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尔姆加德·米兰特是吉松家女子，她的母亲也是吉松家女子，但最纯正的吉松家女子要数她的外祖母，尽管吉松这个姓只是通过婚姻取得的。个性如此强烈的女性丧失了自己的姓氏，而不能将它传给她们的女儿、孙女与外孙女，始终让人觉得不恰当。然而，对于在某些方面能够被视作例外的吉松家族来说，吉松这个姓已经被“吉松大妈”（她通常就是这么被称呼）彻底吸收，彻底取代，甚至根本没人会想到，曾经必定有一个拥有这个姓氏的男性。就算有人想到了这一点，他似乎也会觉得，姓这个姓的男人根本没有死—哪怕他毋庸置疑是死了—而是也被他的妻子吸收了，仿佛他并未进入掩藏他骸骨的土地，而是进入了妻子体内。这并非因为他是个懦夫，而是因为人们只能将他想象成一个强壮的，没错，一个健壮的男人，他在自身的力量中或许期盼的正是如此的消亡。确实，乃至提到他的儿子，红胡子的马蒂亚斯时（据说他的力气与强健的外表和其父极其肖似），人们也总是忘记他同样有那么一个略带异域风情的—这里的上村有这么几个类似的姓—美丽的姓氏吉松。喊他的时候，大家也只是叫他大山马蒂亚斯。
现在是四月。在多处已经发黑、四下已经能重新看见漆黑大地与柔软草叶的积雪上，沉重的雨水从深邃的天空中打下，天空与雨水一样，似乎都准备好即刻重新变作雪。接近它们的时候，事物方从雾中浮现出朦胧的轮廓，冷杉树滴着水，房屋顶上飘着烟，像一阵轻盈的岚霭。
我离开位于上村略外围的苏克家，踏上回家路时约是十一点。这是个让人不适的病例：夫人长了疖子，发着烧，还得给孩子喂奶，这也正是令我不快的地方。与往常一样，每当遇见类似的场合，我都会为人类在如此困难处境下的存续而愤怒。他们为什么就不愿意放弃？单单是因为每个人都畏惧成为最后离世的人中的一员，由于没有后代而或将不得不独自无望地面对死亡？当然，如今是改用瓶装牛奶的时代了，在这上村不存在什么巴氏灭菌法。真是憾事一件。
我怀着这种愤怒的念头沿着村中街道向下穿行，这条街道—不同于下库普隆—实际上只是一条沿段立着排排房屋的真正的乡村道路，不过它常常被田地中未搭盖建筑的空隙与较小的单栋木屋隔断。我就在此处，把罗登缩绒大衣的风帽拉到头上，在潮湿的房屋间向下走去，把我的手杖戳进雪沼。到了大山庄园附近，我突然想起了要去探望吉松大妈的事。
大山庄园是一座修长而低矮的建筑，从窗墙和梁托仍能看出其哥特式的渊源。在这个古老的矿工定居点（上库普隆本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中，一定曾有一家矿业管理机构。无论是如今，还是难再忆起的时代，它都是几个家庭分得不那么清楚的共同财产，估计属于曾经的矿长、高级矿工和其他特权人士。他们通过安装各自的大门入口，以及尽可能地分割宽阔的庭院，将这个建筑群改造成数间独立的乡村住宅。真正的农庄自然没有因此形成，不过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在上面本就没有真正属于农民的田地，只有通过砍伐森林而立起的庄园，而且多数都特别小，没有一座能超出有房无地者的规模。不过，可能正是这座共享房屋的存在为上库普隆人提供了团结一致的黏合剂，某种对古老行会矿工单位的遥远回忆依然留存其中。住在下面山谷中的农民对此并不理解，即便有少数例外，他们本身也不富裕，然而直至今日，上村人及其小宅在他们眼里依然是非农民的、无产阶级的，而大山庄园，尽管有令人尊崇的传统，也不过是某种租赁的部队营房。长久以来，里面的人都对米兰特怀恨在心，斜着眼睛瞅他，因为他从这儿娶走了一个女人。
