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拜一,立场不坚定的春天又缩回到冬天去了,寒雨和生猛的狂风撕破了太轻信别人的树木上的嫩叶。草坪上大胆好色的雄麻雀满心企图,却被吹得像破布一样东倒西歪,失去了方向和目标,它们对变化无常的天气愤怒地叽叽喳喳叫着。

路上碰到红贝克先生,我向它打了个招呼。它的尾巴被风吹得歪到一边,就像战旗一样。它是个老熟人,在雨中眯着眼。我说:“从现在起,你和我表面上是朋友,但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我们的微笑掩盖着一场凶猛的竞争,利益争夺。”我本想再多说一些,但它急着要完成它的日常工作,然后去躲雨。

莫菲很准时。他可能在等我——也许就是在等我。“天气真糟。”他说,油绸雨衣翻腾着拍打着他的腿。“我听说你和我老板有过社交活动。”

“我需要一些建议。他请我喝茶了。”

“他会那样做的。”

“你知道建议是怎么样的。只有它与你想做的事情合拍,你才会采纳。”

“听起来像是投资。”

“我家玛丽想买一些新家具。一个女人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她首先会把它装扮得像一个不错的投资。”

“并不仅仅是女人,”莫菲道,“我自己也是这样。”

“好吧,那是她的钱。她想四处逛逛比比价格。”

在高街拐角处,我们看到一块锡牌从拉普玩具店松脱掉下,滑到地上发出尖利刺耳的响声,听起来像发生了交通事故。

“喂,我听说你老板准备返乡回意大利一趟。”

“我不知道。我觉得挺奇怪的,他以前从没回去过。那些家族都非常亲密的。”

“有时间喝杯咖啡吗?”

“我该去打扫了。假期之后的早晨总是特别忙。”

“哦,来吧!潇洒点。贝克先生的私人朋友可以有时间喝杯咖啡的。”这话他说出来没有写出来那么卑鄙。他能让任何事情听起来都很无辜,同时还充满善意。

多年来我从未早晨到前桅餐厅喝过咖啡,我可能是镇上唯一一个这样做的男人。这里是一个传统、一种习惯,一个俱乐部。我们爬上柜台前的长凳。曾和我一起上过学的里奇小姐,来给我们倒咖啡,一点都没洒到杯碟里。一小瓶奶油斜倚着杯子,她像滚动骰子一样把两块纸包的方糖滚过来,引得莫菲叫道:“两点。”

里奇小姐——里奇小姐。“小姐”既是她称呼的一部分,也是她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她永远不会删除它。每一年她的鼻子都会更红一些,是鼻窦炎,不是因为喝酒。

“早上好,伊森,”她说,“你要庆祝什么呀?”

“他把我拖进来的。”我说,然后试着表示友善道,“安妮。”

她的头猛地转了一下像中了一枪,然后等消化了这个称呼后,她微笑了。你知道吗?她看起来和五年级时一模一样,红鼻子和所有的一切。

“看到你真好,伊森。”她说着用纸巾擦了擦鼻子。

“我听说后,感到很吃惊。”莫菲道,一边剔着方糖上的纸。他的指甲修过了。“你有了个想法,然后落实了,你觉得是对的。没有机会的时候,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觉得我也不懂。去他的这些包装纸。为什么不能散着放在碗里?”

“可能因为有人需要更多的糖吧。”

“我觉得是。我认识一个家伙,有段时间以糖为生呢。他总去自动贩卖机那里。一杯咖啡十美分,喝一半,另一半放满糖。至少他不会饿死。”

和平常一样,我在想那个家伙是不是莫菲自己——一个怪人,强硬,看不出年龄,还修手指甲。我觉得他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但这仅仅是因为他的经历和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博学藏在那口半个世界的方言里,那是一种明快、坚硬又厚颜无耻的文盲语言。“那是为什么你只放一块糖的原因吗?”我问道。

他咧嘴笑笑。“每个人都有一套理论,”他说,“我不在乎一个人多么潦倒。因何潦倒,他一定有一套理论。这套理论会引导你走在花园的小径上,因为你会跟着你的理论走,而不会去看路标。我想这就是你的老板糊弄我的地方。”

很久以来我都没在家之外的地方喝过咖啡了。不太好喝。尝起来一点也不像咖啡,但是热的。我洒了一点在衬衫上,于是知道它也是褐色的。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在尽力思索我从哪儿起的这个念头。我觉得是因为他说他在这儿四十年了。三十五年或者三十七年,嗯,但不是四十年。”

“我觉得我一点都不聪明。”

“可能是一九二〇年。你还没弄明白?哦,你知道的,在银行里,你观察人要迅速,把骗子辨认出来。很快你脑子里就有一套规则。你甚至不用想。它就各就各位——当然你也会犯错。可能他是一九二〇年来的。我也许错了。”

我把咖啡喝完。“该去打扫了。”我说。

“你也糊弄我,”莫菲道,“如果你问问题,我会很难辨别。但你不问,所以我得告诉你。一九二一是第一次紧急配额移民法案。”

“那又怎么样?”

“他可能一九二〇年来的。一九二一年他来不了。”

“什么意思?”

“嗯——不管怎样,我机灵的大脑说——他是一九二一年之后通过后门来的。因此他回不去,因为他没有回去的护照。”

“上帝啊,我真高兴自己不是个银行人员。”

“你可能比我强得多。我说得太多了。如果他要回去,我就真错了。等一下——我就来。咖啡我买单。”

“再见,安妮。”我说。

“再过来啊,伊。你从不进来。”

“我会的。”

我们穿过街道,莫菲道:“别向那位意大利大佬泄露我怀疑他是个被驱逐出境的对象,好吗?”

