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历史主义基本上是反自然主义的，但它决不反对物理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两者有着共同的因素这一思想。这可能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历史主义者照例是采取这样一种（我也完全持有的）观点：即社会学，也像物理学一样，目的在于同时既成为理论的又成为经验的知识的一个分支。
说它是一门理论的学科，我们是指社会学借助于（它想要发现的）理论或普遍规律，必须能够解释和预告各种事件。说社会学是经验的，我们是指，它被经验所支持，而且它所解释和预告的事件乃是可观察的事实，而观察则是接受或否定所提出来的任何理论的根据。当我们谈到物理学中的成功时，我们想到的乃是它的预告的成功；它的预告的成功可以说和物理规律的经验确认乃是同一回事。如果我们以社会学的相对的成功和物理学的成功加以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假定，社会学的成功根本上也同样地在于对预告的确认。由此可见，某些方法——借助于规律做出预告和通过观察来检验规律——就必定对物理学和社会学都是共同的。
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事实上我认为它是历史主义的基本假设之一。但是，我不同意对这个观点作更为详尽的发挥，那导致了许多我将在下面叙述的观念。乍看起来，这些观念就像是以上刚刚勾画出的那种总观点的直接推论。然而事实上，它们却包含有另外的假设，亦即包含有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的学说；而尤其是有关历史规律或趋势的学说。
11.与天文学的比较 长期预报与大规模预报[1]
牛顿理论的成就，尤其是它那预报未来长期行星位置的能力，给予现代历史主义者以极其深刻的印象。他们宣称，由此而确立的那种长期预报的可能性就表明了：预言遥远未来的古老梦想，并没有超出人类心灵所能达到的限度以外。社会科学也必须追求同样的高度。如果天文学预告日月蚀是可能的，为什么社会学预告革命就应该是不可能的呢？
然而，历史主义者会坚持说，虽然我们应当追求那样的高目标，但我们决不可忘记，社会科学不能希望，而且它们也决不可去尝试达到天文学预报的那种精确性。有关社会事件的一份准确的科学日历，比如说可以和航海日历相比拟的，已经（在第5、第6两节中）证明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是革命可以被社会科学所预告，这样的预告也是不会准确的。有关它的细节和时间也必定有测不准的余地。
在承认、甚至于强调，社会学的预告在有关细节和精确性方面都有缺陷的同时，历史主义者却又认为，这类预报的气魄和意义就足以弥补这些缺点了。这些缺陷主要是出自于社会事件的复杂性，出自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出自社会学术语的定性特点。但尽管结果是社会科学失之于模糊，它那定性术语却同时也向它提供了某种丰富性和综合性。这类术语的例子有：“文化冲突”、“繁荣”、“团结”、“城市化”、“效用”等。上述的这类预告，亦即它们的模糊性被它们的范围和意义加以平衡了的长期预告，我建议称之为“大规模预告”或“大规模预报”。根据历史主义的说法，这就是社会学所必须尝试的那种预告。
这类大规模的预报——在一个广阔领域内而且是可能有些模糊的长期预报——在某些科学中是可以达到的，这一点肯定是真的。在天文学的领域里，就可以找到大规模预告的重要的而且很成功的例子。这种例子中有以周期律（这对气候变化是重要的）或上层大气的电离层的日变化与季节变化（这对无线电通信是重要的）为基础的有关太阳黑子活动的预告。就它们都是处理比较遥远的未来事件而言，这些预告有似于日月蚀的预告；然而前者与后者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往往是单纯统计的，并且无论如何，在细节上、在时间的确定上和其他方面总是不太准确的。我们看到了，大规模的预告就其本身来说也许并不是行不通的；而且如果长期预报终究是社会科学可以达到的，那么十分清楚的就是，它们只能是我们所描述过的大规模预报的那种东西。另一方面，从我们对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阐释中可以得出，社会科学的短期预告必定要蒙受重大的不利。缺乏精确性就必定严重影响到那种预告，因为正是由于它们的本性，它们就只能是处理细节和社会生活中较小的特征，因为它们只限于短期。可是，在其细节上并不准确的一种细节预告却是十分无用的。于是，根据历史主义的说法，如果我们终究是对社会预告感兴趣的话，则大规模预报（也就是长期预报）就不仅是极其诱人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唯一值得尝试的预报。
