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预言式论证的第二步把这一假定作为其密切相关的前提，即资本主义必然导致财富和苦难的同步增长；在人数日减的资产阶级方面，是财富的增长，在人数日增的工人阶级方面是苦难的增长。这一假定在下一章中将受到批判，但在这里是受到赞同的。由它所推出的结论可以被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的发展的预言。它断言，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外的一切阶级，尤其是所谓中间阶级，注定要消失，结果是增加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张力，后者不断变得具有阶级意识并联合起来。第二部分是这一预言，即这种张力可能消除不了，它将导致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
我认为，这两个结论都不能从前提推出。我的批评将主要与上一章提出的观点相类似，即是说，我将试图表明，马克思的论证忽视了一系列可能的发展。
一
让我们首先考虑第一个结论，即马克思的这一预言：除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阶级意识和团结必然会增强）之外，一切阶级注定要消失，或者说变得不重要。应该承认，这个前提——马克思的财富和苦难同步增长的理论——的确为一定的中间阶级、较弱小的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的消失作了准备。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1]这些资本家老兄的确可能被降落到工薪阶级——它对马克思来说与无产阶级是相同的——的地位。这一运动是财富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本积累、积聚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的组成部分。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种类似的命运与“中间等级的下层”相碰撞。“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的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2]尤其就手工业所及而言，这一描述当然是极其准确的；许多无产者来自农民，这也是正确的。
然而，尽管马克思的观察值得令人惊叹，他所描述的图景却不完美。他所探讨的运动是一场工业运动；他的“资本家”是工业资本家，他的“无产者”是工业工人。尽管实际上许多工人来自农民，但这并不意味着，例如，农场主和农民都会逐渐降落到工业工人的地位。即使是农业劳动者，通过共同的团结情感和阶级意识，也并不必然会与工业工人联合起来。马克思承认，“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与此同时，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却增强了城市工人的反抗力量”。[3]这几乎难以令人想起以一种阶级意识整体达成的统一。相反它表明，至少存在一种分裂的可能性，农业工人有时可能过于依赖他的主人——农场主或农民——而不会与工业无产阶级一道去创造共同的事业。然而，农场主或农民却很容易选择支持资产阶级，而不支持马克思本人所提到的工人；[4]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纲领（它的第一项要求就是“剥夺地产”[5]），就几乎难以设计来抵制这种趋势。这表明，农村中间阶级不会消失、农村无产阶级不会与工业无产阶级融合，至少是可能的。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马克思自身的分析表明，对资产阶级而言，煽动工薪阶级的分裂是至关重要的；正如马克思本人所看到的，这至少能够以两种方式达成。一种方式是创造一个新的中间阶级，创造一个有特权的工薪阶级群体，他们会感到比体力工人优越，但同时又依赖于统治者的怜悯。另一种方式是利用社会的最低阶层——马克思将之命名为“流氓无产阶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它是各种罪犯吸纳的基础，这些罪犯可能准备把自身出卖给阶级敌人。正如马克思所承认的，苦难的不断增长必然趋于扩大这一阶级的人数；这是一种几乎很难归功于一切被压迫者的团结的发展。
然而，甚至工业工人这一阶级的团结也不是苦难不断增长的必然结果。应该承认，苦难的不断增长必然会造成反抗，它甚至可能造成叛乱。但是，我们论证的前提是，在社会革命取得胜利之前，苦难不可能减缓。这意味着，从事反抗的工人在他们改善自身命运的无结果的尝试中，会一次次被击败。但是，这种发展不需要使工人具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即为自己的阶级自豪并坚定自己的使命；相反，它可以使它们具有这一意义上的阶级意识，即意识到实际上他们隶属于一支失败的队伍。如果工人在实现过程中没有发现优势，即他们的人数和潜在的经济权力在不断增长，情况可能就会如此。正如马克思所预言的，如果除工人自身和资本家阶级之外，一切阶级都必然表现出一种消失的趋势，那么，这就是可能会出现的情形。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这种预言无须兑现，很可能甚至工业工人的团结也会被失败主义所侵蚀。[6]
因此，与马克思的预言——它坚持认为必然会发展一种简单明了的两个阶级之间的分裂——相反，我们发现，即使依照他本人的假定，下述阶级结构也可能发展：（1）资产阶级；（2）大土地所有者；（3）其他土地所有者；（4）农村工人；（5）新中间阶级；（6）工业工人；（7）流氓无产阶级（当然，这些阶级的一切其他组合也可能发展）。而且，我们还发现，这种发展可能会侵蚀工业工人的统一。
因此，我们可以说，马克思论证中第二步的第一个结论并不能推出。正如我对第三步所做的批评那样，在此我也应该说，我并不企图以另一种预言代替马克思的预言。我并没有断定，这个预言不能兑现，或者我所描述的可选择的发展会实现。我只是断定，它们可能会实现（诚然，这种可能性几乎很难被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的成员所否定，这些成员把对变节、行贿和缺乏阶级团结的谴责用作特别喜爱的伎俩以替不符合预言进程表的发展辩解）。可能发生的类似事情对每个人都必须是清楚的，这些人目睹了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其中我所提及的各种可能性发挥了作用。然而，仅是这种可能性，就足以摧毁马克思论证的第二步中所达到的第一个结论。[7]
这当然也影响到第二个结论，影响到对即将来临的社会革命的预言。但是，在我能够对这一预言所借以达到的方式进行批评之前，有必要详细讨论它在整个论证中扮演的角色，以及马克思对“社会革命”一词的使用。
二
当马克思谈论社会革命时，他所意指的含义乍看起来似乎是足够清楚的。他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或多或少意味着从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的迅速转变。换言之，它是两个主要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转变时期的指称，这一时期将延续到工人的最终胜利。当被问到“社会革命”一词是否意味着两个阶级之间残酷的内战时，马克思回答说，[8]并不必然意味着这样，然而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不幸得很，避免内战的前景并不十分明朗。他也许会进一步补充，从历史预言的观点看，这一问题似乎也许并不是很不相关，而是无论如何具有次等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生活是残酷的，阶级战争要求每天都有牺牲。[9]真实相关的是结果，即社会主义。达到这种结果是“社会革命”的根本特征。