“我为什么要那样?”

“我为什么做这些?那个珠宝匣子里有什么?”

“圣殿骑士团的帽子。羽毛发黄了。去看看能否漂白。”

“你是其中一员?”

“家里的传统。乔治·华盛顿成为共济会总领袖之前,我们就是共济会会员。”

“他是吗?贝克先生是吗?”

“他家里也是如此。”

我们现在来到巷子里。莫菲摸出银行后门钥匙。“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开保险柜像地方组织秘密集会。不如再举着蜡烛。还有某种神圣感。”

“莫菲,”我说,“你今早满腔胡话。复活节一点都没把你清理干净。”

“八天内我就知道了,”他说,“不,我是认真的。九点钟准时来,我们脱帽站在犹太教的至圣所前面。定时锁弹开,贝克教父屈膝跪下打开保险柜,我们都朝伟大的货币上帝鞠躬。”

“你是个傻瓜,莫菲。”

“可能真是。去他的这把破锁。你能用一把碎冰锥打开它,钥匙却开不开。”他轻摇着钥匙,朝门踢去,直到门最后裂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舒洁纸巾,把它塞到弹簧锁底座。

我想问,但发觉自己讲错话而突然住嘴,这不危险吗?

他毫无疑问地回答道:“破玩意儿自己不会锁不住的。保险柜打开后,贝克当然会检查锁是好的。别把我不入流的猜疑泄露给马鲁洛,好吧?他完全有能力对付我的。”

“好的,莫菲。”我边说边转向巷子里我那边的门,朝周围看看那只总想进店的猫,但它不在那儿。

门内,店铺在我眼中看起来新鲜而不同。我看到了以前从未看到的东西,没看到让我焦虑和生气的东西。为什么不呢?用新的眼睛看一个世界或者用新的视角,嘿——一个新世界。

马桶老水箱漏水的阀门柔和地嘶嘶响着。马鲁洛才不会换一个新阀门,因为水不计量,谁也不在乎。我来到店铺前端,从老式平衡秤上拿起一个两磅重的砝码。在卫生间,我把砝码悬挂在橡木承梁上面的链条上。马桶开始冲水,并且水一直流个不停。我回到店铺前头去听,能听到马桶里的气泡声和哼哼声。这种声音你不会弄错的。我把砝码拿回到秤上,站在柜台后我的讲道坛上。我的听众都站在架子上等着。可怜的魔鬼,它们逃不了。我特别留意到早餐行列中的米老鼠面具从盒子上俯身朝我微笑。这让我记起我答应艾伦的话。我找到从货架顶端取东西的延长臂杆,取下一盒,竖着放在储藏室我的外套下面。等我回到讲道坛上,行列里的下一个米老鼠又在俯头对我微笑。

我伸手从罐头食物后面取出装零钱的灰色亚麻袋子,为收银机装上零钱,然后我又记起了什么,手伸得更远一些直到找到那把破旧油腻的0.38口径左轮手枪,据我所知,它一直都在那里。这是一把银色艾弗·约翰逊,上面的银色大部分都脱落了。我拆开,看到弹药桶泛着铜绿。涂着原油的旋转弹膛很涩,转动起来有点难。我把这把见不得人的,也许还很危险的玩意儿放在收银台下面的抽屉里,抽出一条干净围裙,扎在腰间,把边缘卷起来整齐地盖住系带。

有没有人考虑过地球上大事件的决策、行为和行动?它们都是深思熟虑后负责任的指令,还是其中一些仅仅是偶然、白日梦、幻想或我们给自己讲故事的产物?我非常清楚我花了多久来玩一场幻想游戏,因为我知道它开始于莫菲关于成功抢劫银行的规则。我怀着大人通常不愿承认的童趣仔细回味着他的话,伴随着店铺里的日常,这场游戏也开始了,并且所有发生的一切都呈现在游戏当中。漏水的马桶,艾伦要的米老鼠面具,以及打开保险柜的账号。新的曲线和角度也各就各位,舒洁纸巾塞进了巷子里的门锁内。游戏在逐渐成形,但直到今天上午,它还完全在脑子里。把砝码悬在马桶链子上是我为脑中芭蕾所做的第一步实战演习。把旧手枪拿出来是第二步。现在我开始考虑时机。游戏在精确地进行着。

我仍然戴着父亲那块大大的银色汉密尔顿铁路手表,上面有粗大的表针和黑色的大数字,如果不是为了美观,用这手表来看时间很棒。今天早晨,打扫店铺之前,我把它放在衬衣口袋里。我看了看时间,九点差五分的时候打开前门,刚好在人行道上用扫帚扫出第一下。一个周末就积攒了这么多灰尘,混合着雨水,尘土变成了软泥。

我们的银行是一个多么精确的仪器啊,就像父亲的铁路手表。九点差五分,贝克先生从榆树街的风中走来。哈里·罗比和伊迪丝·奥尔登肯定在观望。他们从前桅餐厅出来,当街与他会合。

“早上好,贝克先生,”我叫道,“早上好,伊迪丝。早上好,哈里。”

“早上好,伊森。你需要一个橡皮软水管!”他们走进了银行。

我把扫帚靠在店门口,从秤上取下砝码,来到收银台后面,打开抽屉,演了一出动作迅速、目标明确的哑剧。我走到储藏室,把砝码挂在马桶链上。把围裙钩在皮带上,穿上雨衣,走向后门,打开一条缝。当我手边上的黑色分针走到十二,消防站的钟声开始轰鸣。我数了八步穿过巷子,然后在脑子里数了二十步。我动了动手,而不是嘴唇,用了十秒,又动了动手。我在脑中看着这一切,手有规律地动着,我数了数,二十步,迅速但用心的,然后多了八步。我关上巷门,脱下雨衣,放下围裙,走到卫生间,从链子上取下砝码,停止冲水,回到柜台,打开抽屉,打开我的帽盒子,合上用带子扎好,回到入口处,拿起扫帚,看看表。九点零二分二十秒;很好,如果多训练一下,会缩减到两分钟之内。

