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的历史主义是马克思用于分析我们社会中即将发生的变化的方法。在马克思看来，每种特殊的社会体系之所以必须摧毁自身，只不过由于它必须创造出产生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力量。如果在工业革命刚刚发生前夕，就能够对封建制度进行足够深入的分析，定能导致发现将要摧毁封建主义的力量，并预测即将来临的时期，即资本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同样，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可能使我们能够发现那些正在摧毁它的力量，并预测摆在我们面前的新历史时期最重要的特征。因为肯定没有理由相信，在一切社会体系中，资本主义会永远延续。相反，生产的物质条件，随之而有人的生活方式，从未像它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化得如此迅速。通过这样改变自身的基础，资本主义必然要改造自身，并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一个新的时期。
依照马克思的方法，上述讨论过的原则、那些将要摧毁和改造资本主义的基本的或本质的[1]力量，都必须在物质的生产资料的进化中去寻找。一旦这些基本的力量被发现，就能够追踪它们对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以及对司法的和行动的体系的影响。
对基本的经济力量和我们称作“资本主义”时期危及自身生命的历史趋势的分析，已由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毕生的伟大著作——所进行。他探讨的历史时期和经济体系，是西欧，尤其是大约从18世纪中叶至1867年（《资本论》发行第一版的一年）的英国的历史时期和经济体系。正如他在序言中解释的，“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为的是预言它的命运。其次的目的是驳斥资本主义的辩护士，驳斥那些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规律描述为似乎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的经济学家，例如伯克就宣称：“商业的规律是自然的规律，因而是上帝的规律。”马克思将那些他认为是社会仅有的不可抗拒的规律，即社会的发展的规律，与这些所谓的不可抗拒的规律进行对照；他力图表明，经济学家所宣布为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规律，实际上只不过是暂时的规律，必然要和资本主义本身一道被摧毁。
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严密编织的论证。然而，《资本论》只是阐发了我称之为这一论证的“第一步”，阐发了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力量及其对阶级关系的影响的分析。导致一场社会革命不可避免的结论的“第二步”、导致预见一个无阶级社会，即社会主义之诞生的“第三步”，都只是概略提到。在本章中，我首先要对我称作马克思主义论证的三个步骤作更详细的解释，然后再详细讨论其中的第三步。在接下的两章中，我将讨论第二步和第一步。这样颠倒这些步骤的秩序，对于一场详细的批评性讨论，被证明是适宜的；实际上，它的益处在于，这样做便于无偏见地假定论证中每步前提的真实，便于完全集中于这一问题，即结论是否以这种从前提中引出的特殊步骤达到了。以下便是这三个步骤。
马克思的论证的第一步是，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方法。他发现，与技术改进和他称作生产资料的不断增长的积累相联系，存在一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趋势。从这里开始，论证将引向结论，即在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内，这种趋势必然导致越来越多的财富积累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也即是说，达到这一结论，即存在一种财富和苦难同时增长的趋势；对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是财富的增长，而对被统治阶级，即工人，是苦难的增长。这第一步骤将在第二十章（即“资本主义及其命运”）中被讨论。
在该论证的第二步中，第一步的结果获得认同。从这一结果出发，两个结论被推出；首先，除少量统治的阶级和大批受剥削的工人阶级之外，其他一切阶级必然要消失，或是变得不重要；其次，这两个阶级之间不断增长的张力，必然要导致一场社会革命。这一步骤将在第十九章（即“社会革命”）中获得分析。
在该论证的第三步中，第二步的结论依次获得认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在工人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后，将存在一个只由单一阶级组成的社会，因而存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也即是说，社会主义社会。
二
现在，我将继续讨论第三步，即讨论社会主义来临的最终预言。