与这个地带的大多数窗户一样，吉松大妈的窗上也装饰着垂悬的康乃馨。仍未开花的、灰绿色的茎挂在盒子外面，仿佛一把密密缠绕、防风耐寒的胡须，雨水沿着它们淌落。和其他住宅一样，其中的一个窗洞被改成了门洞，外侧的木门日间总是敞开着，用一个铁丝钩固定在墙的右侧，而左边用来坐在外面的木凳被夯实在地板上，配备着一个用来放木鞋的架子。在这里，进门前通常要脱鞋。穿过里侧的玻璃门则可以径直进入厨房。
我站在这个地方，褪下淋雨后变得沉重的外套，吉松大妈会责骂那些用钉鞋和滴着水的衣服弄脏她擦洗得雪白的地板的男人。这个房间里洋溢着明亮的舒适感：仿佛几个世纪以来，阳光每日清晨都会光临，在这里停留一整个上午，贮存下大量光明，以便在像今天这样阴沉的日子中使用。灶台在后面的角落里，上面已经煮好了中午要喝的汤，两个玻璃储物柜—十八世纪的农民手工制家具—里面挤满了印着花朵的餐具，前方一扇窗的边上摆着一张大桌子，内侧有一只角凳，吉松大妈正坐在那儿骂人。
“那么烂的天气，比起骂人，您还不如给我来杯烧酒，大妈。”
“确实更与您相配，医生先生。”
她起身去食物贮藏间拿酒瓶，不过这烧酒具有其独特的性质：它是一种极其辛辣的饮品，一种神秘莫测的药草饮料。八月流星雨的时节，人们会看见吉松大妈站在家门口，专心致志地端详起天空。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自从我得到她的信任之后，她时而会透露些许相关的消息。“我八天后去。”她说，或者是“明天我就去”。时间一到，她就在拂晓时分入山，像个男孩那样在山壁间乱窜，然后带着一捆精心蒙好的药草回来。不过，其中的内容她不会透露半点，对发现这些东西的地点也是严格保密。“所有这些知识会由谁来继承，吉松大妈？”“伊尔姆加德，不过还远远没到那时候呢。”
现在，她拿着酒瓶回来了，还捎了块面包。
“光有酒可不行。”她说。
我与吉松大妈的友谊已经相当长久，随着年岁增长愈发稳固。我在这里就职不久后，她派人来找我，当时三十岁左右的马蒂亚斯突然倒下，经我诊断，他患的是已经难以进行手术的阑尾炎。尽管我极力呼吁，但她并没有送他去医院。她久久地看着儿子的眼睛，然后告诉我：“不，他绝对不可能活着撑到医院，我们必须在这里动手。”于是她亲自下手治疗：她把病人的床铺安排在牲厩里，放在两头牛中间—后来我发现，她的治疗方案中总是不缺动物—在动物的气息里，在与它们直接的接触中，他必须禁食八天。她是否也在他患病的肚子上涂抹了温热的牛粪，我不得而知，因为她根本不允许我触碰这个额头上可以说正写着腹膜炎的患者。后来我问她的时候，她只是微笑着说道：“或许吧。”但她让儿子挨过了难关，随着时间推移，我还与她一起经历过数次类似的情况。她不轻视医学，并不比我更轻视，只是确切地知道医学的界限。而我对这一点的认同不只为我赢得了她的友谊，还获得了她宝贵的助力。七十岁的她比我至多年长十五岁，却几乎自然地把我当作一个年轻的冒失鬼。一个人即便已经证明了自己，别人还是总得给他套上缰绳。
“瞧，医生先生，”她说，“你的酒，这面包也特别新鲜。”
说了几句话后，她就不用尊称了。在上村，人们很容易以“你”相称，起码在同龄人之间是这样。
我问起伊尔姆加德。
