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以我的童年作为开头更加恰当，确实，真实地记录并写下我童年的一小部分或许就已足够。当时那幢巨大的市政办公楼里有座楼梯井，我站在它的顶部俯窥着传出回声的、清凉的深渊。我终究是永远不愿遗忘那一幕。或许，捕捉并记下昨日的一分一秒也已足够，这样，它也许就可以在天空和山峦延绵的沉落与如此轻省却又如此沉重地漫漶过我们身躯的、渐次交接的暗淡及光明中保持直立。然而，我更愿意追忆一个已过去许多个月，不，几乎已过去了整整一年的三月天。它远如昨日，又近如童年，因为我们的记忆并非他物，正是如此：它强调一件或另一件事，它借此同时面对生与死，它攫住一个本身或许全无意义的瞬间。可既然它赋予了这个瞬间存在的意义及延续的时间，令人类的存在回归自然，超越死亡与生命，返回无可修正之处，我就更要追忆三月的那一天，即使它与其他日子必定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却依然充满了内在的重要性。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冬天已缩回世间阴暗的角落。虽然乡间的道路上到处是被冰条填平的垄沟与车辙，但山谷中的田野觉察到春意，已经铺上了一层棕色；雪地间浮现出星星点点长着草的绿野，重新复苏的草叶间也已长出了雏菊。世界就像一朵硕大的、正在苏醒的雏菊，只有细小而洁白的云丝令人难以觉察地在太阳静止的蓝色中游移。
处理完几个来看病的患者，我走在前往下村的诊疗室的路上。为了看病，我在萨贝斯特旅馆安排了一间房。我每周在下村出两天诊，外加周日的十二点到两点。冬天，我常穿过从下库普隆通往上库普隆的乡间道，再从那儿拐入库普隆山鞍，有积雪的时候我甚至常常一路滑雪下去。夏天我则走林间的小路。当然，回程路没那么好走，上去差不多要花一个小时，不过，一个乡村医生应该不会介意这些，哪怕已经五十多岁，他也必须能够长途跋涉。有时会有车辆载我一程，或马车或汽车—这是地区的风俗，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我到达下库普隆的时候已是中午，天空仿佛一首壮丽的蓝色歌谣。教堂的钟声响起，两个鸣钟的男孩即刻就将午间的钟声唱入天穹之歌。我在村中的街道上遇见了那个陌生人。
在他尖尖拱起的鼻子与许久未刮、满是胡茬的下巴中间，一撮深色的、高卢人式的小胡子挂在他的嘴角上，让他看起来比可能的实际年龄还要大。我估计他三十出头，或更年长。他没有理会我，可当他经过我身边之后，我还是假想自己瞥见了他的目光，那是一种如梦般凝滞却又果敢的目光。我大概只是从他的步态中推测出这一点的，因为尽管带着明显的倦意，尽管鞋履破烂不堪，他的步态依然既轻盈又严肃，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表达方式，那是种轻盈而严肃的趿步，而且，似乎如此行走必须由一道锐利的、指向远方的目光指引。这不是一个农民的步态，而更像是一个旅行中的技工。飘荡于此人身后的某种密不透风的小资气息让这种印象更加深刻，或许是深色的西装，或许是潦草地在他腰间摇晃、几乎空无一物的背囊为他增添了一份小资产阶级的自负。一个高卢小市民。
到旅馆后，我又沿街看了一眼。那人的身影刚刚在教堂街消失。
旅馆门口停着一辆载满沾着白色粉尘的水泥袋的货车。车一定刚到，一小团热空气在散热风扇上颤抖：尘世苍穹的一道温柔涟漪，一条夏日预言。
旅馆入口两侧立着两扇门，一扇通往餐厅，另一扇通往同样由萨贝斯特经营的小店。不过，从外面的门也可以走进这两家店。餐厅门口有几级台阶，小店则挨着街道。入口处的阴影笼罩着我。入口又高又宽，足以让一辆干草车通过，它被不必要地粉刷得像间客房，而且总是留着等待被啤酒厂取走的空啤酒桶的气味。这里也安着我的医生标牌。想买些烟草的我走进小店，却发现店里没人。隔壁的肉店，一间最近加盖、伸往院内的平顶小铺里也没有人影。灰色与蓝色的瓷砖经过刷洗，撒上了一层白沙，整个钢制的肉钩被擦得闪闪发亮。墙上没有肉，只静静地挂着一些长长的干香肠。连凹凸不平、开裂的木砧板也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不过，沁入木中的黑乎乎的血迹自是没能被清理掉。这里的空气固然清新凉爽，气味却像是一道崭新而巨大的伤口。我向餐厅走去。
餐厅里，司机与他的两名乘客坐在长长的转角桌前，面前摆着各自的啤酒。馆子里没有其他客人，第二张长桌边没有，窗边圆形的显客桌前也没有—那是唯一一张铺着蓝色格纹桌布的餐桌，白色的打火石旁放着装有粗牙签的容器。