这一步的主要前提（它们在下一章将受到批判，但在这里获得认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导致除两个阶级——一小部分的资产阶级和庞大的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阶级的消失；苦难的增长已迫使后者反叛它的剥削者。结论是，首先，工人必须赢得斗争，其次，通过消除资产阶级，他们必然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因为只有一个阶级仍然存在。
现在我准备赞同从这类前提（连同几个我们无须怀疑具有不太重要性的前提）推出的第一个结论。不仅是资产阶级的数量小，而且它们的物质存在、他们的“新陈代谢”都依赖于无产阶级。剥削者、寄生虫没有被剥削者就会饿死；无论如何，如果他摧毁了被剥削者，那么他就结束了自封作为寄生虫的生涯。因此，他不能取胜；他充其量能够进行延续的斗争。另一方面，工人并不因为自身的物质生存而依赖于剥削者；一旦工人反叛，一旦他决定向现存的秩序挑战，剥削者就不再具有本质的社会功能。工人无须危及自身的存在就能够摧毁他的阶级敌人。因此，只能存在一种可能的结果：资产阶级将消失。[3]
然而，第二结果是怎样推出的呢？真的是工人的胜利必然导致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吗？我认为并不是这样。从两个阶级中只能有一个阶级仍然存在这个事实看，并不能推出，将存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阶级并不像个人，即使我们承认，只要存在两个在战斗中联合的阶级，它们就近乎表现得像个人一样。依照马克思自身的分析，一个阶级的联合或团结，是其阶级意识的组成部分，[4]它们转而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世界上并不存在这样的理由，一旦反对共同阶级敌人的斗争的压力消失了，组成无产阶级的个人还会保持阶级联合。一切潜在的利益冲突现在似乎必然将从前联合的无产阶级分裂成新的阶级，并发展成一场新的阶级斗争（辩证法的原则会提示，一种新的对立、一种新对抗，很快就会发展。然而，当然，辩证法充满着含糊，并且完全适应于解释一切事物，因此，它也能够解释作为对立面发展的辩证法的必然综合的无阶级社会[5]。
当然，最可能的发展是，那些在胜利之时实际上掌权的人——那些幸免于权力之争和各种清洗的革命领袖及其僚属——将组成新社会的统治阶级，一种新型的官僚制度的寡头政治；很可能他们会试图掩盖这一事实。通过尽可能地保留革命的意识形态，利用这些思想情感，而不是浪费时间力图摧毁它们（依照帕累托对全体统治者的劝告[6]），他们能够很方便地做到这点。很可能出现的情形是，只要他们同时利用对反革命的发展的恐惧，他们就能够充分利用革命的意识形态。这样，革命的意识形态就能出于辩护的目的为他们服务；作为他们动用权力的一种辩解、一种稳定权力的手段——总之，作为一种新的“人民的鸦片”。
依照马克思自身的前提，诸如此类事情属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然而，作历史预言，或者解释一些革命的既往历史，并不是我这里的任务。我只不过想表明，马克思的结论、无阶级社会来临的预言，并不能从这些前提推出。马克思论证的第三步应该被宣布为不具有结论性。
我不赞同的远不止此。尤其是我不认为，能够预测社会主义不会来临，或者能够说马克思论证的前提根本不可能引入社会主义。例如，持续的斗争和胜利的热情就可能有助于增强团结的情感，使之强烈地能够延续到建立防止剥削和权力的滥用的法律（民主控制统治者的制度，是消除剥削的唯一保障）。在我看来，建立这种社会的时机，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人对社会主义和自由的理念的忠诚，而与其阶级的直接利益正相反。这些都是不能轻易预见到的事情；所能肯定说出的一切是，阶级斗争并不永远能够在被压迫者之间产生持久的团结。存在一些类似团结和十分忠诚于共同事业的事例。但是，也存在一些这样的团体和工人，他们甚至在与其他工人的利益和与被压迫者的团结的理念处于公开冲突时，还在追求自己的特殊集团的利益。剥削无须随资产阶级一道消失，因为很可能工人的集团会获得各种特权，这些特权同剥削不幸的集团是一回事。[7]
我们看到，在经历一场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可能的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还会继续下去。肯定也存在运用历史的预言方法的一些可能性。尤其应该强调，由于我们不喜欢某些可能性，就忽视它们，是最不科学的。痴心妄想显然是一件不能避免的事情。但是，不应将之误作为科学思维。我们也应该承认，对大多数人而言，所谓的科学预言，只不过提供了一种逃避的形式。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由当前的责任向未来乐园的逃避。它通过过分强调，个人在当前它所描述为势不可挡的和恶魔般的经济力量面前，所处的孤立无援状态，提供这种乐园作适当的补偿。
三