现在，如果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视为已经确立的，或者视为直觉上肯定了的，那么，这种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解释，也许会令人满意。然而，由于我们必须把社会革命的理论用作科学论证的一部分，凭借它我们试图确立社会主义的来临，这一解释的确就非常令人不满意了。如果在这一论证中，我们试图把社会革命描述为向社会主义转变，那么，这一论证就变得像医生的论证那样拐弯抹角，医生在被要求为其预言病人的死亡作论证时，不得不供认，他既不了解病症，也不了解疾病的其他情况——只是它一定会变成“致命的疾病”（如果病人没有死，那么它就还不是“致命的疾病”；如果革命没有导致社会主义，那么它就还不是“社会革命”）。我们也能赋予这一批评以简单的形式，即在这一预言式论证的三个步骤之中，没有一个步骤是我们必须假定为只可从后一步骤中推导出来的。
这些思考表明，对马克思论证的恰当重构而言，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对社会革命的描述并不涉及社会主义，它只是承认，社会革命在这一论证中尽可能地发挥了它的作用。一个实现这些条件的描述似乎就是这种描述。社会革命是大量的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全部政权的一种尝试，如果暴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则动用不辞暴力的彻底的解决办法，以反抗反动派企图重新恢复政治影响的任何努力。这一描述避免了所提及的各种困难；假定第三步无疑具有似是而非的程度，只要第三步是有效的，这一描述就与论证的第三步相符合；正如将要指明的，这一描述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尤其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倾向，对于暴力在这一历史阶段是否实际上会被使用，该倾向避免做出明确的陈述。[10]
然而作为一种历史预言，尽管上面提出的描述对暴力的使用不明确，但重要的是要明白，从道德的或者法律的观点看，情况并不如此。如果从这种观点考虑，这里所提出的对社会革命的描述，无疑使它具有暴动的意思；因为是否实际上使用暴力的问题，并不比意图重要。如果为实现运动的目标所必需的话，我们已经假定了一种不辞暴力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应该说，如同暴动不仅符合道德和法律的观点，而且符合日常事物的观点一样，一种不辞暴力的解决办法对社会革命的特征具有关键性。因为如果一个人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决定使用暴力，那么我们可以说，不论暴力是否实际上在特殊情形中被使用，他已对一切意图和目的采取了一种残暴的态度。应该承认，在试图预见这个人的未来行动时，我们将不得不也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不明确，主张我们不知道他实际上是否诉诸武力（因而在这一点上，我们的描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是，如果我们不试图作历史的预言，而是试图以一种日常方式描述他的态度，那么这种明确性的缺乏显然就消失了。
现在，我想更明确地指出，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我认为正是这种可能发生暴力革命的预言，是马克思主义中最具伤害性的因素；我想，在我进行分析之前，如果能简略地解释一下我所持观点的理由，可能会好一些。
我并不是在任何情境和条件下都反对暴力革命。我赞同一些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思想家的看法，他们教导说，在专制的条件下，如果确实不可能有其他可能性，诛戮暴君是可以接受的，暴力革命也可以被认为是正当的。但是我也认为，任何这类革命必须把建立民主作为其唯一的目的；我并不是用民主去意指某种诸如“人民的统治”或“大多数人的统治”之类含糊的东西，而是指一套制度（其中尤其是普选，即人民有解散政府的权利），该制度承认公众对统治者的控制、他们可以由被统治者解雇；对被统治者而言，无须使用暴力、即使是违背统治者的意志，也能实现改革。换言之，暴力的使用只是在专制的条件下才是正当的，专制使改革没有暴力就不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造成一个事务的国家，它使改革没有暴力也能进行。
我并不相信，除达到这一目标之外，我们还能尝试用暴力手段达到别的什么。因为我坚信，这种尝试可能会冒摧毁一切合理改革的前景的风险。暴力的连续使用可能最终会导致自由的丧失，因为它易于造成一种强者的统治，而不是理性的非情绪化的统治。一场除摧毁专制之外还试图尝试达到别的目的的革命，正如它可能达到自己现实的目的一样，至少可能造成另一种专制。
在政治辩论中，只存在我认为是正当的对暴力的更深一层的使用。我是指，一旦民主实现了，就可以反抗一切对民主宪章和民主方法之使用的攻击（不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任何这类攻击，尤其是如果它来自掌握政权的政府，或者它被这种政府容忍，都应该受到全体忠诚的公民的反抗，甚至是使用暴力。实际上，民主的运行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一理想，即一个试图滥用权力和把自身建成专制（或是它容忍其他人建立专制）的政府，其本身在法律上就是不合法的，公民不仅有权利而且有义务把这种政府的行为视为犯罪、把它的成员视为一群危险的犯罪分子。但是我认为，这种对推翻民主的企图的暴力反抗应该毫不含糊地受到保护。不应有任何怀疑，反抗的唯一目的是为挽救民主。威胁要利用这种情形建立一种反专制，正如起初试图引进一种专制一样是犯罪；这种威胁的使用，即使是以威慑敌人、挽救民主的公正意图促成，结果只能算是一种捍卫民主的坏方法；诚然，这种威胁在危险时刻能够扰乱民主的捍卫者的队伍，因而可能帮助敌人。
这些评论指明，一项成功的民主政策，需要捍卫者遵守一定的统治。有些这类统治在本章的后面将会列出；在此我只能指明，为什么我把马克思主义对暴力的态度，看作马克思一切分析中应该探讨的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三
依照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革命的解释，我们可以把他们区分为两种主要派别，即激进派和温和派（只是粗略地而非精确地相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而言）。
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讨论暴力革命是否是“正当的”这一问题，他们说，他们不是道德家，而是科学家，他们并不讨论应是什么的玄思，而只讨论所是什么和将是什么的事实。换言之，他们将自身限定为预见什么将会发生这一问题的历史预言家。然而，我们可以假定，我们在劝说他们讨论社会革命的正当性方面已经成功。在这种情形下，我相信我们会发现，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原则上都会同意这一老观点，即暴力革命只是因为它们直接反对专制，才是正当的。从现在开始，这两派的意见有了不同。[11]
激进派认为，在马克思看来，一切阶级统治必然是一种专政，即一种专制。[12]因此，一种真正的民主只能通过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通过（如果必要的话）用暴力推翻资本家专政，才能实现。温和派不同意这种观点，但却认为，民主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所以，通过和平的和渐进的改革，能够造成社会革命。然而，即使这个温和派也认为，这种和平的发展是不确定的；它指出，如果在民主的战场上面临被击败的前景，可能诉诸武力的恰是资产阶级；他们辩解道，在这种情形下，工人在反击和用暴力手段建立自己的统治时，[13]是正当的。这两派都声称代表马克思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在某一方面两者都是正确的。例如，正如上述提及的，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由于他的历史主义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是模棱两可的。而且，他似乎在自己的一生中改变了观点，以激进的立场开始，后来则采取一种较温和的立场。[14]我将首先审查激进派的立场，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唯一符合《资本论》和马克思预言式论证的总倾向的立场。因为《资本论》的主要理论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对抗必然会增长，根本不存在妥协的可能，所以，资本主义只能被摧毁，而不能被改进。最好是援引《资本论》的基本论断，马克思在其中最终概括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他写道：“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5]