人行道我刚扫了一半,这时斯托尼,镇警察局警长,从前桅餐厅走出来。

“早上好,伊。快给我装半磅黄油,一磅培根,一瓶牛奶和一打鸡蛋。我老婆啥都没有了。”

“好的,警长。一切都好吗?”我把东西拢在一起,打开一个袋子。

“不错,”他说,“我一分钟前来过,但我听到你在厕所。”

“我要花一礼拜时间来消化掉所有那些煮得硬邦邦的鸡蛋。”

“这是真的,”斯托尼道,“有内急,就着急。”

所以一切都正好。

临走时,他说:“你的朋友怎么回事,丹尼·泰勒?”

“我不知道——他又醉倒了?”

“不,他看起来好极了,非常干净。我当时坐在车里。他让我做他签名的见证人。”

“为什么要签名?”

“不清楚。有两页纸,但反扣着,所以我看不到。”

“两页纸?”

“对,两页。他签了两次,我做了两次见证人。”

“他清醒吗?”

“看起来像清醒的。理了发,打着领带。”

“我希望我能相信,警长。”

“我也是。可怜的伙计。我猜他们从未放弃尝试。我要回家了。”于是他疾驰而去。斯托尼的老婆比他年轻二十岁。我回过身,把人行道上块儿稍大些的污秽都刷掉。

我感觉很糟糕。可能第一次总是艰难的。

我忙于应付繁重的顾客接待。我觉得好像镇上所有人都把东西用光了。因为我们的水果和蔬菜大概中午才会到,因此挑选的余地不大。但即使只有这些存货,顾客也让我忙得手脚不沾地。

马鲁洛十点左右来了,非常罕见地帮了我一把,称重、包装、在收银机上记录钱款等。很久以来,他都没在店里帮过忙。大多数时候,他只是来转转,四处看看,然后就走了——就像一个居住在外地的地主。但是今天早晨,新鲜货物来的时候,他帮忙打开包装箱和盒子。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心神不宁,我不看他的时候,他好像在研究我。我们没时间交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眼睛一直在我身上。我想这大概是他听说我拒绝了贿赂吧。可能莫菲是对的。某种人,如果他听说你很诚实,就想去探究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你这样的不诚实。对那些把生命当作扑克牌游戏来玩的人来说,想弄清“他究竟会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心思一定特别强烈。想到此处,我有点想笑,但在心底深深抑制住,表面上一点泡影都不显露。

十一点左右,玛丽来了,穿着崭新的印花棉布光彩照人。她看起来楚楚动人,高兴中带点气喘吁吁,好像刚做了一件愉快但危险的事情——她也确实如此。她递给我一个棕色马尼拉纸信封。

“我想你可能需要这个。”她说。她朝马鲁洛笑笑,明朗又轻快,正是那种她并不真的喜欢某人的笑法。她不喜欢也不相信马鲁洛——从来都不。我常把这归纳为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妻子从不会喜欢她丈夫的老板或他的秘书。

我说:“谢谢,亲爱的。你太体贴了。抱歉我此刻不能带你去尼罗河上乘船游玩。”

“你真够忙的。”她应道。

“嗯。你是不是东西都用光了?”

“确实如此。给你,这有个清单。今晚你能把这些东西带回家吗?我知道你现在太忙,没法把它们归拢在一起。”

“但是别再吃煮得硬邦邦的鸡蛋了……”

“不会的,亲爱的。一整年都不会再吃了。”

“那些复活节兔子确实很忙啊。”

“玛姬今晚想带我们去前桅餐厅吃晚饭。她说她从来没招待过我们。”

“好啊。”我一口答应。

“她说她住的地方太小了。”

“是吗?”

“我耽搁你干活了。”她说。

马鲁洛的眼睛盯在我手中的棕色信封上。我把它放在围裙下,塞进口袋里。他明白那是个银行信封。我感觉到他的脑子像在城里垃圾场捉老鼠的猎狗一样在搜寻。

玛丽道:“马鲁洛先生,我还没机会谢谢那些糖果。孩子们很爱吃。”

“只是复活节的美好祝福,”他说,“你打扮得像春天一样。”

“是吗?谢谢。我淋湿了。我以为雨停了,谁知又下起来了。”

“穿上我的雨衣,玛丽。”

“我不想穿。现在只是一点毛毛雨。你快照顾来客吧。”

节奏更乱了。贝克先生朝内张望了一下,看到等候的一队人,就出去了。“我晚会儿来。”他叫道。

人还是不停地进来,一直到中午,像往常一样,所有的生意都停了。人们在吃午饭。街上的交通也断了。整个早晨,第一次没有人想买什么东西。我从打开的盒子里喝了点牛奶。记录下所有从店里拿的东西,然后可以从薪水里扣。马鲁洛让我以批发价买东西。这很不一样。我想如果他不允许这样的话,我们靠薪水是没法生活的。

他背靠着柜台,交叉胳膊,却疼痛不堪,于是把手乱塞进口袋,直到手也开始疼。

我说:“我真高兴你来帮忙。从未见过这么忙乱。但我想光靠剩下的土豆沙拉,他们也没法过。”

“你干得不错,小孩。”

“这是我的工作。”

“不,他们都是回头客。他们喜欢你。”

“他们只是习惯我了。我一直都在这儿。”接着我小小地试探了一下,“我打赌您一定盼望着西西里温暖的太阳。西西里挺热的。打仗时我到过那里。”

马鲁洛把目光挪开。“我还没下定决心。”

“为什么不呢?”

