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静态的条件
静止的经济状况的假设只是为了理论上的方便，并不是要描述现实生活。欲理解经济变化的规律，我们不能放弃这种思想方法。为了研究运动，必须首先假定一种不存在运动的条件。静止的状态是这样一个均衡点，我们假定全部经济活动都趋向于这个点，而且，如果新的因素没有形成新的均衡点，我们也能够实际达到这一均衡点。在假定的均衡状态中，生产要素的各单位都被最经济地利用，没有理由对这些要素的数量或配置做出改变。
即使不能设想一种活的——即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因为没有经济计算的经济活动是不可想象的，但很容易设想一种静止状态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秩序。我们只需避免提出如何取得这种静止状态的问题即可。如果我们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对社会主义的静力学研究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全部社会主义理论和乌托邦计划一向就是只存在于这种想象的静止状态之中。
二 劳动的负效用与劳动的满足
社会主义作家们把社会主义社会描绘成一个心想事成的乐土。傅立叶病态的奇思怪想朝这个方向走得最远。在傅立叶的未来社会里，全部害人虫都将消失，取代它们的是帮助人们劳动——甚至代替他工作——的动物。另类海狸将为人捕鱼；代替狮子的是另类鲸鱼将乖乖地推动着帆船航行；另类河马将牵引河上的舟楫；另类狮子，一种健步如飞的坐驾，骑手跨在它的背上，如同安坐于弹性极好的马车里。“跟这样的仆役一起活在世上该是何等愉快。”[1]噶德文甚至认为，财产取消之后人们会长生不老。[2]考茨基对我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将诞生一种新的人类……一种超人……高尚的人”。[3]托洛茨基提供了更详细的信息：“人类将变得无比强壮、聪明、出色。他的身体更加协调，他的运动更有节奏感，他的声音更加悦耳。……人类总体上将达到亚里士多德、歌德、马克思的水平。在这些高度之上还会有新的奇峰崛起。”[4]这号垃圾作家的著作被不断重印，被译成各种语言，被弄成了历史研究不厌其烦的主题！
有些社会主义作家的论述较有分寸，但他们仍坚持本质上相同的假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潜伏着一种模糊的想法，即生产的自然要素不必节省。这一结论肯定是来自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它把劳动视为唯一的成本要素；它拒绝接受收益递减规律；它拒斥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它陶醉于生产增长的无限可能性的朦胧幻想之中。[5]我们不必在这些事上再费口舌了。只要承认如下一点就够了：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然要素在数量上也是有限的，从而必须厉行节约。
另一个必须节约的要素是劳动。即使我们不谈质量方面的差别，显然，可供使用的劳动也是有限的：一个人只能从事一定量的劳动。即便劳动完全是一种享受，也必须节约利用，因为人的寿命是有限的，人的精力不是取之不尽的。即便是悠闲自在的人，没有钱财方面的顾虑，也必须对他的时间做出规划，即对消磨时间的不同方式加以选择。
显然，在我们所知道的世界里，人类行为必然为经济考虑所左右。我们欲望无限，而自然赐给我们的消费品是稀缺的；在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上，只有通过增加劳动，才能使生产性产品进一步满足需求。且不说劳动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与劳动的增加相伴随的是负效用的增加。
傅立叶及其学派认为劳动的负效用是社会安排不当的结果。在他们看来，这些不当安排只应归咎于一个事实，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劳动”与“辛苦”是一回事。劳动本身并不令人厌烦。相反，人人都需要活动，无所事事的无聊令人不堪忍受。要想让劳动变得引人入胜，就必须在卫生整洁的劳动场所中进行；工人的团结以及他们之间愉快竞争的幸福感，肯定会使劳动变成乐趣。劳动引起厌烦的首要原因是连续性。即便是娱乐，延续时间过长也会变味。因此，必须允许工人随意交换职业；这样劳动就会变成享受，不会再让人厌烦了。[6]
很容易揭露这些为各派社会主义者所接受的观点的错误。人有活动的冲动。即使不存在迫使他工作的需要，他也不会总是满足于在草地上躺着晒太阳。看看那些由父母供养的小动物和孩子们吧，小家伙们伸胳膊蹬腿，跳舞、跑跑跳跳，锻炼着尚未被劳动所要求的能力。活动是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因此，一般说来，有目的的劳动使人感到满足。当然，只是在一定限度内，超过这个限度就只有辛苦了。在下图中，横线0X表示劳动产品的量，它是劳动负效用与我们付出精力所产生的满足——我们权且称之为直接的劳动满足——之间的分界线。曲线abcp代表劳动艰辛和直接的劳动满足与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劳动开始时感到某种厌烦。最初的困难克服之后，身体和精神已较好地适应，厌烦减弱。在b点上，厌烦和满足都不占优势。在b与c之间，满足占主导。c点之后厌烦重新出现。在其他劳动形式中，曲线可能有不同的走向，如Oc1P1或Op2曲线。这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劳动者的个性：挖沟的不同于职业赛马的；愚钝者不同于精力旺盛者。[7]