从这一基本论断来看，可以毋庸置疑，马克思《资本论》的教导的核心是，改造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并预言它将被暴力推翻；这是一种符合激进派的理论。这个理论也能够符合我们的预言式论证。因为我们不仅赞同第二步的前提，而且也赞同它的第一个结论，那么，依照我们从《资本论》所援引的论断，社会革命的预言确实能够推出（正如上一章所指出的，工人的胜利也能够推出）。诚然，似乎很难设想一个完全联合的和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如果他们的苦难不能用任何其他手段减缓，他们最终不会进行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推翻社会秩序的尝试。但是，这当然不能挽救它的第二个结论。因为我们已经表明，第一个结论是无效的；只从这个前提、从财富和苦难同步增长的理论出发，是不能得出社会革命的不可避免性的。正如我们在对第一个结论的分析中所指出的，我们所能说的是，暴动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是，由于我们既不能肯定阶级联合，也不能肯定工人中有一种发达的阶级意识，我们就不能把这种暴动等同于社会革命（他们都无须取得胜利，因而假定他们代表社会革命，与第三步是不相符的）。
同至少很符合预言式论证的激进派立场相反，温和派立场完全推毁了这种论证。然而，正如前面说过的，它也有马克思的权威作支持。马克思活得够长，他看到了改革的实行，这种改革依照他的理论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是，他从不认为，工人命运的这些改善同时驳斥了他的理论。他关于社会革命的模棱两可的历史主义观点，允许他把这些改革解释成社会革命的前奏，[16]甚或是解释成它的开端。正如恩格斯告诉我们的，马克思得出了这一结论，即无论如何，“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17]这份报告与马克思逝世前三年写的一封信是符合的：“我们党……认为英国革命并不是必然的，然而——依照历史的先例——却是可能的。”[18]值得注意的是，至少在这些陈述的第一个陈述中，“温和派”的理论获得了清楚的表达；这个理论是，如果统治者不屈服，暴力就不可避免。
在我看来，这些温和的理论摧毁了整个预言式的论证。[19]它们意味着，妥协和资本主义的渐进改革都是可能的，因而不断减缓阶级对抗也是可能的。但是，预言式论证的惟一基础是阶级对抗不断增强的假定。为什么通过妥协实现的渐进改革，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体系的彻底毁灭；为什么工人——他们凭经验懂得通过渐进的改革能够改善自己的命运——即使不能创造“全面的胜利”，即让统治者屈从，他们也不宁愿固守这种方法；为什么他们不愿同资产阶级妥协，与其说通过达成易于导致暴力冲突的要求去让自己的一切所得冒险，也不让资产阶级拥有生产资料；这一切根本没有逻辑的必然性。只要我们假定，“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20]只要我们假定，苦难不断增长的规律有效，或是它至少使改进成为不可能，到那时我们就能够预言，工人将不得不进行推翻整个体系的尝试。所以，对“社会革命”的进化论解释，把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摧毁了；所留给马克思主义的，只是历史主义的探讨。如果某个历史预言还在进行尝试，那么它一定是建立在一种全新的论证的基础上。
如果我们试图依照马克思后来的观点和温和派的观点去构建这种修正过的论证，并尽可能地保存原初的理论，那么我们就达成一种完全建立在这一要求之上的论证，该要求主张，工人阶级现在代表、将来还代表人民的大多数。这一论证将这样进行。资本主义将受到“社会革命”——我们现在只不过用它来意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推进——的改造。这场革命可以用渐进的和民主的方法进行，它也可能是暴力革命，甚至在不同的交替时期它既是渐进的又是暴力的革命。这一切将取决于资产阶级的反抗。但是无论如何，尤其是如果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它必将以工人都获得《共产党宣言》所说的“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告终；他们必须“争得民主”；因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自觉的独立的运动”。[21]
重要的是要明白，即使在这种温和的修正过程中，预言也是站不住脚的。[22]理由就是这样。如果渐进改革的可能性被承认，痛苦不断增长的理论就必须放弃；但是随之而来，断言工业工人某一天将必然构成“绝大多数”这一论据的伪装就会消失。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断言实际上是从马克思的苦难不断增长的理论推出的，因为这个理论从未对农场主和农民予以足够的注意。然而，只要假定使中间阶级降落到无产阶级的水平、苦难不断增长的规律无效，那么我们就应该准备发现，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中间阶级将继续存在（或者出现了一个新的中间阶级），它会与其他非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工人的权力要求；没有谁能够肯定地说出这种争夺的结果将是什么。诚然，统计学家从未表明过工业工人的人数相对于人口中其他阶级的增长趋势。反之，如果放开生产工具的积累还在继续的事实不论，却存在相反的趋势。这一事实独自驳斥了修正过的预言式论证的有效性。所留下来的是这一重要的观察（可是它并不符合历史主义预言的狂妄标准），即在被压迫者的压迫下，或者在阶级斗争（如果这一术语被选用的话）的压迫下，社会改革已被广泛实行，[23]也即是说被压迫者的解放主要已由被压迫者自身实现。
四
无论在激进的还是在温和的各种解释中，预言式论证都是站不住脚和无法弥补的。然而，就全面理解这种情形而言，它并不足以驳斥修正过的预言；对审查暴力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它也是必要的，我们在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都能够观察到这种态度。我判断，这种态度对“争得民主”是否能够成功的问题，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因为无论温和的马克思主义派在哪里赢得普选或接近赢得普选，理由之一似乎是，他们吸引了大部分的中间阶级。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人道主义，归功于他们支持自由和反对压迫。然而，他们对暴力的态度的系统性的模棱两可不仅趋于使这种吸引中立化，而且也直接促进了反民主者、反人道主义者和法西斯主义者的利益。
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存在两种密切相关的模棱两可，从这种观点看，二者都重要。其一是建立在历史主义探讨之上的对暴力的模棱两可态度。另一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借以谈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24]的模棱两可的方式。这意味着什么？它可能意味着，并且它有时也是这样被解释的，工人政党有着与每个民主政党同样无害的和显然易见的目的，即争取绝大多数并组成政府。然而，它也可能意味着，并且这点经常被其所指的马克思主义者暗示，工人政党一旦掌握政权，就会使自身牢固地占据这个位置；也即是说，它将以这种方式利用它的得票多数，使得其他人很难以普通民主的手段重新获得权力。这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个在特定时期处于少数派的政党计划压制其他政党，不论是用暴力还是用得票多数的手段，那么，它就通过暗示承认，当前大多数政党有权同样这样做。这就丧失了一切抱怨压迫的道德权利；诚然，这等于用卑鄙手段欺骗了当前统治政党中那些试图用武力压制对手的集团。
