事变，他们当会明白，他们不需要任何政府，无论是最专制的还是最民主的，就像一个人既不需要铜锁链，也不需要铁锁链，既不需要短锁链，也不需要长锁链一样。人民不需要任何个别的自由，而只需要一个真正的、完全的、普通的自由。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些看起来难以解决的问题，用最简单的办法就解决了。今天也是如此，为了实现一个真正的、完全的自由，而不是这些或那些自由，需要的不是与政权作斗争，也不是臆造出这种那种只会使人们看不到他们的奴隶地位的代表制，而只是对人不要唯命是从。
只要人民对政府不再唯命是从，就不会再有税收、夺地、当局的压制、兵役、战争。这是多么简单，又是多么容易做到的事啊！为什么人们至今不这样做呢？
原因是，如果不对政府唯命是从，就得对上帝唯命是从，即过一种善良的、有道德的生活。
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过这种生活，即对上帝唯命是从，他们就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对人唯命是从，从而得到解脱。
不能对自己说：“那么我对人就不唯命是从了。”只有当你对人人共有的、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律法唯命是从的时候，你才能够对人不唯命是从。违背互相服务这一条共同的至高无上的律法就不会自由，而依靠劳动人民，尤其是依靠农民的劳动活着的、富有的、城市各阶级的人一辈子都在违背这条律法。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自由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执行至高无上的律法。在城市和工厂这样的社会结构中，执行这条律法不仅是困难的，而且几乎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农耕生活的条件下才可能执行，而且容易执行。
因此，人摆脱了对政府的唯命是从并且不再承认国家、祖国这种人为的联合体以后，就应当去过那种自然的、愉快的，也是最有道德的农业村社生活，村社只服从不是以暴力为基础，而是以相互协调一致为基础的、人人能做到的、自己的法规。
这就是基督教各国人民所面临的伟大变革的实质。
这个变革如何发生，要经历哪些阶段，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进行着，并且已经部分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