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即将结束，收成已入库，伊尔姆加德来到大山庄园与外祖母同住。下村的水果现在还没有收完，不过已经不需要她了。丰收时节的天气始终很好，白天炎热，明亮盛大的夜空中满是流星。现在可能就要下雨了。但依旧很美好。
我和苏克坐在傍晚的花园中。他的小家伙们来看望罗莎，而他刚忙完林间的活，过来接他们回去。
罗莎和苏克的大儿子阿尔伯特一起坐在草坪上编织草环。她没管两个年幼的，最小的那个伤心得不行，跟着她四处跑。
苏克又谈起了他最爱的话题：“你应该让我们开枪的，医生先生。”
“可是，苏克，这出喜剧总会落下帷幕的……”
他摆出他那副最聪慧的表情。“医生先生，如果有人对你举起斧头，你也不会坐以待毙的……”为了示范，他把靠在身边的伐木斧头举了起来。
“是的，苏克，只不过文策尔的斧头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松开，就好比你手里这把……”
“这谁能说得清……谁先出手，赢的就是谁……一定得把一个坏家伙变好。”
他站起身，不只是为了强调他的话，更是出于些许狂暴的愤怒，可与此同时，他又不由自主地笑了。
“整个下村都被这两个坏家伙弄得鸡飞狗跳……”
“马里乌斯有那么坏吗？”
“是个麻烦……他只是刚开始变坏，还远远没有到头呢……”
我突然想起，吉松大妈也说过类似的话。当时我只耸了耸肩，说：“我的老天，一个傻瓜只会招来更多傻瓜……”
“吉松大妈把伊尔姆加德带上去真是做对了……”奇怪，苏克也想到了她。
“当然。”
他今天英勇莫名，挥着斧头走来走去，嘴里还说着：“吉松大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伊尔姆加德是我们的人。”
然后他一声令下：“小子们，回家啦！”
罗莎被这命令吓了一跳，她害怕那个挥舞斧头的男人，号哭起来。苏克立刻放下斧头，抱起哭闹不止的孩子，亲吻她的鼻尖，由于这依然无济于事，他只好四肢着地，让她坐上去。就这么绕着草坪转了几圈，然后他抬起前肢，小心翼翼地把女骑手甩下身去。我意料之中的事情立刻发生了：罗莎说了声“再来一次好不好”，又爬回他背上，英勇的苏克不得不重新开始。最后我解放了他，安排罗莎继续去编织草环。
“可不是个好看的孩子，”回到我身边的时候他说，“不过孩子就是孩子。”
这时，韦奇出现了。一看到罗莎，他的眼神就变得惊恐不已。“乖乖，快过来，草地上湿得很，你会着凉的……”可他立即吓得不出声了，因为他干扰了我的医疗监督，他开始结结巴巴地说：“……您不也这么想吗，医生先生……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因为真的很凉……”
“不，韦奇，我一点也不觉得。”
“那么……”他又是失望又是自责。
“行啦，别折磨自己了，韦奇……小家伙好点没有？”
“要是您愿意再过来一次的话就好了，医生先生……”
“有什么不对吗？”我有点担心。因为小家伙并没有跟上来，现在他的肾出问题了。这也是我把小姑娘留在身边的原因。反正对面那个小个子可怜女人也不知道该从何忙起，而且所有倒霉鬼都很容易习惯，两人现在几乎都没再注意到女儿不在身边。
“热度又上去了……”
“嗯，到傍晚了……不过我很乐意去一回。”
苏克遗憾地说：“是啊，毕竟是孩子。”
我说：“得了，苏克，别抱怨了，你那些野小子没给医生赚过一分钱，儿子和爹越来越像了……”
“那他们确实有的好像了。”苏克笑道。
“了不起的儿子，了不起的儿子。”出声的是韦奇。
“闭嘴，韦奇。”苏克说着猛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我不得不承认，这话多少也说到我心坎上了。
“坏家伙。”罗莎的童音在我们身侧响起，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父亲的在场让她勇敢了起来，她和父亲站成一派，伸出又小又黑的手指指着苏克。
“你能不能快别说了，”韦奇忧心忡忡地指责她，“那是个好人，一个很好的人。”更确切地说，他说的不是“好”，而是“吼”。
“没错，”苏克平静地说道，“我，是个吼人。”
“你别太得意忘形了，苏克！韦奇的肩膀还疼得火烧火燎呢。”
“可不是，”有了我的助阵，韦奇揉揉肩膀，脸上却微笑了起来，“大家对我都那么糟糕……连您也是，苏克先生……”
苏克的脸色严肃了起来。“你别什么事情都自己忍着……给那些人点颜色瞧瞧，看他们还会不会来招惹你。”
“这有什么用，”代理人抱怨道，“要是他们把我从房子里赶出去怎么办，这有什么用……”
“我们不会让他们把你撵出去的，”苏克表示，“好歹我们也是这个村里的人……”
“可文策尔先生……”
“别提那个文策尔！”苏克粗暴地说。
“文策尔怎么了？”我问。
矮小的代理人咽了口唾沫。“他说……他说，要是我不被轰走，就会有另一场地震把整个村子都轰走。”
“什么蠢话，”我断言道，“走吧，韦奇，我们还是去看看病人吧……”
我让他先走，因为苏克拉住了我的袖子。
天已经黑了，屋内的厨房窗户后亮起灯火，碎石上映出一个黄色的四方形，然后浮出一个人影，那是身子探出窗外，口中喊着“罗莎”的卡罗琳。
“这下全明白了吧，”苏克说，“这些破事不是文策尔的主意……是马里乌斯……可他最好当心点，大山早晚会逮到他的。”
尽管把村中政策与山之魔法混为一谈在我看来已是足够荒谬，可他说得非常认真，让我感到毛骨悚然。
“行了，”我说，“我们先不提大山的事。”
苏克又笑了，说：“好吧，医生先生。”
现在天几乎彻底黑了。草与叶被一阵凉爽暗黑的穿堂风吹动，回归静止，再次被吹动。我俩侧耳聆听。然后苏克带着几个儿子离开了，而我去找韦奇。
韦奇已经在门口等我了。
真是无妄之灾。虽然肾脏的炎症似乎消了些，但孩子现在又是抓耳朵，又是挠脑袋的，毫无疑问，是一边的中耳发了炎。文策尔说这样的孩子不应该诞生，难道被他说对了？我几乎要因为满腔的担忧和不惜一切代价都要把这孩子救活的急切而动怒。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耽搁什么，可在像韦奇这样的倒霉鬼这里，到底还是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过眼下还做不了什么决策，大概还得等几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换而言之，现在能做的也只有保暖，还有让热度稍微下去一点。小家伙漠然地躺在那里，时不时呜咽两声。无论如何，我晚点还得再上来看看他。“我再去给您拿点药。”说完我便回家了。
我并不着急。还在花园里坐了一会儿。考虑是否应该明天一早就叫辆救护车。开车到地区中心医院需要三小时。耳膜手术我或许可以自己做，但我必须把颅骨穿孔的可能性考虑在内。森林寂静，一只萤火虫在几片灌木丛上四处闪动。韦奇的房子里，水被倒进一个大桶，然后那里开了一扇窗，我听见玻璃细微的震颤，接着是挂上窗钩的声音。一颗流星落下，消失在云杉后。我终于站起身，应该差不多十点了，我敲干净烟斗，走了过去。
病房里的灯光很暗淡，空气酸酸的，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到床边等。韦奇夫人疲倦地坐在窗边，用一双毫无生机、充满恐惧的眼睛望着我。韦奇去睡觉了，他昨晚一夜没睡，夫妻俩轮流值夜。
“只要我还在，您就不打算休息是吗？”我问。
“嗯，不休息。” 一个悲哀的答案。
