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资本集中与作为社会主义准备阶段的垄断的形成
第二十二章 问题
一 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集中学说
马克思通过证明资本的逐步集中，力图为迈向社会主义的演进不可避免这个命题奠定经济基础。资本主义已经成功地剥夺了工人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已经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达到极点。一旦这一过程完成，“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与这一过程携手并进的是生产的社会化。“资本巨头”的数量不断减少。“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是通过把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由“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这个过程在其自身的时代不像把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过程那样“漫长、艰苦、困难”。[1]
马克思以辩证法的观点这样论述，“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去掉这些论述的辩证法外衣，剩下的就是这一事实：机构、企业和财富的集中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没有对这三者进行区分，他显然认为它们是一样的。）这种集中将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因为一旦世界转化为一个巨大企业，它就会轻而易举地被社会接管；但是在达到那一阶段之前，这一结果将会通过“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来取得。[3]
在考茨基看来，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资本主义生产倾向于把已经被资本家阶级垄断的生产资料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里。这种演进最终使得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全部生产资料，成为可以对其进行任意支配的单个个人或公司的私有财产。整个经济将被一起拖入一个庞大的企业，其中的一切事情都必须听命于一个主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最终将导致除了一个人之外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因此它将导致自身的废除，导致所有人都没有财产和所有人都被奴役”。这是一种我们正在迅速接近的状态，其速度“比绝大多数人相信的都要快”。当然，他还告诉我们，事情将不会走得这样远。因为除非事先给演进一个不同的方向，“仅仅接近这种状况，必定会使社会中的苦难、冲突和矛盾增加到使人无法忍受的程度，使社会挣脱其束缚并陷入四分五裂”。[4]
根据这一观点，应该注意到，从“高级”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通过群众自觉的行动来实现。群众相信，某些罪恶要归因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相信社会主义生产可以改善他们的状况。所以说，有一种理论见解在引导着他们。然而，根据唯物史观，这种理论本身必须是一定生产组织的必然结果。我们在此又一次看到，马克思主义在试图证明其命题时，是如何在一个圈子里打转的。肯定会出现某种条件，因为进化在朝着这种条件迈进；进化之所以迈向这些条件，是因为思想需要它；而思想又是由存在决定的。但是，这种存在只能是现存的社会条件的存在。从受现存条件决定的思想中得出了另一个条件的必然性。
有两种反对意见是这整个思路无法反驳的。如果有人以同样的方式思考问题，但把思想看作原因、把社会看作结果，那么它是无法驳倒这种观点的。它同样无法回答这样的反对意见：对将来的条件的认识可能是错误的，现在看来十分可欲的东西，有可能被证明比现有的条件更令人难以忍受。但是，这会重新引起对社会类型，即对现有社会和自封的改革家们勾勒出的社会的优劣进行讨论，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很想压制的讨论。
没有人会以为，运用考查有关机构、收入和财富的统计资料这种简单方法，就可以证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集中说，因为收入和财富的统计资料同它截然相反。尽管现有的统计方法还不尽完善，尽管货币价值的波动使得资料的运用困难重重，人们仍可以明确地坚持这一点。可以同样自信地说，资本集中说的对应物，即贫困加剧说——甚至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也很难继续相信它——同统计调查的结果不相符。[5]农业财产方面的统计资料也同马克思主义的假设相矛盾。有关工业、矿业和运输业的统计数字，似乎支持这一学说，但这些只揭示有限时期的特定变化的数字并不是结论性的，这种短期发展可能同长期趋势相反。所以，我们最好把统计资料留给双方，既留给赞成方，也留给反对方。因为决不可忘记，每一种统计数字的说明背后都有理论基础。数字本身并不证明或驳倒什么。
二 反垄断政策学说
垄断学说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集中学说更深刻。根据后一种学说，自由竞争是维系着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命力的血脉，它因为垄断的稳步成长而遭到削弱。然而，不受限制的私人垄断法则给经济带来的弊端是如此巨大，这使社会别无选择，只能通过社会化将私人垄断转化为国家所有。不论社会主义是多大的罪恶，它也不会比私人垄断更有害。如果证明了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的垄断趋势无法阻挡，那么生产资料私有制就注定要灭亡了。[6]
显然，对这一学说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首先，进化是否确实朝垄断控制的方向发展；其次，这种垄断的经济作用是什么。对此必须小心行事。这一学说第一次得到阐述的时刻，一般说来不利于对这种问题的理论研究。对事物表象的情绪化判断，而不是对其本质的冷静查验，乃是当时的风尚。甚至在克拉克这样杰出的经济学家的观点中，也充满了对托拉斯的常见的仇恨。从德国社会化委员会1919年2月15日的报告中，可以看到现代政治家的典型言论。该报告断言，德国煤炭工业的垄断地位“构成了一种同现代国家、而不只是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不相容的独立势力”，这是“无可争议的”。根据该委员会的观点，“没有必要重新讨论这种势力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错误地用来伤害其余的社会成员、伤害那些被它视为原材料的人即消费者和工人的问题；它的存在足以清楚地说明必须彻底摧毁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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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rx，Das Kapital，vol.I，pp.726 ff.（译按：中译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31—832页。）
[2] Maix，Das Kapital，vol. I，pp.728 ff.（译按，中译本，同上引书，第832页。）
[3] Ibid.，p.728.（译按：中译本见同上引书，第831页。）
[4] Kautsky，Das Erfurter Programm，pp.83 ff.
[5] Wolf，Sozialismus und kapitalistische Gesellschaftsordnung（Stuttgart，1892），pp.149 ff.
[6] Clark，Essentials of Economic Theory，pp.374 ff.，397.
[7] Report of the SozicUisierungskommission liber die Frage der Sozialisierung des Kohlenbergbaus vom 31 Juli 1920（Appendix：Vorlöufiger Bericht vom 15 Februar 1919），op. cit.，p.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