吉松大妈轻轻笑了。她有一口坚固的黄牙。有一次，其中一颗让她疼痛不已，她亲自把它拔了出来。她是如何做到的，对我来说依然是个谜。
“你见过马里乌斯了吗？”
“见鬼，他还在米兰特家？”
“伊尔姆加德今天打发他上来看我了。”
“她是不是想嫁给他？”
现在她的笑容消失了，只简短地说了个“不”字，听起来像是对外孙女下的禁令。
她沉思了片刻，从她的神情中可以看出，她似乎在思考一些极其遥远的事情。“也许现在是时候了。”她说道，语气几乎像是威胁。
“什么东西是时候了，吉松大妈？”
“来点变化，”她继续说，“马里乌斯一点就通。”
在她的词汇里，一点就通和求知欲强是一个意思。我点点头。
“他去矿场了。”她用拇指指了指房间后墙，因为库普隆就在这个方向。
关于旧坑道，吉松大妈是少数能够给出准确情报者中的一员。她陆陆续续为所有的旧甬道命名，并逐一向我展示，有“富人”“穷人”“死亡异教徒之道”“矮人坑”“银色之人”，还有“普隆邦”。是的，我怀疑，她对介绍这一古老工作场所之丰饶的形形色色的说法，甚至比她的儿子大山马蒂亚斯更加丰富。有一次，马蒂亚斯给我看了一块拳头大小的花岗岩，一条黄金矿脉在里面危险而奇特地迸发着光芒。“找到了？”我问。“是的，”他回答，“在曾祖父那代，甚至更早以前就找到了。”他把这块石头锁了起来。此外，他的床头挂着一把老旧的矿工镐。
“马里乌斯去矿上做什么？还是在这种天气。”
“大概是去找金子，”吉松大妈又笑了，她的声音中亮起了些许调皮狡黠，“那是很多人都想要的。”
为何连山也令我不安？为何当我走在古老的山道上，偶尔还能见到从前基墙的痕迹时，当我在灌木丛中发现那些被墙围住、被掩埋的坑道时，我总有些不寒而栗？我或许早已熟悉这一切，我确实也已熟悉它很久了。
我说：“大山什么都给不了。”
“它得休息。”吉松大妈说道。
这话我已听她说过多次，不过，我又一次问：“大妈，还要多久？”
“我是没法活着见到了，你也见不到，山的时间长着呢。”
此时我突然想起自己为什么到这里来，理所应当地应道：“那苏克家的孩子就不会见不到了。”
“谁说的？”她说，“那孩子也不行。”
“为什么也不行？”
她说：“因为那个母亲绝对活不长久。”
“是吗？”我怀疑地应了一声，人毕竟还不至于因疖病而死。
灶里的柴火噼啪作响，屋外的雨点均匀打下，沿着屋檐滴落。吉松大妈走到灶台前，打开炉膛，推入一根木柴。做着这些无关紧要的日常事务时，她说：“就是这样，我认识她，苏克家那个。”
大概没有人能够如此肯定而不留情面地说出这种话，哪怕是医生。我倒宁愿没有听见，虽然我不可能提出质疑，但我还是想缓和一下气氛，说道：“好吧，吉松大妈，您也有可能弄错的，就那么一次例外。”
她打开锅盖，用木勺搅拌，尝了尝，说道：“死亡是一种恩典……不过你不懂这个道理，你太年轻了，又是个医生。”
我想起苏克，没作声。
“你们这些城市里来的人根本不会变老，你们生来就是老的，一直老到最后……”她从灶台那儿向我点点头。
和我一样在那么多临终者床边坐过的人，隐约能察觉到一种不同的死亡。在这种相同点诸多的盛大寂寥中，竟也存在着某种偏好，那是真正的死亡，如此盛大壮丽，是离场，却不是终结，连医生—死亡的敌人，也愿意向它屈服，他放弃了一场不被视作死亡，而被视作离场的战斗。
吉松大妈取出盘子，说：“因为你们觉得只有结束一种可能，所以要是时间到了，你们不能，也不愿去看。你已经算好了，你大概会允许自己真的去死……可你要是得亲眼见证的话，你就会反抗……”
“吉松大妈，这时候才需要我的存在。”