我们就这么坐着，我觉得自己老了。照理说我应该离开，以免我的在场给人留下情况将进一步恶化的印象。可一种古怪的感觉留住了我，只要坚持，我说不定可以让一切朝好的地方发展。我觉得，我这个年迈且已经有些臃肿的男人似乎可以用自身的意志帮助这个孩童的身体继续向前，帮助他前进到一场他将会获胜的危机中，而让我留下来履行护理职责的既非仁善，也非爱，是的，甚至不是医学上的野心，而更像是一种斗志。这斗志无疑有些困倦，却也最为持久，因为到最后，我陷入了疲劳与半梦半醒的下意识状态，它不仅稍稍消解了意识，还解开了能量的束缚，令它拥有了一种属于自己的恍惚的生命，这是日间不会发生的事情。
大约凌晨四点，我听到特拉普在那儿短促地吠叫。在不甚清醒的意识状态下，我觉得它好像正友好地提醒我，我终究还是得去睡觉。毕竟它是对的。没人清楚小男孩还要花多久才能到达那个最紧要的关头。能做的我已经都做了，我不能永远坐在这里。我起身。
一直观察着我的韦奇夫人问：“好点了吗？”
“希望如此，小个子的夫人，您瞧，他睡着了。您别叫醒他。”
然后我离开了。
天还很黑。森林仍处在夜的凝滞中。但正当我走出前门时，两个女子的身影迎面向我走来。特拉普因而吠了起来。我打开手电筒。是吉松大妈和伊尔姆加德。我立刻就明白了：她们正在去采药的路上。
“早上好，大妈，这是去帮我酿明年的酒吗？……您可太好啦。”
“是啊，”她喜悦地说，“现在得让伊尔姆加德学学……要是哪天我永远不在了。”
“瞎说什么呢，大妈。”
“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和我争……你在这里做什么？这孩子情况那么糟糕？”
“真不怎么好……其实您可以去瞧瞧他……”
她做了个有些不自在的滑稽表情，其实我没在她脸上见过这样的表情。“我不怎么喜欢人……”可接着她又补充道：“不过说到底，孩子就是孩子。”
考虑到深埋在成年人脸上那僵硬的愚蠢，孩子实际上确实是最能让人容忍的。
“是啊，”我说，“您去看看他吧，大妈……您带了什么东西进山？”我指了指伊尔姆加德手中那个相当沉的包袱。
吉松大妈把手伸进包袱，抓了些东西递到我面前。
我用手电筒照了照，是庄稼，它在电光的照耀下呈现出奇异的金棕色泽，几乎正湿润地闪闪发亮。
“新庄稼。”我说，没明白过来这是什么情况。
“如果大山给我们药草，它就应该得到回报……这次，回报由伊尔姆加德来给。”
“原来如此。”
“她本就是大山新娘。”
“大山新娘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吗？”
“要是去采药的话，当然。”
“大山会把庄稼拿走吗？”
“你在哪儿找到一株药草，就得在哪儿放上一颗粮食，这是理所应当的……水上也要放……人不该忘恩负义。”吉松大妈轻轻地笑了。
“我的酒也是这么来的？”
“是啊，你的酒也是。”
“祝您好运，吉松大妈，伊尔姆加德，你也是。”
她们继续走，我去睡觉了。
将近八点，我才起床，电话就响了。打电话的人让我去找韦奇，叫他到下村走一趟。打谷机出故障了。韦奇也是打谷机工厂的代理人。所以他才得去。
我让卡罗琳上他家去，顺便问问孩子怎么样了。
几分钟后，韦奇来了。
“娃娃怎么样？”
“他睡着呢，医生先生……这样好吗？”
“我觉得挺好。”
“那我能下去吗……还是我打个电话就算了？”
“您下去没问题。”
“现在他们叫我下去，”韦奇委屈地解释道，“我现在又变成‘韦奇先生’了，可平时在外面的马路上，他们都在我背后叫我‘无线电男’……在外面的马路上……”
“您别多想了，韦奇……”
“我要不还是……”
“不，您去吧，您得下去……”
他消失了。
奇怪的是，就连我也不太受得了这个老实勤劳的矮个子男人。也许这和他的职业性质也有关系，机器代理商、保险代理人、无线电经销商，天知道他还做了什么来维持生计，他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行当，却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没有一份符合上帝所赐工作节奏的职业。当然，我的工作也是听天由命，它时而把我带到这张病床前，时而把我带到那张病床前，它包括了牙科和产科手术，然后又包括了外科手术，一名乡村医生的职责正是如此。它虽未被赋予潮起潮落的平衡—是它指明了大地与农民的生活—但它的背景是生与死的伟大节奏，我受制于它，即便我只制作补牙的填充物，我也从中得到了劳动的尊严，这尊严不至于毫无意义地在大地上流逝。
此外，这是令人信心十足的一天。或许是因为吉松大妈在山里播撒了庄稼，或许是因为我的守夜并非徒劳无功。我不慌不忙，像一个等待好事降临的人，我前去看孩子的时候天已大亮。而实际上，情况好多了。孩子躺在床上，眼睛炯炯有神，不发烧，哪儿都不疼了。因为人就是这样。现在，我也注意到从敞开的窗户里透进来的风，一阵友好清新的风，捎来了明显的秋意。
“太好了，”我说，“太好了，小个子的夫人。”
她开始哭泣。清醒了一夜，泪水很容易向人袭来，愉快的、不快的，它涌入眼睛，她不得不擤鼻涕。
我离开屋子时，韦奇恰巧从村中回来。
我向他喊道：“这孩子好多了！”
他停下脚步，虔诚地双手合十。“亲爱的，亲爱的上帝和所有圣徒，亲爱的上帝，我感谢你。”
“来吧，您快过来，韦奇。”我被感动了。
他却又是一惊，因为与我相比，他更喜欢亲爱的上帝和所有圣徒，首先要感谢的也是他们。“别往心里去，医生先生……我也很感谢您，非常感谢……”我们握了握手。
“所以下面是怎么了？”
他还是过于恍惚，无法严丝合缝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是的，夜里有人闯进打谷机库房，不知哪个捣蛋鬼往发动机的接点里塞了一根金属条。他们今天想启动发动机进行打谷的时候碰上了意外，机器短路，线圈全部烧坏了。
“糟糕透了……那现在岂不是得用手打谷了？”
“啊，那倒不用……所以他们才叫我下去……毕竟我是克莱顿公司的代理商……”
“什么？您会修发动机？……这叫我怎么相信……”
“不，我不会……我只是个代理……不过我已经发了电报，一封详细的电报，必须给发动机重新上线圈……不，必须送个替换的发动机来，用汽车，明天就到了。”
“好吧，那手动打谷就不值得了。”
“是的，一点不值得。”
“希望您能从中赚到点钱。”
“不，不，我也不希望靠事故赚钱。”
“他们有没有怀疑谁？”
韦奇做了个手势，表示根本没有找到作恶者的希望。
接着他又说：“反正没人在乎……打谷合作社买了破损保险，维修费用由保险公司承担……而且就算公司提出诉讼，这里也没有人会帮他们的……所有人只会觉得高兴，因为公司不得不赔一大笔钱……连宪兵队都知道。”
“这当然是另一回事了。”
“机器的保险反正也是我亲自签订的。”他有些骄傲地说。
“但这样一来，您就不能抱怨啦。”
“是啊。”他谦虚地说。
“不过，您心里有没有怀疑的人？”
“我不想和这件事扯上什么关系。”他焦急地否认道。可他水蓝的眼睛突然一转。“不过，彼得·萨贝斯特在街上朝我伸舌头，还大喊‘无线电男’……”
好啊，好啊，是彼得！
“您怎么想，韦奇，可不可能是彼得？”
“不，不，我什么也不想，我宁可什么都不知道……”
“文策尔有什么表现？”
“文策尔？……得了，他就站在一旁笑……”
“肯定没错，”我说，“行了，韦奇，您还是进去看看您的儿子吧……”
他大惊失色。“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说着他跑进了屋子。
在安娜·苏克死亡的悲痛与韦奇儿子获救的喜悦降临的时刻，我不知道，这两者，悲痛与喜悦，早已固着于十五多年前的一场经历中。那个女人的形象如此深刻地吸附在我的记忆中，甚至占据了一面全新的背景，即便我竭尽全力地消除，依旧无法磨灭，无法根除，而如今，这个形象再次变得鲜活，不再是影影绰绰的背景，而是清晰生动地站在记忆的空间中。