我可以简略地把这两种模棱两可称作暴力的模棱两可和夺取权力的模棱两可。二者不仅根源于历史主义探讨的含糊，而且根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只要国家在本质上是一种阶级的专制，那么，一方面，暴力是容许的，另一方面，所能做的必然是以无产阶级专政去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对形式的民主的过分担心只不过表明缺乏历史感；正如列宁所说的，“民主……只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的阶段之一”[25]。
在激进派和温和派的策略理论中，这两种模棱两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模棱两可的系统使用能够使他们扩大未来的追随者得到补充的领域。这是一种策略优势，然而，这种策略优势在关键时刻可能容易导致失利；每当激进派的成员认为采取暴力的钟声已经敲响时，它就会导致分裂。激进派借以系统使用暴力的模棱两可的方式，由下述引自帕克斯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剖析，可以得到说明。[26]“由于现在美国共产党不仅宣称，它现在不提倡革命，而且宣称，它从未提倡过革命，从共产国际的纲领（1928年起草）援引几句话，也许是适当的。”帕克斯接着从其他地方援引了如下出自这个纲领的几段文字：“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不意味着通过议会多数和平地‘控制’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夺取政权……是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摧毁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党……面临着引导群众直接进攻资产阶级国家的任务。这点通过……宣传……以及……群众行动可以做到。这种群众行动最终包括……联合武装起义的总攻……后一种形式（它是最高的形式）……应该依照战争的规则进行……”从这些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纲领的这一部分是十分模棱两可的；然而，这并不能够防止该党系统运用暴力的模棱两可，如果策略形势[27]需要的话，又可撤至对“社会革命”一词作非暴力的解释；它并不顾及《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结论性的文字（1928年纲领保留了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28]
然而，温和派系统地使用暴力和夺取政权的模棱两可的方式，甚至更重要。它在上述援引的马克思的较温和的观点的基础上，尤其被恩格斯所发展，并成为一种极大地影响到后来发展的策略理论。我记住的这个理论可以描述如下：如果我们能够拥有它的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非常愿意有一种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的和民主的发展。然而，作为政治的现实主义者，我们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即当我们处于接近赢得多数时，资产阶级不会平静地袖手旁观。他们宁可摧毁民主。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应该退缩，而应该反击，并夺取政权。由于这种发展是一种可能的发展，我们应该为它提供工人准备；否则，我们将背叛自己的事业。这里是恩格斯论述这个问题的一段话：“就目前来说……法律……的运行是如此有利于我们，以致当它还在持续时而我们却将它放弃，那当然是疯狂。它是否不属于资产阶级，仍有待观察……该阶级为了以暴力压倒我们首先会放弃它。放第一枪吧，资产阶级的绅士们！毋需怀疑，他们会是首先开火的人。总有那样一个美好的日子……资产阶级会目睹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的力量……会感到厌倦，他们就要诉诸非法和暴力了。”[29]因此，所发生的除了留下系统的模棱两可还会有什么呢。而且，这种模棱两可还被用作一种威胁；因为在后面的文字中，恩格斯还以下述方式告诫“资产阶级的绅士们”：“如果……你们破坏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就可以自由采取行动，也可以自由制止反对你们的行动——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然而，不管将来做什么，它今天几乎是不会放过你们的！”[30]
有意思的是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如何极大地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概念，这个原初概念曾经预言，革命将作为资本主义对工人压迫的不断增强的结果而来临，而不是作为成功的工人运动对资本家压迫的不断增强的结果而来临。这一显著的路线变化[31]，表明了现实的社会发展的影响，这种社会发展是苦难不断减少的表现之一。然而，恩格斯的新理论在策略上是荒谬的，它注定是要失败的，因为它把革命的，更确切地说，把反革命的主动性留给了统治阶级。原初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导说，工人的革命将在萧条最严重的时刻，即在政治体系被经济体系的崩溃削弱的时刻，在一种能特别有利于工人的胜利的形势下，才会爆发。但是，如果“资产阶级的绅士们”应邀开了第一枪，可以想象，难道他们会愚蠢到不会明智地选择自己的时机吗？他们不会为自己即将进行的战争作准备吗？而且由于，依照这一理论，他们掌握政权，这种准备难道不意味着动员各种力量，以反对工人几乎不存在的胜机吗？通过修正这种理论，以便工人不会等到另一方面的攻击而试图解放自己，就不会遇上这种批评，因为依照它自身的前提，对那些掌权者而言，把准备做在前头总是容易的——如果工人准备棍棒，他们就准备步枪，如果工人准备步枪，他们就准备大炮，如果工人准备大炮，他们就准备俯冲式轰炸机，等等。
五
然而，这种批评，正如实际上所是和经验所证实的那样，只不过是表面的。这一理论的主要缺陷存在于更深之处。我现在要提供的批评试图表明，无论是这一理论的前提，还是它的策略后果，都只能如此，它们可能恰好造成资产阶级的反民主的运动——这种反动是该理论预见到却又（模棱两可地）表示憎恶的：资产阶级的反民主因素的增强以及最终是内战。我们知道，这可能导致失败，导致法西斯主义。[32]
简略地说，我想起的批评是，一旦它们被重要的政党所采纳，恩格斯的策略理论，更一般地说，暴力和夺取政权的模棱两可，就会使民主的运动成为不可能。我把这个批评建立在这一争论的基础上，即只有各主要政党都对民主的职能持一种可以用某些规则概括如下的观点时，民主才能够运行（也可参阅第7章第2节）：
（1）虽然普选制度是最重要的，却不能把民主完全描述为多数人的统治。因为多数人可能以专制的方式进行统治（那些不足6英尺高的多数人可能会决定，高于6英尺的少数人应该支付全部赋税）。在一个民主的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民主的准则是这样：在一个民主国家（也即是说政府），可以不经流血而为被统治者解散。因此，如果掌权者不能维护这些制度——它能够确保少数人有实现和平变革的可能性——那么，他们的统治就是一种专制。
（2）我们只需要区分两种形式的政府，即拥有这种制度的民主政府和一切其他的专制政府。
（3）一部具有连贯性的民主宪法只排斥法律体系的一种变化类型，即一种危及其民主特征的变革。
（4）在民主国家，对少数人的全面保护不会扩大到那些违法者，尤其不会扩大到那些煽动其他人用暴力推翻民主者。
（5）一项捍卫民主的构架体系的政策必然永远是从这一前提出发，即在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中总会存在各种反民主的倾向。
（6）如果民主被摧毁了，一切权利就都会被摧毁。即使一定的为被统治者所欣赏的经济利益能够维持，它们也只是在表面上维持。[33]
（7）由于民主承认非暴力的改革，它就为一切合理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无价的战场。如果在一切爆发在该战场上的特殊战斗中，维护民主不被引为头等考虑，那么，一切存在的潜在的反民主倾向（它诉诸那些被我们在第十章称作在文明的胁变下蒙受苦难的人），就可能造成民主的崩溃。如果对这些原则的这一理解尚未被发展，那么就必须为它们的发展而斗争。相反的政策也许会证明是致命的；它可能造成最重要的战斗——追求民主本身的战斗——的失利。