“你会这么想，是因为你年轻而愚笨。”她把盘子推到桌上恰当的位置，把手臂交叉到胸前，站到我跟前，“我告诉你……要是我到了那一天，你别给我多搞医生那一套，顺其自然就行。不过到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再制止你了。”
“我的天，吉松大妈，您这是说的什么话。”
“即将发生的和你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这很荒谬。尽管已经七十岁，她站在那里，依旧是一副健康有活力的模样。
“现在我真正能看到的，不外乎是您出于您那江湖郎中的虚荣心，甚至不允许我把您治好。不过我们以后再谈，好在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要走呢……”
“等着瞧吧。”她笑道，听上去比我觉着的还要难以捉摸。
这时，透过窗户，我看见马里乌斯来了，他肩膀上披了个罗登缩绒领子，略趿着步子，轻快地沿着左边的街道往上走来，裤子湿漉漉地黏在腿上，没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
“他似乎没带来多少金子。”我指出。
她往外看了看，说：“不是金子，但他找着东西了。”
我不再讶异，要是他找到了什么，我们马上就能见到。
接着玻璃门哐当一声响，马里乌斯走了进来。这时我们才看清他的状况—滴着水的靴子里满是泥土，裤子脏到了膝盖，在这样的天气里去找金子，变成这样自然不足为奇。
“把您的靴子和袜子脱了，挂到灶台上。”吉松大妈命令道。
我毕竟还年轻，听到吉松大妈没有用“你”称呼这个流浪汉，我心里一阵雀跃。
马里乌斯照吩咐做了。灶台旁边的墙上靠着两根用于晾靴子的杆子，他把自己的挂了上去。接着他赤脚走到桌前。他的脚形状长得不错，而且其实相当干净。
“好吧，给我们看看您找到了什么。”
他从湿裤子口袋里掏出一个细长的绿色片状物。那是一把狭长的、匕首般的燧石刀。
吉松大妈伸出她有力的、泛黄的老妇之手，接过那把刀。“您眼光不错。”她赞扬道。
我说：“这东西有五千年历史了。”
“您是在卡尔滕斯泰因附近找到它的？”吉松大妈问。
意外的是，这并不是一个惊人的猜测，反倒极为合理。因为给那里的丘陵命名的、当初必定被称为凯尔特石的石板，无疑是一座凯尔特德鲁伊祭祀台，由于它或许被建立在一片更为古老的圣迹上，所以，有时会在那里发现这种物品也毫不奇怪。更让人讶异的是，马里乌斯刚刚去过那里，尽管路上有积雪和淤泥，他的手却依然握得那么紧。
“是的，”他说，“我们那儿也能找到类似的东西。”
“哪里？”我问。
马里乌斯欣然作答：“多洛米蒂山，我祖父还定居在那儿。”
“您想吃些东西吗？”吉松大妈指着那块面包说。
“十分感谢。”马里乌斯说，伸手取过面包，由于手中拿着燧石刀，他试着用有缺口的刀刃去切。
吉松大妈几近暴怒地从他手中夺过面包，把它翻了个面，比画了三个十字。“这是神圣的，”她说，“刀也是神圣的，但它俩不是同一类东西。”她用寻常的刀割下了一块面包。
她对石器时代祭刀的神圣性了解多少？难道时间对她来说不存在？她的记忆能伸展多远？
马里乌斯拿起他的刀，似乎是想表明对吉松大妈的认同，却又像是无意识地把刀放到了喉咙上。然后他笑了，把它装进口袋，咬起了面包。
“您得小心，”吉松大妈说，“虽然您懂，但懂得还不够多。这样的搭配不怎么好。”
“我比其他人懂得多。”马里乌斯略得意地答道。这话大概是说给我听的，因为我一开始就有这种印象，他不怎么想碰见我。