我看着这个女人，就像我初次见她时那样，她从医院行政大楼里出来，迈着大大的、有些摇晃的、几乎毫无女人味的步子，提着一个轻便而算不上特别干净的手提箱，完全是一副小资产阶级做派，周身却环绕着一股大资本家的气息。她穿过医院花园，匆匆向小儿科的病房走去，在小箱子的阻碍下，她花了好些力气才打开这扇沉重且本来就有些被锁具卡住的大门。那是沉重灰蒙冬季过去后的首个春日，她消失在被轻轻关上，终于发出一声细微啪嗒声的门后面，而花园里丁香与栗树的新绿留了下来。我如今见到的她就是这样。
当时我以为她是一名来探望孩子的母亲，自然，我很快就发现她是位新入院的医生。
主治医生休假时，他的职责通常是由作为继任者的我代理，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她有了更加密切的、职业上的接触。她的专业能力相当突出：她知识渊博，行事果断，带有一种近乎愤怒的权威。这位最年轻的见习医师不知不觉间接管了她所在的科室—不过她的两位同事都无足轻重，而负责人M. 医生年纪已经太大，连查完房再回家都不乐意—护士和工作人员都听从她的指示，但比起这一切，更为明显的是，她属于那种特别稀有的天生医生：她对自己的诊断有着透视般的自信，可能是凭借这种直觉，她从一开始就和病人结下了友谊，她是病人心中的盟友，连孩子们都为之倾倒。在孩子面前，她远远没有平素的孩子气，反而总是气鼓鼓的，经常只要皱着眉头在床头坐下，就能让小病号安静又快乐。每当她皱着眉头，带着审视的眼神穿过大厅，都会有一长串目光充满期待地跟在她身后。
孩子们都叫她芭芭拉医生，这个名字被护士们传遍了整家医院。
在我负责该科室期间，我有时会与她难以把持的权威意识发生些小冲突，但总体而言，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因为她意识到，我尊重她的能力与知识。我们维持着一种良好的男性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无关性别的工作关系，而且，倘若真要思考这个问题的话，我基本上会把这个皱着眉头、深思熟虑、精力充沛、在白大褂中不苟言笑、迅速踏实地完成工作的女人归到男性中去。直到我最后一次巡诊，我们一直保持着如此的关系。首席医生的假期结束了，我也该去休假了。我们刚刚又就一个病例是否适合立刻做手术进行了一番讨论—因为我太常见识外科手术的多余—这次她妥协了，愿意再等等，我向她道别：“好啦，芭芭拉医生，我们没必要说再见。您反正经常能在实验室里见到我。”“确实机会不少。”她回答，仍然因为让了步而愤懑不平，用手抚平朴实无华地梳向两边的头发。为何我在这一瞬见到的这只手是女人的手，如此阴柔，只可能是一位女子的手，这将是我永远解不开的谜题。自从母亲抚摸我的头发以来，这是我再次见到的第一只真正阴柔的手，这种印象一直保留至今。我说：“您是个出色的医生，芭芭拉医生，不过您会成为更加出色的母亲。”“前一样属于您的职权范畴，我很高兴您这么说。”她笑着离开。
当时是初夏。医院花园里的栗树仍在开花，但花朵的绚烂已经有了些许倦意，等待着下一场雷雨最终将它摧毁。那天傍晚，我在医院实验室楼上的住所中倚窗俯视树木，越过它们望向城市缓慢溶入暮色的灰色且倦怠的屋顶海，这个黄昏被一张面容填满，一直满溢至地平线边缘处被暮霭笼罩的辽远高峰，乌黑而泛出红褐色的发丝下的象牙白、象牙棕被一双正欲发怒的暮灰眼睛耀亮，而黄昏就像一只无限温和、无限阴柔的手，安放在世界的头路上。
这不是幻觉，这是突然映入眼帘的第二重现实，美丽、皱着眉头，又是如此不容否认，让我在第二天愉快地开始我的假期。我四十二岁，她二十八岁，我想，我对她来说太老了。她与我一样都是医生，不抱幻想：医学是命运，不是职业，医生的想象世界顺天应命，与他人的完全不同，职业在想象空间内成了命运，我们被死之敬畏和生之敬畏占据，我们看见彼此，我们总是看见人类受制于那一时刻，那个他们将永远脱去性别，逝入不毛之地的时刻。她是芭芭拉医生，把她看作女性是个错误，她更不能把我看作男性。过完假期就不会这样了，不该存在第二重现实。
然而，第二重现实并没有随着假期从世界上消失。相反，第一重现实，我的现实，我以此为基石打造并奋斗了近四十二年的生命越来越被第二重现实所取代。它在成长，带着第二重生命成长时所有的痛苦，它闪烁着怒火，充满了仇恨，却又大天使般美丽地立在第一重现实旁，战胜了它。如果我在山里，如果我让灵魂爬出躯壳，如果我在冰川之息中重新找回重返自身的方法，也许情况会不一样。可我在南国的海边，在不年轻、非男性之地，却也在青春严肃之地，它和它山坡上的橄榄树一样灰暗，和它的葡萄园一样炎热，和它的橡树坡一样黑凉，与它的瓷器云一样象牙白，下面翻涌着星眼闪烁、星光璀璨的大海，南方的海—地中海。灰眼睛的、恼怒的、阴云密布的、光彩照人的、思绪万千的，我经历的一切都是青春的苦楚，我已经不再属于它，它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不属于从前、不属于其后的新现实升起，生命中段凝结在宏伟中。几乎没有对那个女人的渴望，因为她的存在确实比她的女性形体更多样、更无定形，也更庞大。本性完全成了她的比喻，她却也成了本性的比喻，比喻的比喻，于是，对女性之渴望和对理解统一与纯真的比喻之渴望化作唯一的渴望。我们没有通过一封信，甚至没有互赠过一张贺卡，可我决意回去就爱她，娶她，躲到她的怀抱里，她对我来说像是命中注定，我之于她的爱如此确定。
最终可获得的爱很可能必须包括将另一种本质感知为彻底的、命中注定的异性气质，同性恋者在这一点上很可能也表现得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很可能被双倍的热望俘获，他们想象的轨道一生都在另一重现实中运行，只是为了突然转向那第二重或许更为真实的现实。可正因如此，有时我才坐立不安地盼望着回家，我期待又畏惧的是一看见那个叫芭芭拉医生的事实，我那个新现实可能又将沉回无从想象的境地。这并未发生。我发现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样：未受干扰的医院，如故居般受到我问候的实验室。我发现我的两间屋子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花园里，丁香与栗树的花朵已经落尽，一身仲夏的疲惫，但一切熟悉与明晰的事物都清楚那个正在那里工作的女子的存在。看到她本人时，我甚至不必看她的手，就已经明白我们存在那悲痛的赤裸，明白它玄秘隐晦的掩饰，我明白我们是多么深邃地闭锁在自己的灵魂里，在两种本质结合的图景中，我们所有多样性中统一的比喻仿佛比喻般宁静展开，而相互找寻的我们预知彼此赤裸的无限。她或许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她或许一直都能感受到我的想法，即便她那句“很高兴您回来了”极可能不过是种空洞的礼节，即便这话实事求是，有些怏怏不乐，与她一成不变的斗志所谐振，我却觉得自己还能够从中听出一种类似抚慰与亲昵的东西。我问：“为什么？发生什么了？您需要我帮忙吗？”“不，”她说，“现在不用。”“还是您只是又想吵架了？”她笑了，说：“可能吧……我老是这样。”“那不如请我去您那儿坐坐吧，要是得再等到我负责全医院，那就太久了。”她有些吃惊地看着我，然后说道：“好吧……如果您愿意的话，那就明天傍晚。”那是我们的重逢。