当持续劳动引起的负效用超过了从中得到的直接满足时，为什么还要继续劳动呢？这是由直接的劳动满足之外的因素，即劳动产品提供的满足决定的；我们称为间接的劳动满足。只要劳动的负效用被劳动产品带来的欢乐所抵消，劳动就将继续。只有当劳动的负效用大于它带来的益处时，劳动才会停止。
傅立叶试图用来消除劳动负效用的方式的确是基于正确的观察，但他过分高估了他的观点的意义。显然，在人们甘愿以艰辛为代价去满足的需求中，直接的劳动满足只能填补其中的极小一部分。不能设想只要允许工人频繁地变换职业，就会发生实质性的改变。首先，各种职业实践的减少会导致技能的降低，进而导致劳动产量的下降；还有，每一次职业变换都有时间的损失，劳动将在这种折腾中空耗。其次，在大于直接的劳动满足的劳动负效用中，只有极小一部分是由于厌倦了当前的具体工作。因此，如果第一份工作未完成，不见得具有从其他劳动形式中获得直接满足的能力。显然，大部分负效用要归因于身体疲劳，归因于摆脱更紧张的劳动的欲望。一个伏案工作数小时的人，宁愿劈上一小时木头，也不愿在办公桌前再呆一小时。但是，使他的劳动令人不快的并非变换工作的需要，而是工作的时间太长。若想在不降低产量的情况下减少工时，那就只能提高生产率。劳动有劳身和劳心之分这种普遍观点是不对的，人人都能亲自证明这一点。任何劳动影响的都是整个肌体。我们在这一点上自欺，是因为我们在观察其他劳动形式时只看到了直接的劳动满足。办事员羡慕马车夫，是因为他想得到些许驾车的消遣。但他的羡慕以满足大于痛苦为限。同样，打猎、钓鱼、爬山、骑马和驾车等体育运动也是以此为限。但是，体育运动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劳动。人类不能靠少许产生直接的劳动满足的劳动而生存，正是这一无情的事实，而不是什么不良的劳动组织，迫使他忍受辛苦劳作的烦恼。
不言而喻，劳动条件的改善既可以在辛苦程度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产量，也可以在获得相同产量的情况下减少辛苦程度。但是，不增加成本，却想使这种条件的改善比资本主义制度实际发生的情况还要好，是不可能的。合伙劳动会减轻厌烦，这事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只要让工人一起干活不会降低产出，人们总会这样做的。
当然，有些超乎常人的人。伟大的创造性天才投身于不朽的工作和事业，他们在工作时是不分苦与乐的。对他们来说，创造既是最大的欢乐，也是最大的磨难，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需要。他们所创造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作为产品的价值；他们不是为结果而创造，而是为创造而创造。他们的成果是不计成本的，因为在工作时，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比什么都珍贵。他们的成果只耗费了他们如若从事其他劳动可能向社会提供的产品。同他们的服务的价值相比，这样的成本几乎等于零。天才的确是上帝的恩赐。
伟人的生平尽人皆知。因此社会改革家极易情不自禁把自己听到的伟人事迹理解成普通人的禀赋。我们不断看到人们把天才的生活方式视为社会主义社会普通市民的典型生活方式。但是，并非人人都是索福克罗斯[8]或莎士比亚；在车床前干活，与歌德写诗或拿破仑创建帝国根本不是一码事儿。
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居民的苦与乐的看法，其空想性质很容易被识破。如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其他方面所说过的一切，马克思主义在这里走的也是乌托邦主义者划定的路线。恩格斯直接借鉴傅立叶和欧文关于为每个人安排短期工作，使劳动恢复“由于分工而丧失的吸引力”的思想，他从社会主义制度中看到了这样一种生产组织：“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9]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0]迈克斯·阿德勒许诺说，社会主义社会“决不会”给任何人安排“必定让他感到痛苦”的工作。[11]这些声明同傅立叶及其学派的说法的区别只有一点，即它们不想提供任何证据。
除了职业变换以外，傅立叶及其学派还有一项使工作有更大吸引力的设计：竞争。倘若人们受到un sentiment de rivalité joy-euse ou denoble émulation（快乐的竞赛或高尚的竞争意识）的激励，他们就能取得最大的成就。在其他任何地方被视为弊端的竞争，这里第一次被承认是有益的。如果工人表现得效率低下，只需将他们分为不同的小组即可：各小组之间马上就会燃起竞争的火焰，它使个人力量倍增，大家迸发出un achamement passioné au travail（持久的工作热情）。[12]
竞争产生更大的成果，这一观察无疑十分正确，但却是肤浅的。竞争本身并不是一种人类的欲望。人们在竞争中付出努力，并非为了竞争本身，而是为了竞争的结果。拳击手不是为了拳击本身，而是为了向胜利者招手的奖金。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有什么奖赏激励工人竞争呢？经验表明，称号和荣誉值不了几个钱。由于分配原则与个人业绩无关，而且单个工人加倍努力所产生的人均增长十分不起眼，以至于可以忽略不计，因此，不能把用于满足需求的实物当作奖赏发放。从履行职责中获得的简单满足是不够的，正是因为这种激励因素不可靠，才使我们另寻出路。但是，就算这种激励是可靠的，劳动依然是辛苦的，它本身不会因此而变得引人入胜。
正如我们所知，傅立叶学派把劳动辛苦变成劳动享受视为他们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要点。[13]很可惜，它为此提供的手段是行不通的。倘若傅立叶果真能够展示使劳动引人入胜的办法，他将无愧于他的信徒赠予他的神圣荣誉。[14]可是，他那些备受赞誉的教义，却仅仅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找不着感觉的人的幻想。