12.观察的基础
一门科学之非—实验性的观察基础，就这个术语的某种意义而言，在其性质上总是“历史的”，即使是对于天文学的观察基础而言也是如此。天文学所依据的事实是包含在天文台的记录里；例如，这些记录告诉我们，在某某日期（时、秒），水星被某位先生观察到是在某个位置上。总之，它们给了我们一部“按时间顺序的事件注册簿”或者说一部对观察的编年史。
与此相类似，社会学的观察基础也只能是以事件，即政治的或社会的事情的编年史的形式而给定。这种社会生活中的政治事件和其他重要事情的编年史，习惯上就是人们称之为“历史”的那种东西。在这种狭义上，历史就是社会学的基础。
要否认历史在这种狭义上作为社会科学经验基础的重要性，就会是荒唐可笑的。然而，历史主义之具有特色的、与它否认实验方法的适用性紧密相联系着的主张之一就是，历史（政治的和社会的）乃是社会学唯一的经验来源。这样，历史主义者就把社会学形象化为一门理论的和经验的学科，其经验的基础是全部由历史事实的编年史所构成的，其目的则是作出预报，最好是大规模的预报。显然，这些预报也必定有着历史的特性，因为，它们之受经验的检验，对它们的证实或反驳，都必须有待于未来的历史。因此，进行并检验大规模的历史预报，就是历史主义所理解的那种社会学的任务。总之，历史主义者主张社会学就是理论历史学。
13.社会动力学
社会科学和天文学之间的类比，还可以进一步加以发挥。历史主义者通常所考虑的那部分天文学，即天体力学，乃是以动力学，即有关由力所决定的运动理论为基础的。历史主义的作家们常常坚持，社会学应当以同样的方式，以社会动力学，即有关由社会的（或历史的）力所决定的社会运动的理论为基础。
物理学家知道，静力学仅仅是从动力学中得出的一种抽象；它好像是一种有关在某种情况下，怎样并且为什么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即为什么没有出现变化的理论；它是用反作用力的相等来解释这一点的。另一方面，动力学是探讨普遍情况，即探讨相等的或不相等的力；它可以说是关于某些事物是怎样和如何确实发生的理论。这样，就只有动力学才能给我们以真正的、普遍有效的力学法则；因为自然乃是过程，它在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尽管有时候只是很缓慢地，以致于某些发展可能难以观察到。
这一动力学的观点与历史主义者的社会学观点之间的类比是很明显的，不需要进一步说明。然而，历史主义者可能要求这一类比更深入一些。例如，他们可能提出，历史主义所构想的社会学是类似于动力学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因果理论；而一般说来，因果解释就是解释某些事物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基本上，这样的一种解释必定总是有着一种历史的成分。如果你问某一个折断了腿的人，它是怎样和为什么发生的，你是在指望着他告诉你这桩事故的历史。不过，即使是在理论思想的水平上，而尤其是在允许做出预告的理论水平上，对于一桩事件的原因作出历史的分析也是必要的。历史主义者会肯定说，需要有一种历史因果分析的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战争的起源或根本原因的问题。
在物理学中，这样一种分析是由确定各种相互作用的力，也就是由动力学，来达到的；历史主义者主张，社会学也应该尝试同样的工作。它必须分析产生了社会变化和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各种力。根据动力学，我们得知相互作用的各种力怎样合成为新力；反过来，把各种力分解为它们的分力，我们就能深入所考虑的事件的各种更基本的原因里面去。同样地，历史主义要求承认各种历史力量——不管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的根本重要性，例如，宗教的或伦理的观念，或经济的利益。分析或解开各种冲突着的倾向和力量的荆棘，深入它的根底里面去，深入社会变化的普遍推动力和规律里面去——这就是历史主义所见到的社会科学的任务。只有以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发展出一种理论科学，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预报，而对预报的证实就意味着社会理论的成功。
14.历史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社会学就是理论历史学。它的科学预报必须以规律为基础，而既然他们是历史的预报，是社会变化的预报，所以它们就必须以历史规律为基础。