第二天傍晚，我简明扼要地告诉她，我几乎是以一种命中注定的方式被她打动，这远远超出了对她身为医生、人类和女性所体现出的品质的欣赏。莫名其妙，或者说近乎莫名其妙的是，所有的命运都正是如此。“是的，”她蹙眉道，“我知道。”“您肯定知道，”我说，“因为首先，每个女人肯定都清楚这种事；其次，我不相信这种热望是单方面的依恋……有些事情发生起来是非个人或超个人的，而且这种信心确实和男性的虚荣无关……”她长久而坚定地看着我，然后客观地说道：“或许是这样的……”奇怪的是，这种清晰明确的退让—或许是因为它过于清晰，给我一种被拒绝的感觉—并没有让我觉得高兴，反倒使我震惊。她继续实事求是地说：“可是不管合不合法，我眼下都觉得无所谓，我不能成为您的妻子。”我没有问出挂在嘴边的那句“为什么”。我们坐在医院一间寻常的医生宿舍里，里面的墙壁和家具都被漆成白色，几乎和我的房间没有什么分别，可这个房间也被另一种存在浸没，被我接纳的那种存在浸没。空气在敞开的窗外凋萎，被七月浸没，被黑夜浸没，也被大城市逐渐消隐的噪音浸没。然后她继续说道：“我要的不只是爱情，我还想要孩子。我二十八岁了。是到生孩子的时候了。没有孩子我怎么去爱。可我恰恰不能去想这些。这样不行。”她那双阴柔得难以言喻的手交叉在膝头，灰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一动不动，眉毛暗沉的边缘狭长而阴柔，头发茶棕色的光泽也很阴柔，她的脸庞是象牙棕色的。“不，”她重复道，“这样不行……没法和职业协调起来……”我插了一句定然是多余的嘴：“有很多已婚的女医生，她们生了孩子，工作也没有耽搁……再说，要是有更加重要的事情，工作也是可以放弃的。”这时她笑了，在这宛如冬季中的春日，难以用语言描绘的妩媚微笑中，我发现，连她唇下的牙齿，还有完全没有性别特征的骨架，在她脸上都显得如此阴柔。“若是不得已，一份工作和孩子之间还是可以协调的……”她说，“但是两份就不行了……不，您别这么惊讶地看着我……无论如何，我都欠您一个解释，因为您显然不知道，我是个活跃的共产主义者……”当时我根本没在意这句话中的政治影响，我心里有别的事情。我说：“就算有两份工作，也是可以放弃的。”“不，”她回答，“我不可以……尽管我明白这里面有些不自然的东西，尽管我最渴望的就是有一个心爱的丈夫和六七个孩子，和他们一起坐在乡下的某个地方，尽管，尽管，尽管……好吧，尽管有时候我憎恨这些医院里的孩子，因为他们妨碍了我的前进，尽管我憎恨这所有的政治活动，因为它们夺走了我剩余的最后一点自由人性，可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再为自己要求什么，而且就应该这样……”“芭芭拉，”我说，“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次生命，而且那么短暂……我们总是做好了挥霍它的准备……”“这些也属于我的生命，我不是因为高尚才去做它，我对此不抱任何幻想……我只是忍不住，我着了魔……我为能被称为正义的东西着魔，可能是因为我已经见过、经历过太多的苦难……”她稍作停顿，机械地点了一支烟，然后继续说道：“为什么会这样，太难弄清，我也不想弄清……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爱的男人生下的孩子……我母亲后来又为了爱情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有点沉闷、嫉妒心很重的人，他始终无法摆脱过去婚姻留下的仇恨，还把它传染给了我母亲……在所有之后诞生的孩子面前，我是真正不受重视的那一个，不得不忍受所有只有孩子才能体会的不公……然后，还没完全长大，我就逃跑了，跑到苦难里，身体与精神上的苦难，我不得不和我不爱的男人打交道，还得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我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完成我的学业，成为儿科医生，把我经受的、破坏世界的不公正在其他孩子那儿得到弥补。”她顿了一下，有些愠怒的灰色眼睛盯着我，无穷遥远，又无穷接近，然后她继续说：“……当然我一直知道，这是妄想，这是人类无限的目标，我本人连它的影子都没有见到，可我们正是为了这个人类模糊的未来和它曾经的正义而活……也难怪我会为这一切陷入共产主义的航道……我对它太着迷了，在人类走上正义之路前，我甚至不仅想否定与剥夺自己所有的个人幸福，还想否定和剥夺全人类的……这么一来，我想您会理解我的，因为我估计，您作为男人，多少也会有点嫉妒心，或许这也足以打消您结婚的打算了……”她的声音越来越生硬，接着她沉默了，嘴唇因碰到烟而变得狭长。“我再给您倒杯茶吧？”“我爱你。”我说。她立时哭了起来。“您走吧。”她生气地说。我抓起她的手。她从我这儿抽回手，在我头发上轻柔地抚过，我三十年来都再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走吧，”她温柔地恳求道，“走。”
倘若我说我离开她的时候仿佛在梦中，那只是在以一种非常不完美的方式概述我当时的状态，因为我的离开已经是停留，而她向我敞开的生命是生命来自的无限，它已经成为我个人生命与个人永恒的一部分：我以梦一般的明晰看见某个人经过的所有通途与迷途，即便它们主要只是为了实现职业目标—自然，就这个女人的情况而言，是天职而非职业—然而它们，这些通途或迷途，具有更深刻的含义，是通往自身道路世俗且有形的反映，是生命大地与生命深渊的镜面与回声。此人为了在尘世活动的比喻中触及自我，为了释放她无限幽暗的比拟，并将之赎回意识而踏上通途，却因为她的期许变得过于庞大而想要再次离开，她返回匿名的自然，像第二次甚至更为紧迫的救赎行动，并为了一个孩子再次抹去已经修正的大部分自我。这一生命影子般、寓言般、梦幻般地向我展开，我觉得自己也被梦幻般地卷入它的梦，梦中梦，正梦与已梦，我被涵括在对孩子的期许中，亦愿意为了这么一个孩子放弃自我的一部分，被涵括在另一个自我的自我救赎中，参与了它的无限。我心中萌发了一种共性的承诺，一种在共性中相互救赎的承诺，带着只有在梦里才明白的、满怀希望的狂热，如此激烈且难以推卸，除了“我是”这一迄今为止我所知道的唯一确定性，我初次领悟了“你是”的确定性，这是一种预知着知识的确定性，它见到“我”在它面前实现，因为它可以转向“你”，聆听“你”的回声—因为有能力放弃自我，成为人类比喻的人类回归自然，进入自然伟大的比喻，无论源自多么荒芜的无限。它本身依然处在人类存在创造性的生物性中。在这种之于“你”的确定性中，我同样明白自己也必须等待，我能够等待，我可以等待，就像等待自己的“我”，等待自己的无限，因为两者已经成为共同的无限：在“我”存在的那个被深深遮蔽的原始领域的无时间性中，等待不再是暂时的等待，而是永恒的成熟，在这永恒的确定性中—像梦一样永恒，像梦一样确定，却比任何梦都真实—我以未离开她的方式离开她。不管这是多么正确，不管若我当时违逆她对自己的感情而留下是多么青春而错误。如果我当时忘记自己已经四十二岁，像一个纯粹陷入爱河的男人那样行事，有些事或许会变得不同些、容易些。今天我为此痛苦地自责，它在恶劣的时刻出现在我面前，仿佛她生命的叙事击中了我的嫉妒，仿佛我为此离开了她。