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也只能是辛苦而不是享受。[15]
三 “劳动的乐趣”
认识到这一点，社会主义思想大厦的一根主要支柱就坍塌了。如此，我们也十分容易理解，社会主义者为何会顽固地坚持说，人们有一种拼命劳动的内在冲动；劳动本身给人快乐；只是资本主义社会恶劣的工作条件限制了劳动的快乐本质，使之变成了一件辛苦事。[16]
为了替这些说辞辩解，他们不辞辛劳地搜集现代工厂工人有关劳动可以变成快乐的陈述。他们向工人提出诱导性的问题，一听到符合自己心意的回答就格外高兴。但是，先入之见使得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那些被反复询问的工人的行为与答复之间存在着一个需要解决的矛盾：如果工作本身是快乐的，为什么还要向工人支付报酬呢？雇主给了他工作使他快乐，不是应该他向雇主支付报酬吗？没有哪个地方给人以快乐还要为此付钱，对快乐进行奖赏这种怪事，至少应该让人头脑开窍了。根据共识，劳动不可能直接带来满足。我们把不能产生任何直接快感的活动定义为劳动，人们从事这种劳动，只是因为它的结果产生的间接快感足以抵消先前的痛苦感。[17]
用来论证劳动唤起快感而不是痛苦的观点，即所谓“劳动的乐趣”，可归因于三种完全不同的感觉。
第一种乐趣来自职业的扭曲。当政府官员以形式上无可指责的方式滥用职权时，例如他要满足权力欲，要放纵自己的虐待欲，或要发泄色欲（这里的情形不一定被法律或道德所不容），由此得到的乐趣显然不是工作的乐趣，而是从相关环境中得到的快感。对其他一些类型的职业也可以这样说。心理分析文献已反复指出，这类事情是多么广泛地影响着职业选择。如果这类乐趣可以抵消工作的烦恼，它们也会在工资水平中得到反映：提供这种扭曲机会的职业，劳动力的供应较为充足，这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较之其他工作中可能得到的报酬，劳动者在这里的报酬是低收入加“乐趣”。
“劳动的乐趣”也指完成某项任务的满足感。但是，这种快感不是工作中的快感，而是从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快感。这是一种特殊的快感，它无处不在，它是从困难、厌烦和痛苦中脱身后的快感，是一种“终于干完了”的快感。社会主义的浪漫派或浪漫派的社会主义者赞美中世纪，把它说成一个劳动的乐趣不受限制的时代。事实上，从中世纪的工匠、农民和帮工那儿，我们没有看到有关“劳动的乐趣”的可靠资料，但我们可以假设，他们的乐趣来自于完成了某项工作之后，他们可以开始休闲和娱乐。在中世纪静穆的修道院里誊抄手稿的僧侣，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比今天的浪漫派的说法更真实、更可信的说法。在许多精美手稿的结尾处，我们可以读到“Laus tibi sit Christe，quoniam liberexplicit iste”（为该卷册的完成，赞美您，我主基督）。[18]这不是劳动本身带来的欢乐。
但是，我们决不能忘记劳动乐趣的第三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来源——劳动者因为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他能够以此养活自己和家人而产生的满足。这种劳动的乐趣显然是植根于我们所说的间接的劳动享受。这个劳动者满心欢喜，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工作能力和技巧中看到了自己的生存和社会地位的基础；他满心欢喜，是因为他获得了优于别人的地位；他满心欢喜，是因为他从自己的工作能力中看到了未来经济成功的保障。他充满自豪，因为他能把事情做得“很出色”，就是说，他的工作为社会所看重，从而在劳动市场上给他支付报酬。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能激起自尊的了，它甚至经常被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为离了他地球就不转了。对于健全的人来说，这使他有力量坦然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即他只能以自己的艰辛痛苦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如同人们常说的，他得把苦差事做得尽善尽美。
在上述所谓的“劳动的乐趣”的三种来源中，第一种，即从偏离工作的真正目标的扭曲中产生的快感，肯定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而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自然会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劳动的乐趣的另外两个源泉在社会主义社会大概会完全干涸。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劳动产出与劳动者收入之间的联系必然会被切断，堆在人们手头的工作也相应地会变得“太多”，对他形成一种压力。他对工作会产生一种极度的、神经质的厌烦，今天我们在所有的政府部门和公营企业中实际上都能看到这种情形。在报酬取决于严格的工作日程的企业里，人人都会认为自己负担过重，就是说，认为只有自己被分派了太多的事情，而且全是些不胜其烦的事情——他的成绩没有得到适当的评价和报答。从这种情绪中会滋生出对工作的怨恨，这甚至能窒息工作完成后的快感。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别指望会有什么“劳动的乐趣”。
四 劳动激励
尽自己的能力和才干为共同体工作，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职责。作为回报，他有权要求共同体从社会红利中分给他一定份额。无故不履行职责的人，国家的正常强迫手段会迫使他就范。经济管理部门对公民个人行使极大的权力，很难想象有人能够长时间进行抵制。