“正是这样您才更应该小心，要是想淘金的话，您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分别，倒不如说，比他们还要恶劣，因为，我就这么说吧，您拥有知识。”
“要是我用测泉叉找到金子了呢？”马里乌斯反驳。
“就算是这样，”吉松大妈说，“有些荒谬和戏耍看上去像神圣的诚意，但它的本质是不变的，只是突然风靡一时的赝品。”她的声音已经有些不悦，“吃东西吧，您还是谦虚点好。”哪怕不情愿，她又为他切了一块面包，像在照料一个不论如何都得照顾好的顽劣孩童。
不过我想起了当地人中间流传的传说，真正通往金矿深处的只有被称作“矮人坑”的矿道，它的入口在上方山间的小教堂旁，但是，从那里展开了一张由细小通道组成的网，让驱逐、屠杀了那些俾格米人般的建筑者、又恰好与我们同宗同属的大个子们哪怕四脚着地，或是蛇一般匍匐，依然无法成功地下到无穷无尽、无边无际地分岔与交叉的玩具矿道，更别提将它加高或拓宽，而不被困在塌陷的山中，被冥界野兽伸出的舌头包围，被活活压死。我不得不想到垂死矮人王的这道诅咒，所有在山中劳作过的人沉落其中的巨大时间深渊令我不寒而栗，人类生命飘浮其中的时间深渊令我不寒而栗。
这时候，马蒂亚斯从厨房后方，靠山那侧的门走了进来。他显然是穿过后院进的屋，周身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身材高大、肩膀宽阔、没穿外套的他站在那里，好似一个蓄着红胡子的大天使。这名哨卫站在门口，把门堵了个严实，他打量着来访者，因为他思考得缓慢且透彻，想不寻常的事情时总是显得闲散。
“瞧，”他母亲说，“这位是马里乌斯·拉蒂，从米兰特家来的。”
深爱妹妹及其家人、对妹夫也颇具好感的大山马蒂亚斯和我们一起坐到桌边，照着当地农民的礼节与我们握手，比任何城中的仪式都更复杂、严格，却也更细腻。他问我们在聊些什么，切莫因他的出现而受到干扰。
我应道：“我在说，山里的黄金藏得很深，再怎么用测泉叉也是找不到的。”
马蒂亚斯用他缓慢的矿工语气回答说：“测泉叉只是其持有者的一部分。有的时候能察觉到黄金，有的时候能勘探到铜或者沉闷的铅，有的时候只能为人指引水的方向。因为人只能找到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如果他还想强迫自己去做别的，那么叉子就会产生恶劣的决定性作用，一切都会让他陷入灾难。凡事都有定时，人也不得不服从，因为这就是人之定时。”
或许他还没说完，只是想以他从容不迫的方式稍作停顿，然后再补上别人如果仔细留意一定会注意到的逻辑漏洞。不过头脑灵活的马里乌斯已经察觉，他立刻插话道：
“确实，如果您用钻机钻到山的躯干，把它翻个底朝天，清空里面的珍宝，那您可能没说错。可当我把测泉叉握在手里，它颤动着的时候，我身体的每一根纤维都感受到了黄金，这只意味着，黄金的定时又来了。”
马蒂亚斯·吉松用手托着下巴，胡子从指缝间钻了出来，由于他和许多强壮的人一样爱笑，所以马里乌斯的激愤在他看来很可笑。他没有冷言冷语地斥责他，而是从下巴上移开一只手，笑着拍了拍马里乌斯的膝盖。“论据和辩驳有很多。”
吉松大妈则把锅从火孔上挪开，并在原来的位置放上另一口锅，说道：“您可以像滥用机器那样滥用测泉叉，而您同样会被它们滥用……我只能给您一些警告，相信与否取决于您。”