“他口气真大。”货车司机正说道。我猜测说话的人是司机，因为他坐得最满，条件看上去也比另外两人好。由于彻底利用词语、思想及生活中的其他事物是新富者的一种本性，所以思考片刻后，他重复道：“他口气真大。”
“没错，确实大。”为了逗乐在座的客人，刚进店的我附和道。虽是为了打趣，我心里想的却是那个陌生人，事实上，我几乎可以确信司机说的就是那个人。
连站在吧台后面的旅店老板十八岁的儿子彼得·萨贝斯特也笑了。他摆出一副大人神色，正忙着卷烟。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医生先生？”他问。
我要了没能在小店里买到的烟草，他从吧台后面的玻璃柜里拿出一包递给我。
“今天你可是这房子里的独裁者，彼得。”
“做不了多久，”他遗憾地说，“他们只是去市场了。”
司机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司机与他的两个助手注意到我医生的头衔后，立刻对我信赖有加。因为他们还想继续把玩笑开下去，其中那个年长些的助手说道：“这家伙什么都没有，口气倒不小。”
“空口说白话。”年轻些的那个揭露道。他个子不高，圆脸，鼻子小而挺，看起来有点捷克人的模样，或者不如说，是个新婚的捷克人，因为他肯定没超过二十五岁，手指上却已套上了一枚婚戒。
“怎么说，”我说，“对女人来说这可不一定正确，她们嘴巴不空的时候照样说话……是不是，年轻的丈夫？”
他们禁不住又是一阵放肆的笑，继承了母亲金发白肤的彼得却红了脸，他过去也总是这样。再过几年，他自然就无法再如此了。到了那个时候，他的皮肤将变成一层发白的白色皮革，绷在一层不容许脸红的脂肪上。
我把烟斗塞满，点上火，坐到司机身边。
“他到底说了什么？”彼得问。
两人中年纪较长的那个已经脱下了外套，或许是外面的阳光太像夏天，他把手伸进衬衣，挠了挠胸口说：“是啊，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司机做了个不明所以、不耐烦的手势。“开车的时候总得有人看路。”
我说：“见鬼，你们要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或许根本什么都没说。”
“我当时倒坐在麻袋上。”年轻的那个辩解道。
“他在胡说八道。”司机说。
“我觉得那是个吉卜赛人。”年长的乘客说着继续抓挠。跳蚤似乎已经跑到了背后。
“是个高卢人。”我说。
“啊。”司机轻蔑地说，因为他设想不出一个高卢人的模样。
“很高兴你们送了他一程，”我说，“那家伙累坏了。”
他们吃惊地看着我，因为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谁。他们有些恼火，玩笑开不下去了。
“我通常从来不带人，”司机咕哝道，“更别说这是禁止的。”他向后推了推皮帽。他稀疏的头发贴在额头上。
店主高大的莱昂贝格犬过来了，侧腹在椅子和桌沿上磨蹭，又慢慢地从里屋中走出来。作为狗主人的我受到它的尊敬，它把脑袋和永远微微淌着口水的嘴巴靠在我的膝盖上，充血的眼睛中噙着忠诚秉性带来的仁善的忧伤，还有恰当的言词：“你又来了，伙计，你身上有一部分闻上去像医生，有一部分闻上去像你的狗特拉普，还有一部分像生活中的其他东西，不过我现在不想深究它们。”
“是的，”我答道，“是的，普鲁托，我代特拉普向你问好。”
“那就这样。”普鲁托用眼神回答。
“出去吧，普鲁托，”我说，“外面是三月天，这太阳有夏天的味道。”
“没错，”它答，“我知道，我今天也在外面躺过了，非常舒服。”
尽管因窗户紧闭而有些闷热，但饭馆里还算凉爽。一股菜肴、啤酒与红酒、汗水与半生不熟的肉的酸馊味传来，西方国家在这种骑士与雇佣兵气味的烟霾中征服了世界，如今它却只能在旅店里勉强维持着一种小市民与宠物般的生存，无疑还准备迸发，溅满战场，它也来到这里，司机尝到了它。
年长的乘客不再搜寻跳蚤，他从衣服中抽出手来，惋惜地盯着自己空荡荡的、粗糙的手指。
司机突然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您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胡话，医生先生？‘我们应当贞洁地生活，这样世界才会变得更好……’”
“就这？这就是他说的？”
“是啊，”司机饮尽他的啤酒，说，“真是头猪。”
“但是你同意了。”此时年长的乘客断言。
“我？我没注意，我在看路……要说有谁附和他，那也得是你。”
“我为什么不能附和他？我本来就瞧不上什么女人……管他世界会不会变好。”
略带学生气、想加入对话的彼得插了一句：“那不就成了大圣人了吗？”