如果我们现在更密切地注视这些力量，注视我们自己当前的经济体系，那么，我们就能够发现，我们的理论批判已经被经验证明。然而，我们必须防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偏见——“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和“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的继承者——错误解释经验。无论马克思还是其他人都没有表明，在无阶级社会的意义上，在一种“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8]的意义上，社会主义是那种无情剥削的经济体系的唯一的可能选择，马克思于一个世纪前（1845年）首次描述了这个体系，并为“资本主义”。[9]诚然，如果有谁试图证明，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的继承者，那么，我们只要通过指出历史事实，就可以驳斥他。因为放任主义早就从地球上消失了，但是它却没有被马克思理解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体系所代替。只是在占地球六分之一的俄国，我们看到一种按照马克思的预言建立的经济体系，在那里，生产资料为国家所拥有，然而其政治权力却与马克思预言相反，根本没有表现出消亡的倾向。但是在整个世界上，有组织的政治权力已开始执行广泛的经济功能。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已经让位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让位于我们自身的政治干预主义和国家的经济干预的时期。干预主义具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有俄国的类型；有法西斯的极权主义形式；有英国、美国以及瑞典[10]所领导的“小民主国家”的民主干预主义，在后者那里，民主干预的技术已经达到尽其可能的最高水平。导致这种干预的发展，在马克思自身的时代，是从英国工厂的立法开始的。它以引进每周48小时工作制取得首次关键性的进步，后来又取得引进失业保险和其他形式的保险的进步。将它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十点纲领作一对比，一眼就能够看出把现代民主国家的经济体系等同于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何等的荒谬。如果我们省略这一纲领的极不重要的观点（例如，“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民主国家，绝大多数这类观点都已经完全或是在相当的程度上付诸实践；与这些观点一起，许多马克思从未设想过的更重要的步骤，已经以社会安全为指向而被采取。我只需提及马克思纲领中的下述观点：2.高额的累进或累积税（已实行）。3.废除一切遗产继承权（通过广泛重征遗产税已实现。无论它多么符合意愿，至少受到怀疑）。6.国家集中控制通讯和运输手段（出于军事的理由，早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欧就已经不计较利益后果地实行这一条。它也已被大多数小民主国家实现）。7.增加国家拥有的工厂和生产设备的数量和规模……（在小民主国家已实现；无论它是否有利，至少一直受到怀疑）。10.在各种公共的（即国立的）学校里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教育。废除具有现存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前一项要求在小民主国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实际上是在一切地方，已经实现；后一项要求早已超越）。
马克思纲领中的一系列观点[11]（例如，“1.剥夺地产”），在民主国家中还没有实现。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地认为，这些国家还没有建立“社会主义”。然而，只要他们从这点推出，这些国家在马克思的意义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的”，那么，他们只是证明他们的前提——没有进一步的选择——具有教条式的特征。这点表明，它是如何被先前设想的体系的炫目光芒弄花了眼的。马克思主义对未来不仅是一种坏的指导，而且它还使它的追随者不能认清眼前在他们自身的历史时期发生的、有时甚至是通过他们自身的合作完成的事务。
四
然而，人们可能会问，这一批判不就是千方百计地反驳大规模的历史预言的方法吗？我们能够做到这点。只要我们使自己的前提充分有力，我们总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切结论。但是，对几乎每一种大规模的历史预言而言，情形总是如此，我们将不得不作出这类假设，即我们不可能将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这类道德的和其他的要素还原为经济的要素。而马克思却是第一位认为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推理的人。他的整个预言方法依赖于这一假设，即意识形态的影响不需要作为独立的和不可预测的要素来对待，但它们却可以被还原为、并依赖于能够观察的经济条件，因此是可以预测的。
有时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承认，社会主义的来临并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发展的问题；马克思的“我们能够缩短和减少”社会主义来临的“产前阵痛”的陈述充满着含糊，以致可以被解释为他主张，与将发展的时间缩短到最小值的恰当的政策相比，一项错误的政策甚至可以使社会主义的降临迟几个世纪。这种解释甚至可能使马克思主义者承认，革命的结局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自身；也即是说，依赖于我们的目标、忠实和真诚，以及我们的智慧，换言之，依赖于道德的或“意识形态”的要素。他们补充道，马克思的预言是道德激励的一个巨大源泉，因此有可能推进社会主义的发展。马克思实际上试图表明的是，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一个恐怖的世界将永远继续下去，要么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会最终出现；几乎不值得我们浪费时间去认真思考第一种选择。因此，马克思的预言完全获得了证实。因为较明白的人都懂得，他们能够达到第二种选择，较为肯定的是，他们能够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关键性飞跃，但却不能做出更明确的预言。