另一方面，她无疑认为我的行为是正确的，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日复一日的熟稔必定是我放弃的结果。有一天，她拿着一个密封的大包裹来找我，说：“我打算对您不公道了，说不公道，因为您不会拒绝我的请求……您有没有胆量保管这些禁书？放在您这里绝对不会有人来找。”我心头一震，一阵剜痛与心酸袭来，我怀疑她的亲密不过是种诡计，目的是让我为她的政治行动效劳。只是，当我盯着她的眼睛，见到她愤怒勇敢的平静时，我便明白了她的处境。“您并没有不公道，”我说，“还是您觉得，您现在应该为了奖赏我为您行的政治之便，出于公道而以身相许……这才符合格调，芭芭拉医生。”她生气地笑了，说：“别拿这个开玩笑，别拿政治和爱开玩笑……因为我对这两者都格外认真……天哪……”然后她沉默了。“好了，为什么说天哪？”“因为我的铁石心肠……可用公道干不成革命……这就是我们的手段……”“您主要是对您自己铁石心肠，对您自己不公道，芭芭拉，我怕您会遭报复。”“确实，”她说，“我会遭报复的，但不是您想象的那样……我已经不是个好共产党员……可能也不再是个好医生了。”“这我还没注意到，芭芭拉。”“就是这样。”她说。我把包裹收好。八月清晨闪亮而不动声色的颤动悬在敞开的窗棂上。
没有男人能摆脱虚荣。因此，就在那一年，事业的成功不只满足了我的野心，更让我在心爱的女人身边产生了某种喜悦。受到医学大会邀请，就我的研究成果作报告的时候，我同样高兴不已。出发的前一天，我已经同她告过别，所以，在站台见到她时我有些意外。“您要接人吗？”“不，我是来送人的。”她笑了，因为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人就是我，又因为我终于反应过来而做了个欣喜的表情。然而，火车驶出大厅的时候她不笑了：她站在那里，手微微举起，没有挥手，一脸严肃。这就是我从她那儿顺走的形象，报告作完后，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因为我全部的信心、安全感和存在的确信，我全部的接受能力都随着那些日子里的秋日光泽化作了渴望。
到家的那天下午，我立刻找了个工作上的借口前往儿科。我发现她情绪激动地待在上层主病房一个小女孩的床边，这不仅与她平素的冷静大相径庭，而且在我看来，就这个病例而言，她的情绪也根本是多余的：这个孩子是前一天发生车祸后因脑震荡被送进来的，有该病的所有症状，脉搏虚弱不规则、体温降低、呼吸过浅、嗜睡。症状虽然已经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以上，但毕竟没有什么异常表现，只有在放血治疗成功后情况才会相对好转。简而言之，一切都很明确。她却坚持觉得，这孩子患的是脑受压，只有像颅骨穿孔或腰椎穿刺这样冒险的手术才能逆转损害。我查看这个孩子的时候，她带着绝望不已的忧愁说：“我没法决定……”“那您的同事怎么看？”她耸了耸肩，说：“脑震荡……可我还指望着您呢……”她的绝望让我大为震动。“您听着，我知道您诊断的直觉很可靠……可我也只觉得那是脑震荡……还是您有其他什么依据？”她的语调更绝望了。“我不可靠了……我看不见了，我只剩下预感，真正恐惧的预感……”“单凭这些就要进行那么困难的手术，当然是不够的。”“不，不够……确实是这样……我再也不能从事这份职业了……”毫无疑问，她应激过度，过度劳累到了极点；毫无疑问，她已经一整夜没睡了。“芭芭拉，”我说，“您这是自寻烦恼，这个病例很简单，像这么简单的病例，您和我都已经处理过无数次了……该做的一切都做了，只要有一点吗啡，我们什么难关都挨得过去……这样一床手术，您和我都负不起责任……您冷静点……”她把那双手，那双有力又阴柔的手压在胸口。“或许您说得对。”她说。“您先去睡几个小时怎么样？……我很乐意在这段时间里代您的班……”她肯定地点点头。
傍晚，我又上了楼。她当然没有在睡觉，而是一直，或是重新坐到了孩子身边，孩子敷着冰袋躺在那里，和我离开时一样，依旧意识模糊。尽管如此，我感觉病情有所好转，心脏平稳地跳动，脸色不那么苍白，呼吸也更深沉了。“收工，”我说，“一切正常……”“如果我们要做腰椎穿刺，现在就得做了，”她带着奇怪的执拗反驳，“不然就太迟了。”“好吧，我的老天爷，到底为什么？您看到瘫痪的迹象了吗？”“没有。”此时，她不再以一个医生的方式观察这个孩子，她的眼睛里有一种期待着不祥，几乎充满了仇恨的、愤怒的恐惧。然后她无力地说：“我没辙了……”“行了，您去透透气吧，您现在想不出任何办法了……这种事总会发生的……您明天把这个病例交给同事，您先走吧……”她屈服了，站起身，说：“好吧，我们走。”
栗树下沉闷而潮热。我们往高处走，一直走到花园尽头，左右两边病房的墙壁在无月的黑暗中闪烁着白色的微光，我们向上来到有些壮观的瞭望台，它寺庙般的半拱顶上装饰着与卫生有关的浮雕，四周是石制的圆椅，我们在这里俯瞰城市，俯瞰着高空被照亮的秋日天空，微红的云雾掩映着它无星的穹顶，下方人们的房子中却星光密布。此时我突然想起我早该想到的事情。“芭芭拉，说实话，从昨天到现在，您到底有没有吃过一口饭？”也许是因为我借此打破了我们滞闷的沉默，也许是因为她想对庸常的回归开个玩笑，她轻笑道：“如果您是我，您能吃得下很多吗？”“好吧，那我们回去吧……您得喝杯茶，要么上您那儿，要么上我那儿……”她思考了几秒钟，我很高兴，终于又在她脸上见到了从前那种恼怒的神情。“我想再回去看看那孩子。”她说，“然后……然后我们再看看可以做些什么……”“要是您愿意，我也可以再去瞧一瞧那个女孩。”“不，您回去吧，我会给您打电话的，告诉您她怎么样。”“那起码让我准备茶水吧。”“还是这样好。”她说着离开了。
过了很久，她才打来电话。在此期间，我泡了茶，把我光棍屋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孩子怎么样？”我问。“老样子，可能好些了……我过来找您。”她答。“好，茶泡好了。”我还说着，她却没继续听，挂断了电话。然而，她没有立刻过来，我担心又会发生什么变故，正准备去找孩子，这时我终于听到走廊上传来她急促的脚步声。她走进房间，看见我准备的东西，一脸微笑地站着没动，我向她走去，她按下了门旁边的开关。感受到她的手臂环上我脖子的时候，一种难以言说的、母亲般的安宁将我笼罩，它深藏于心，收获般成熟，回忆般庞大。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谈论幸福：我经历的是完整的赋灵。黑暗中，我闭上眼，看见她的容颜，它静默地从极深处升起，不毛之地中的灵魂风光，灵魂浸染可见可感的夜色，浸染她身体的每次呼吸与每寸纤维，甚至浸染她骨架上的骨头、小臂内侧、指关节与牙齿，它们悉数被阴柔浸染，我却被无限梦幻的阴柔浸透。这并非幸福，在这沉默、震惊与观望的最终领域中，或许需要一只全新却更加深邃的慧眼，来辨认我自身还能体验到多少幸福，辨认我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另一个自我，其玄秘的无限已将我纳入其中。因为只有那些残余在自我中的人才有幸福或不幸的能力，所以第二天清晨，我的自我随着天光缓慢渗回我体内之时，我才体验到真正的幸福。可当我穿过病房，终于站到那个孩子的病床前时，我才回过神来：她已从昏迷中醒来，她在微笑，而且在我看来，那双眼睛非常愉快。
“医生女士呢？”我问护士。“下班了，医生先生。”“还是给她打电话吧，她会高兴的。”
过了一会儿，她来了。她迈过一排排病床，表情严肃，朴素地穿着白大褂，眉头紧蹙，身后是孩子们期待的眼神。她给我的问候只有实在的一句：“她什么时候醒的？”“今天傍晚，医生女士。”护士替我回答。她仔细检查，查验孩子的心脏和呼吸，可她的脸上依旧带着些许担忧审视的神色。“有可能，”最后她说，“但愿她能撑过去。”“她当然能撑过去。”我插话道。然后我还多余地添了一句：“我非常高兴。”她没有理会，只是轻轻地说道：“但愿别是缓解期。”她的严肃深深触动了我，我不仅看见了孩子的，也看见了自己危险的命运；我感到令人恐惧的事情正在萌动。“不，”我说，“不会的……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不管怎么说，继续敷冰袋，护士，”她说，“如果您注意到任何变化，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她离开了。