但是，人们只是准时上班，按规定时间呆在自己岗位上是不行的。他们必须在岗位上真的卖力干活才成。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工人取得他的劳动产品的价值。静态的或正常的工资标准趋向于使工人取得其劳动产品价值的水平，也就是说，他的全部所得来自他的劳动。[19]因而，工人自己就关心尽可能提高他的劳动生产率。这不仅适用于计件工资。计时工资的水平同样取决于特定工作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从长远看，惯用的工资支付方式不能改变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总是具有回归静态水平的趋势，计时工资也不例外。
计时工资制的劳动使我们有机会观察，当工人感到不是为自己工作——因为他的产出没有跟报酬挂钩——时工作何以仍能继续。在计时工资制下，更熟练的工人没有动机要超出每个工人应完成的最低限额。计件工资激励产出最大化，计时工资激励产出最小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工种之间的工资差别极大地削弱了计时工资制的这种社会影响。工人很想找到这样的岗位：工作要求的下限是他的能力的上限，因为要求的下限的提高意味着工资的提高。
只有脱离了按工作要求制定计时工资级别的原则，计时工资才会从相反的方向影响生产。这一点在国有和市有企业中特别明显。过去一二十年来，这种企业不仅对每个工人的最低要求在持续降低，而且提高工作质量的激励——例如，工资级别上的区别对待，把勤勉能干的人较快地提拔到收入较高的位置——也被取消了。这一政策的结果已经清楚地证实了一条原则，即只有当工人知道自己尽力做好工作能有回报时，他才会这样做。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作业绩与报酬之间没有通常的关联。由于不可能计算出不同生产要素的贡献大小，任何确定个人工作业绩，从而决定其报酬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社会主义社会大概能够根据工作的某些外在表现决定收入分配。但是任何这类差别必定带有随意性。姑且假设为每个生产部门规定了工作下限。我们假设它是以洛贝尔图斯建议的“标准工作日”为基础。在每个行业中都规定了工人以平均的力气和努力可以持续工作的时间，确定在这一时间内以他平均的技术水平和勤勉可以完成的工作量。[20]我们姑且完全忽略做出这类决定的技术困难，即在每一个具体场合下是否能确定这个最低限度。显然，任何这类通用规定必将完全是武断的。各个行业的工人在这件事情上决不会达成一致。每个人都会坚持说分派给他的工作太多，都会尽力减少给他规定的工作量。工人的平均素质，平均技术、平均力量、平均的努力、平均的勤勉——这一切都是无法精确规定的模糊概念。很清楚，只有一部分工人——比如说一半吧——会完成按具有平均素质、技术和力量的工人计算出的最低业绩。另一些人完成的将低于这一规定。管理部门如何能够判断出完成的业绩低于最低限度是由于懒惰还是能力差呢？要么允许管理部门随意做出这种不讲章法的决定，要么就得建立普遍标准。毋庸置疑，结果将是完成的工作量的持续下降。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参与经济生活的人关心的是获得全部的劳动所得。雇主解雇薪有所值的工人，倒霉的是雇主自己。解雇好工人留用坏工人的领班，会损害自己负责的部门的业绩，从而间接损害自己。在这里，我们无需正式的标准去限制那些必须对已完成的工作做出判断的人的决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必须建立这样的标准，否则责任人就会任意滥用授予他的权力。这样一来，工人对实际的工作成效没有更多的兴趣，他只关心尽量照章办事，以免受罚。
与工作成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工人将取得怎样的劳动成果，我们从一千年前奴隶劳动的经验中可知一二。当代的国有和市有企业的官员和雇员则提供了最新的例证。有人可能会说，前一个例子没有说服力，奴隶不关心自己的劳动成果，是因为他们不参加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人都会认识到是在为自己工作，这将激发他最大的积极性。然而这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会在劳动中遇到更多有待克服的困难。但他只能从增加努力取得的成果中获得微不足道的一丁点儿。只能从他增加的成果中得到千万分之一，这种前景几乎不可能激发他发挥超出需要的能力。[21]
为了避开这些棘手的问题，社会主义作家一般是要么一声不吭，要么发表几句不知所云的评论。他们只是提出几句道德口号，仅此而已。[22]社会主义新人将从根本上摆脱利己主义；他在精神上比可怕的私有财产时代的人不知高出多少；他将基于对事物逻辑的深刻理解和高尚的责任感，为普遍福祉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如果深入考察，这些观点只能导致两种选择：或者，除了自己的良心以外在服从道德律时不受任何制约；或者，在奖惩制度下被迫提供服务。这两者都不会有好结果。就前者说，尽管可以在各种场合大唱赞歌，在学校和教堂大肆鼓吹，还是不足以产生持续的动机以克服劳动的负效用；就后者说，它只能导致工作上的敷衍塞责，决不会使人尽心尽力。
最深入透彻地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作家是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后来的所有讨论都源于他的论点。在有关这一问题的文献和日常政治讨论中，到处可以见到他的观点；它们甚至已经成了流行语。大家耳熟能详，但也许完全不知道它们的作者。[23]数十年来它们一直是社会主义观点的主要支柱之一，较之社会主义煽动者那些激发仇恨、经常自相矛盾的观点，它们为社会主义的流行做出了更大贡献。