然而，同时历史主义者又主张，概括方法并不适用于社会科学，而且我们一定不可假设社会生活的一致性在时间或空间中是永远不变和有效的，因为它们通常只适用于某个文化或历史时期。这样，社会规律——假若有任何真正社会规律的话——就必定和以一致性为基础的通常概括方法有着多少不同的结构。真正的社会学规律必须是“普遍地”有效的。然而，这一点只能意味着它们适用于全部的人类历史，包括所有的时代，而非仅是其中的某一些而已。但社会一致性不可能超出个别时期之外而有效。因此，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就必定是联接起各个相续时期的规律。它们就必定是决定着一个时期过渡到另一个时期的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就是历史主义者所说的唯一真正的社会学规律乃是历史规律的意义之所在。
15.历史预言还是社会工程学
正如以上指出，这些历史规律（如果它们能被发现的话）将会允许对甚至于是非常之遥远的事件作出预告，尽管不是对于细节上的精密准确性。因此，认为真正的社会学规律乃是历史规律的学说（一种主要地得自社会一致性的有限有效性的学说），就脱离了与天文学相竞赛的任何企图，而回到“大规模预报”的观念上来。而且它使得这一观念更为具体，因为它表明了这些预报具有历史预言的特性。
这样，对历史主义者来说，社会学就变成了一种要解决预言未来这一古老问题的企图，而且是要预言集体和人类的未来远甚于预言个人的未来。它是一门关于未来的事物、关于行将到来的发展的科学。假如为我们提供具有科学有效性的政治先见这一企图得以实现的话；那么对于政治家、尤其是对于眼光超越于目前当务之急以外的政治家、对于具有一种历史命运感的政治家来说，社会学就会证明是具有最大价值的了。确实是有一些历史主义者满足于仅仅预告人类旅程的下一阶段，而且即使是这些也都用的是非常之审慎的词句。但是有一个观念对他们大家却是共同的——即，社会学研究应当有助于揭示政治的未来，而且社会学也就因此而能变成具有远见的实用政治学的最好的工具。
从科学的实用价值观点来看，科学预告的意义是十分清楚的。然而，人们并不总是能认识到在科学中可以区别出有两种不同的预告，因而也就有两种不同的实用方式。我们可以预告（a）台风的到来，它可能具有最大的实用价值，因为它可以使人及时躲避；但是我们也可以预告（b）如果某个避难所要经得起台风，它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建造起来，例如，在它的北面要用钢筋混凝土的扶壁。
这两种预告显然很不一样，虽然两者都很重要，并且都实现了古老的梦想。其中的一例是告诉我们一桩我们无力加以阻止的事件。我将把这样一种预告叫做“预言”（prophey）。它的实用价值就在于警告我们有那桩被预告的事件，从而我们就能够规避它或者是准备好迎接它（可能是靠别种预告的帮助）。
和这些相反的则是第二种预告，我们可以描述为技术的预告，因为这种预告构成工程学的基础。它们可以说是建设性的，如果我们想取得某些结果，它们就会告诉我们可行的步骤。从实用观点考虑，大部分的物理学（几乎是除了天文学和气象学之外的全部物理学）都是在做着可以描述为技术预告这样一种形式的预告的。这两种预告之间的区别，大致上吻合于有关科学中所规划的实验或大或小的作用之与单纯的耐心观察相对立。典型的实验科学能够做出技术性的预告，而主要是使用非—实验性的观察的那些科学则是作出预言。
我不希望被人认为是在蕴意着：一切科学、甚而一切科学的预告，基本上都是实用的——即它们必然要么是预言的，要么是技术性的，而不可能是什么别的东西。我只是要使人注意到这两种预告和与它们相应的科学之间的区别。在选择“预言的”和“技术性的”这两个名词时，如果从实用主义的观点来看，我的确是希望提示它们所显示的特点；但我在使用这种术语，既不是想说实用主义的观点必然优越于任何其他观点，也不是想说科学的兴趣只限于在实用意义上是重要的预言和技术性的预告。例如，假如我们考察一下天文学，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发现主要都是属于理论上的兴趣的，哪怕它们从实用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作为“预言”，它们全都有似于气象学的预言，而气象学的预言对于实践活动的价值乃是十分明显的。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的预言性和工程性之间的这一不同，并不相当于长期预告和短期预告之间的不同。虽然大多数工程预告是短期的，但也有长期的技术性预告，例如关于一件机器使用期限的预告。还有，天文学的预言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期的，而大多数气象预言则是比较短期的。