下午她却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原谅我。”她说。我有些吃惊，问：“我的老天爷，你要我原谅什么？”“你和我在一起不会轻松的……我自己也过得很辛苦……”我抱着她，把她的双手放在我头上。
那是周四。到了周六，病人出现了瘫痪的迹象。周日到周一那个夜里，孩子死了。她对脑受压与缓解期的诊断是正确的。
很可能从那一刻起，我已积累了一个又一个的错误。我一心想着我与她，还有我们的未来，那个女孩的死并不比其他任何病人的死更让我惦念。即使我也知道，她和我不一样，我却还是被她重返工作岗位的执着蒙骗，是的，我指望她很快能借工作淡忘这个令人悲伤的病例。更确切地说，我希望爱能做到这一点。大约三周后，她牵着我的手，以她冷静的平实告诉我，她估计怀上了期待已久的孩子，当时我对未来的确定性绽放为巨大的安慰，我在我们短暂的此在看到了风光、比喻与死亡，还有尘世的永恒，世界已在我们周围沉落，在我们内心成为整体。我提议放弃医院的职务，尽快结婚，搬到农村去，她却拒绝了。“以后吧，”她只说，“以后吧……也许。”她的工作强度增加了一倍，除了平常的工作，她不仅开始与我一起在实验室里进行血清学检查，甚至还带着崭新的热情投身于政治，下班后的每一个傍晚她都在外面活动。我没有看出这些全都是她自我麻痹的手段，相反，我在精神上参与了一切。我既参与了她的实验室工作，高兴地认为她是在借此拉近我们职能间的距离，也共享了她的政治成果，当她坦率地向我汇报这些成果时，我很高兴，虽然我本身对所有的政治事件都感到强烈的厌恶，却很难不被她那激动人心的信念打动—尽管这信念和女人味一点都搭不上边。是的，我和她一起为她在医院组织起来的共产主义小队获得的每一点进步欢欣鼓舞，到最后，我几乎没有意识到，尽管我陪着她参与了一切，但我基本上没有机会走近她，我们几乎没聊起过那个她期望从我这儿怀上的孩子，我们的关系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我只起过一次疑心，当时她手拿试管，弯腰站在实验桌前，用几乎冷漠的嗓音扔下一句话：“为了我的孩子，另一个人必须死。”可我又把这件事忘了。
十月，她请了三天假，据说是去和她的亲戚解决财产事宜，因为我们的结婚计划越来越迫在眉睫。她的仓促动身依旧没有引起我的注意，也没有影响我绝对的确定性。我们相互道了再见。当时，报纸上刊登了影射共产党政变失败与暗杀部长未遂的文章。因为我不怎么看报纸，我甚至都没留意到；再者，当时医院里特别忙，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我渴望她，期待着她回家。几天过去了，她没有回家，却传来了她在旅馆房间里服毒自杀的消息。她服下的氰化钾来自实验室。
我不记得那之后和接下去的几个月里发生了什么。很久以后，我偶然间发现她从前交给我的那个包裹。起初我犹豫要不要打开它。打开后，我发现最上面有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我爱过你。”包裹里剩下的是政变的具体计划，还有事成后留给组织的指令。我把它们全烧了。
事实证明，马里乌斯在上村干活。我走出家门，在路上碰到了他。
“您在这上面做什么，马里乌斯？”
“来这里用手打谷。”他回答，表情意味深长，仿佛这是他的功劳。
“好吧，有什么特别的吗？上面的小农户向来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可能还会这么做下去。对他们来说，这更加实际。”
他想反驳我：“ 他们反正还得把粮食运到下面的磨坊去。”
“袋子比禾束更容易运载，而且这里的人需要麦秆。”
“是的。”他说，他被我的辩驳惹怒，立刻就想离开。
“我问您，马里乌斯，发动机又是哪一出？”
“索道也裂了。”虽然我们顺路，他不假思索地把我一个人留在原地。
我没生气，相反，我很乐意看他在我眼前趿着迅捷又摇摇晃晃的步子，而我缓慢地跟在他身后。毁了他的好心情让我甚感快慰。我心情很好，因为我和韦奇的儿子一起打了胜仗；我心情很好，因为前面的马里乌斯不是男人，不能对伊尔姆加德怎么样；我心情很好，因为连风也吹得相当舒服。
是的，几天以来，秋天派遣的东北风一直传来微弱的征兆，现在已经发展成真正的风暴。天空明朗，没有一朵能与风暴嬉戏并被它驱赶到前方的云，这是场透明的光之风暴，整座山谷以及对面的山脉似乎都被一阵温柔而凉爽的摇曳攫住。云杉的树梢在我身后，在库普隆坡右侧的森林里弯曲，传来它们沙沙的屈折声，风暴灌入我的上衣与衬衫，让我薄薄的夏日上衣鼓胀成一只冰凉的气泡。然而，我没有打寒战。我一手拿着手杖和工具包，另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悠闲地向村子晃去，特拉普在我前面追着风跑，再前面几步是马里乌斯。风像一把宽阔的剪刀，在景色上方穿梭，仿佛连它也想割草，连它也想把留在上面令人刺痒的胡茬剃得一干二净，听上去就是如此，刚健而不羁，在这阔大的一划之下，仍铺展在大地上，附着于胡茬上，柔软而充满夏日气息的丝绒被抹去与拂去。然而，被攫住的不只夏日的温柔，还有夏天埋藏于丝绒下干燥的锐利，田野上尖锐有棱角的收获尘埃，以及从下面的盘陀道上斜斜扬起，在斜坡上一层层沉积，漫山遍野铺开的锋利呛人的道路粉尘。仓促的风刀之刃落在这噬人的干燥旁，满是缺口，粗糙无比，各种各样的东西都黏附在上面，各种各样的线在透明得看不见的风暴群中飘舞，还有各种各样的气味：那是收割后田地的气味，是秸秆与矢车菊花茎的气味，随风暴从溪涧的沼泽草甸上飘出的薄荷气味之线，从花园某个角落捡拾的阳光花朵之线，风暴扫过马厩与猪栏的裂缝散发的气味之线，牛棚与肥料坑的气味之线。所有这些气味飘荡流动，交错稀释，几乎在这种渐趋于无的稀薄中变得抽象，所有这些飘舞、延展的气味之线都被带到了库普隆的岩壁上，它们在那儿相互纠缠，仍散发出刹那的芳香，到了这儿却已支离破碎，甚至几乎无法吹动废石堆中的卵石。只有活物向风暴顺服。一只野兔以生命与风赛跑，穿过街道，看到特拉普的时候它突然打了个弯，然后，迎面撞上我的时候又突然打了个弯，我举起手杖摆出一副可笑的狩猎姿态，好像这样就能将它猎获。可不只我，野兔也很愉快，连特拉普也不例外，它像个不专业的猎师，欢呼着在野兔身后飞驰，因为一种称得上无情的愉快充满了这个突然转凉、陷入躁动的夏日，一种近乎残酷的愉快，几乎迫使你为之欢喜。这称得上是一种随风暴而至、从外部袭来的快乐，它穿透脂肪、皮肉与肌肉，却更深入骨髓，因为藏在所有人体内，由脂肪、皮肉与肌肉包裹的骨人仍旧为自己感到高兴，因为风暴和一块岩石一样伤不到他，他甚至没有受冻。
然而，要是韦奇的儿子没有痊愈，就不会这样了。
现在，马里乌斯消失在第一栋房子里。我没兴趣跟着他。多风的下午，我眺望着山谷，不紧不慢，如果身旁能找到咖啡馆，我很可能会在里面坐下。因为快乐的人有时间，他眼前的生活对他来说长得无法估量，长得可以用空中楼阁将它填满，所有维度都在他身上扩大与延宕，他像孩子般对自己说：“等我长大了……”是的，就算我终于长大以后，我又想做什么？很可能还是乡村医生。
我就这样缓慢地在村道上游荡。走到大山庄园附近时，恰逢打谷棒敲打出它那欢快而低沉的节拍，这如今成了他们下午的音乐，因为按照老习惯，那些不在自家打谷的人都在大山庄园的打谷场上打。
