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民主”的口号
为社会主义提供的一个更重要的论证，包含在“工业自治”这句口号里。在政治领域，君主专制主义是由人民的参与决策权和最终的唯一决定权打碎的，同样，生产资料和企业所有者的专制主义也要由消费者和工人来废除。只要大家还被迫服从有产者的独裁，民主制就是不完善的。资本主义最恶劣的部分不是收入的不平等，更不堪忍受的是它给了资本家统治同胞的权力。只要这种状态继续存在，就不会有个人自由。人民必须像接管国家的治理那样，把经济事务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中。[1]
这个论点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误解了政治民主制的性质和功能，二是误解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性质。
我们已经说过，民主制的本质既不在于选举制度，也不在于国家议会的辩论和决议，更不在于这些议会任命的什么委员会，这些都只是政治民主制的技术工具。它的真正功能是缔造和平。民主制度通过保证由人民投票选举统治者和管理者，使人民的意志在政治事务中得到实现。这样，就消除了那些由于统治者意志与民意的冲突而可能给祥和的社会发展带来的危险。使统治权得以和平轮换的制度运作避免了内战。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秩序中，不需要任何特殊制度来获取相应的成功——就像政治民主制为自己创造的那样，自由竞争会满足一切需要。一切生产都要服从消费者的意志，一旦它不能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它会马上变得无利可图。由此，自由竞争迫使生产者的意志服从消费者的意志，如果需要的话，也迫使生产资料从那些不愿意或不能够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手里，转移给更有能力指导生产的人。生产的主人是消费者。从这一观点来看，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每个便士都代表一张选票的民主制，是一种强制的、可以立即撤销对其代理人授权的民主制。[2]
这是一种消费者的民主。生产者本身不能左右生产方向，无论企业家还是工人都是如此；他们最终都要屈服于消费者的意愿，决不会出现另外的情况。人们不是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可用于消费的商品而生产。作为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中的生产者，人仅仅是共同体的代理人，所以他必须服从。他只有作为消费者才能发布命令。
可见，企业家不过是生产的监督人。他当然对工人行使权力，但不能任意行使。他行使这种权力必须符合生产活动的要求，而后者又必须与消费者的意愿相一致。工薪族中的个人，眼界受到日常劳动狭小视野的局限，在他看来，企业家的决策也许带有武断随意的性质。观察的距离太近，事物的形状就会失去真实意义。如果企业家的生产安排损害到工人的暂时利益，工人想必会认为这是没有道理的武断做法。他不会认识到，企业家要按照严格的规律办事。不错，企业家可以完全凭一时念头开除工人，他可以墨守成规，故意选择不适当的生产方法，不顾消费者的要求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但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如果他不及时约束自己，他就会损失自己的财产，终将陷入无法承受进一步损失的地步。不必用什么特殊手段约束他的行为，市场对他的约束比任何政府或社会机构都更严格。[3]
任何用生产者准则来取代这种消费者准则的尝试都是荒谬的。它违背了生产过程的本质。我们已经非常详尽地探讨过一个对现代条件来说最重要的例子，即工团主义经济的例子。凡是适用于它的东西，同样适合于任何生产者的政策。一切经济都必须是消费者经济。只要想象一下把工团主义制度移植到政治领域，那些通过创立这种制度来建立“经济民主”的努力的荒谬性便昭然若揭了。比如，如果让法官去决定应当运用什么法律以及应当如何执行这些法律，这还是民主制吗？或者，如果让军人去决定他们应当遵照谁的命令去部署和使用武器，会是一种什么局面？这是不成的，如果不想使国家沦为独裁专制制度，法官和军人就必须遵从法律。在对民主本质的所有误解中，“工业自治”是一句最为耀眼的口号。
在社会主义共同体里，决定每个经济领域之活动内容的也不是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而是这个社会至高无上的权力。如若不然，我们所看到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工团主义。两者必居其一，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
二 消费者在生产中的决定性作用
人们有时声称，企业家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迫使生产按照与消费者利益相反的方向进行。企业家毫无顾忌地“创造或强化公众对某些物品的需求，它们仅仅能够带来感官的满足，但有害于健康和精神生活”。例如，酗酒是对国民健康和福利的可怕威胁，据说“酒精资本主义既得利益的极力对抗”，为反酗酒运动平添了更多的困难。“如果不是经济利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吸烟的习惯就不会“在年轻人中如此普遍，如此大量地增多”。“各种奢侈品，五花八门的小玩意和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垃圾不如的淫秽出版物”，今天“被强加给公众，因为有生产者从中获利，或是希望从中获利”。[4]列强的庞大武库，因而间接地也包括战争本身，都被归因于“军火资本”的诡计，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