密尔说，反对社会主义思想之可行性的一种主要反对意见是，人人都在不停地躲避自己应承担的工作。但是，提出这种意见的人忘记了，同样的困难在多大的程度上也存在于规范着绝大多数社会事务的现存制度中。这一反对意见假定，只有那些亲自收获自己的工作果实的人，才会从事诚实而有效的劳动。但是，在现存制度下，只有极少一部分劳动属于这种情形。计时工资或固定薪金是流行的报酬形式。同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相比，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任务，很少有他个人的利益在其中，因为他们不像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那样是他们企业的合作者。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并没有受到与企业经营状况生死攸关的人的亲自监督和指挥。因为，甚至监督、管理和技术工作也是由雇员来做的。也许应该承认，在全部或大部分超额劳动成果归劳动者的制度下，劳动的效率会更高，而在现存制度下，缺的恰恰就是这种激励因素。共产主义的劳动也许比不上自耕农或给自己干活的工匠那样有活力，但它可能比其中完全没有个人利益的雇佣劳动者更积极。
密尔犯错误的原因一望即知。作为古典经济学派的最后代表，密尔没有活着看到主观价值理论带来的经济学转型，他不知道工资水平与边际劳动生产率之间的联系。他没有看到，工人在努力中是有利可图的，因为他的收入取决于他所完成的工作的价值。没有现代经济思想的照耀，他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而看不到本质。无疑，计时工资制下，工人工作的积极性以保住饭碗不致丢掉为限。但是，如果他能够多做，如果他的知识、能力和力量允许，他会寻找要求更高、从而收入也更高的职位。或许由于懒惰，他没有这样做，但这不是制度的错。在激励人们发挥最大的勤奋方面，这个制度做了它能做的一切，因为它保证每个人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大差别，就在于社会主义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顽固地拒不履行工作义务的极端情形，密尔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将保留现在的社会正在行使的那种权力：它将把这些工人交给强制机构加以管束。解雇是目前唯一的办法，但如果没有更好的工人来代替被解雇者，这种办法也于事无补。解雇权只能使雇主从雇工那里得到例行劳动量；但是，例行劳动量可能是任何一种程度上的无效率。
这一论断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密尔没有认识到，工资率是根据这种例行劳动量进行调整的，工人要想多得，他就必须多做。也许可以直截了当地承认，在通行计时工资制的地方，工人不得不到别处寻找例行劳动量更大的工作，因为他要是继续留在原处，他就没有机会通过更多的工作增加收入。在这种环境下他必须改做计件工作，从事别的职业，甚至远走他乡。所以才有成百万人从例行劳动量较低的欧洲国家移民到西欧或美国，他们在那里必须多干活，但是挣钱也多。素质较差的工人继续留在原处，满足于较少的工作和较低的工资。
如果记住这一点，监督和管理由雇员承担的情形也很容易理解。他们也是以其服务的价值获得薪酬的。要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他们也必须尽心尽力。能够而且必须授权他们以企业家的名义雇用或解聘员工，无需担心他们会滥用职权。他们履行着自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即保证工人获得的工资与他们的劳动价值相符，而不必考虑其他。[24]经济核算体系提供了充分的手段检验他们的工作效率。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有别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可能实施的监管。如果他们出于报复性动机使工人得到不应有的对待（当然，这里的“应有”没有任何伦理含义），受到伤害的是他们自己。社会主义者认为，雇主拥有并授予下属的解雇工人和规定工资的权力被掌握在私人手里是危险的。但是社会主义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雇主行使这种权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他不能任意解雇和虐待员工，因为这样做的后果对他不利。在尽可能廉价地购买劳动的努力中，雇主是在履行他的一项最重要的社会职责。
密尔承认，在目前的社会状态下，无知的劳动阶级在自己的岗位上玩忽职守是一种广为人知的恶劣现象。他认为，这是教育水平太低所致。在社会主义下，随着教育的普及，全体公民肯定会像多数上等阶级和领薪的中产阶级成员那样，热情地履行社会责任。密尔的想法显然是在重复同一个错误。他没有看到，在这种情形下同样存在着报酬与业绩的相关性。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毫无疑问，固定薪酬在任何雇员阶层中都不会带来最高的工作热情。在这个意义上，密尔说，关于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反对意见是有道理的。可是密尔又认为，这种弊端并不像那些离开自己熟知的事物就没有任何想象力的人所设想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仍将继续存在。普遍的公益精神，对公共福利的无私奉献取代自私的考虑，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是不可能的。密尔在这里坠入了乌托邦的梦境，幻想着公共舆论将强烈激发人们的劳动热情，愿望和自我满足是有效的动机，等等。