与这种政策相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策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使工人怀疑民主的政策。恩格斯说：“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不亚于君主国。”[34]然而，这种观点必然会产生下述政策：
（a）谴责民主不能够防止一切罪恶，而不承认民主者应该受斥难、不承认反对者通常并不比多数派少（每个反对党都拥有它应得的多数）。
（b）教育被统治者不要把国家视为自己的，而是视为隶属统治者的东西。
（c）告诉他们只存在一种改进事情的方式，即彻底夺取政权的方式。然而，它忽略了民主的一项实际上很重要的职能，即它能够制衡权力。
这种政策等于从事开放社会的敌人的工作；它为他们提供了一支不自觉的第五纵队。《共产党宣言》模棱两可地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35]与之相反，我断定，只要它作为第一步被接受，那么，争得民主也会丧失。
这些就是恩格斯的策略理论，以及根源于社会革命理论的模棱两可的总结果。最终，它们不过是柏拉图以寻问“谁将统治国家？”（见第七章）的方式提出政治问题的最后结果。对我们来说，十分紧迫的是要明白，与“权力如何被行使”和“行使多大权力”的问题相比，“谁应该行使权力？”的问题几乎是无关紧要的。我们应该明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是法律构架的问题，而不是个人的问题，通往更平等的进步只能靠对权力的制度控制来保证。
六
正如在上一章一样，我现在要通过指明马克思的预言影响近来历史发展的方式，举例说明第二步。一切政党在其反对者的不受欢迎的活动中，都有某种“既得的利益”。他们依赖于反对者而生存，因而易于揣摩、强调、甚至是期盼他们。只要他们能够这样做而不涉及对反对者负责的话，他们甚至会鼓励反对者犯政治错误。这点连同恩格斯的理论一道，导致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期盼反对者制造的反民主的政治行动。他们不仅不竭力同这种活动作斗争，而是庆幸地告诉自己的追随者：“看这些人在做什么。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民主。这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和平等！等算账的一天到来时，请记住它吧。”（这是一个既可以意指选举的日子，也可以意指革命的日子的模棱两可的词语。）如果这种让某党的反对者暴露自身的政策被扩大到反民主的活动，只能导致灾难。这是一种在民主制度面临现实的和不断增长的危险之时，光说不练的政策。这是一种嘴上高谈战争、行动上却按兵不动的政策；它教给法西斯主义者一种无价的方法，这就是嘴上高谈和平、行动上却搞战争。
毋庸置疑，上述提及的模棱两可就这样成了那些企图摧毁民主的法西斯主义集团的帮凶。因为我们应该估计到这一可能性，即可能存在这样的集团，它们在所谓资产阶级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工人政党所采取的政策。
例如，让我们更缜密地思考一下革命的威胁或者政治性冲击的威胁——与工资的争执等相反——在政治斗争中的运用。正如上述所解释过的，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手段是被用作进攻武器，还是仅仅为了防御民主。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作为纯粹的防御武器，它们是正当的，当这些手段按照防御性的和无歧义的要求被坚决使用时，它们曾经被成功地这样使用过（请记住卡普暴动的迅速失败）。然而，如果被用作一种防御性武器，它们必然会导致反对者营垒中反民主倾向的增强，因为他们明确要让民主无法运行。而且，这种使用必然会使这种武器对防御无效。如果当狗甚至还是好端端的时候，你却使用鞭子抽它，那么，当你需要它去阻拦坏人时，它也是不干的。民主的防御应该在于，让那些尝试反民主的实验的人为之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种代价比民主妥协的代价要大得多……工人使用一切非民主的压迫，只能导致一种类似的、甚至是一种反民主的、反动的压迫——导致煽动一场反民主的运动。这种反民主的运动对于统治者，较之它对于被统治者，当然要严重得多和危险得多。工人的任务是坚决同这种危险的运动做斗争，在它还不明显的开端，就终止它。然而，他们现在如何以民主的名义做斗争呢？他们自身的反民主的行动必然会为自己的敌人、为那些民主的敌人提供机会。
如果人们愿意的话，可以对上述所描述的发展的事实作不同的解释；它们可能导致这一结论，即民主是“不好的”。这确实是一个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下过的结论。在他们认为是民主的斗争——他们在阐述自己的策略理论时，已经丧失这一斗争——被击败之后，他们说：“我们太宽大了、太人道了——下次我们将发动一场真正的流血革命！”这好似一个输掉拳击赛的人下结论：拳击是不好的——我应该使用棍棒……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者向工人教授阶级战争的理论，但却向反动的资产阶级的顽固分子教授阶级战争的实践。马克思谈论战争。他的反对者注意听着；接着他们开始谈论和平，并指责工人好战；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否认这种指责，因为阶级斗争是他们的口号。法西斯主义者却行动。
到目前为止，分析主要涵盖一定的更“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把自己的政策完全建立在恩格斯的模棱两可的策略理论的基础之上。由于缺乏上一章讨论过的实际纲领，对社会民主党而言，恩格斯的策略的灾难性后果被加剧了。然而，在一定的国家和一定的时期，尤其在其他工人政党（例如社会民主党和劳动党）遵守民主统治的地方共产党也采取了这里所批评的策略。
然而，就共产党有一个纲领而言，上述立场与他们是不同的。共产党的纲领是：“照搬俄国！”这使他们在革命理论和断言民主只不过意味着资产阶级专政方面，更为明确。[36]依照这一判断，如果这种隐蔽的专政变成一种公开的专政，变得对一切人都明显，就不可能丧失太多的什么，还会赢得某种东西；因为这只会使革命更快到来；[37]他们甚至希望，中欧的极权专政会加速问题的解决。毕竟，由于革命必然要到来，法西斯主义只是引起革命的手段之一；由于革命显然被长期延误了，情况就尤其这样。撇开其落后的经济条件不论，俄国已经进行了革命。在较先进的国家，只有民主所创造的空洞希望还在阻止革命。[38]因此，通过法西斯主义者摧毁民主，由于促成工人对民主方法的最终觉醒，只能引起革命。随之而来，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39]感到，它发现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真实的历史作用”。从本质上看，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最后站台。因此，当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时，共产党不要投入战斗（没有谁期望社会民主党去斗争）。因为共产党肯定，无产阶级革命被延期了，法西斯主义的插曲——它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加速所必需——支撑不了几个月。[40]因而共产党要求不要采取行动。他们是无害的。对法西斯主义夺取政权，从来不存在“共产主义的危险”。正如爱因斯坦曾经强调的，在共同体的一切有组织的集团中，只有教会，或者毋宁说只有一部分教会，才认真提供反抗。
* * *
[1] 参阅《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页）。
[2] 这段话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
[3] 参阅《资本论》第547页［这里所引的话与中文版不同，在中文版中，这段话为：“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这里关键的不同在于，在波普尔的引文中，是“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而中文版中却是“城市工人的集中”——译者］。