正是这一论证承认，不可还原的道德的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对历史过程具有影响，随之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具有不适用性。至于这一论证试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那一部分，我们必须重申，谁也没有表明过，只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可能性。我十分赞同这一观点，即我们没有必要在思考一个很不满意的世界的永久构成上浪费时间。但是，选择既无须我们思考一个更美好世界的预言式的降临，也不需要靠宣传、其他非理性的手段、甚或是暴力帮助它诞生。例如，它可以是直接改进我们生存的世界的技术的发展，是零星的工程学、民主干预的方法的发展。[12]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会主张，这种干预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不能依照改进世界的合理计划来创造。但是，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十分奇怪的结果。因为，如果事物不能通过理性的运用来改进，而非理性的历史力量本身却又能够创造一个更美好和更合理的世界，那么它的确是一个历史的或政治的奇迹。[13]
所以，我们又返回到这一立场，即在科学预言的范围内尚未落败的道德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要素，对历史进程发挥了深远的影响。这类不可预测的要素之一，恰恰是社会工艺学和政治干预在经济事务中的影响。社会工艺学家和零星的工程学家可以设计新制度的建设，也可以设计旧制度的革新；他们甚至可以设计造成这些变化的方法和手段；然而历史并不因他们这样做，就变得更加可以预测。因为他们既不能设计社会整体，也不可能知道是否他们的设计能被实行；实际上，如果没有大的修改，它们几乎很难被实行，这部分是因为在建设期间我们的经验提高了，部分是因为我们必须妥协。[14]因此，当马克思坚持“历史”不能在纸上设计时，他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制度可以被设计；并且它们正在被设计。只有通过逐步的设计捍卫自由，尤其是免受剥削的各种制度，[15]我们才能希望达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五
为表明马克思历史主义理论的实际的政治意义，我想通过评论其历史预言对近代欧洲历史所具有的效应，来证实这三章中每一章对其预言式论证的三个步骤所做的讨论。因为这些效应曾是深远的，在中欧和东欧，这要归因于两个马克思主义大党，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所发挥的影响。
对这样一个社会革新的任务，这两个政党都完全没有准备。俄国共产党——它在权力的领域首次发现了自我——在前进中完全没有意识到面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巨大的牺牲和痛苦。中欧的社会民主党——它的时机来得晚一点——多年以来一直在逃避共产党如此乐意地让他们担负的责任。他们很正确地怀疑，是否除俄国人民（它受到沙皇专制的最残酷的压迫）之外，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谁能够经受革命、内战以及起初常常是不成功的漫长时期所要求他们的痛苦和牺牲。而且，在从1918年到1926年的关键年代，俄国实验的结果呈现给他们的是那么不确定。诚然，肯定不存在评判其前景的基础。有人可能会说，中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这些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分裂，他们一些人对俄国实验的成功抱有一种合理的信念，另一些人更有理由对它表示怀疑。当我说“不合理的”和“更有理由”时，我是用他们自身的标准，即用马克思主义评判他们。因为依照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应该是工业化的最终结果，而不是相反；[16]它应该首先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只是在很久以后才会在俄国发生。[17]