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很抱歉，我们没有理由假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性会与现在有什么不同。根本就无法证明，荣誉称号、物质奖品，甚至同胞的崇敬等等奖励形式，能够激发工人超额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就克服劳动的厌烦来说，获得全部劳动价值的机会，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取代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作家认为，过去有过不计报酬的劳动，用它就可以驳倒上述观点。他们举出的例子有科学家和艺术家，病榻前鞠躬尽瘁的医生，为留下英名而慷慨赴死的士兵，为信念牺牲一切的政治家，等等。但是，艺术家和科学家即使不指望物质回报，他们却能从工作本身、从期望有朝一日得到承认哪怕是后人的承认中获得满足。医生、职业军人的情况与其他从事危险职业的人相同。这类职业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反映着它们缺乏吸引力，工资也有相应的体现。但是，尽管有危险，如果有人为了高报酬、其他利益和荣誉而进入这个行业，他逃避危险就会让人们对他嗤之以鼻。职业军人若是开小差，医生若是拒绝诊治传染病，会大大危及他们未来的事业，这使他们事到临头时别无选择。无可否认，有些医生，即使身边无人监督他是否尽职，他仍会竭尽全力救治病人；有些职业军人，即使躲避危险不会受到指责，他们依然毫不退缩。但是，在这些不同寻常的例子中，就像为了原则而准备献身的坚强的政治家一样，人把自己提升到人性的最高峰，实现了信念与行动的合一，而这只是极少数人才有的秉赋。他全身心地投入唯一的目标，排除其他一切愿望、想法和情感；他摆脱了自保的本能，不拿痛苦和磨难当回事；这个人已经把一切抛诸脑后，除了他为之献身的事业，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对于这类人，人们会根据对他们的目标的不同评价，或日他们受上帝的精神所驱使，或日他们魔鬼缠身——在常人看来，他们的动机简直不可思议。
确实，没有这些领路人，人类至今也许仍比禽兽强不了多少。但同样确定无疑的是，人类主要不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基本的社会问题在于让来自平民大众的社会成员都能各得其所。
社会主义作家对于这个无解的问题早就黔驴技穷了。考茨基只能对我们说，在未来，习惯和纪律将提供工作的激励因素：“资本使现代劳动者习惯于天天工作，以至于不工作他们就难以忍受。有些人是如此习惯于工作，以至于不知道如何打发闲暇时光，不工作是一种不幸”。考茨基似乎不担心这种习惯有可能比另一些习惯——比如吃饭睡觉的习惯——更容易消失，但他不想只依靠这种激励因素，他若无其事地承认“这种激励因素是最乏力的”。于是他开始举荐纪律。自然，这不是指“军事纪律”，也不是“对上面强加的权威的盲目服从”，而是“民主的纪律——自由地服从选举产生的领导集体”。不过这使人疑窦丛生，于是他又极力消除这些疑云，说什么社会主义下的劳动是如此具有吸引力，“因此劳动是一种愉快”。但是后为他先是承认这是不够的，最终又得出结论说，除了工作的吸引力，也必须运用另一些激励因素，即“劳动工资”。[25]
由此可见，在做出种种限制和思考之后，考茨基也终于得出了这一结论，在工人不是所有者或雇主的情况下，只有使劳动产品、他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增加当中有他的一份，才能克服对劳动的厌恶。但是，这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可行性，因为，不同时取消按劳动产量付给劳动者工资的安排，就不可能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
五 劳动生产率
旧的“分配主义”理论以这样的假设作为基础：只要对人人实行平均分配即可，使他们即使不富有，至少生活舒适。这一点似乎明如白昼，无需劳神进行论证。最初，社会主义全盘接受了这一假设，期望通过社会收入的平均分配，让人人过上舒适的生活。反对者的批评使他们注意到一个事实：对社会收入的平均分配几乎不可能从整体上改善大众的状况。这时他们才开始提出如下命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束缚了劳动生产率，社会主义将消除这些束缚，使生产成倍增长，为人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提供保障。自由主义学说认为，社会主义将降低劳动生产率，导致短缺和贫困的普遍化。社会主义作家们没能对此进行成功的反驳，但是他们不想为此操心，而是开始散布社会主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荒诞言论。
考茨基提出，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中，有两种增加生产的方法。一是把全部生产集中到经营最好的企业，关闭那些低效率的企业。[26]无可否认，这是一种增加生产的手段，但这种手段在交换经济制度下才是最有效的。竞争无情地淘汰那些低效率的公司和企业。它的这种作用一直是引起当事者怨恨的原因。较弱的企业以此为由要求国家补贴，要求在政府合同方面给予特殊照顾，总之，要求用各种方式限制竞争。考茨基被迫承认，私人企业组成的托拉斯把这些手段发挥到了极致，取得了很高的生产率。事实上他坦率地把它们视为社会革命的先驱。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同样感到有必要在生产上实行类似的改进，是大成问题的。它会不惜开罪于当地居民而关闭不赢利的企业吗？私营企业家可以不费力地关闭不再赢利的企业，他以这种方式迫使工人改变居住地点，甚至改变职业。无疑，这在开始时会给当事人造成困苦，但是，它符合普遍利益，因为它可以使市场得到质优价廉的供给。社会主义国家也会这样做吗？或者正相反，它会受制于避免引起当地居民反感的政治考虑吗？在多数国有铁路企业中，关闭企业将使相关地区失去多余的办事机构、车间和发电厂，所有此类改革无不因为试图避免触犯特殊的地区利益而受挫。甚至国防部出于军事原因而要从某一特定区域撤出一支驻军，也会在议会里遭到反对。