寻求投资的企业家和资本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们希望获得最大利润的生产部门。他们试图预见到消费者的未来需要，以便对需求有个大概的了解。资本主义不断为所有的人创造新财富，扩大对需要的满足，使消费者得以不断满足过去一直无法满足的需要。这样，找出过去没有满足而现在能够加以满足的需要，就成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的一项特殊任务。这就是人们在说资本主义为满足需要而创造需要时所想到的事情。
消费者所需之物的性质与企业家和资本家无关。他们只是消费者忠顺的仆人，规定消费者应享受什么不属于他们的业务范围。只要消费者想要，他们连毒药和自杀武器都会给他。然而，认为用途不当或有害的产品比用途好的产品赚钱多，却是最离谱的错误。最大利润来自于最迫切需要的物品，所以，逐利者喜欢生产那些最供不应求的商品。当然，一旦他进行了投资，他希望看到对其产品的需求增加，这符合他的利益。他试图扩大销售，但从长远看，他无法胜过需求的变化，也无法从对其产品的需求增长中获得很大的优势，因为新的企业会把注意力转到他这个行业，从而使他的利润趋于降至平均水平。
人类不是因为有酿酒厂和葡萄园才饮酒的；人们酿造啤酒和烈酒，种植葡萄，是因为有对酒精饮料的需求。“酒精资本”创造的饮酒习惯，并不比它创造的祝酒歌多。如果人们需求的是精神产品而不是麻醉精神的产品，入股酿酒厂的资本家就会更喜欢入股专门出版信仰书籍的公司。不是“军备资本”造成了战争，而是战争造就了“军备资本”。煽动民族战争的不是克虏伯和施耐德公司，而是帝国主义作家和政客。
要是有人认为酒精和尼古丁有害，那就让他自己去戒掉这些东西好了。要是他愿意，那就让他去说服自己的同胞接受他对戒烟戒酒的看法好了。可以肯定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不能强迫他们违背自己的意志放弃酒精和尼古丁，因为这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人人自己做主，人人自担责任。如果他因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而不快，他至少可以想到自己也没有听命于别人，以此来安慰自己。
有些社会主义者指责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主要是因为其商品五花八门，多种多样。人们不是生产可以使规模最大化的统一产品，而是每种商品都生产成百上千个品种，这大大增加了生产成本。社会主义将只给同志们提供统一的商品；它将统一生产，从而提高国民生产力。同样，社会主义也会解散独立的家庭住户，代之以公共食堂和旅馆式住宅；消除只服务于几个消费者的小厨房中的劳动力浪费，也会增加社会财富。许多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首先是瓦尔特·拉特瑙的著作，非常详尽地讨论过这些设想。[5]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购买者都必须决定他是选择大量生产的、比较便宜的统一化产品，还是选择为迎合个人或小群体喜好而专门生产的比较贵的产品。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通过标准化逐渐实现生产和消费统一化的趋势。用于生产过程本身的商品正在日益变得更加标准化。精明的企业家很快就发现了使用标准化产品的好处——比专门工艺生产的产品便宜，可以替换，可以用于其他生产过程。今天阻碍生产工具标准化运动的是大量企业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化。由于它们得不到理性的管理，所以并不重视利用标准型号的好处。军队管理、市政建设部门、国营铁路及类似机构，都以官僚主义的顽固不化，反对采纳通用型号。机器、工厂设备和半成品的生产统一化不需要向社会主义转变，相反，资本主义会更迅速地主动做到这一点。
然而，商品是为了使用和消费的。如果有人没有选择使用批量生产的统一产品，而是要满足自己与众不同的趣味，并且相信他的满足抵消了额外代价，我们无法从客观上证明他是错误的。要是我的朋友为了使自己高兴，喜欢按与众不同的方式吃、穿、住，谁能指责他呢？因为他的幸福在于他的意愿得到满足，他要按照自己乐意的方式生活，而不是按照我或别人处在他的位置时将会采取的那种方式生活。重要的是他的评价，而不是我的或别人的评价。我或许能向他证明，他的价值观赖以立足的判断是错的，比如，我可以证明他吃的食品的营养价值不如他认为的高。但是，如果他的价值观不是建立在有关因果关系的错误观点，而是建立在主观感受和感情上，那么我们的论证就无法改变他的想法。在说明了旅馆式生活和公共食堂的种种好处之后，他仍然喜欢独门独户过日子，因为他更加看重的是“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壁炉”之类的感觉，而不是那些赞成统一组织的论证，这时我们就不好再说什么了。如果他想按照自己的品位，而不是按照引导家具制造商的公共品位去装饰自己的住所，那么并不存在可以反驳他的论据。如果他明知烈酒不好，仍然照喝不误，因为他愿意为喝酒给他带来的快乐付出高昂代价，那么从我的价值观看，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不明智，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他的意愿、他的评价。如果我作为独裁者或者暴虐的统治集团的一员禁止喝酒，我不会因此而提高社会生产力。谴责酒精的人不用禁止也会避免喝酒，而对所有其他人来说，放弃喝酒所能带来的一切，都不如喝酒的享受，禁止这种享受便意味着满足感的减少。
我们从前一章解释过的争论中看到，把生产力和赢利对立起来，对于理解为达到既定目的的生产活动毫无价值，如果把它用于经济活动的目的，必定导致错误的结论。[6]在讨论有着既定目标的手段时，可以认为这种或那种做法更实用，也就是说，能有更高的产量。然而，当我们问到是这种还是那种手段能够更直接地增进个人福利时，我们并无客观标准可以利用，在这里，决定性的因素是人的主观意愿。个人对水、牛奶或红酒的偏爱不取决于这些饮料的生理效用，而是取决于他对效用的评价。如果有人喝红酒而不是水，我不能说他的行为不理性，我顶多只能说我要是他的话就不会那样做。但他对幸福的追求是他的事，而不是我的事。