“不，”马里乌斯满怀着独属于他的胜利者的礼貌说，“您别这么搪塞我……告诉我能做些什么，别笑我，大山马蒂亚斯，我还没把您说服。”
马蒂亚斯起身，立刻又带着一个铜线圈回来，他默默地把它递给马里乌斯。连我都认出了这个工具：有些探矿人寻找矿石的时候喜欢携带这种线圈。
马里乌斯没那么容易被打败。他是那种相当好辩、心怀壮志的人，这份野心可能比我猜想的还要壮阔，他说：“那您什么都没找到，我也就一点也不惊讶了，这都算不上是测泉叉，几乎是个机器了……您必须试试活着的柳条，里面流淌着生命所有的温柔……您有没有尝试过？”
“我根本没试过……就算没有测泉叉，我们也知道大山想要什么。”马蒂亚斯伸出平坦的手掌悬空于地面，与膝盖同高，仿佛能够借此向下谛听大地中心。
宜人的厨房更明亮了些，因为外面的雨似乎在逐渐转小。马里乌斯不作声，其他人也是。最后，他几乎是在恳求：“您知道山想要什么，您又那么自信，那么自以为是，连别人的知识都不在乎，更别说去承认它了……测试我，接纳我，让我为您服务吧，您还没测试过我，别先质疑我。”
他站起身，赤着足，微微垂首的模样仿佛一个等待中的忏悔者。
吉松大妈凝视着他，然后低声说道：“即便你想，你也帮不上忙……我不怀疑你的知识，只是它对我们没好处。”她用了“你”来称呼他。
“所以您是在支我走。”
“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因为关心。”她说。
“好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就走到灶边取他的靴子与袜子。
“马蒂亚斯会给你拿干袜子的，”她瞥了一眼那双遇潮而干瘪发黑的袜子，说，“如果你愿意，随时可以回来还。”她还拿起挂在门边钩子上，下面已经滴出了一个小水塘的罗登缩绒领子，拂去了仍附着在上面的水滴，慈母般地说道：“这本来也得你自己弄的。”马蒂亚斯则取来了袜子，马里乌斯礼貌地感谢，接了过去，像一个一半还属于这个家，却已经远离这里，被放逐至他乡的迷途之子。的确，没能留他吃这顿已在炉灶上准备好的饭，他们当然很遗憾，但在发生了这些事，说了这些话之后，这事怕是没有可能了。
“雨已经停了，”我说，“我也是时候……毕竟还有病人。”
这个时候，让母子独处也是比较正确的做法。
我与马里乌斯就此和他们告别，穿过玻璃门，走到留有斑斑雪痕的泥泞街道上，两旁是浅白的墙壁和黑暗的窗玻璃，灰色、淡白色与黑色掩映在模糊泛白的正午天空下，仿佛一张相片。灰暗的空气潮湿而松弛地扑面而来，我们沉默地走下街道。
到了村子的出口，我说：“再会，拉蒂先生。”
“啊，您不一起下去吗？”
“不，我回家。”我指了指自己的房子，它红色的瓦顶从对面卡尔滕斯泰因上方的云杉林中耸出。
“那儿有两栋房子，”他说，“还有别人住吗？”
“当然。”
“谁？”
“啊，是施工期间留下来的，经管人什么的……他靠卖机械维生，像是发动机，或者类似的东西……”
“啊哈，那个卖无线电的。”
“没错，就是他。”
他指明自己要去的方向。“他叫韦奇是吧？”他的表情变得很轻蔑—他不喜欢这个邻居。
“好了，”为了避免接下去的问题，最后我说，“我现在要往左边走。”
“再见，医生先生。”他简短作答，然后离开了。
我见证了他的失败，他一定对我怀恨在心，我想。可这又有什么好处呢？走到森林边缘的时候，我看见了第一朵番红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