他的第二种增加生产的方法是“各个方面的节约”，用考茨基自己的说法，他在今天的托拉斯中看到了节约的效果。他特别提到了原材料、运输费用、广告和公共开支。[27]说到原材料和交通运输，经验表明，公共服务和公共企业在节约劳动和原材料上做得最差，浪费起来是无人能比的。相反，私人企业自然会促使企业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尽可能节约。
当然，社会主义国家能省下广告费用，省下各种商务旅行和代理的成本。但是，它更可能使用更多的人手供职于分配机构。战时经验已经告诉我们，社会分配机构是多么笨拙和昂贵。面包、面粉、肉、糖及其他商品的卡片费用真的就比广告费低吗？使用那么多人运作一个配给系统，比商务旅行和代理机构省钱吗？
社会主义将取消零售商，但它必须建立一些更省钱的分配中心以取代他们。较之以现代方式组织起来的零售商店，合作商店将使用更多的人手。合作商店开支更大，如不享有免税特权，它们当中的大多数将无力与私营零售商竞争。
必须指出，一般而言不应把资本主义社会中某项特殊成本单列出来，然后推断说它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将不复存在，进而说后者的生产率将高于前者。必须把两种制度的总成本和总产出进行比较。电动车不需要汽油，这一事实并不能证明它比汽车廉价。
考茨基观点的弱点非常清楚，他宣称：“运用这两种方法，无产阶级政权能够大大提高生产水平，这使它可以既增加工资又减少劳动时间。”这一断言是他无论怎样也无法证明的。[28]
经常被用来证明所谓社会主义高生产率的另一些观点也好不到哪里去。例如，当人们说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将劳动时，他们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懒汉的数量上犯了可悲的错误。
现在可以断言，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的生产率高于资本主义。相反，可以说，当没有制度上的动力促使工人克服劳动艰辛和付出最大努力时，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下降。但是，劳动生产率问题不能限于静态条件下的研究。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否会提高生产率的问题相比，更重要的问题是，假定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存在，它能否进一步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取得经济进步。这将把我们引向动态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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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ourier，Oeuvres complètes，vol.IV，2nd ed.（Paris，1841），pp.254ff.
[2] Godwin，Das Eigentum，Bahfeld′s translation of that part of Political Justice which deals with the problem of property（Leipzig，1904），pp.73ff.
[3]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3rded.，（Berlin，1911），II，p.48.
[4] Trotsky，Literatur und Revolution（Vienna，1924），p.179.
[5] “今天所有的企业……都是利润挂帅。……社会主义除了充足的劳动力之外，不存在其他问题，只要有劳动力，工作……就能完成。”（Bebel，Die Frau und der Sozialismus，p.308.英文版出版者注：见英译本p.427。）“在任何地方，造成贫困和苦难的都是社会制度以及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和分配方法，而不是同人口数量。”（见同上书，p.368；英译本见p.492。）“我们的麻烦不是缺少粮食，而是粮食过剩，就像我们的工业产品过剩一样。”（同上书，p.368。英译本见p.492。另见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305.）“我们……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同上书，P.370，英译本见P.494。）
[6] Considerant，Exposition abrégee du Système Phalanstérien de Fourier，4th Impression，3rded.（Paris，1846），pp.29ff.
[7] Jevons，The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3rded.（London，1888），pp.169，172ff.
