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本批判的实际目的
究竟科学研究的真正动力是求知，也就是说纯理论的或“无用的”好奇心呢，还是我们应该把科学不如理解为是一种解决在生存斗争之中所出现的实际问题的工具呢——这是一个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解答的问题。我们将要承认的是，为“纯粹的”或“基础的”研究权利而辩护的人，在他们反对一种狭隘的、而又不幸是很行时的观点——即认为科学研究只有当它被证明是一笔健全的投资时，才能被证明是有理的这一观点——的斗争中，值得人们全力支持。[1]但即使是这种有点极端的观点（我本人是倾向于它的），即科学最重要之点乃是作为人类所曾知道的最伟大的精神探险之一，也可以和我们承认实际问题的重要性与对科学（无论是应用的还是纯粹的）发展的实际检验的重要性结合起来；因为实践对于科学思索的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它既是马刺，又是马缰。人们无须信奉实用主义才能欣赏康德的话：“屈服于好奇心的每一种念头，让我们的探索热情除了自己能力的局限而外并不受任何事物的束缚，这一点就表现了一种与学术研究相称的心灵的渴望。但是在所呈现出来的无数问题之中，要选择出那些其解答对于人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却只有智慧才能有此优点了。”[2]
这一点之能应用于生物科学，或者甚至于更能应用于社会科学，是很清楚的。巴斯德对生物科学的改革，就是在高度现实问题——那有一部分是工业的和农业的——的刺激之下做出来的。而今天，社会研究具有的实际迫切性，甚至超过了对癌症研究的迫切性。正如哈耶克教授所说的：“经济分析从来就不是对于社会现象的原因的单纯智力好奇心的产物，而是一种强烈要求重建一个引起了人们深刻不满的世界的结果。”[3]在经济学以外，某些还不曾采用这一观点的社会科学，也以它们结果的空虚而表明了它们的思考是何等之迫切地需要有实际的检验。
当我们考虑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探索时，而尤其是我们这里所涉及的概括的或理论的社会科学方法时，就需要有实际问题的刺激，这也是同样明显的。关于方法问题较有成果的论辩，总是由研究工作者所面临的某些实际问题所激发起来的；凡不是这样激发起来的有关方法的论辩，几乎全都具有那种徒劳无益的微妙气氛的特色，这便使得方法论在实际研究工作者看来声名狼藉。应当认识到，比较实际的那种有关方法论的论辩，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必要的。在方法的、正如在科学本身的发展和改进上，我们只有通过尝试和错误而学习；而为了发现自己的错误，我们就需要有别人的批评；因为新方法的引用可能意味着一种带有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所以这种批评就更加重要。这一切都可以由在经济学中之引用数学方法，或在价值理论中之引用所谓“主观的”或“心理学的”方法之类的例子而加以阐明。更晚近的一个例子是这一理论的方法与统计方法（“需求分析”）的结合。这最近一次的方法革命，部分地是漫长的、大体上是批评性的论辩的结果；从这个事实里，方法研究的辩护者们肯定可以得到鼓励。
有许多历史主义的追随者都提倡对社会科学及其方法的研究采取实用的道路，他们希望他们能够使用历史主义的方法把社会科学转化为政治家手里的一种强大有力的工具。正是这种对社会科学的实际任务的承认，就提供了历史主义者和他们某些对手们之间进行讨论的一个共同基础。而我本人也准备立足于这一共同基础之上，从而批评历史主义乃是一种贫困的方法，是不可能得出它所许诺的结果的。
20.社会学的技术学方法
尽管在这一研究里，我的主题是历史主义，是我所并不同意的一种方法的学说，而不是我以为是已经成功的、而其进一步的更自觉的发展是我要加以推荐的那些方法；但是先来简短地讨论一下成功的方法还是有益的。这样可以向读者表白我自己的偏见，并澄清我的批判的基础观点。为了方便起见，我把这些方法名之为“零碎技术学”（piecemeal technology）。
“社会技术学”这个名词（而尤其是下一节所要介绍的“社会工程学”那个名词）[4]可能会引起疑问，并把那些由它联想到集体主义的计划者们的、甚或“技术治国主义者们”的“社会蓝图”的人们都排斥在外。我认识到有这种危险，所以我加上了“零碎”这个名词，既用以抵消不愿意要的联想，又用以表示我的信心：即“零碎修补学”（就像它有时候被称为的那样）和批判的分析相结合，乃是通向在社会科学中以及在自然科学中取得实际成果的主要道路。社会科学已经通过对社会改进的建议进行批判，或者更精确地说，已经通过各种尝试来寻找某种特殊的经济或政治行动是否会产生一种所预期的或者所愿望的结果，而获得了很大的发展。[5]这种路数的确可以称之为古典的路数，乃是我在提到社会科学的技术学路数或“零碎社会技术学”时，我心目之中所具有的东西。