下面将会看到，这两种实际的目的——预言与工程——之间的不同以及有关科学理论结构中的相应不同，乃是我们在方法论分析中的要点之一。目前我只想强调，历史主义者十分一贯地相信社会学的实验是无用的而又不可能的，他们在为历史的预言——关于社会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发展的预言——进行论证，并反对把社会工程当作社会科学的实际目的。而目的在于扼止或控制或加速即将到来的社会发展的社会工程学、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观念，在某些历史主义者看来则是有可能的。但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业，或者是一种忽视了下述事实的事业：即政治设计，像所有的社会活动一样，必须要受到更高级的各种历史力量的支配。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这些思考就把我们带进了我要称之为“历史主义”的那些论据的整体的核心部分；并且它们也证明了这一命名是正当的。社会科学只不过是历史学——这就是主题；然而，却并非是在对历史事实的单纯编年那种传统的意义上。历史主义者想要以之等同于社会学的那种历史学，不仅是在回顾过去，而且还在展望未来。它是对作用着的各种力量，并且首先是对社会发展的规律的研究。从而，它可以说是历史的理论或理论的历史，因为唯一普遍有效的社会规律已经被等同于历史规律了。它们必须是关于过程、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不是关于表面上的持久性或一致性的假-规律。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说法，社会学家必须努力得出社会结构的变化能与之相符的一种有关大趋势的观念。除此之外，他们还应该力图理解这一过程的原因、形成变化的各种力量的作用。他们必须努力总结出有关社会发展背后的总趋势的假说，以便人们从这些规律里推导出预言，使自己得以校准于即将到来的各种变化。
历史主义者的社会学概念可以通过追踪我已经划清了的两种不同预测之间的区别以及有关的两类科学之间的区别，而得到进一步的澄清。站在反对历史主义的方法论的立场，我们可以构想一种以技术社会科学为目标的方法论。这样的一种方法论会导致对于社会生活一般规律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发现所有那些对于每一个追求社会制度改革的人说来会成为其工作基础所不可或缺的事实。毫无疑问，这些事实是存在的。例如，我们知道有许多乌托邦体系，它们之所以行不通，简单地就是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事实。我们正在考虑的技术学方法论，目的就是要提供避免这种不现实的构造的手段。它会是反—历史主义的，但决不是反-历史的。历史经验会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而为它服务。但是，它并不试图发现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寻求对社会制度的建立在施加限制的各种规律或其他的一致性（虽则历史主义者说，这些并不存在）。
正如使用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反-论证一样，历史主义者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质疑这样一种社会技术学的可能性和功用。他可以说，让我们假设有一位社会工程师已经研制出了一种新社会结构的一套方案，它是被你们想象中的那种社会学所支持的。我们设想，在并不与已知的社会生活的事实和规律发生冲突的意义上，这个方案是既实用而又现实的；我们甚至于假定，这个方案被另一个同等实用的、要把现社会变革成一种新结构的进一步的方案所支持。即使如此，历史主义的论证也还是能够表明，这样一种方案是不值得认真考虑的。正因为它没有估计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所以它仍然是一个不现实的和乌托邦式的梦想。社会革命并不是由合理的方案而是由社会的力量，例如由利益冲突，所造成的。有关有一个强而有力的哲人王会把某种精心思虑出来的方案付诸实施这一古老的观念，就是为维护土地占有的贵族的利益而发明出来的一种神话。这一神话的民主主义的对应词则是另一种迷信：即，有足够多的具有善意的人，就能被合理的论据所说服去采取计划中的行动。历史表明，社会现实却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的历程决不是被不管是多么美妙的理论构造所塑造出来的，尽管这类规划和其他许多不那么合理的（甚至于是非常之不合理的）因素一道，起了某些影响。即使是这样一种合理的计划吻合了强而有力的集体的利益，它也决不会以它所被设想的那种方式而实现；尽管事实是，为了它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在那时候已成为历史过程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真正的结果总是和合理的构造大不相同的。它永远是斗争中的各种力量瞬间配置的一种合力。而且在任何情况之下，合理方案的结果都不会成为一种稳定的结构；因为力量均衡是必定会变化的。一切社会工程，不管它是多么地以自己的现实主义和自己的科学性自诩，都注定了依然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