然而，这一评论并不是要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辩护，[18]他们的政策完全是由马克思的预言、由他们对社会主义一定来临的绝对信仰决定的。但是在这些领袖那里，这一信仰却又时常与对其自身的直接职能和任务的怀疑、与对直接摆在面前的事情的失望结合在一起。[19]他们从马克思主义中学了组织工人，并以对自身任务的真实美妙的信仰和人类的解放鼓舞他们。[20]可是，他们对自己的前提的实现并没有准备。他们把教科书学得烂熟，他们深知“科学社会主义”的一切内容，他们懂得，为未来准备处方是不科学的乌托邦主义。马克思本人对孔德的一位追随者——他在《实证主义者评论》中批评马克思忽略了实践的纲领——不是进行了嘲弄吗？马克思轻蔑地说道：“……《实证主义者评论》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21]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知道，最好不要在诸如技巧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样一尽无遗地论述了他们的实践纲领。当他们国家的工人联合时，当有机会承担政府的责任和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奠定基础时，当他们的钟声敲响时，他们就让工人孤立无援。领袖们并不知道做什么。他们等待所允诺的资本主义的自杀。在经历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的崩溃之后，当事情彻底失败时，当一切都处于消融之中、失信和受辱的风险对他们本身大为减弱时，那时他们就希望成为人类的救星（诚然，我们必须记住这一事实，即共产党在俄国的成功之所以毫无疑问成为可能，部分是因为在他们夺取政权之前，利用了已经发生的恐怖）。然而，当大萧条——他们首先把它作为允诺的崩溃来欢迎——正在继续时，他们开始明白，工人不断厌倦以历史的解释来灌输和欺骗；[22]这并不足以告诉他们，依照马克思的一贯正确的科学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一定是资本主义在即将发生的崩溃之前的最后一站。领袖们逐渐开始明白了这种等待和期望大的政治奇迹的政策的可怕后果。可是这已为时晚矣。他们的时机已经丧失。
这些评论是非常粗略的。然而，它们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来临的预言的实际后果，却提供了一些启示。
* * *
[1] 关于马克思的本质主义和物质生产方式在其理论中发挥本质的作用的事实，特别参阅第十五章第182页注①。另见第十七章第195页注④和第二十章第284页注②至286页注②各注及正文。
[2] 马克思：《〈资本论〉1867年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另见第十三章第153页注①和155页注①。
[3] 我称之为《资本论》的次要目的（其反对辩护的目的）包括一定程度的学术任务，即涉及其科学地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作为《资本论》的前身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著作和《资本论》的副标题本身（直译应该读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都曾暗示到这后一任务。因为这两个标题都准确无误地暗示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这个标题还试图意指：“涉及其科学地位的纯粹的或形而上学的哲学之批判。”（这点更清楚地为康德 批判的解释性标题所指明，它在直译上读作：未来可能要求科学地位的形而上学导论。）通过暗示康德，马克思显然是说：“正如康德批判形而上学的要求，揭示它绝不是科学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辩护的神学那样，因而在这里我要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相应要求。”在马克思的视界内，康德的批判的主要倾向被认为是直接针对辩护的神学的，从马克思的朋友海涅的《德国的宗教和哲学》一书中，可以看到它的这一表现（参阅第十五章第184页注②和185页注①）。并非没有意思的是，尽管有恩格斯督导，《资本论》第一个翻译者却将它的副标题译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从而由强调我在正文中描述为马克思的首要目的的东西代替了他的次要目的。
伯克在《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注脚（202）］中，被马克思援引过。引文出自E.伯克《关于匮乏的思考和材料》，1800年，第31页。
[4] 参阅第十六章第一节结尾处我对阶级意识的评论。
关于反对阶级敌人的阶级斗争停止之后阶级联合的继续存在的问题，我认为很难与马克思的假设，尤其是与他的辩证法一致，它们假定，阶级意识是一种能够被积累而且往后可以储藏的东西，它能够延长这些力量的寿命的进一步假定，与马克思将意识看作一面镜子，或者看作僵硬的社会现实的产物的理论是矛盾的。然而这种进一步的假定，必定会被一切与马克思一样坚信历史的辩证法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人所提出。
出自《共产党宣言》的下一段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在本视界内显得特别有意思；它包含一个明确的陈述，即工人的阶级意识纯粹是“环境的力量”——阶级境况的压力——的结果；然而，它同时包含着正文中所批判的学说，即对无阶级社会的预言。这段话是：“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另见本章第229页注①正文）这真是一种美妙的信仰，然而是一种美学的和乌托邦的信仰；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充满幻想的“乌托邦主义”，但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反对他所说的“乌托邦主义”，并且做得很正确（参阅第九章）。然而，由于他本人是一位浪漫主义者，他没能认清乌托邦主义中最危险的因素，即它的浪漫主义的歇斯底里和唯美主义的非理性主义。相反，他反对它的（应该承认是最不成熟的）合理计划的企图，并将它们与他的历史主义对立起来（参阅本章第237页注①）。