“噢,我离开那里很久了——四十年了。那里我谁也不认识。”

“可是你有亲戚呀。”

“他们也不认识我了。”

“我真希望我能去意大利度假——不是带着来复枪和野战背包。不过四十年确实很长啊。您是哪一年来这儿的?”

“一九二〇——好久以前。”

莫菲似乎猜得很准。可能银行人员、警察和海关人员都有一种直觉。接着,我想做另一个试探,可能更深的试探。我打开抽屉,拿出那把旧左轮手枪,把它扔到柜台上。马鲁洛把手背在身后。“你从哪儿弄的,小孩?”

“我刚才想着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应该为它弄个许可证。《苏利文法案》[45]挺麻烦的。”

“它是从哪里来的?”

“一直都在这儿啊。”

“我从未见过。不是我的。是你的。”

“不是我的。我以前也从未见过。应该是某个人的。既然它一直都在这儿,你没想过最好申请一个许可证?你肯定这不是你的?”

“我告诉你我从未见过。我不喜欢枪。”

“有趣。我还以为所有黑手党大佬都爱枪呢。”

“你什么意思,黑手党?你想说我是黑手党?”

我开了一个大大的无伤大雅的玩笑:“就像我听说的,所有的西西里人都是黑手党。”

“胡扯。我根本不认识任何黑手党。”

我把枪扔回抽屉。“活到老,学到老!”我说,“好吧,我肯定不想要这个。也许我最好把它上交给斯托尼。告诉他我刚从什么东西背后翻到了这个,因为我就是这样找到的。”

“你处理吧,”马鲁洛道,“我一生都没见过这个。我不想要它。不是我的。”

“好的,”我说,“把它处理了。”

要拿到一张苏利文法案许可证需要好几种文件,几乎和取得一本护照那样多。

我的老板焦躁不安。可能太多小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吧。

老埃尔加小姐,新湾镇的皇家公主,扯着三角帆,风风火火地走进来。在埃尔加小姐和整个世界之间隔着一个空间,有两层安全玻璃厚。她为一打鸡蛋和我讲价。自打我还是个孩子,她就认识我,从此她就一直把我当作孩子。我能看到她因为我降了点价又惊又喜。

“谢谢,伊森。”她说。她的眼睛滑过磨咖啡机和马鲁洛,给予的注意力是相同的。“你父亲怎么样,伊森?”

“好着呢,埃尔加小姐。”我回道。

“代我问候他,他是个好人。”

“好的,女士。我肯定转达,女士。”我没想着要调整她的时间观念。他们说她每个礼拜日晚上都会给旧时大时钟上发条,而那座钟已经电动化很多年了。那样做也没什么坏处,在时间上停顿——一点坏处都没有,如今就是一个没有尽头的下午。走之前,她郑重地朝磨咖啡机点点头。

“脑子疯了。”马鲁洛道,用手指揉了揉太阳穴。

“没人改变。没人受伤。”

“你父亲死了。你为什么不告诉她他死了?”

“如果她信我,她也会忘掉的。她总会问起他的。不久前她才不问我爷爷的呢。他们说,她是他的朋友,那个老色鬼。”

“脑子疯了。”马鲁洛下了结论。但跟埃尔加小姐对时间不寻常的感觉有关,他对自己很有把握。了解一个人如何简单或复杂很难。当你太过于确定时,你经常会犯错。我觉得,从习惯到实践,马鲁洛把他对付人的方式简单归为三类:发号施令,拍马溜须和收买。这三种方式常常一起发挥作用,因此令他特别依赖。在他与我打交道的某个地方,他已经失去了第一种方式。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你也是个好朋友。”

“老船长,他是我的爷爷,过去常说:‘要想留住一个朋友,就别去考验他。’”

“这是聪明话。”

“他很聪明。”

“小孩,整个礼拜日我都在想——甚至在教堂里我也在想。”

我明白他一直在担心回扣,至少我觉得他是这样,于是我脱口而出,让他省点时间。

“关于那件大礼,对吧?”

“对,”他佩服地看着我,“你也聪明啊。”

“不够聪明,没能为自己干活。”

“你在这儿很久了——十二年了?”

“对——太久了。是时候有所改变了,你不这样认为吗?”

“你从不拿一丁点现金,你也从不会不记账把东西拿回家。”

“诚实是我的本分。”

“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我查账。我清楚。”

“你可以把奖章别在我的左领子上。”

“每个人都偷——一些人多一些,一些人少一些——但不是你。我清楚!”

“也许我在等着偷走全部。”

“别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

“阿尔菲奥,你获得了一块宝石。别把我抛得太光了,铅玻璃要露出来了。”

“你为什么不成为我的合伙人呢?”

“拿什么呀?我的薪水?”

“我们能想出一个方案。”

“那么我偷你就是抢劫我自己了。”

他欣赏地大笑起来。“你很聪明,小孩。但你不会偷的。”

“你没在听。也许我计划把一切都占有呢。”

“你很诚实,小孩。”

“这是我跟你说的。当我最老实不过时,没人信我。我告诉你,阿尔菲奥,要想掩饰你的动机,就说实话。”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有本事而不露才是真本事。”

他嘴唇动了动,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哈哈,”他笑道,“哈哈!哈哈!证明完毕。”

“要冰可乐吗?”