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技术学问题，可以具有“私”的或者是“公”的性质。例如，对企业管理的技术的研究或关于改善工作条件对于产量的效用的研究，就属于第一类。对监狱改革的或普及健康保险的，对以法庭手段来稳定物价的或对采用新进口税的等，比如说，对于收入平衡的作用进行研究，就属于第二类；今天某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也属于这一类，诸如，控制商业循环的可能性或者在国家管理生产的意义上，集中化的“计划”是否与对政府有效的民主控制相矛盾，以及怎样向中东输出民主，等等。
这种强调实用技术学的研究路数，并不意味着应当排除任何可能从分析实际问题中而产生的理论问题。相反地，我的一个主要论点是，技术学的研究路数对于产生纯理论性的重要问题这一点上，很可能会证明是富于成果的。但是，除了在选择问题的基本任务上有助于我们而外，技术学的研究途径还对我们的思辨倾向（特别是在社会学本身的范围内，它很容易把我们引入形而上学的领域）加上了一条纪律；因为它迫使我们以我们的理论服从于明确的标准，诸如明晰性的标准和实际中可检验性的标准。我的关于技术学研究途径的论点或许可以这样说：社会学（甚而也许是一般的社会科学）应当寻求的，确乎不是“它自己的牛顿或它自己的达尔文”[6]，而不如说是它自己的伽利略或它自己的巴斯德。
这一点以及我在此前引用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类比，可能会像我们选择“社会技术学”和“社会工程学”（尽管有着由“零碎”一词所表示的重要限定）之类的术语一样地激起人们的反对。所以，我最好还是说，我充分欣赏反对教条式的方法论上的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用哈耶克教授的术语）进行斗争的重要性。然而，我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不应当就其有成果而言而使用这种类比，哪怕我们承认它在某些地方是很糟糕地被人滥用了和歪曲了。此外，除了表明这些教条式的自然主义者所攻击的某些方法基本上恰好是自然科学中所使用的同一种方法而外，我们也几乎拿不出什么更有力的论据来反对他们。
有一种反对我们称之为技术学的探讨途径的意见，表面上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它蕴涵着对社会秩序采取一种“行动主义的”态度（参见第1节），从而它就很易于使我们抱有偏见来反对反干涉主义的或“消极主义”的观点——那种观点是说，如果我们对社会的或经济的现状不满，那是因为我们并不懂得它们是怎样在工作的，以及何以积极的干预只能是把事情弄得更糟。这里我必须承认，我确实是对这种“消极主义”的观点无法同情；我甚至于相信，一种普遍的反干涉主义的政策是站不住脚的——哪怕是根据纯粹逻辑的理由；因为它的支持者们必然会提出目的在于防止干涉的政治干涉来。然而，这样的技术学探讨途径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中立的（正像它确实应当是的那样），而且决不是与反干涉主义不相容的。相反地，我认为反干涉主义也包含有一种技术学的探讨途径。因为，断言干涉主义使得事情恶化，也就是说某些政治行动不会产生某种效果——即不是所愿望的效果；而任何技术学的最有特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指出什么是不可能成就的。
这一点值得我们加以更仔细地考察。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明过的[7]，每一条自然规律都可以表现为断言如此这般的一种事物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就是说，表现为一句这样谚语式的话：“你不能用竹篮打水”。例如，能量守恒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出永动机”；而熵定律可以表述为：“你不可能造成一架百分之百有效的机器”。这种总结自然规律的方式，就是一种显示它们的技术意义的方式；因此，它可以称之为自然规律的“技术学的形式”。如果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反干涉主义，那么我们立刻就会看出，它也很可以表述为下述形式的语句：“你不可能得到如此这般的结果”，或者“你不可能达成如此这般的目的，而又没有如此这般相伴随的效果”。但是这一点就表明了，反干涉主义可以称之为一种典型的技术学说。