就此而言，历史主义者会继续说，这一论证是针对着为某种理论社会科学所支持的社会工程学的实践可能性而发的，而并不是针对着那样一种科学观念的本身。然而，它却可以很容易加以引申，从而证明有关技术之类的任何理论社会科学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已经看到，由于非常重要的社会学事实和规律的缘故，实用工程学的冒险必然注定了是要失败的。但是这一点蕴涵着，不仅是这样一种冒险没有实用的价值，而且它在理论上也是不健全的，因为它忽视了唯一真正重要的社会规律——即发展的规律。号称是它所依据的那门“科学”也必定未能把握这些规律，因为否则的话，它就决不会为这样不现实的结构提供基础了。任何不教导合理的社会结构之不可能性的社会科学，都对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实是完全盲目的，并且都必定会忽视具有真正有效性和真正重要性的唯一的社会规律。因此，寻求为社会工程学提供背景的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是对社会事件的真实描述。它们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历史主义者会声称，除了这一决定性的批判之外，还有另一些反驳技术社会学的理由。例如，一个理由是，这种社会学忽视了诸如创新性的出现之类的社会发展方面。我们能够在一个科学的基础之上合理地建造起新的社会结构这一观念，就蕴涵着我们可以或多或少地以我们所设计的方式来实现一个新的社会时期。然而，如果这个方案是以一门包罗有各种社会事实的科学为基础的话，那么它就不能阐明内在的新特征，而只能是阐明新的安排（参见第3节）。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新时代是具有它自己内在的创新性的——这一论据就必定要使得任何详细的计划都落空，并且使得任何根据它所建立的科学都不真实。
这些历史主义的考虑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在内。因此，经济学就不能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社会改革的有价值的报导。只有假-经济学才力求为合理的经济计划提供一个背景。真正科学的经济学只能是有助于揭示贯穿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它也许还能帮助我们预见未来时期的轮廓，但是它并不能有助于我们为任何新的时期而制定任何详细的计划并付诸实施。凡是对其他社会科学有效的，也必定对经济学有效。它的终极目标只能是“揭示人类社会运动的经济规律”[2]（马克思）。
17.解释社会变化还是规划社会变化
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义观点，并不蕴涵着定命论，也并不必需导致无为——而是完全相反。大多数历史主义者都具有显著的“行动主义”的倾向（参见第1节）。历史主义充分承认，我们的愿望和思想、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推理、我们的恐惧和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能力都是社会发展的力量。它并不教导说，什么都不能被人实现；它只是预告：无论你的梦想还是你的理性所构造的东西，都决不会按照计划实现。只有那些适合于历史主流的方案才能够起作用。我们现在就可以确切看到，历史主义者所承认的是合理的那类活动。只有那类能适合并能促进即将临头的变化的活动才是合理的。社会助产术乃是向我们开放的唯一完全合理的活动，是唯一能基于科学预见之上的活动。
尽管像这样的科学推理并不能直接鼓励活动（它只能把某些活动当作是不现实的而不加以鼓励），它却可以蕴涵着对那些感到自己应当作某些事的人们予以鼓舞。历史主义就确切地提供了这种鼓舞。它甚至于派给人类理性有一席用武之地，因为它是科学的推理，是历史主义的社会科学；唯有它才能告诉我们任何合理的活动所必定采取的方向，假如它要吻合行将到来的变化的方向的话。