“对这儿不好!”他把胳膊甩过腹部。

“你还没老到胃不好,不到五十岁。”

“五十二,我胃不好。”

“好吧,”我说,“如果是一九二〇年,那么你来这儿时才十二岁。我猜在西西里他们早早就学拉丁文。”

“我是唱诗班的孩子。”他说。

“我过去也在唱诗班举过十字架。我要喝个可乐。阿尔菲奥,”我说,“你想个方案让我在这儿参股,我会看看的。但我警告你,我可没钱。”

“我们会想个方案。”

“但我要有钱了。”

他眼睛盯在我脸上,似乎没想着挪开。接着马鲁洛温和地说:“我相信。”[46]

我内心涌起力量而非荣耀。打开一个可乐,仰头喝下,从褐色瓶子下面看着马鲁洛的眼睛。

“你是个好孩子。”他说着,握了握我的手,走出了店铺。

冲动之下,我朝他喊道:“你胳膊怎么样了?”

他震惊地转过身。“不疼了。”他说。他继续自言自语地重复着刚才的话:“不疼了。”

他兴奋地返回来:“你得收下那份钱。”

“哪份钱?”

“那百分之五。”

“为什么?”

“你得收下。你可以和我一起一点一点买进,只要以百分之六卖出去。”

“不行。”

“如果我说可以,你还要说不吗?”

“我不需要,阿尔菲奥。如果我需要,我会收下,但我不需要。”

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下午不像上午那样忙,但也并不轻松。在三点到四点之间,总会有一段生意冷清的时间,通常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生意就又忙起来,此时人们下班回家,主妇们要匆匆打发最后一餐晚饭。

生意冷清的那段时间,贝克先生进来了。他等候着,打量着冷柜里的奶酪和香肠,直到店里的两名顾客都出去。这两位都是马虎潦草的买主,那种不知道要买什么的人,那种拿起又放下,希望某种东西会跳到他们怀里,要求他们购买的人。

顾客终于完事出去了。

“伊森,”他说,“你知道玛丽取了一千美元吗?”

“知道啊,先生。她都想了几个月了。你知道女人是怎么回事。家具有点旧,但一旦她们决定买新的,旧物就不能忍受了。”

“你不觉得现在把钱花在那种东西上很愚蠢吗?昨天我跟你说过要有一个新动作了。”

“那是她的钱,先生。”

“我不是在谈论赌博,伊森。我谈的是确切的投资。我相信用那一千美元,一年内她不仅能买家具,还能再挣一千。”

“贝克先生,我不能禁止她花自己的钱。”

“你不会说服她吗?你不会和她讲道理?”

“我从来都不会。”

“听起来和你父亲一样,伊森。听起来真没用。如果我要帮助你自立,我不会让你这么无用的。”

“好的,先生。”

“好像她不打算在本地花这笔钱。不,她打算四处逛逛打折店然后付现金。她没说要买什么。本地人要价会高些,但如果她买到了瑕疵品,还可以马上去找店家。你要坚定立场,坚决反对,伊森。尽量让她把钱再存进来!或者你让她把钱交到我手里。她绝不会后悔的。”

“那是她大哥留给她的钱,先生。”

“我知道的。她取钱时,我试着跟她讲道理。她只会茫然地转动蓝色眼珠——说她想四处看看。难道她就不能只是四处看看,口袋里不揣那一千美元?要是她糊涂,你总要头脑更清楚点。”

“我觉得我不行,贝克先生。结婚以来,我们就没什么钱。”

“嗯,你最好学一下,学得快一点,否则你很快就什么都没有了。对一些女人来说,花钱的习惯就像吸毒。”

“玛丽还没机会养成这种习惯,先生。”

“哼,她会的。只要让她尝到血的味道,她就会变成杀手。”

“贝克先生,我觉得你不是认真的。”

“我就是这个意思。”

“在钱这方面,从来没有一个妻子能像她一样节省。她是迫不得已。”

不知怎么的,他挑起了一场风暴。“我感到失望的是你,伊森。如果你有地位,你在自己家里就是老板。你会把新家具往后拖一段时间的。”

“我能,但她不肯。”一个念头出现在我脑子里,也许银行家对钱都有X光一样的透视眼,可能他透过衣服看到了那个信封。“我会尽量给她讲道理的,贝克先生。”

“如果她还没花出去。她现在回家了吗?”

“她说她要坐公交车去里奇汉普顿。”

“上帝!一千美元要花出去了。”

“哦,她还有剩的钱。”

“那不是重点。你唯一的入场券是钱。”

“钱生钱。”我轻轻道。

“对。看不到这一点,你就无药可救了,余生都是一个伙计了。”

“很抱歉发生了这件事。”

“哼,你最好定下规矩。”

“女人很奇怪的,先生。可能昨天您谈到赚钱,让她觉得弄到钱很容易。”

“嗨,你让她醒醒吧,因为没了那笔钱,你什么也挣不来。”

“您来个冰可乐吧,先生?”

“好,我来一个。”

他用瓶子喝不成,我不得不打开一包野餐用的纸杯。可乐让他冷静了一点,他低声地抱怨着,像消散的雷声。

从十字路口走过来两个黑人女士,他不得不把愤怒和可乐一起吞下去。“你和她谈谈。”他狠狠地说着,大步迈了出去,穿过街道回家了。我想知道他是否因为怀疑而生气。但我觉得不是。不,我想他生气是因为他觉得失去了发号施令的权威。你会对不听从你建议的人发火的。

黑人妇女让人愉悦。十字路口有一个有色人种社区,里面都是非常友善的人。她们和我们做生意不多,因为她们有自己的店铺。只不过时不时的,她们会来比比价格,看看是否她们的种族忠诚没有让她们花费太多。她们更多的是看价钱,而不是购买,我也很理解——也是美丽的女人,两条长腿又直又细。就这件事来说,真是个奇迹,童年时期的营养竟会这样作用于人的身体或者人的精神。

关门之前,我给玛丽打电话。“小鸽子,我要回去晚一点。”

“别忘了我们要和玛姬在前桅餐厅吃晚饭。”

“我记着呢。”

“你还要多久?”