对“资本集中”（我在正文中译为“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一词，可以作点评论。
在《资本论》第3版中（参阅《资本论》第689页以下；中文版与此相同的内容，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5—686页），马克思引入了下述区别：（a）他仅仅以资本积累意指资本商品的总量的增长（例如，在一定的区域之内）；（b）资本积聚意指（参阅第689、690页）不同的单个资本家所掌握的资本的正常增长，这种增长源于面向积累的总趋势，使它们能够控制工人人数的增长。他以集中意指（参阅第691页）因一些资本家被另一些资本家所剥夺而引起的这种资本的增长（“一个资本家打败他的许多同道”）。
在第2版中，马克思尚未区分积聚和集中，他在（b）和（c）的双重意义上使用“积聚”一词。为表明这种差别，我们在第3版（《资本论》第691页）中读到：“我们在这里有了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真正的集中。”（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6页中，这句话为：“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译者）在第2版中，我们在该处读到的是：“我们在这里有了不同于积累的真正的集中。”然而，这一修改在全书中并没有进行，而只是在一些段落（特别是第690—693页和846页）中进行。在这里正文中所引述的这句话中，遣词造句仍然与第2版相同。在本章第251页注①正文所引述的这句话（第846页）中，马克思则用“集中”代替了“积聚”。
[4] 参阅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92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获得胜利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阶层、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
关于马克思对“农村生产者”所做的不可思议的朴素陈述，另见第二十章第303页注①。
[5] 参阅第一卷第八章第265页注①正文。
[6] 参阅本章第241页注①引文，特别是涉及中间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部分。
关于“流氓无产阶级”，参阅同上处和《资本论》第71页（该术语在那里被译成“衣衫褴褛的无产阶级”）。
[7] 关于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意识”的含义，参见第十六章第一节的结尾。
除了正文中提到的失败主义精神的可能发展，也存在其他可以削弱工人的阶级意识并导致工人阶级之间分裂的因素。例如，列宁提到帝国主义通过向工人提供掠夺品份额，就可以使他们分裂；他写道：“……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的这种趋势，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级》，《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7页。）
H.B.帕克斯在其1940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验尸》一书所做的卓越分析中就正确地提到，企业家和工人一起来剥削消费者是可能的；在受保护的或垄断主义的工业中，他们可以分享掠夺品。这一可能性表明，马克思夸大了工人和企业家的利益之间的对抗。
最后应该提到，多数政府沿最小反抗的路线推进的倾向，很容易导致下述结果。由于工人和企业家是共同体中组织得最好和政治上最有力量的团体，一个现代政府可能容易倾向于以牺牲消费者的代价来满足他们。它可以毫无愧疚地这样做；因为它会说服自身，通过建立共同体中具有对抗性的政党之间的和平，它已将一切处理好。
[8] 参阅本章第252页注②、③。
[9]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敢断言，在暴力的社会革命中所涉及的痛苦，比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中固有的长期罪恶中所涉及的痛苦要小得多（参阅劳拉《马克思主义和民主》，E.费茨杰拉德译，1940年；第38页注；劳拉由于持有这一观点而批评S.胡克的《理解马克思》一书）。然而，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揭示这一评估的科学基础；或是更直率地谈论这一完全不负责任的神谕式的托词。
[10] “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恩格斯：《〈资本论〉第三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页。）
[11] 它并不十分一致，因为有时共产主义者提倡较温和的理论，尤其是在那些社会民主党并不代表这一理论的国家。例如，参阅本章第257页注①正文。
[12] 参阅第十七章第195页注②、③；以及本章第249页注②；并可与本章第252页注②、③及正文进行对照。
[13] 当然，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不同立场；也存在较温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尤其是A.伯恩施坦所谓的“修正主义”。实际上，这后一立场完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它只不过是为一种严格的民主的和非暴力的工人运动辩护。
[14] 当然，马克思学说的这种发展是一种解释，但不是一种非常令人信有的解释；实际上，马克思并不十分一贯，他对“革命”、“力量”、“暴力”等术语的使用，赋予一种系统的歧义性。这一立场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一事实强加给他的，即他所生活的时代的历史并没有依照他的计划推进。只要它极其明晰地展示了一种偏离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即偏离不干预的趋势，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一致的。马克思经常（例如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谈到对这一趋势满意（参阅本章第252页注①引文；也可见正文）。另一方面，这同一种（面向干预主义）的趋势导致一种与马克思的理论相反的工人命运的改进；它因而降低了革命的可能性。马克思对自己的教诲的摇摆不定的和歧义的不同解释，可能就是这一情形的结果。
为举例证明这点，可以援引两段话，一段出自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另一段出自晚期著作。这段早期的话出自《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这段话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它很实际。马克思假定，工人可以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道赢得反封建的战斗，并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权。马克思认为，在实现这点以后，工人的战斗口号必然是“不断革命！”它所意味的东西获得过详细的解释：“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0页。）[也可参阅本章第262页注②（1），以及第二十章第304页注①。]与前面的那段话相对照，可以从马克思的《对第一国际的演讲》（阿姆斯特丹，1872年；参考L.劳拉的同上书，第36页）中选出一段温和的话：“我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们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那里的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中文题目名为《关于海牙代表大会》，引文中的最后一句则为：“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9页——译者）关于这类较温和的观点，也可参见本章第252页注①—③正文。