“什么圣不圣人的，”年轻的丈夫说道，“要是这种人见到个姑娘，他就该扯别的了。”
酒吧间酒桶上的黄铜水龙头闪耀得如同外面的三月天。对面发着白光的房屋立面上，窗户放出幽暗的光芒，尽力模仿着晴空的波浪，是一群玻璃蚊虫般的光线沉降于大地上，令大地受精的时刻了。
“而且我一点都不想听这些胡言乱语，”年轻男子继续欢快地说，“全都是瞎说。”
“您年轻的老婆肯定也一点都不想听。”我说。
“没错，她不想。”他笑了，脸上带着一种经历过奇迹，还想继续依附于此之人的愉快表情。
“行吧，”我说，“说不定他还能让您信奉呢。您怎么不坐到他身边？”
“不，”司机说，尽管他看起来相当勇敢，戴着皮便帽的样子像个火车司机，声音却带着些许胆怯，“不，他可以自己一边儿待着去，因为我们不能继续载这个家伙了，我不需要他这些胡言乱语……翻山的路很难走，盘陀路一条接着一条，车子又沉重……要是能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前翻过去，我一定会很开心的。”
人们道了声“再会”，离开了旅店。我透过窗户看着他们。他们犹豫不决地沿路左顾右盼，然后爬上各自的座位，司机按了两下启动，迅速地猛一拉，又一转方向盘后，他们轰然离去。坐在麻袋上的乘客注意到了窗边的我，向我挥手。
“上面有病人吗？”我转身重新回到餐厅的时候问彼得。
“没有，还没人来。”彼得似乎指望我与他把对话继续下去，不单因为他一个人待在这儿很无聊，更是因为我和他的关系非常不错。他问我，我们刚才说的那个流浪汉是谁。
可我没法告诉他答案。或许司机又载上了那个人，那个人此刻就坐在他身边，而司机慢慢地把车驶到上村，由于坡度过陡而只能不停地操作换挡杆。不过这三个男人也可能已经忘了流浪汉，离合器每回抽一次，就有一段记忆从头脑中被夺走，最后只剩下睡意惺忪。至少我满心渴望着忘却。于是我穿过里屋，来到院子中，这里加建的楼梯通向上层与开放的走廊，廊边是客房与萨贝斯特的住所，但也有我的两间房—候诊室和诊疗室。
阳光极其火辣地照射下来。我倚靠的粗糙铁栏杆在我手间炽热地流动，早春的歌声几乎已沉寂，它如此讶异于自己的力量。院子中间矗立着一棵遒劲而令人惊异的高大栗子树：若非受到房屋的墙壁与牲厩的保护，它绝无在环境如此粗粝的海拔高度上繁茂生长的可能。它未生叶的树枝投下涡卷形的阴影，它们的绿意沉睡其中。
正当我如此沐浴在闲适中，聆听着光越来越轻的呢喃时，我听见屋子的车行口传来了马车颠簸的声音，旅店的人驾马车而入，但不止他们，还有一头牛犊，小公牛或是小母牛，腿被绑起，被架在单驾屠户推车的高台上的它，侧着脑袋仰视栗子树，辨认不出它的稀奇。
马车停下。萨贝斯特跳下车座，把他的妻子也扶下来。在她把购买的物品从车中整理出来的同时，萨贝斯特在从车棚中走出来的家仆的帮助下，将牛犊抬了下来，为它松绑，让它摇晃着四条腿站在那里，并把它松松地绑在车轮上。然后，马的套具被卸了下来。
提奥多尔·萨贝斯特与人们想象中的旅店老板和屠夫不一样，他身上贴不上一点膘，他与他的杂货铺更相配些。不过这只是第一印象。因为你很快就会注意到，他属于那种干瘦肉贩的类型，没错，几乎可以说就是干瘦刽子手那一型，而且他很难令人产生舒适感，没有他，旅馆的生意很难维系。不过可以想象的是，这个残酷而热情的男人当初是如何向现在成为他妻子的金发少女求爱的。尽管满头金发却偏偏又不温柔的她已经成了一位真正的老板娘，精干，而且具有那种坦率却狡黠的肉欲，这在菜肴与酒精之间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只要看到她，都会为她没有多生几个孩子而惋惜，但刽子手不想要母亲，只想家中有个爱人。他珍爱原始森林，在那里，人们为了各自的幸福，为了各自的不幸聚集在一起。他蔑视那些从潮湿的黑暗中开垦、奋力脱出的人，因为他知道，人，即便已经建起有宽敞门路的房子，甚至乘坐着汽车移动，也绝不会延伸出森林的边缘，他知道，所有人类的起点与终点都在原始睡眠与遗忘的黑暗中，每一个行为，每一场对话，每一种行动，每一次放任，都可能回归到原始丛林的幽暗中，昏昧的火焰随时准备好迸发，吞噬我们。或许可以说，店主提奥多尔·萨贝斯特对这些事情考虑得不多，也可能是我这个对他的婚姻有所了解的医生对他的灵魂投入得略多。若有人询问他本人，他可能会回答，仅仅是出于金钱上的原因，他们有一个继承人就得了。
而这个时候，连普鲁托也出来了，和善地在小牛身旁嗅着，没错，它甚至还用笨重的爪子邀请它一起玩耍。牛儿不安分起来，拽着绳索，用僵硬的腿高高地跳到前面。对一个即将被引向死亡的生物来说，这看起来几乎有失身份。此时，我走进了自己的诊疗室。
这是我想描述的第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