“十或十五分钟。我想走走,看看港口那边的挖泥船。”

“为什么?”

“我在考虑把它买下来。”

“啊!”

“想让我带点儿鱼回去吗?”

“好啊,如果你看到好的比目鱼。估计现在那里只有这种鱼。”

“好的——我赶紧去。”

“现在别混时间了。你还得洗澡换衣服。前桅餐厅,你知道的。”

“我不会磨时间的,我的美人,小可爱。贝克先生狠狠数落了我一通,因为我让你花了一千美元。”

“哼,那个讨厌的老头!”

“玛丽——玛丽!隔墙有耳。”

“你告诉他,他该干吗就干吗去。”

“可是他不肯。另外,他认为你是个傻瓜。”

“什么?”

“而且我是个废物,一个废物——一个,你知道我是什么。”

她娇滴滴地笑着,让我的心酥酥麻麻的,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快回来,亲爱的,”她说,“快回来。”这是一个男人所要的!我挂断电话,站在电话机旁感到浑身虚弱、不安,同时又高兴,如果这种状态存在的话。我尽力思索着玛丽没出现之前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想不起来;或者没有她,生活会是什么样,我也想不出来,只觉得这是一种毗邻黑暗的状态。我想每个人偶尔会写下自己的墓志铭。我的将会是:“别了,查理。”

太阳落在西山后面,但一大片彩霞聚起阳光,洒在海港、防波堤和远处的海洋之上,于是浪端的白色泡沫就像粉红玫瑰。城镇码头水中的锚桩是三个一组的原木,在顶端用铁丝捆扎着,斜斜的像标塔一样把冬日的冰凌分割开。每个锚桩上头都站着一只海鸥,一动不动,通常是身着白色整洁的马甲,有着干净灰翅的雄鸥。我很好奇是否每只鸟儿都有自己的地盘,可以随心所欲地租售。

几条渔船进港了。我认识所有的渔民,认识他们一辈子了。玛丽说得对。他们只有比目鱼。我从乔·洛根那里买了四条优质比目鱼,站在旁边等他把鱼片好给我。他的刀子轻松地滑过鱼的脊骨就像在水中滑过。每到春天都有一个固定话题——石首鱼什么时候来?我们过去常说:“丁香花开,石首鱼来。”但你不能真信这个。对我来说,在我的一生中,石首鱼要么还没来,要么刚离去。等你弄到一条,会感叹这鱼多漂亮啊,像鳟鱼一样细长,整齐干净,银光闪闪像——银子。它们很好闻。好吧,它们还没来。乔·洛根一条也没捕到。

“我吗,我喜欢鲀鱼,”乔道,“很滑稽的,你说鲀鱼,没人碰它们,但说它们是海鸡,顾客都抢着买。”

“你女儿怎么样了,乔?”

“唉,她似乎好点儿了,然后却更虚弱了。这让我难受死了。”

“太糟糕了。真难过。”

“如果能有办法——”

“我明白——可怜的孩子。这有个袋子。把比目鱼放进去就好。代我问候她,乔。”

他久久地看着我的眼睛好像希望从中获取一些东西,一些灵丹妙药。“我会转达的,伊,”他说,“我会告诉她。”

防波堤那边,镇上的挖泥船正在工作,巨大的螺旋桨旋起稀泥和贝壳,压力泵把这些垃圾推进浮桥上的管道,然后摔进岸上带柏油涂层的隔离舱。它的行驶灯亮着,锚泊灯也亮着,两个红球高高吊起,显示它正在工作。一个脸色苍白的厨子头戴白帽,系着围裙,光胳膊靠在围栏上,向下望着翻腾的海水,间或朝水流吐口唾沫。风从海上吹来,从挖泥船那里带来泥浆、死了很久的贝壳和腐烂野草混合的臭味,夹杂着苹果派烘烤肉桂的甜香。巨大的螺旋钻庄严地运转着,钻凿着渠道。

突然,一道粉色光芒闪过,原来晚霞下一艘轻盈游艇的帆掠过,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漫步回家,左拐经过新建的小艇船坞、老游艇俱乐部和台阶上架着褐漆机关枪的美国军人大厦。

在造船厂,人们在加班,尽力想在夏天到来之前把保存的船舶都漆好。早春不寻常的寒意阻碍了他们的油漆和粉饰工作。

我经过船厂,向下经过野草丛生的区域来到港口边缘,然后慢慢折回丹尼的单坡棚。我吹着口哨,曲子是他不希望听到的老曲子。

好像他真不想听到。他的窝棚空荡荡的,但我非常肯定我似乎看到他就藏在草丛里,也许就在四散的大方木材之间。因为我知道我一走他就会回来,我从口袋掏出棕色信封,把它支在那张肮脏的床上,走了出去,我仍旧吹着口哨,除了停顿片刻轻声唤道:“再见,丹尼。祝你好运。”我继续吹着口哨回到街上,走过波洛克街,经过榆树街上那些大宅子,回到我的家——郝雷住宅。

我发现我的玛丽在暴风雨中,但镇静从容地应对着四周激流中的沉船残骸和狂风巨浪。她穿着白色尼龙衬裙和拖鞋,收拾着这个灾难现场。她刚洗过头发,顶着一头卷发夹子,就像一窝吃奶的腊肠犬。我不记得我们什么时候曾去餐馆吃过晚饭。我们支付不起这个花费,已经没有这种习惯了。玛丽的兴奋程度已达她个人飓风的边缘,让孩子们很紧张。她让他们吃饭、洗漱,发布命令,又撤销命令。熨衣板立在厨房,我心爱贵重的衣服熨烫好挂在椅子背后。玛丽匆忙中停下来,把熨斗在正熨的衣服上熨一下。孩子们非常兴奋,几乎吃不下,但他们仍奉行命令吃饭。

我有五套所谓最好的套装——对于一个杂货店伙计够多了。我用手指摸了摸椅背上的衣服。它们都有名称,叫作“怀旧蓝”“快乐乔治棕”“多利安灰”“葬礼黑”和“老马多宾”。

“我要穿哪套,抱抱儿?”

