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移民与各国条件的差异
假如贸易完全是自由的，生产就只会在最适当的条件下进行。原材料会在经过仔细核算后的产量最大的地方生产。制造业会被安排在运输费用——包括把商品送到最终消费者手里的必要费用——最低的地方。劳动力会向生产中心聚集，从而人口的地理分布肯定会适应生产的自然状况。
然而，只有在静态的经济体系中，各种自然条件才不会发生变化。各种变化的力量在不断使它们发生改变。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人们不停地从生产条件不利的地方迁往有利的地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的压力使劳动力和资本转向最适当的地方。而在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只能用行政命令做到这一点。这两种情况下的原则是一样的：人们肯定会向生活条件最有利的地方迁移。[1]
这种人口迁移对不同国家的状况有着最直接的影响。它使自然条件不利的国家的公民迁往条件更好的国家。假如引起移民现象的条件使得移民被他们的新环境所同化，他们的迁出国的人口就会相应的减少。假如条件使移民在新家园保留自己的国籍，更不用说他们把原来的居民同化，接收他们的民族就会发现移民是对其民族地位的威胁。
作为一个民族小国的成员，在政治上有诸多不利之处。[2]政府的功能越宽泛，这种不利带来的困扰就越严重。在纯粹以自由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国家，这种困扰最少；在以社会主义为基础的国家，这种困扰最大。对这种困扰的感受越强烈，各国就越想使其成员避免属于一个民族小国的命运。于是，增加人口、成为富饶而广大的领土上的民族大国，就变成了十分可取的政治目标。然而，这仅仅是一种帝国主义而已。[3]在19世纪最后二十几年以及20世纪的头二十几年里，帝国主义惯用的武器是商业手段——保护性关税、禁止进口、奖励出口、运费歧视等等。另一种强大的帝国主义手段——限制移民的进出，却很少受到关注。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变得十分明显。不过，帝国主义的最终目的是战争，除了战争之外，它有可能采用的其他一切武器，仅仅是不能成大事的辅助手段而已。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使我们假定，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属于民族小国的成员的不利处境将会消失。相反，个人越是依赖国家，即政治决定对个人的生活越重要，民族小国就越会感到自身无法摆脱的政治上的无权无势。
但是在讨论社会主义移民时，我们无须特别关注各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即使在一个民族的成员内部，也会发生那些使世界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分歧——此事与自由主义无关，却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离趋势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和劳动力不停地流动，直到各地的边际效用被拉平为止。当全部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一样时，即达到了均衡状态。
我们姑且先不谈资本的流动，只讲劳动力的流动。迁移的工人无论到了哪里，都会使当地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下降。工资——即他们的收入——的下降，直接损害新工人到来之前已经在移民中心就业的工人。他们认为“外来移民”是高工资的敌人。对这种特殊利益会采取禁止“外来移民”的方式加以保护。这是不允许新工人进入的所有特殊工人团体的排外政策的关键。
自由主义的任务就是向世人说明谁在为这种政策的成本埋单。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是在条件不利的生产中心就业的工人，这些中心的劳动边际生产率较低，所以他们只能满足于较低的工资。同时，位置更为有利的生产资料的所有人，也会因为无法达到假如他们能雇到更多工人所能获得的产量而蒙受损失。但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点。保护特殊团体眼前利益的制度，对生产力构成普遍限制，最终会损害所有的人——甚至那些最初的受益人。保护性的政策最终如何影响到个人，取决于对他和别人施加的保护程度。在受保护的情况下，总产量会低于自由贸易条件下的产量，因此平均收入肯定较低，但某些个人仍然有可能比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过得更好。对特殊利益提供的保护越大，对整个社会的伤害就越大，如此说来，保护越小，个人获益的可能将大于受损的可能。
只要能够以这种方式促进私人利益和获得特权，利益相关者之间就会发生争取优势地位的斗争。每个人都想获得优于别人的地位。每个人都想得到更多的特权，以便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完全平等地保护所有人的观点，不过是思维有问题的理论空想。假如所有的特殊利益都平等地受到保护，那么任何人都得不到任何好处：唯一的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感到生产力下降的不利。较之受保护较小的人，使自己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会带来更多好处，只有这样的前景才对个人有吸引力。要求得到这种保护的，永远是那些有能力为自己获得和维持特权的人。
自由主义揭露了保护的作用，也就打败了特殊利益的攻势。显而易见，只有少数人能从保护和特权中真正获益，大多数人难免蒙受损失。这样的证明使此类制度失去了群众的支持。特权的失败是因为它失了民心。
要想恢复保护，就必须消灭自由主义。攻击来自两个方面：一种攻击来自民族主义观点，另一种来自受到资本主义威胁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特殊利益的观点。一种观点培养了领土排外运动，另一种观点则扩大了不堪竞争压力的雇主和工人的特权。但是，一旦把自由主义彻底打败，使其不再威胁保护主义体制，就再也没有对抗特权扩张的势力了。人们很久以前就认为，领土保护仅限于国家的区域，重新实行国内关税、限制国内的迁徙等等已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只要对自由主义仍抱有一点儿尊重，那就确实仍可以这样说。但是在大战期间，德国和奥地利甚至把这一点儿尊重也抛到脑后，一夜之间就冒出来各种各样的地区壁垒。为了保障自己的人口有较低的生活成本，各地生产了更多的农产品，这使它们切断了同那些只能靠进口食品来维持其人民生活的地区的联系。城市和工业区为抑制食品价格和房租的上升而限制人口迁入。地区封闭政策破坏了经济区的统一性，而新的重商主义的所有计划却是以这种统一性为基础的。
即使同意社会主义是完全可行的，发展统一的世界社会主义也会面对严重的困难。特定地区、有特定利益或在特定工厂就业的工人，完全有可能认为他们身边的生产工具是他们自己的财产，外人没有资格利用它们获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社会主义将分裂成无数个相互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假如它没有完全变成工团主义社会的话。因为工团主义跟这种始终如一贯彻下去的分离原则是一路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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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我的Nation，Stoat und Wirtschaft（Vienna，1919），pp.45ff.，和Liberalismus（Jena，1927），pp.93 ff.英文版出版者注：Nation，Stoa tund Wirtschaft没有英译本。Liberalismus的英译本是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Translated by Ralph Raico. Edited by Arthur Goddard（Princeton，N.J.：D. Van Nostrand，1962）.该书1978年出版的英译本书名改为Liberal-ism：A Socio-Economic Exposition.（译按：中译本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2] Nation，Staat und Wirtschaft，pp.37 ff.
[3] Ibid.，pp.63 ff.；Liberalisms，p.107 ff.英文版出版者注：英译本见pp.121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