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禁欲主义观点
即使从宗教观点看，遁世和否定人生也不是值得为了它们本身而加以追求的目的，而是达到某种超然目的的手段。然而，虽然它们在信众的世界里表现为手段，但是对于不能超越世俗生活界限的研究来说，必须把它们视为最终目的。在以下讨论中，我们所说的禁欲主义仅仅是指在某种生活哲学或宗教动机的鼓舞下产生的现象。做出这种界定的禁欲主义才是我们的研究主题，决不能把它同那种仅仅作为实现一定世俗目的的手段的禁欲主义混为一谈。如果有人确信酒精饮料有毒副作用，他戒酒要么是为了一般地保护健康，要么是为了某种特殊事业而强健体魄。按上面界定的意义，他不是禁欲主义者。
遁世和否定人生的思想在有着2500年历史的印度耆那教中表现得最具有逻辑的一贯性和彻底性。韦伯说：“无家是耆那教的基本救赎观念，它意味着断绝一切世俗关系，因而首先对通常的感受抱超然态度，逃避一切世俗动机，不再行动，不再有希望和欲求。一个只保留了感觉和思考‘我是我’的能力的人，在此意义上是无家的。他既不想生也不想死——因为它们都意味着有欲，都会唤醒‘羯摩’。[1]他既无朋友，也不对别人对他做出的行动（比如对虔诚的人为圣人而洗脚这种惯常的行为）提出异议。他遵循的行动原则是，人不应阻止邪恶，个人生活中的慈悲心必须由他承受烦恼痛苦的能力来证明。”[2]耆那教极其严格地禁止任何杀生。正统耆那教徒在没有月亮的黑夜决不点灯，因为这将烧死飞蛾；决不生火，因为这将杀死昆虫；在烧水之前过滤；戴口罩鼻罩以免吸入昆虫。甘受昆虫的折磨而不驱赶它们乃是最高的虔诚。[3]
社会上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实现禁欲生活的理想，因为劳动者是当不了禁欲者的。由于苦行赎罪和自我惩戒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只能躺下来默祷，任由事情发生，或是在禁欲入定中消耗余力，以此加速达到目的。禁欲主义者若是为了给自己挣得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而从事劳动和经济活动，他便放弃了自己的原则。禁欲主义的历史，而不仅是基督教的苦修历史，揭示了这一点。僧侣的苦行场所有时亦会变成享受精致生活的地方。
只有当禁欲主义不是所有人的义务时，不劳动的苦行僧才能生存，因为他无法离开别人的劳动而存活，必须有他赖以生存的劳动者，[4]他需要捐献进香的俗人。他节制性欲，就得由俗人生育后代，如果没有这种必要的补充，禁欲一族很快就会灭绝。禁欲主义若是成了普遍的行为原则，这将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用自己生命充当神的祭品是个人禁欲者追求的目标，尽管这一原则也许不包括为了提前结束生命而戒除一切维持生命所必需的行动，但它意味着压制性欲从而导致社会的毁灭。禁欲的理想就是自愿死亡的理想。任何社会都不能建立在禁欲主义原则上，这一点显而易见，无需多做解释，因为它是社会和生命的毁灭者。
这一事实被人忽视，仅仅是因为人们很少深入思考禁欲主义理想的逻辑结论，更是很少得出这种结论。深山老林里的苦行僧像动物一样以草木根叶为生，他是唯一遵照自己的原则而生活和行动的人。这种严格符合逻辑的行为极为罕见，因为不管他们可能在思想上如何蔑视文明的成果，在言论上如何辱骂它，毕竟没有多少人准备轻松愉快地放弃这些成果，甘愿立即恢复动物生活方式的人寥寥无几。圣方济各最热诚的同伴之一圣艾伊达发现了蚂蚁的缺点，因为它们过度专心于收集食物；他只赞赏鸟，因为它们不储存食物。天上的鸟、地上的动物和水里的鱼，在有足够的营养时都很满足。他相信，当他靠自己双手的劳动和募集施舍养活自己时，遵循的是同样的理想。他在收获季节和别的穷人一起拾落穗，人们想多给他一些落穗时，他会拒绝说：“我没有谷仓储存，我也不想有谷仓。”但是，这位圣人的确从他所责难的经济秩序中得到了好处。他的贫困生活只能存在于这种经济秩序之中，他靠它来养活自己，比他自以为正在效仿的鱼和鸟的生活不知好多少。他从有序的经济的储备中为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收入，如别人不曾充实仓廪，这位圣人就得挨饿。只有当每个人都以鱼为榜样，他才能知道像鱼一样活着是个什么样子。富有批判精神的同代人认识到了这一点。据英国的本尼迪克特修士马修·巴黎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听了圣方济各的准则后说，与其说他像人，不如说他更像猪，于是建议他去跟猪呆在一起，和它们一起在泥里打滚，把自己的准则教给它们。[5]
作为有约束力的生活原则，禁欲主义道德永远不能推而广之。言行一致的苦行僧是自愿遁世的。寻求在俗世维持自身的禁欲主义却没有把禁欲的原则贯彻到底，而是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它企图用什么样的诡辩来对此做出解释并不重要；它这样做并且必须这样做，这就足够了。此外，它至少不得不容忍非禁欲者。它由此发展出了一种双重的道德观，一是给圣徒的，一是给俗人的，伦理学于是被它一分为二。唯一真正有道德的人是僧侣，或是通过苦行追求完美的人，不管他们叫什么名堂。禁欲主义通过这样分裂道德，放弃了统治生活的权利，它还敢于向俗人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让他们提供少量的捐赠，好让圣徒的肉体和灵魂呆在一起。