尽管马克思推理敏锐，尽管他试图应用科学的方法，在不少地方他还是承认，非理性的和美学的情感篡夺了对其思想的完全控制。如今我们可以称之为充满幻想的思维。正是这种浪漫的、非理性的、甚至是神秘的充满幻想的思维导致马克思假定，集体的阶级联合和工人的阶级团结在阶级境况发生变化之后还继续存在。因此，这是一种充满幻想的思维，一种神秘的集体主义，一种对文明的张力的非理性的反动，它导致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必然来临。
这种浪漫主义，是马克思最强烈地诉诸其广大追随者的要素之一。例如，在海克尔《莫斯科对话录》的献辞中，它就获得了最令人感动的表达。在这里，海克尔把社会主义说成是“一种秩序，在那里不再有阶级和种族的冲突，真、善和美将为一切人所分享”。谁不希望地上有天堂呢！然而，合理政治的首要原则之一是，我们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我们成不了自由精神或天使，至少是在未来几个世纪成不了。正如马克思曾经明智地宣布的，我们注定要被新陈代谢束缚在这个地球上；或者像基督教所指出的，我们既是精神又是肉身。所以，我们应该更谦逊一点。在政治和医学上，承诺过多的人很可能是一位江湖骗子。我们应该尽其可能地改进事物，然而，我们必须清除一种哲人之石或神妙处方的观念，以为它们能够把我们有点腐化的人类社会变成纯粹的、持续的黄金时代。
在所有这一切的背后，存在的是从我们的世界消除罪恶的希望。柏拉图认为，通过将人放逐到低等阶级并对之实行统治，就能够实现这点。无政府主义者梦想，一旦国家、政治体系被摧毁，一切都会好转。马克思有着通过摧毁经济体系消除罪恶的类似梦想。
这些评论并不想寓示，即使通过引进相对小的改革，例如，税收改革或降低利润率，也不能促成迅速的进步。我只希望提出，我们应该期望，每一次消除罪恶，都能像其不必要的反应一样，只会造成一些尽可能新的更小的罪恶，它会达到一种完全不同的紧迫性的水平。因此，健全政治的第二条原则是：一切政治在于选择较小的罪恶（正如维也纳诗人和批评家K.克劳斯所指出的）。政治家应该积极寻找其行动必定产生的罪恶，而不是隐瞒它们，因为否则的话，正确评价同罪恶做斗争也就变得不可能。
[5] 虽然我不想涉及马克思的辩证法（参阅第十三章第145页注①），但我可以表明，通过所谓“辩证的推理”是能够从逻辑上“加强”马克思的不具有结论性的论点的。与这种推理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是以某种方式描述资本主义中的对抗趋势，即社会主义（例如以极权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呈现为必然的综合。资本主义的这两种对抗的趋势因而或许可以被描述为：“正题：资本积累在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工业化和对工业官僚化控制的趋势；工人通过需求和欲望的标准化达到经济上和心理上的平衡的趋势。反题：广大群众的痛苦不断增加；他们的阶级意识增强；原因是（a）阶级战争，（b）基于生产体系把工人阶级提升到唯一的生产阶级、因而是工业化社会中唯一的基本阶级的地位，他们增强了对其在经济体系中的至关重要性的理解（另见第十九章第251页注①及正文）。
几乎没有必要表明，所欲求的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是如何出现的；然而有必要坚信，在描述对抗的趋势中作略微改变的强调，都可能导致十分不同的“综合”；实际上导致一切其他我们想捍卫的综合。例如，我们可能轻易将法西斯主义描述为一种必要的综合，或许是“专家政治”，或者是一种民主干预主义的体系。
[6] 关于帕累托的劝告，参阅第十三章第142页注①。
[7] 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充满着差别。显然，工人在为本阶级的解放以及此外为人类的解放奋斗中，准备着做出最大的牺牲。然而，也有不少篇章讲述了有关极普通的自私和追求局部利益、损害公众利益的令人遗憾的故事。
当然也能够理解，一个通过团结和集体讨价赢得对其成员的优势的工会，将力图使那些不准备加入工会的人不能获得这些利益；例如，集体契约规定只有工会成员才能被雇佣的情形。然而，如果一个如此获得垄断的工会终止了成员注册，把想加入的工人伙计排除在外，甚至不确立承认新成员的方法（诸如严格坚持等待注册），这是一个根本不同的、并且确实会永远存在的问题。这些事情能够发生，表明了这一事实，即一个人是一位工人并不能像永远防止他忘记一切有关被压迫者的团结的事情那样，防止他充分利用自己可能拥有的经济特权，即防止他剥削自己的工人伙计。
[8] 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页；这段话在本章注中有更完整的表述，在那里，马克思的浪漫主义得到了讨论。
[9] “资本主义”术语过于含混，以致不能被用作一个确定的历史时期的名称。“资本主义”术语起初是在蔑视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在通常的用法上它获得了这一意思（“有利于不劳动者获得巨额利润的体系”）。然而，它同时也在一种中性的科学的意义上被使用，但却具有几种不同的含义。在马克思看来，只要一切生产资料的积累可以被命名为“资本”，我们甚至就可以说，“资本主义”在一定的意义上是与“工业主义”等同的。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很正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在那里国家拥有一切资本）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鉴于此，我建议用“无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名称去指马克思分析和命名的“资本主义”时期，以干预主义的名称去指我们自身的时期。“干预主义”的名称确实能够涵盖我们时代社会工程的三种主要类型：俄国的集体主义的干预主义；瑞典等一些“小民主国家”和美国新政中的民主的干预主义；以及军事化经济中的法西斯主义方法。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即无约束的资本主义——在20世纪已经彻底“消亡”。