“抱抱儿?噢,不是正式晚宴,今天又是礼拜一晚上。我觉得穿‘快乐乔治棕’或者‘多宾’吧,对,‘多宾’,足够正式,又显得不是那么正式。”

“配上圆点花纹的蝴蝶结?”

“当然了。”

艾琳插话道:“爸爸!你别戴蝴蝶结!你太老了。”

“我不老。我又年轻又快乐,还能轻狂呢。”

“你会成为傻瓜的。我真高兴自己不用去。”

“我也很高兴。你从哪里觉得我是个老家伙?”

“好吧,你不老,但你的年龄太大,不适合戴蝴蝶结领结。”

“你真是一个讨厌的小卫道士。”

“随便你,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傻瓜的话。”

“我就是想那样。玛丽,你不是也想我成为一个傻瓜吗?”

“让你父亲清净会儿,他还得洗澡呢。我在床上放了一件衬衫。”

艾伦道:“我的‘我爱美国征文’写了一半了。”

“挺好,暑假里我要安排你工作了。”

“工作?”

“在店里。”

“噢!”他似乎不太热心。

艾琳大大喘了一口气,但等到引起我们注意时,她却一句话也没说。玛丽重复了八十五件事情,都是我们不在的时候孩子们该做的和不该做的。我上楼洗澡。

我在试昂贵的蓝色圆点领结,我唯一的蓝色圆点领结,这时艾琳踏进来靠在门上。“如果你年轻点,还挺不错的。”她的语气里带着可怕的女人味。

“你会让某个快乐的丈夫遭殃的,亲爱的。”

“高中里的学长都不戴这个了。”

“麦克米伦首相戴呢。”

“那不一样。爸爸,从书上抄东西是不是欺骗?”

“解释一下!”

“是这样,如果一个人,如果我写一篇文章,用了一本书上的东西——这会怎样?”

“这取决于你是怎样做的。”

“就像你说的——解释一下。”

“你的意思不会是‘就像我说的’?”

“对的。”

“嗯,如果你把它放进引号内,并且用一个脚注说明谁写的,引文会变成一种尊严和权威。我觉得除了文选,美国一半的作品都是引文。现在你喜欢我的领结吗?”

“假设你没有用引号……”

“那就成了剽窃,就像其他任何形式的欺骗一样。你没那样做吧,对不对?”

“没有。”

“那你的问题是什么?”

“他们会把你关进监狱吗?”

“可能吧——如果你通过它获利。别那样做,女儿。现在,你觉得我的领结怎么样?”

“我觉得你让人难以忍受。”她说。

“如果你要去找其他人,你可以告诉你那让人讨厌的兄弟,说我把该死的米老鼠面具给他带回来了,他真不害臊!”

“你从来不听,不认真听。”

“我认真听了。”

“没有,你没有听。你会后悔的。”

“再见,勒达[47]。代我问候天鹅。”

她懒洋洋地走开了,一个带着婴儿肥的小东西。女孩子折磨死人。她们自始至终都是女孩子。

我的玛丽很漂亮,漂亮得闪闪发光。一种内在的光亮从她的毛孔流淌出来。我们走在榆树街的拱形树下,她挽着我的胳膊,街灯照在我们身上,我发誓我们迈开的步子既自豪又温柔,正如训练有素的良种马迈向障碍物。

“你必须去罗马!埃及对你不够大。伟大的世界在召唤。”

她咯咯笑着。我发誓她的咯咯笑声若放在我们女儿身上,会增光添彩的。

“我们要多出来应酬,亲爱的。”

“什么时候?”

“等我们有钱了。”

“那是什么时候?”

“很快。我要教你穿鞋子。”

“你会用十美元钞票点雪茄吗?”

“用二十美元的。”

“我喜欢你。”

“哼,太太。你应该这样说。你彻底让我难堪了。”

不久前,前桅餐厅老板在临街的一面安装了凸窗,一个个方形瓶玻璃窗让这个地方显得古老而正宗——效果确实达到了——但透过扭曲的玻璃,室内餐桌旁的人都有一张变形的面孔。这张脸都是下巴,那张脸只剩空洞的大眼睛,但确实赋予老前桅餐厅一种岁月感和正宗的味道,连窗台花盆里的天竺葵和半边莲也显得古老而可靠。

玛姬在等我们,连指头尖都流露出女主人的气场。她介绍了一下同伴,一位来自纽约的哈托格先生,有着日光灯晒出的棕褐色皮肤,龇着牙像《乡村绅士》杂志上的一只玉米穗。哈托格先生看起来既满意又有点儿挫败感,但他对所有的话都报以欣赏的大笑。这是他刻意的贡献,还不算坏。

“你好吗?”玛丽道。

哈托格先生大笑。

我说:“我希望你清楚你的同伴是个女巫。”

哈托格先生大笑。我们都感觉好极了。

玛姬道:“我已经要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在那边。”

“你还让他们摆上了特别的花儿,玛姬。”