[8] 索福克罗斯（Sophocles，约公元前496—约公元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译注
[9] Engels，Herrn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p.327.（译按：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17—318页。）
[10] Marx，Zur Kritik des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programms von Gotha，p.27.（译按：中译本见同上引书，第19卷，第22—23页。）
[11] Max Adler，Die Staatsauffassung des Marxismus（Vienna，1922），p.287.
[12] Considerant，Exposition abrégée du Système Phalanstérien de Fourier，p.33.
[13] Considerant，“Studien über einige Fundamentalprobleme der sozialen Zukunft”已收入 Fouriers System der sozialen Reform，translated by Kaatz，Leipzig 1906），pp.55 ff.傅立叶的一大特色是把童话引入了社会科 学。在他的未来国家里，组织成“Petites Hordes”（小组）的儿童将做成年人不做的事情。他们将被委以养护道路之类的事情：“C′est àleur amour propre que l′Harmonie sera redevable d′avoir，par toute la terre，des chemins plus somptueux que les allées de nos parterres. Ils seront entrete-nus d′arbres et d′arbustes，même de fleurs，et arrosés au trottoir. Les Petites Hordes courent frénétiquement au travail，qui est eocécuté comme oeuvre pie，acte de charité envers la Phalange，service de Dieu et de l′Urdté.”（“他们使各地的道路比我们的花园小径还要漂亮，为此颁发的‘和谐’奖会让他们十分自得。道路周围全是树丛灌木甚至花园，有潺潺小溪的滋润。儿童小组会发疯般地干活，这将成为一项虔诚的义务，一项奉献社会的爱心行动，一项事奉上帝和联合体的差役。”）他们早上三点就会爬起来，清扫马厩，照料牲口，到屠宰场干活，他们的细心使任何动物都会受到善待，屠宰也是以极人道的方式进行。“Elies ont la haute police du règne animal”（“他们是动物王国的卓越治安员”）。工作完毕之后，他们洗个澡，然后穿戴整齐，志得意满地来到餐桌旁吃早餐。见Fourier，Oeuvres complètes，vol. V，2nd Edition（Paris，1841），pp.141，159.
[14] Fabre des Essarts，Odes Phcdanstériennes，Montreuil-sous-Bois 1900.贝朗热和维克多·雨果也很崇敬傅立叶。前者还写过一首题献给他的诗，见Bebel，Charles Fourier，Stuttgart 1890，pp.294 ff.
[15] 社会主义作家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考茨基（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16 ff.)认为，无产阶级政权的主要任务是“把今天仍是负担的劳动变成一种快乐，这样人们就会享受劳动，工人就会欢欢喜喜地上班”。他承认“这不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并且断定“让工厂和矿山的劳动很快就变得引人入胜几乎不太可能”。不过，他当然不会让自己彻底放弃这种社会主义的基本幻想。
[16] Veblen，The Instinct of Workmanship（New York，1922），pp.31 ff.；De Man，Zur Psychologie des Sozialismus，pp.45 ff.；De Man，Der Kampf um die Arbeitsfreude（Jena，2927），pp.249 ff.
[17] 我们这里不考虑前面提到的劳动之初的愉悦，它并无重要意义。
[18] Wattenbach，Das Schriftwesen in Mittelalter，3rd ed.（Leipzig，1896），p.500.在瓦滕巴赫引用的许多类似说法和诗句中，还有把感情表达得更为强烈的：Libro completo saltat scriptor pede laeto（卷册一完成，作者就会欢呼雀跃）。
[19] Clark，Distribution of Wealth（New York，1907），pp.257ff.
[20] Johann Karl Rodbertus，Briefe und sozialpolitische Aufsätze，ed.R.Meyer（Berlin，1881），pp.553 ff.我们不会深入讨论洛贝尔图斯的另一些有关标准工作日的建议。它们完全是建立在洛贝尔图斯对价值问题的难以成立的观点上。
[21] Schäffle，Die Qiuntessenz des Sozialismus，18th ed.（Gotha，1919），pp.30ff.
[22] Degenfeld-Schonburg，Die Motive des volkswirtschaftlichen Handelns und der deutsche Marxismus（Tübingen，1920），p.80.
[23] J.S.Mill，Principles，pp.226 ff.这里无法考察密尔在多大程度上从别人那儿吸收了这些思想。但是它们的广泛传播，要归因于密尔在其读者甚众的著作中所做的出色的阐述。
[24] 企业家之间的竞争并不会使工资下降到这一水平以下。
[25]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15ff.
[26]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p.21ff.
[27] Kautsky，Die soziale Revolution，II，p.26.
[28] 在实行经济管制的岁月，我们经常听人说到冻土豆、烂水果和烂蔬菜。这种事过去没有发生过吗？当然发生过。但并未如此频繁。商人的水果烂了给他造成亏损，这会使他以后当心。如果他不当心，他就会落个破产的下场。他就无法继续领导生产，退出经济生活，不会再给它造成伤害。但是由国家管理货物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在商品背后有个人利益在。如果是官员做买卖，他们的责任界线分明，谁都不会特别在意一些小小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