要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不给同志们提供他们自己想要享受的物品，而是提供统治者认为他们应该享受的物品，那么满足感的总量就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当然不能把这种对个人意愿的侵犯称为“经济民主”。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为自我立规矩，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别人给他立规矩，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区别。社会主义者要给人提供吃、穿、住，但是人们通常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吃、穿、住和追求幸福。
三 作为多数人意愿表达的社会主义
在我们的同代人中间，那些因为多数人决定支持社会主义，所以自己也决定支持它的人，数目决不可小视。“大多数人想要社会主义；群众不再支持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我们必须社会主义化。”这样的话经常听到。但在拒斥社会主义的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据。当然，要是多数人想要社会主义，我们就会有社会主义。没有人比自由主义哲学家说得更明白：什么也不能阻止民意，做决定的是多数人，即便这个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多数人犯错误，少数人也必须跟着遭罪，而且不能有怨言。不能让多数人明白事理，不就是错误的一部分吗？
然而，在讨论将来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问题时，多数人强烈要求社会主义这种论据，只有在把社会主义当作终极目的本身加以欲求时，才是有效的。但事实绝非如此。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一样，社会主义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和社会主义的反对者一样，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也想过富足幸福的日子，他；们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相信社会主义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佳途径。如果他们确信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能更好地实现；他们的愿望，他们就会成为自由主义者。所以，因为群众要求社；会主义，你我就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这种论据是反驳社会主义；敌人的所有论据中最差劲的一个。对于必须执行人民命令的人民；代表来说，人民的意志乃是最高法则，但是试图引导人们思想的；人千万不可屈服于这种意志。只有他才是说出并试图让同胞同意；他的思维方式的先驱，即使他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一般人。个人应；当顺从群众的主张，不过是在要求仍然用合理的批评来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放弃理性本身。这样的主张竟然能够被提出来，只能说；明精神生活的社会主义化已经到了何等地步。即使在早期历史最；黑暗的年代，也没有人采用过这样的主张。过去那些反对最大多；数人的偏见的人从来没有被告知：仅仅因为多数人不那样想，他；们的意见就是错误的。
如果社会主义从本质上就行不通，那么人人都在欲求它的事；实，并不能赋予我们实现它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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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本主义的根本错误既不在于穷人的贫困，也不在于富人的富裕，而；是在于生产工具的所有制仅仅给予相对少数人的那种权力，即控制其；同胞的行为以及连续几代人的精神和物质环境的权力。在这种制度下，大量群众的个人自由比猴子好不了多少……社会主义的目标，就是在；人民生活的所有产业和服务中，用民有、民治、民享的统治去取代资；本家的独裁。”；Sidney；and；Beatrice；Webb，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London，1920），pp.xiii ff. See also Cole，Guild Socialism Re-stated（London，1920），pp.12 ff.
[2] “市场是一种每个便士都有权投票的民主制。”Fetter，The Principles of E-conomics，pp.394，410. See also Schumpeter，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wicklung（Leipzig，1912），pp.32 ff.最能颠倒黑白的是这样的谚语：“对于房子的建造，谁比将来的房客受到的询问更少？”见Lenz，MocM unt Wirtshaft（Munich，1915），p. 32.每个建筑商都希望把房子建造得最适合将来房客的愿望，所以他会尽可能建造得又快又能获利。还可参见 Withers 的著名评论：Withers，The Case for Capitalism（London，1920），pp.41 ff.
[3] 当人们说工人必须执行“只为自己高兴和获利的不负责任的主人”发出的命令时，他们忽略了这个事实。参见Webbs，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p. xii.
[4] Messer，Ethik（Leipzig，1918），pp.111 ff.；Natorp，Sozialidealismus（Berlin，1920），p. 13.
[5] Rathenau，Die neue Wirtschaft（Berlin，1918），pp.41 ff.；also the critique of Wiese，Freie Wirtschaft，（Leipzig，1918）.
[6] 见本书第123页以下、350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