[10]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该党开创了瑞典实验）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然而，当它决定接受政府的责任之后不久，就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着手社会改革的伟大纲领。瑞典实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方面之一，是与对生产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强调相反，它强调消费者和消费合作社所发挥的作用。瑞典的技术经济理论强烈地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称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影响，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却在它那里发挥不了任何作用。
[11] 关于这一纲领，可见《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至于论点（1），可参阅第十九章第252页注①正文。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马克思所做的最激烈的陈述——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他也把累进税看作一项最革命的措施。在这文献的结尾（它以战斗口号“不断革命”达到高潮）描述革命的策略时，马克思说：“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提议施行适度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支持征收比率迅速提高的捐税，从而使大资本走向覆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页；另见本书第二十章第301页注②）。
[12] 关于我的零星社会工程概念，要特别参阅第九章。关于经济事务中的政治干预，以及对干预主义术语的更准确的解释，见本章第229页注②及正文。
[13] 我把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批评看作是非常重要的。在我的《历史主义贫困论》一书的第17、18节中，它已被提到；正如那里所表述的，通过提供一种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就可以将它回避。然而我认为，只要这种理论（参阅第二十二章，特别是第318页注③及正文）被接受，马克思主义就能够逃避被指控教导“信仰政治奇迹”（该术语来源于J.克拉夫特）。另见本章第225页注①和237页注①。
[14] 关于妥协的问题，参阅附加在第九章注中那段话的结尾所做的评论。关于对正文中这一评论——“因为他们并没有为整个社会设计”——的辩护，可见第九章和我的《历史主义贫困论》的第2章（特别是对整体主义的批判）。
[15] F.A.冯·哈耶克（例如，参阅他的《自由和经济体系》，芝加哥，1939年）认为，一种集中化的“计划经济”必然对个人自由构成严重的威胁。然而他也强调，设计自由是必要的（在曼海姆1941年出版的《重建时代的人和社会》中，“设计自由”也受到提倡。然而，由于曼海姆的“设计”观强调的是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我确信，它必然导致专制，而不是导致自由；诚然，曼海姆的“自由”是黑格尔的自由的遗裔。参阅本书第二十三章结尾，以及前注结尾处所引的我的著作）。
[16]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俄国的历史现实之间的矛盾，在第十五章第182页注①和184页注①及正文中有讨论。
[17] 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历史的现实的另一个矛盾；与前注中所提到的那个矛盾相反，这第二个矛盾引起过广泛讨论，人们试图通过引进辅助性假说来解释这一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地剥削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革命的发展之所以会在一些国家受到挫折，在于这些国家的无产者和资本家不仅共同从本国那里，而且还从殖民地被压迫的土著所播种的收获中获得利益。这一假说——它无疑受到诸如非帝国主义的小民主国家的发展的驳斥——将在第二十章（第299页注①至301页注①各注及正文）中获得较全面的讨论。