这样，历史预言和历史观就必定成为任何一种深思熟虑的而又现实的社会行动的基础。因此之故，历史观就必定成为历史主义思想的中心工作；而且事实上也已经是如此。历史主义者的全部思想和全部行动，其目的都在于解释过去，以便预告未来。
历史主义能不能给那些想见到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们提供希望和鼓励呢？只有一个对社会发展抱有一种乐观的观点——即在它是内在地趋向于一种更美好的和更合理的事物状态那种意义上，相信它是内在地“美好的”或“合理的”——的历史主义者，才能提供这种希望。但是，这一观点就等于是一种对社会的和政治的奇迹的信仰，因为它否认人类的理性具有造就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的能力。事实上，某些有影响的历史主义作家曾经乐观地预言过自由王国的到来，人类事物在其中能够合理地加以规划。他们教导说，由目前人类遭受苦难的必然王国向着自由与理性的王国的过渡，并不能靠理性来实现，而——奇迹般地——唯有靠严峻的必然性，靠那种在劝导我们要屈服的盲目而又无情的历史发展的规律。
至于那些愿望在社会生活中增加理性影响的人，他们只能由历史主义劝导去研究和解释历史，以便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如果这种解释揭示出响应他们愿望的那些变化行将到来，那么那种愿望就是一种合理的愿望，因为它和科学的预告相一致。如果行将到来的发展恰好趋向于另一个方向，那么那种要使世界更加合理的愿望就成为完全不合理的了；这时对于历史主义者来说，它就只不过是一场乌托邦的春梦罢了。行动主义只有当它默认行将到来的变化并能促进它们的时候，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
我已经表明，历史主义眼中的那种自然主义的方法蕴涵着一种确切的社会学的理论——即社会并不会发生显著的发展或变化的理论。现在我们就发现，历史主义的方法蕴涵着一种出奇相似的社会学理论——这一理论是：社会必然要变化，但却是沿着一条不能改变的前定的道路、是通过被无情的必然性所前定的各个阶段在变化的。
“当一个社会发现了决定它自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时，即使是它这时既不能越过自己演变的各个自然阶段，也不能把它们从世界上一笔勾销。但是它对此却有许多事情可做；它可以缩短和减轻分娩的阵痛。”马克思总结出的这个公式，[3]极为出色地表现了历史主义的立场。虽然它既未教导无为、也未教导真正的定命论，但是历史主义却教导说，任何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的企图都是枉然的；这仿佛是定命论的一种特殊的变种、一种有关历史趋势的定命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这一公认的“行动主义”的格言，由于它强调改变，而可以在历史主义者那里找到很多的同情（有鉴于“世界”在这里是指发展中的人类社会）。但是，它却与历史主义最重要的学说相冲突。因为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可以说：“历史主义者只能以各种方式解释和协助社会的发展；然而他的要点却在于没有人能够改变它。”
18.本分析的结论
或许有人感到，我最后的总结偏离了我所声明的意图：即，在着手批判历史主义之前，要尽可能尖锐地和令人信服地勾绘出历史主义的立场来。因为这些总结力图要表明，某些历史主义者的乐观主义或行动主义的倾向，已经被历史主义的分析的结果本身所挫败了。这似乎是蕴涵着指责历史主义不能一贯。并且还可以反驳说，让批判和讽刺钻进阐述里来是不公正的。
然而，我不认为这种责备是不公正的。只有那些首先是乐观主义者或行动主义者、然后是历史主义者的人，才可能把我的说法在相反的意义上当作是批判性的（会有许多人感觉是这样：即那些原来是由于他们倾向于乐观主义而被吸引到历史主义方面来的人）。但是，对那些首先就是历史主义者的人，我的说法应当看来并不是对他们的历史主义学说的批判，而只是对想把它和乐观主义或行动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企图的批判。