当然，它并不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唯一的学说。相反地，我们的分析意义就在于，事实上它是把注意力集中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真正基本上的相似之点上的。我的心目中是指，类似于自然科学的规律或假说的社会学的规律或假说是存在的。由于这类社会学规律或假说（并不是所谓的“历史规律”）的存在往往被人怀疑，[8]所以我现在就举一些例子：“你不能征收农业税而同时又降低生活费用”——“在一个工业社会里，你不能像组织某些生产者的压力集团那样有效地组织起消费者的压力集团。”——“你不能有一个集中计划的社会，而同时又采用一种履行着竞争价格的主要职能的价格体系。”——“你不能没有通货膨胀而实现充分就业。”另外一组例子可以选自权力政治的领域：“你不能引入一种政治改革而又不引起一些从改革的目的看来是不可愿望的反响”（因此就要提防这些反响）——“你不能实行一种政治改革而又不把反对势力强化到大致和改革的范围成比例的地步。”（这可以说是“利益总是和现状联系在一起的”这句话的技术学上的推论）——“你不能进行革命而不引起反作用。”在这些例子之上，我们可以再补充两条，它们可以分别称之为“柏拉图的革命定律”（见《国家篇》第8卷）和“阿克顿爵士（Lord Acton）[9]的腐化定律”：“如果统治阶级并没有被内部纷争或战争失败而削弱，你就不可能进行一场成功的革命”；“你不可能给一个人以统治别人的权力而又不诱惑他去滥用它——这种诱惑大致随着所运用的权力的数量而增长，而这种诱惑是很少有人能抗拒的”。[10]关于可以用于支持这些假说——对它们的总结肯定还留有很大的改进余地——的那些证据的力量，这里并没有假设任何东西。它们仅只是零碎技术学所可能打算讨论并加以充实的那类陈述的例证罢了。
21.零碎工程学还是空想工程学
不管“工程学”一词常使人有厌恶的联想，[11]我将使用“零碎社会工程学”这个术语来描述零碎技术学成果的实际应用。这个术语是有用的，因为需要有一个术语来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社会活动，它为了实现某一目标或目的而在自觉地使用一切可利用的技术知识。[12]在目的是超出技术学的范围以外这一点上，零碎社会工程学类似于物理工程学（关于目的，技术学所能说的一切就是，它们究竟是否相互适合或能否实现）。在这一点上，它不同于历史主义，后者是把人类活动的目的看作有赖于历史力量的，所以就是在它的领域之内的。
正如物理工程师的主要任务是设计机器并改进和检修机器一样，零碎社会工程师的任务就是设计社会制度并重建和运转现有的社会制度。这里，“社会制度”这个名词是用之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的，既包括公共性质的制度，也包括私人性质的制度。这样，我就用它来描述一项事业，不管是一家小商店、还是一家保险公司，以及同样地，不管是一所学校、还是一种“教育制度”，是一支警察部队、还是一所教堂或一个法院。零碎技术家或工程师承认，只有少数社会制度是自觉地设计的，而大多数却只是作为非人类行为所设计的结果而成长的。[13]然而，不管这个重要的事实会给他以多么强烈的印象，作为一个技术专家或工程师，他将是从一种“功能的”或“工具的”观点来看待它们的。[14]他将把它们看作是达到某些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可以转化为某些目的服务；只是作为机器，而不是作为有机体。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忽视制度与物理仪器之间的根本不同。正相反，技术专家应当研究它们之间的相同之点与不同之点，而以假说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研究结果。而且的确，以技术学的形式总结出有关制度的假说并不困难，就像是如下的例子所表明的：“你不可能建立起傻瓜都能不出错的制度来，也就是说，建立那种其功能大体上并不有赖于人的制度；制度最好也只能是减少人的因素的不可靠性，办法就是靠帮助那些为了制度所设计的目的而工作的人们，而成功则大部分要依赖他们的个人首创性和知识。（制度就好像是要塞。它们必须好好设计，而且人员配备适当）。”[15]
这就是零碎工程师特征的研究途径。即使他也许在热爱着某种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的理想——也许那是社会的普遍幸福——但他却不会相信从总体上来重新设计社会的方法的。不管他的目的是什么，他都在试图通过可以不断改进的小调整和再调整而达到目的。他的目的可能有各种各样，例如，某些个人或某些集团的财富或权力的积累或者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或者对个人的或集团的某些“权利”的保护，等等。这样，公共的或政治的社会工程就可以有着极为不同的倾向——极权主义的以及自由主义的。在《自由主义的日程》的题目下，华尔特•李普曼（W. Lippmann）[16]制订了对零碎改革有着深远影响的自由主义纲领的范例。[17]]零碎工程师像是苏格拉底一样，知道他自己知道得是多么地少。他知道，我们只能从我们的错误之中学习。因此，他将一步一步地前进，小心翼翼地在比较着所预期的结果和所取得的结果，经常在提防着任何改革都不可避免的、而又不情愿的后果；而且他要避免从事那些改革，它们那复杂性和范围使得他不可能分清原因和结果以及自己真正是在做什么。