然而，早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结论中，就能够发现这全部的混乱，在那里，我们发现下述两个相矛盾的陈述，它们只被一句话隔开：（1）“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例如，这应该包括英国。）（2）“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为了造成完全的混乱，接下这句话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民主的制度并没有被排除）（以上引文均见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15] 参阅《资本论》第846页。（关于“集中”这一术语，它在第三版中替换了第二版中的“积聚”术语，参阅本章第240页注③。关于“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变成一种桎梏”的翻译，值得注意的是，一种比较直译的表述可以是：“它们变得与其资本主义的覆盖物”或者“外壳”“不相容”；或者可以稍微自由地译成：“它们的资本主义的外壳变得不堪忍受。”）（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在中译本中可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1—832页——译者）。
正如它的延伸所表明的，这段话受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强烈影响（黑格尔有时将一个命题的反题称作它的否定，把综合称作“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占有方式……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在……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2页）（关于社会主义的更详细的辩证的派生，参阅第一卷第八章第260页注③）。
[16] 这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采取的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页），在那里他说：“……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在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另见本章第249页注②）。
[17] 参阅恩格斯《〈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这段话在第十七章第199页注①中有较完整的引述。
[18] 参阅马克思1880年12月8日致海德门的信；见H.海德门《冒险人生录》（1911年）第283页。另见L.劳拉，同上书，第239页。这里可以更全面地引述段语：“您说您不同意我党对英国的观点，对此我只有答复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却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地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6页）（请注意这一立场的歧义性）。
[19] H.B.帕克斯在《马克思主义——验尸》一书的第101页（另见第106页以下），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不能被革新而只能被摧毁的信条”，是马克思主义积累理论的富有特征的信条之一。他说，“采纳一些其他理论……并用渐进的方法去革新资本主义仍然是可能的”。
[20] 参阅《共产党宣言》的结尾：“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21] 参阅《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这段话在本章注正文中有更全面的引述——本段中的最后一段引文出自《共产党宣言》（同上书，第283页；“自觉的”一词是根据作者引述的英译本加的——译者）。也可参阅本章第262页注①。
[22] 然而，在那些经受痛苦的人的压力下，社会变革很少被实行；宗教运动（我指包括功利主义者和类似于狄更斯的个人主义者的）可以极大地影响公众舆论。亨利·福特发现，令一切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些“资本家”惊讶的是，工资上涨可以使雇主获利。
[23] 参阅第十八章第236页注①、③。
[24]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5] 参阅《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手册》第756页。下面是这段完整的话：“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页）
列宁认为，民主只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也可以参阅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以平等的论据反对考茨基：“考茨基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底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26] 参阅帕克斯《马克思主义——验尸》第219页。
[27] 这种策略性行动是与《共产党宣言》一致的，《共产党宣言》不仅宣称，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而且同时宣称，“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这当然包括民主的制度。
然而，这种策略性行动也是与1928年的《苏联共产党党纲》一致的；因为这个纲领说（《马克思主义手册》，第1036页）：“在决定其策略路线方面，每一个共产党都应该说明具体的国内外形势……该党要按照尽可能广泛地组织……群众……来决定口号。”但是，如果不充分利用革命词句的系统的歧义性，这点就不可能实现。
[28] 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59和1042页；以及本章第249页注②（也可见第266页注②）。
[29] 这并不是一段引文，而是一段释义。例如，可参阅出自第十七章注中所引的《资本论》英文版序言的这段话。另见L.劳拉，前引书，第240页。
[30] 这两段话的开头一段被L.劳拉的书引用过；关于第二段，参阅《马克思主义手册》第93页。着重号是我加的［出自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这两段话，在中文版中与正文中的引文有所不同。它们是：（1）“现在遵守法律是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有利的，为要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变革，他们就只能运用秩序党方面的变革，即非破坏法律不可的变革。……大胆干吧，先生们，这里闲谈没有用，这里需要实际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10—611页）；（2）“如果你们破坏帝国宪法，那么社会民主党也就会不再受自己承担的义务的约束，而能随便对付你们了。但是它那时究竟会怎样做——这点它今天未必会告诉你们。”（同上书，第611页）——译者］。
[31] 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他不得不改变看法，正如他所说的，“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2页。）然而，他主要意识到一个错误：即他和马克思过高估计了发展的速度。发展实际上是朝不同的方向进行的，尽管他抱怨它，但他从不承认；参阅第二十章第300页注①、②正文，在那里我援引了恩格斯自相矛盾的抱怨，即“工人阶级实际上变得越来越资产阶级化”。