确实，并非一切行动主义的形式都是这样地被批判为与历史主义不相容，而仅只是它的某些过分的形式。一个纯粹的历史主义者会争辩说，与自然主义的方法相比较，历史主义由于强调变化、进程和运动而的确是在鼓励着行动；然而，它肯定不会盲目地支持一切行动，把它们都认作从科学观点看来是合理的；有许多可能的行动都是不现实的，它们的失败是科学可以预见的。他会说，这就是何以他和其他历史主义者要对可以认为是有用的行动的范围加以限制的原因，以及何以对任何清晰的有关历史主义的分析来说，都要强调这些限制乃是必要的原因。他们可以争辩说，那两段马克思的引言（见上一节）并不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的；虽然第二段（即更早的一段）就其本身看来，或许可能显得有点太“行动主义”了，但它的恰当的限度是被第一段所规定了的；而且假如第二段迎合了过分激进的行动主义者的口味并影响他们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话，那么第一段就应当是已经教给了他们任何活动所固有的限度，哪怕是由此而可能转变了他们的同情。
由于这些理由，看来似乎我的论述并不是不公平的，然而它却只不过弄清楚了有关行动主义的根据。同样地，我并不认为我在上一节中的另一种说法——大意是说，历史主义的乐观主义必须只能是依赖信仰，（因为理性已被否认能起到实现一个更合理的世界的作用）——就要被认为是一种对历史主义不利的批判。它对那些首先是乐观主义者或理性主义者的人，才会显得是对抗的。但是始终一贯的历史主义者在这一分析中则只看到了一种有用的警告，要它反对通常形式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两者的以及理性主义的浪漫的和空想的特性。他将坚持说，真正科学的历史主义必须与这些因素无关；而且我们就得必须服从现存的发展规律，正像我们必须服从引力定律一样。
历史主义者甚至可以走得更远。他可以补充说，应当采取的最合理的态度就是要这样调整一个人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它能符合行将到来的变化。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个人就达到了一种可以被证明为正当的乐观主义形式；因为那时候，如果从那个价值体系来判断的话，任何变化就必然都是一场越变越好的变化。
这种观念的确曾经为某些历史主义者所持有，并且甚至于曾经发展为一种相当一贯（而且非常流行）的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即道德上的善就是在道德上进步的，亦即道德上的善就是走在它那时代的前面而与即将到来的时期所要采取的行为标准相符合的东西。
这种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可以说成是“道德现代主义”或者“道德未来主义”（它的对应部分就是美学上的现代主义或未来主义），它很好地配合了历史主义的反-保守态度；它也可以被认为是对某些有关价值的问题的一个答案（参见第6节，论《客观性和评价》）。首先，它可以看作是标志着：历史主义——在本书中，它仅只是就其作为一种有关方法的学说而加以认真考虑的——是可以被发挥和发展成为一种规模完整的哲学体系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历史主义的方法是可以作为对于世界的一种总的哲学解释的一部分而产生的——这似乎并非不可能。因为毫无疑问的是，从历史的、尽管不是从逻辑的观点来看，方法论通常都是哲学观点的副产品。我打算在别的地方考察那些历史主义的哲学。[5]在这里，我将仅仅批判以上所论述的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学说。
* * *
[1]此处插入本节的前两段，以代替1944年由于纸张匮乏而略去的较长的一段。
[2]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未能找到，疑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句话之误引（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译者
[3]《资本论•序言》。（按：马克思的原话是：“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见《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1页。——译者）
[4]这一格言也是出自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以上第1节末尾原注。（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页。——译者）
[5]本书写完后，《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已出版（伦敦，1945；修订版，普林斯顿，1950，伦敦，1952，1957；第4版，伦敦，1961）。这里我特别是指该书的第22章，题目是“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