因为我有时间，我任由节拍诱惑，而且我还想看看成果，或许是因为最近几周有许多关于手动打谷的讨论。我穿过石头正门的哥特式尖拱，走进大院，它自然早已不再是真正的院子，因为它已被各种各样的栅栏分隔成小块农用地和菜园子：院子的平面朝山的那一侧敞开，只有长长的打谷场建在那儿，现在打谷的节拍就是从打谷场里响起的，那是一栋单层建筑，从山侧可以直接走到它木制的地上层，院里另有一条倾斜的坡道通向它，如此一来，运送干草与禾束的车辆从一头进来，从另一头出去，可以无须掉头就从建筑中穿过。人们在院中的花园围栏间留出一条一直通往哥特式大门的车道，坡道笔直地在这条车道上延展，我沿着这条路奋力走向打谷场，被风往前推了几步，它在大山庄园的屋顶上跃起轻盈的波浪，现在又紧紧地抓着我的背。可坡道高处的谷仓门也因风而关闭，我不得不使用地窖里的小入口。一头小毛驴在入口旁边推圆形的畜力磨，轮子吱吱嘎嘎、咿咿呀呀地叫着，村里的孩子们站在四周，看着毛驴。
石头地窖一半建在山里，空间低矮。依院而辟的几扇极小的窗户并没有驱走它的幽邃。上面的打谷棒隆隆作响，这里的筛谷机则在外面小毛驴的驱动下缓慢转动。好几个女孩忙着用一根木管把从打谷场地面上涌下来的庄稼送入筛谷机，再把筛好的谷物铲进用木板隔开的壁洞，形成了房间的后墙。震耳欲聋的噪声响彻四周，我花了好一阵子才从这轰鸣的幽邃中认清楚几个女孩的脸：伊尔姆加德也在其中。
新鲜谷物的甘甜气味浓郁地飘散在满是粉尘的空气中。
“你好，”我多余地说道，因为这里根本连一个字都听不见，“你好，伊尔姆加德。”
几个认出我的女孩向我点头。我向伊尔姆加德靠近，她还是没看见我。“你好，伊尔姆加德！”我吼道。
她的目光短暂地从劳作中离开片刻，似乎为我的到来而高兴。
“发现了很多药草？”我又吼道。
她做了个手势，示意我与她一起出去，找个更舒服的方式继续聊。我们顶着风撑开门的时候，风送入一道迅疾的旋涡，搅起谷物，引起姑娘们一阵咳嗽，向地上层逃去。
孩子们站在周围，风正呼啸，小毛驴漫无目的地转圈。我们不能留在这里。楼较长的那一边有条狭窄的静风带。我们在粗石墙旁铺着草皮的斜坡上坐了下来。旁边打谷的噪声依然很响，但我们可以听到彼此说的话。
“好啦，药草找得怎么样？”我又把问题重复了一遍。
“挺好的。”她说。
“外祖母的收成也不坏？”
“是啊，她找到的可多了。”
我明确察觉到她有什么想问我，而且是她问不出来的东西，就卡在喉咙里。
我干脆地问道：“怎么了，伊尔姆加德？”
她用带着琥珀色斑点的眼睛看着我，沉默片刻，然后说：“马里乌斯应该离开。”
这当然是一个小小的惊喜，我从未期待过她会有这样的愿望。
“嗯。”
“是的，他应该离开。”
“看在外祖母的分上？”
她一脸大为惊讶的表情。看来她对吉松大妈不祥的预言一无所知。
“其实，我的意思是，你爱马里乌斯。”
“是的。”过了一会儿，她说。
“但他还是应该离开。”
“我想要个孩子。”
“这话说得十分理智，可是你现在显然迷上了一个不该迷上的人……”
她脸色黯然，陷入沉默。
“那我们该怎么办，伊尔姆加德？那家伙只会空口说白话，我呢，你又不想要。”
起码她笑了。
“这家伙究竟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他为什么要跟着你？……他又不爱你。”
她粗野地说：“他爱我。”
“所以呢？……可他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
“杀了我。”
“是啊，”我愤怒地说，“用没有意义的空话，有些人就这样把一个女孩杀死。”
她的脸上掠过一丝微笑，我的愤怒显然把她逗乐了。她把膝盖拢到胸前，手臂环抱着双腿，这样风就不会扬起她的裙子。“不，他真的会杀了我。”她说话时开朗确凿的口吻或许是从吉松大妈那儿继承来的。
“真是见鬼了，小姑娘，你可别寻一个老医生开心。”
然后我又说：“那你有没有一点怕他，伊尔姆加德？”
她有些挖苦地看着我，说：“怕？才不呢。”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干脆把这个说大话的人，这个巡回传教士送走……让他快走！”
“我不能。”她简单地说。
“你这么爱他？”
“父亲……”她犹豫地答道。
“和父亲有什么关系，伊尔姆加德？”
“马里乌斯从很远的地方来……”
“是的，”我说，“也但愿他重新走到很远的地方去，而且是尽快。”
“是啊。”她说。
“不过……你要是做些什么，他肯定就会离开了。”
“我不能。”
“听着，伊尔姆加德，你先是说得那么理智，想生孩子，然后又说‘我不能’……你要是城里那些蠢丫头中的一个，我倒还能理解，她们也不想生孩子……再说，父亲和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她思考起来。
“他是不是也要被杀死？再这样下去，马里乌斯会把整个家族都消灭掉……”
她终于整理好了思绪。“母亲很强硬……”
“可以这么说。”
“我必须站在父亲那边，否则……”
“否则？”
“父亲已经在马里乌斯来的地方，或者在他要去的地方了……他拖着父亲到处跑，这里或者那里…… ”现在她可以表达出她想说的话了，“我很担心父亲……是的。”
“嗯……你想让我帮你把马里乌斯赶走？”
她欣然点头道：“是的……父亲听您的话，医生……”
“这是件难事，伊尔姆加德……不仅是你父亲，这是全村……”
她失望地说：“我知道……”
“他躲在哪儿，你那古怪的情人？”
她指了指旁边的谷仓，那里传来棒子的轰隆声。
“好吧，”我说，“我现在还要忙，不过等我忙完，我会再来的……我们到时候继续谈……反正你的活也没那么快干完……”
她们有时候一直筛谷筛到夜里，这是种不受阳光约束的劳动。
“好的，医生先生。”她顺从地说，然后起身回去劳动。
我爬上草坡，因为我也可以从村子外侧走进打谷场的地上层。到了上面，我看到谷仓的后门大开，我禁不住朝里面看了一眼：稻草堆四周围着几台打谷机，生气勃勃地运作着，一条腿微微朝后弯曲，又有节奏地收拢，它们的筒管嗡嗡响，谷粒如金色的水滴般从谷堆中迸出、飞溅。马里乌斯背靠着门，我有时可以看见他放肆的侧影，他狂热地投入到劳作中去的身形与米兰特很相似。
我吹哨唤来在院子栅栏附近某个地方忙活的特拉普，然后动身离开，走至通往此处，并在村头与公路交会的狭窄人行道，我不得不使劲迈开大步，以免冻僵。风越来越刺骨，冷得把气味都冻在里面，让人什么都闻不出来。我没有真正弄懂伊尔姆加德的空话，基本上无非是她不幸地爱上了这个家伙，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不清不楚的帮助，可我帮不了她。这事更适合吉松大妈来做，我决定找个方法找她帮忙—我怎么能让可怜的姑娘陷入这样的混乱？人当然不能够决定任何人的命运，一个打一开始就在弄虚作假的男人更加不能够，不过我相信吉松大妈可以。
下午过去了，我探视完病人，走在前往大山庄园的路上时，天已经黑了。向夜转变的风暴力量不减，但已不再像白天时那样干燥，已经染上了潮湿的温润，成团的黑云在天空北部的边缘等待。几扇窗户亮了起来，吉松大妈厨房的窗户也向街道投下黄色的正方形。我透过窗户看了看：吉松大妈和马蒂亚斯坐着食用晚饭的汤，伊尔姆加德不在。尽管打谷的噪声已经平息，她一定还在打谷场。我现在当然可以坐在屋里等她，但心里有个声音告诉我，我最好去接她。
尖拱大门后方的墙角上，一只灯泡在风暴中摇曳。院子幽暗寂静，四周都是宅子的入口，那边是打谷场漆黑的轮廓。其中有座宅子的门打开了，带出一束迅捷的光，一桶洗碗水被倒进院子里。我再次穿过花园，风晃动园中的小果树，吹得叶子沙沙响，我来到打谷场前的广场。那里空空荡荡，小毛驴的活干完了，地窖的小窗中透出昏暗的光。