作为一种严格的理想，禁欲主义根本不知道满足需求为何物，所以它是一种纯粹非经济的思想。崇尚完美禁欲主义的社会中的俗人或生活在自给自足共同体中的僧侣认为，打了折扣的禁欲主义理想也许只要求进行勉强糊口的最基本的生产，但它决不反对经济活动的极端理性化，而是要求这样。由于全神贯注于世俗事务使人们远离唯一纯粹道德的生活方式，对它的容忍完全是因为把它作为实现间接的——遗憾的是，也是不可避免的——目的的手段，所以至关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节制这种不圣洁的活动，使其降到最低程度。在俗世生活中减少痛苦增加快感的努力中可欲的理性化也被赋予禁欲者，对他们而言，劳作和穷困引起的痛苦是有价值的惩戒，因为他的义务是，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参与无常的俗事。
所以，从禁欲主义观点看，除非社会主义生产更合理，否则它不会优于资本主义生产。禁欲主义会劝告它的信徒限制他们用来满足需求的活动，因为它憎恶过于舒适的生存。但是在它为满足这些需求规定的界限内，它只把理性经济所要求的事情视为是正当的。
二 禁欲主义与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思想最初鄙夷所有的禁欲主义原则。它坚决否认任何来世生活的安慰性承诺，希望给天下人建一座人间天堂。它对来世和任何其他宗教引诱都无动于衷。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是使每个人都达到可以达到的最高水平的幸福。它的准则不是自我节制，而是享受。社会主义领袖一贯明确反对那些对提高生产力漠不关心的人。他们指出，为了减少劳动的困苦，增加享乐，必须加倍提高人类劳动的生产力。落魄的富家子在赞扬贫困简朴生活时摆出的崇高姿态，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
然而，更近一步看，我们会发觉他们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生产的不经济性变得十分明显，与此相对应，社会主义者也开始改变他们对更丰富地满足人类需要的可欲性的看法，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开始对赞美中世纪的作者表现出某种同情，并轻蔑地看待资本主义为生存资料增添的财富。[6]
我们用较少的物品也能过上幸福甚至更幸福的生活，对这种主张最有力的反驳是来自它自身的证明。当然，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足够的物质财富；与放弃福利得到闲暇相比，他们更看重多付出一些努力获得更多的福利，所以他们辛苦劳作，累得筋疲力尽。但是，即便我们承认那些准禁欲主义者——我们已经讨论过他们的观点——的主张，这也决不会让我们同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优于资本主义。就算资本主义生产了过剩的商品，这一问题也可以通过减少劳动量轻易得到解决。这样的观点不能证明我们应当通过采纳更不具生产力的生产方式来降低劳动生产率的要求是正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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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梵语“Karma”的音译，指因果报应。——译注
[2] Weber，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Tübingen，1920），vol. II，p. 206.
[3] Ibid，p. 211.
[4] Weber，op. cit.，vol. I，p. 262.
[5] Glaser，Die franziskanische Bewegung（Stuttgart and Berlin，1903），pp.53 ff.，59.
[6] Heichen，“Sozialismus und Ethik”in Die Neue Zeit，vol. 38，vol. 1，pp.312 ff.基德的评论在此背景下也特别值得注意：Charles Gide，“Le Matérialisme et l′Éiconomie Politique”in Le Matérialisme actuel（Paris，1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