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给自足与社会主义

假如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由全人类组成,它就没有理由把自己同世界其他地方隔绝开来。不错,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有可能对外国观念跟外国产品一起进入国境感到不安。倘若他们的国民能把自身的处境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外国人的处境加以比较,他们也许会为自己制度的长治久安而担心。不过这属于政治上的考虑,如果另一些国家也是社会主义,这种担心就是没必要的。再说,如果政治家相信社会主义的好处,他肯定希望跟外国的交往可以使它们也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不会害怕交往,除非他担心这会动摇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

自由贸易理论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对外国商品关闭边界会给它的居民带来怎样的伤害。资本和劳动力只能在相对不利的条件下得到利用,获得的产量也会比不这样做的情况更低。一个极端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社会主义的德国可以投入巨量的资本和劳动在温室里种植咖啡豆。但是,用在德国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去交换巴西的咖啡,显然更为有利。[1]

二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外贸

以上所说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在制定它的商业政策时必须遵循的原则。只要它希望纯粹以经济上的考虑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它就必须让经济力量不受限制地发挥作用,以取得在完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成果。社会主义社会只会利用它比外国相对有利的条件从事生产,只有在这种相对优势得到证实时它才会利用它的每一条生产线。它会通过交换从国外获得所有其他商品。

这条基本原则是十分正确的,无论对外贸易是否借助于普遍的交换媒介,即货币。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一样(它们确实没有差别),没有货币核算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形成,就不可能从事理性的生产。在这一点上我们对已经说过的话没有进一步的补充。但是这里我打算讨论一个在非社会主义世界中生存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可以采用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的国有铁路或城市供水系统完全一样的方式,利用货币进行价值评估和核算。

三 外国投资

谁都不会认为自己的邻居所做的事情跟他完全无关。每个人都关心在既有条件下通过尽可能扩大劳动分工以提高生产力。假如别人坚持经济上的自给自足,那么我也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若是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分工可以变得更加普遍。如果生产资料是掌握在效率较低的人手里,由此所造成的伤害是普遍的。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行为使个人利益与全社会的利益和谐一致。一方面,企业家总是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出售价廉物美的商品,排挤那些用不合理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出来的价高质次的产品。另一方面,他总是寻找更便宜、更有利于生产的原材料,开发更具优势的生产场所。这就是资本主义扩张趋势的真正本质,新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完全错误地把它称为“Verwertungsstreben des Kapitals”(资本追逐利润),并且令人诧异地用它来解释现代帝国主义。

欧洲过去的殖民政策有着重商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性质。随着重商主义被自由主义思想击败,殖民政策的性质也发生了彻底改变。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这些老牌殖民强国失去了它们的大部分领地。成为最大殖民强国的英国则遵循自由贸易学说的原理去管理它的领地。英国的自由商人没有大言不惭地说,他们的使命是把落后民族提升到文明状态。英国是用行动来表明,它把自己在印度及各个英属殖民地和保护国的地位,视为欧洲文明的普遍托管人。当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说,英国在殖民地的统治既对英国有利,同样也有益于当地居民和世界其他地区,这并不是伪善的借口。仅以英国在印度维持着自由贸易这个事实,即可说明它的殖民政策十分不同于19世纪最后20年那些实行或重新实行殖民政策的国家——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比利时和意大利。英国在自由主义时代为扩张其殖民帝国、为使拒绝对外贸易的地区打开国门而发动的战争,为现代世界经济奠定了基础。[2]为了评估这些战争的真正意义,只要想象一下假如印度和中国及其邻国仍对世界商业关闭大门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就够了。不但每个中国人和印度人,而且每个欧洲人和美国人的生活状况都会更差。如果英国失去印度,如果这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大陆陷入无政府状态,它就不可能再给国际贸易提供市场——或不再能提供一个如此巨大的市场,这将是最严重的经济灾难。

自由主义要打开一切对贸易关闭的大门。但是它根本不想强迫人们做生意。它的敌意只针对那些实行禁令和其他各种贸易限制、不允许其臣民通过参与世界贸易获利、从而给全人类的生活水平造成伤害的政府。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帝国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它的目的是要打败帝国主义,把它赶出国际贸易的领域。

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做同样的事情。它也不能允许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永远对国际贸易关闭大门,或是所有的国家都不进行交换。但是,社会主义在这里会遇到一个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解决的问题——海外资本的所有权问题。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像自由商人所理解的那样,国界是不重要的。贸易在各国之间应当畅通无阻。它们既不会阻止最合适的生产者流向无法迁移的生产资料,也不会阻止可流动的生产资料投向最适当的地区。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公民权无关。对外投资应该像在国内投资一样方便。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拥有境外的生产资料。它不可能进行对外投资,即使它在那儿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社会主义的欧洲只能孤立无助,社会主义的印度也只能低效率地利用自己的资源,因此提供给世界市场的货物也会更少。新的资本供给只能在条件不利的欧洲得到利用,而在缺少资本的印度,具有优势的生产条件也得不到开发。因此,相互独立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如果只交换商品,将会造成一种僵硬呆板的状态。姑不论其他,仅仅它们相互隔绝这个事实,就必然导致生产力的下降。

只要相互隔绝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时存在,这些困难就无法得到克服。要想克服它们,只能把相互分离的社会合并成一个全球性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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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于“塔特”派文人以极大热情加以论证的自给自足计划(参见Fried,Das Ende des Kapitalismus,Jena 1931),实在没有反驳的必要。自给自足给德国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造成的伤害,即使把战争赔偿的负担再增加100倍,也无法与之相比。

[2] 在评价英国要求中国开放门户的政策时,人们不断提及战争爆发的直接导火索是鸦片贸易。但是英法两国在1839年和1860年发动对华战争的目的是贸易的全面自由,而不仅是鸦片贸易的自由。从自由贸易的角度看,甚至对毒品贸易也不应设置障碍,每个人应当自己戒除对身体有害的嗜好,这并不像仇视英国的社会主义作家所描述的那样恶劣和低俗。罗莎·卢森堡谴责英国人和法国人说,他们用欧洲的武器打败了手里只有过时武器的中国人,这算不上英雄主义的举动。(Lux-emburg,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Berlin,1913],pp.363ff·)法国人和英国人是不是也该拿着古代的土枪长矛上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