底下没有人。光来自两盏裹得厚厚的吊顶灯，四周的灰尘像松散的蚊群般颤动。但现在的空气是静止的、可呼吸的。工具摆在周围，两把木铲靠在筛谷机上，即将到来的冬之宁和栖在壁洞的角落里，栖在看不见的房间深处，但我听见上层传来了人声。“是你吗，伊尔姆加德？”我朝上方喊道，因为无人回答，我爬上楼梯，它在我脚下使劲地咔嚓作响。
我踏到最后一级台阶上，从那里可以看见上层房间，我见到伊尔姆加德和马里乌斯站在清扫过的打谷场正中，凝视着对方的眼睛，一动不动。
“晚上好。”我说，自然无人回应，因为两人谁也没有转过头来，甚至在我再次问好时也没有。他们站在距彼此约一米的地方，马里乌斯的身子微微前倾，手臂稍稍抬起，像是被卡在某个动作的正中。伊尔姆加德纤长又挺拔。他们是互相催眠了吗？我停下脚步等着。
这时候，男子发声道：“你的牺牲会很巨大。”
空间处在一片阔大的阴暗中。天花板上挂着唯一的灯泡，恰好在两人头顶。后方谷仓的大门现在是关着的，但风从木板墙宽大的缝隙间呼啸而过，摞好的禾束上的穗尖在气流中翕动，不停地刮擦出沙沙声。此外什么都听不见。
马里乌斯重复道：“你的牺牲很巨大，我爱你。”
最后她也开口了，我很高兴那是她平常的声音，尽管可能比平时僵硬些：“是的，这是巨大的牺牲，因为你不能生育，你没有吻，我将不会有孩子。”
他却用传道士的语气说：“你不只要分娩，不只要承受……为了你这场牺牲，你会被献祭。”
这既可怕又怪诞。这男人无疑有精神病，然而伊尔姆加德不是疯子，即便她可能拥有纯正的农民血统，不，她不是疯子。我高喊：“伊尔姆加德。”
“是的，我也爱你。”她回答，仿佛喊出她名字的人是他。
马里乌斯不动声色地向前俯身。“少女之光孕育了天空与大地……孕育了相互缠绕的兄弟姐妹，每天在阳光下重新诞生。”
呼啸掠过黑暗的穿堂风轻轻吹动伊尔姆加德的头发，一缕头发挂在她的眉毛上，但她没有将它拂去，她张开有着湿润双唇的嘴，仿佛在做梦或在饮水，呼吸着坠入爱河的女人那无法动摇的渴望，呼吸着她的敞开、她的存在。
“在拥抱的少女之血中，”他用高贵的表达方式和神父般的语气宣布，“天空与大地将再次亲吻，它们的渴望将得到满足。”
“是的。”女孩说。
恍惚的人说出如此冠冕堂皇的空话，总是让我惊讶与怀疑，以我对马里乌斯的了解，他无非属于那种除了上演疯狂，还操弄喜剧的傻瓜，这是他在我和伊尔姆加德面前献演的一出喜剧—可目的是什么？为了掩盖他身为男性的无能？—尽管如此，每当我遇见这种疯子式的能言善道，我都不寒而栗。所有人类存在创造性的根源难道不都迸发在疯子的语言中？难道这不就是休憩于知识矿井最深的基底处，生活在我们所有人体内，将我们联结在最深刻的亲缘关系中的东西？不正是无法被理解的思想与语言的愚蠢根源，还有将我们向下牵引至一切收获的黑暗根基的尘世吸力？
他们再次沉默。他们头顶上的灯泡静静地来回摇摆，光线落在两人身后摞好的大堆谷物上，这是为第二天准备的，它们将透过宽大的木漏斗被送至筛谷机旁，谷堆柔软的波峰在光线中闪耀，仿佛它是潮湿的，波谷则被深深地荫蔽。身在耀眼光辉中的我却看不见，我被迷住，被凝固，黑暗将我占据。
可此时，男人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山已经发话，它们在天空的重负下颤抖，天空愿再次向大地弯腰，大地愿再次颤抖地向它敞开。”
“你是谁？”女孩问。
他毫不动摇地继续说：“大地孕育了一次又一次收获，但天空遮蔽它的时候，它依然是少女。”
“你是天空？”女孩问。
“我是狮子。”他的自我介绍让我讶异。虽然我还一动不动地僵立着，但我又找回了我的语言，我高喊道：“伊尔姆加德。”
“有人喊你。”他说，看也不看一眼。
“我不想听。”
“你可以走了。”
“是你喊我，不然还会有谁。”
“我喊你成为祭品。”
“是的，你是父亲。”
“还不是。”
“你什么时候成为父亲？”
“直到你的血流回大地，直到父亲与母亲在你的受难中再次结合，天空与大地结合，兄弟姐妹每日结合……”
“但你是天空。”
“父亲杀死你的时候，我成为天空回到你身边，你成为大地，丈夫回到你身边。”
“是的。”女孩喘着气说，仿佛黑暗中绽放的夜之花朵。
“来吧。”她又说。
“还不行。”他回答。
“那什么时候才行？”
现在他终于动了，不再注视着她的双眼，他直起身子，像是要对旁边打哈欠的巨大木制漏斗说话。他开始用我已经听到过的枯燥语调吟唱：“索道已经裂开，时机即将到来，大地在等待，山在颤抖，战争已在咆哮，大地吸血却未满足，它没得到救赎，因为有罪的血液渗进大地，有罪的血液倒入大地，它不喜欢，恶劣的肥料、新恶习的肥料、新情欲的肥料、新亵渎的肥料……”
毋庸置疑，他正苦苦联想词语。
“……直到受父亲差遣的人复活，那无罪之人，他就是执行牺牲的父亲，自愿清白的祭品，在少女血中纯净，被口渴的大地接受，是的，然后少女将成为大地的子宫，它将成为女儿的母亲，苦难与邪恶将消失在山的坚实中，纯洁将富饶地从牧场中淌下来，大海将带着金色的收成升入太阳，人类面包中金色的狮子足迹，在母亲的日之祝福中，太阳的种，父亲的果实落在大地的胸前……”
他的歌声越来越气喘吁吁，变成了叹息的欢呼，风从中呼啸而过。但他突然吸足一口气，喊道：“因为在谷子里，天空和大地合为一体。”
“是的。”伊尔姆加德说。
“哦，母亲。”他喊道。
然后他像根木棍般僵硬地倒在漏斗旁边的谷堆里，手和脸埋在谷物中，仿佛要把他所有存在和他本人许配给它们。
他就这么躺着，再也没动。
伊尔姆加德还站在那里，和刚才一样，她的目光一直盯着远方，似乎没注意到马里乌斯在此期间的动向。
场面依然凝滞。
若不是此时雨水开始敲打，轻柔地在谷仓的木墙与屋顶上叩出噼噼啪啪的声音，或许我还不能那么迅速地从同样压在我身上的凝滞中解脱。现在扫过室内的风湿润而松散，它的啸声变得圆融深邃而且缓慢，依旧脚步踉跄，正如同踩在摇晃地板上的我，我可以靠近女孩了。我小心翼翼地抓住她的胳膊。
“什么时候？”她在梦中问。
“来。”我说着把她领下楼。
我打开下面的门，雨来势汹汹地打在我们身上。浑身湿透的特拉普摇着尾巴站在那里，开心地微笑，因为它的耐心得到了回报。它竖起身子，把爪子放在伊尔姆加德肩头，还没等我阻止，它已经用它长长的舌头亲吻了熟睡者的脸。
“动物。”她说。
“是的，”我回答，“只是特拉普而已。”
下雨是好事。现在，花园里的树枝发出低沉的簌簌声，栅栏湿漉漉地闪烁，我们脚下的砾石潮泞地嘎吱作响，可伊尔姆加德醒了，即便如此，她依然闭着眼睛，意识不清地让我牵引着她，不过她还是抬手拭去了额头上的雨滴。
“伊尔姆加德。”我说。
她说：“唉。”
“你还怕吗，姑娘？”
她闭着眼睛摇摇头。
“我们现在可得好好理理这有关牺牲的事情。”
她脸上浮现出试图回忆梦境的人那种饱受煎熬的表情。
然后她说：“下雨了。”
“是的，伊尔姆加德，下雨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她仍然闭着眼睛。“是医生先生。”
“那就好。”我说。
可她仍在寻梦。“这是父亲的雨，大地在喝它。”
“来得正是时候，”我说，“如果早八天下雨，收成就全淹了。”
“是的，”她说，“收成。”
现在她却睁开了眼睛。
我们通过院子入口，走进屋子，穿过黑漆漆的内室，来到明亮的厨房。马蒂亚斯依然坐在窗边的座位上，吉松大妈则坐在墙边两个旧箱子中的一个上。特拉普甩甩毛，径直走向灶台，在灶前蜷起身子。
吉松大妈微笑道：“ 我都快要为你们担惊受怕了。”
“是啊，”我说，“魔鬼会把所有先知和传道士都抓走。”
“你们莫不是受了洗？”大山马蒂亚斯的声音从窗边传来。
衣衫湿透的伊尔姆加德站在厨房中间，微笑着揉揉眼睛。
“到这儿来，囡囡。”吉松大妈说。等这个高大的姑娘站到面前时，吉松大妈把她拉到自己怀里，像抚摸亲爱的孩子般抚摸着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