[32] 参阅第一卷第七章第242页注①和243页注①。
[33] 他们也可能继续找其他理由；例如，由于专制者的权力依赖于一定部分的被统治者的支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专制政权实际上应该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因为，即使专制者被迫收买一定部分的人口，向他们允诺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利益，这并不意味着，他是由这一部分强迫的，或是这一部分有权要求并强迫将这些利益作为自己的权利。只要没有现存的制度能够使这一部分去强制执行自己的影响，专制者就可能取消为该部分所分享的利益，并寻求另一部分的支持。
[34] 参阅恩格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35]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另见本章第254页注①。可进一步参阅出自《共产党宣言》的下段话（同上书，第285页）：“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1）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详细提出了必然导致民主斗争之损失的策略性劝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也可参阅本章第249页注②和第二十章第304页注①）。马克思在那里解释了民主获得之后，对民主党派所应采取的态度，依照《共产党宣言》（参阅本章第249页注②），共产党人应该与他们一道达成“团结和协调”。马克思说：“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再针对已被打倒的反动党派，而是必须针对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民主党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页。）
马克思要求“必须立刻把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自己选出的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目的在于“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处于受全体工人群众拥护的行政机关的监督和威胁之下”。（同上书，第371和370—371页）
显然，这种政策必然要破坏民主。它必然使政府转而反对那些不仅不准备遵守法律，反而试图靠威胁进行统治的工人。马克思试图用预言为其政治学辩解（同上书，第371页）：“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的斗争。”他还说，“……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反对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党”（即民主党派），“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我认为他的策略恰好会产生他所预言的极坏的结果。他们会使他的历史预言成为真实。诚然，如果工人一定要以这种方式进行，在这种意义上的每个民主主义者将被迫（即使，尤其是即使他希望推进被压迫者的事业）加入马克思所描述为工人的叛徒之中，并为保护个人免受专制者和大独裁者的善行，而去同那些力图破坏民主制度的人做斗争。
我想补充一下，这里所引用的这些段落都属于马克思比较早的言论，他的较成熟的意见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无论如何具有更大的歧义性。然而这并不贬低这一事实，即这些早期的话语有着持久的影响，它们经常被依照实行，对一切相关者造成损害。
（2）与上述正文中观点（b）相联系，可以援引一段出自列宁的话：“所有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6页。）显然，这些描述并不能鼓励工人捍卫议会民主免受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
[36] 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页）：“……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本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另见第十七章第194页注①、②。
[37]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现在要把……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下一个步骤上，也就是说，要找到转向或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思想上已经被争取过来了……没有这一点，那就连走向胜利的第一步都迈不出去。可是，这离胜利还相当远……要真正使整个阶级……都站到这种立场上来，单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自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一条基本规律……必须亲身体验到……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就必然是极端反动分子……的专政，然后才能坚决转到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来。”（《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0和201页；着重号是引者加的。）
[38] 正如所预期的，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每一方都试图把失败归咎于对方；一方谴责对方的政策具有灾难性，前者反过来又被后者谴责为还在使工人坚持能够赢得民主的战斗的信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发现马克思本人提供过一种绝妙的描述，它与把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尤其是归咎于竞争性党派这种方法的每一个细节都相符合（当然，这种描述被马克思用来针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一个竞争性左翼团体），马克思写道（《马克思主义手册》第130页）：“他们并不需要批判地对待他们自身的资源。他们只需要发出信号，拥有一切无穷资源的人民就会向压迫者进攻。在实际事情中，如果他们的……权力证明是十足的软弱无能，那么，错误在于每一方都是有害的诡辩家”（可以推断，另一个政党）“会使联合的人民分裂成不同的敌对的阵营，或者……整个事情在实行中会被一个细节破坏，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未预见到的偶然事件损害了这场游戏。无论如何，民主主义者”（或者反民主主义者）“因这场最不光彩的失败而变得无辜，正如他曾经以新近赢得的信念稀里糊涂地投入它之中一样，以为他注定要取胜；无论他本人还是他的政党都不必放弃自己的陈旧立场，相反，条件必然会成熟到朝他的目标前进……”
[39] 我之所以说它是“激进派”，是因为把法西斯主义看作是无情发展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的历史主义的解释，受到除共产党人队伍之外的一些团体的信仰和捍卫。即使是一些对法西斯主义作过英勇但却迟滞和组织不善的抵抗的维也纳工人领袖，也忠实地相信，法西斯主义在通往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是必经的一步。虽然他们十分痛恨它，他们却感到不得不将法西斯主义看作把苦难的人民引向最科目标前进了一步。
[40] 参阅本章第266页注②所援引的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