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依照马克思的图式，把俄国革命解释为延误了的“资产阶级革命”，认为这场革命和一种与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业革命”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联系。然而，这种解释当然假定了历史遵循着马克思的图式。实际上，像俄国革命是否是一场延误了的工业革命或者一场早熟的“社会革命”这种本质主义的问题，只具有纯粹词句上的特征；如果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导致困难，那么这只能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描述其奠基者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方面，遇上了词句上的困难。
[18] 领袖们在追随者中，都能够唤起一种对其使命的热情信念，即解放人类。然而，领袖们对其政治的最终失败和运动的瓦解，也负有责任。这种失败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理智上的不负责任。领袖们曾向工人担保，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运动的理智上的方面已被优秀人物掌握。然而，他们从未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科学的、即批判的态度。只要他们能够运用它（还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吗？），只要他们能够在文章和讲演中解释历史，他们在理智上就满足了（另见本页注②、③）。
[19] 在中欧法西斯主义兴起之前的几年间，在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之中，存在着一种引人注目的十分明显失败主义。他们开始相信，在社会发展中，法西斯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也即是说，他们开始对马克思的图式作若干修正，然而他们从不怀疑历史主义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他们从不明白，诸如“法西斯主义在文明发展中是一个可避免的阶段吗？”之类的问题，可能在总体上会造成误导。
[20] 中欧的马克思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尽管它事实上信仰无神论，但它可能真正可以被称作一场伟大的宗教运动（也许这可能会影响一些并不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部落主义的运动。然而，它是一场工人为其伟大的任务而教育自身的运动；是工人解放自身、提高其利益和消遣水平的运动；是工人以登山代替酒精、以古典音乐代替摇滚、以严肃书籍代替惊险小说的运动）。“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通过工人自身实现”是其信念（关于这场运动对一些旁观者所造成的深刻印象，例如可见G.E.R.吉迪的《衰落的堡垒》，1939年）。
[21]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参阅本书第十三章第146页注①）。它表明马克思在其评论者中是何等幸运（另见第十七章第209页注②及正文）。
马克思表达其反乌托邦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另一段有意思的话，在《法兰西内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页）可以找到，在那里马克思赞许地谈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工人阶级并没有期望公社做出奇迹。他们不是要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什么现存的乌托邦。他们知道，为了谋求自己的解放，并同时创造出现代社会本身经济作用下不可遏止地向其趋归的那种更高形式，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在马克思那里几乎没有哪句话令人惊讶地显示出缺乏历史主义的设计。马克思说“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然而，如果他们没有计划要实现，“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为什么而斗争呢？他们“没有期望……奇迹”，而马克思说他本人却期望奇迹，即坚信历史的斗争不可抗拒地趋于社会生活的“更高形式”（参阅本章第225页注①和233页注②）。在其抗拒从事社会工程方面，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组织工人无疑是他的时代最重要的实际任务。如果像“时机尚未成熟”这类可疑的借口也能被正当使用的话，它可以被用于马克思拒绝涉猎合理制度的社会工程问题（这点已为迄至贝拉米所说的乌托邦方案在内的儿戏般的特征所证实）。然而，不幸的是，他以对社会工艺学的理论攻击来支持这种健全的政治直觉。这成了其教条主义的追随者的一个借口，曾几何时，当事情发生了变化，技术在政治上甚至变得比组织工人更重要时，他们仍然继续采取一成不变的态度。
[22] 马克思主义的领袖们把这种事件解释为历史的辩证的起伏。因而它们执行着向导和通过历史的山谷的功能，而不是执行行动的政治领袖的功能。这种解释可怕的历史事件而不是与之战斗的模棱两可的伎俩，受到诗人K.克劳斯的强烈谴责（本章第225页注①已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