“玛丽,我得做点儿什么来回报你所有的好意。”

在玛姬安排我们坐下的过程中以及坐下之后,她们俩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对话,哈托格先生则在每个间隙都哈哈大笑,显然是个精明人。我盘算着套套他的话,现在不急。

安排的那张桌子看起来不错,白得异常,那些不是银器的镀银器看起来特别像银器。

玛姬道:“我是主人,那我说了算,不管你们愿不愿意,我都要点马提尼酒。”哈托格先生哈哈大笑。

马提尼来了,不是小玻璃杯,而大得像鸟浴盆,装饰着打成卷儿的柠檬皮。第一口尝起来像吸血蝙蝠,有点儿麻醉感,随后变得柔和起来,到杯底的时候竟然变得好极了。

“我们得要双份的,”玛姬道,“这儿的食物挺好的,但比不上酒好。”

接着我就说自己总想开一家酒吧,在那里你能再来一杯马提尼。我估计会发财的。

哈托格先生哈哈大笑,四份鸟浴盆再次出现在我们的桌子上,而我还在咀嚼第一杯的柠檬皮。

第二杯酒刚尝了一口,哈托格先生就展现出自己的演说才能。他的声音低沉、洪亮,像一位演员、歌手或者推销人们不想要的商品的推销员。你甚至可以称之为床畔语声。

“杨—亨特太太跟我说你在这儿做生意,”他说,“这是个迷人的城镇——还没受到破坏。”

我正要告诉他我的生意是干什么的,这时玛姬把球接了过去。“郝雷先生是这个县未来的中坚力量。”她说。

“噢?您在哪一行,郝雷先生?”

“什么都干。”玛姬道,“任何一行都涉足,但不是公开的,你明白的。”她的眼睛忽闪着醉酒的光。我看了看玛丽的眼睛,它们才刚开始迷离,因此我断定其他人在我们来之前已经喝了几杯,或者至少玛姬是这样的。

“不错,省得我再否认了。”我说。

哈托格先生再次哈哈大笑。“你妻子非常可爱。这让战斗有一半的赢面。”

“这让战斗整个都赢了。”

“伊森,你会让她以为我们打架呢。”

“对呀,我们确实那样啊!”我把半杯酒一口吞下,感到眼睛后面升起一股热意。我望着小玻璃窗格上的一块瓶底玻璃。烛光映在上面,好像在慢慢旋转。也许只是自我催眠,因为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响,仿佛离开自己的身体,听到自己在讲话:“玛姬太太是东方女巫。马提尼不是酒,是迷魂药。”我的目光一直都留在那块光闪闪的玻璃上面。

“啊,亲爱的。我总觉得自己是奥兹玛射电天文台。东方女巫不是恶毒的女巫吗?”

“她确实是。”

“她没融化掉?”

透过弯曲的玻璃,我看到一个身影经过人行道。他因为扭曲而变得奇形怪状,但他的头微微扭到左边,古怪地走在脚的外侧。丹尼就是这样。我看到自己跳起来追了出去。我看到自己跑到榆树街的拐角,但他已经消失了,也许已经走到第二座宅子的后花园了。我叫道:“丹尼!丹尼!把钱还给我。求求你,丹尼,还给我。别拿那钱。那钱被下毒了。我下的毒!”

我听到哈哈大笑声。那是哈托格先生的笑声。玛姬道:“好吧,我宁愿自己是奥兹玛射电天文台。”

我用餐巾擦了擦眼泪,解释道:“我该喝掉它,而不是用来洗眼睛。太辣了。”

“你眼睛都红了。”玛丽道。

我再不能投入到聚会中去,但我听到自己高谈阔论,讲故事,我听到我的玛丽咯咯笑得灿烂无比,因此我猜自己表现得很有趣,甚至很有魅力,但我在餐桌上始终没有回过神来。我觉得玛姬清楚这一点。她一直看着我,带着隐藏的疑虑,去她的。她是个女巫。

我不记得吃了什么。我想起喝了白葡萄酒,因此吃的大概是鱼。易碎的玻璃杯像螺旋桨一样在旋转。接着是一杯白兰地,我肯定喝了咖啡,然后就结束了。

出来时,玛丽和哈托格先生走在前头。玛姬问道:“你去哪里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走了。你只有一部分留在这儿。”

“你走开,老巫婆!”

“好吧,老兄。”她说。

回家路上,我搜寻着花园里的影子。玛丽紧紧挽着我的胳膊,她的脚步有点飘忽。“真痛快啊,”她说,“我从来没这么痛快过。”

“不错。”

“玛姬是个完美的主人。我都不知道怎样把晚餐弄得这样棒。”

“她确实完美。”

“你也一样,伊森。我知道你有趣,但没想到你能让我们一直都在大笑啊。哈托格先生说他听到红贝克先生都笑得虚脱了。”

我说这个了?哪一个?我肯定说了。噢,丹尼——把钱还回来!求求你!

“你比演出还精彩。”我的玛丽评论道。在家门口我把她抓得太紧,她不由得开始抱怨。“你醉了,亲爱的。你弄痛我了。千万别把孩子们吵醒。”

我本想等她睡下,偷偷爬起来,去他的窝棚找他,甚至叫警察抓他。但我更清楚。丹尼走了。我知道丹尼走了。我躺在黑暗中,看着红黄小点点在眼眶的泪水中游动。我明白自己的所作所为,丹尼也明白。我想起自己曾对小兔子实施的杀戮。也许只有第一次会觉得痛苦,但必须面对。在生意和政治上,一个男人必须在男人堆里开拓搏杀出一条道路,才能到达王者之巅。一旦攀顶,他就会变得伟大而善良——但首先他得先到达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