这样的“零碎修补学”并不符合许多“行动主义者”的政治气质。他们的纲领曾被人称之为是一种“社会工程学”的纲领，也可以叫作“总体论的”或“空想的工程学”。
与零碎社会工程相反，总体论的或空想的社会工程从来就不是一种“私人的”、而总是一种“公共的”性质。它的目的在于按照一种明确的计划或蓝图重行塑造“社会整体”；它的目的在于“掌握关键的位置”[18]并扩大“国家的权力……直到国家几乎变得等同于社会”；[19]不止于此，它的目的还在于从那些“关键的位置上”来控制在塑造发展中社会的未来的各种历史势力，或者是通过扼阻这种发展，或者是通过预见到它的进程并对准它而调整社会。
考虑到我们并没有限定零碎研究途径的范围，人们也许会疑问，这里所描述的零碎的与总体论的研究途径是否有根本的不同。就这里所理解的这种研究途径而论，比如说，宪法改革就很可以归入它的范围；我也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即一系列的零碎改革可以被一个普遍的趋势，例如收入上更大的平均化的趋势，所激发起来。零碎方法以这种方式可以导致通常被称之为“社会的阶级结构”的那种东西的变更。人们也许会问，在这些野心更大的零碎工程学和总体论的或空想的研究途径二者之间，有没有任何差别？如果在试图估计某种计划中的改革的可能后果时，我们考虑到零碎技术专家必定会尽力估量任何措施对社会“整体”的作用时，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更为中肯了。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并不打算在这两种方法之间划出一条精确的分界线，但我将努力得出总体论者和零碎技术专家看待改革社会的任务时之非常不同的观点。总体论者否定零碎的研究途径，认为它过于审慎。然而，他们对它的否定并不很符合自己的实践；因为他们在实践上，总是求助于一种本质上是零碎方法的运用，但又没有它那谨慎的和自我批评的性质，故而多少是有点混乱、笨拙，尽管是雄心勃勃的而又无情的。原因就在于，在实践上，总体论方法已证明是不可能的；总体变化的企图越大，则非它们所愿望的、而且大部分是出乎意料的反响也就越大，并且还把零碎拼凑的权宜之计强加到总体论工程师的身上。其实，这种权宜之计所具有的集中化的或集体主义计划的特征，更多于小心翼翼的零碎干预的特征；而且，它继续不断地引导着空想的工程师去做他并不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说，它导致了那种声名狼藉的没有计划过的计划的现象。因此，在实践上，空想工程学和零碎工程学之间的区别，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在警惕与准备着不可避免的意外这方面，而不是在规模和范围那方面了。人们也可以说，这两种方法的不同事实上是在别的方面，而不是在规模与范围上——即与我们被引导要期待的东西正相反，假如我们比较了两种有关合理的社会改革的恰当方法的学说的话。在这两种学说中，我认为其中一种是真确的，另一种则是谬误的，并且容易导致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严重错误。在这两种方法中，我认为其中一种是可能的，另一种则根本并不存在：它是不可能的。
因此，空想的或总体论的研究途径和零碎的研究途径之间的区别之一，就可以这样来表述：对于改革的范围，零碎工程师能够以开放的心灵来解决他的问题，而总体论者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他事先就断定了整个重建乃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这一事实有着影响深远的后果。它使空想主义者对于说明制度控制的局限性的某些社会学假设抱有偏见；例如，本节上面所提到的那种说明由于个人要素，即“人的因素”，而产生不确定性的假设。通过先验地否定这类假设，空想的研究途径就破坏了科学方法的原则。另一方面，和人的因素的不确定性相关的问题，就必定迫使空想主义者——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力图用制度的手段去控制人的因素，而且要扩展他自己的纲领，以便不仅包括有按计划的社会改造，而且也包括有人的改造。[20]“因此，政治问题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人类的冲动，使他们把自己的精力投到正确的战略要点上去，并把全体发展过程驶向所愿望的方向。”用心良苦的空想主义者们似乎是遗漏了一点，即这一纲领蕴涵着承认失败，甚至于是在他开始实行它之前。因为它以我们去“塑造”那些男人和女人以适合他的新社会这一要求，代替了他之要求我们去建立一个适合于男人和女人生活于其中的新社会。显然，这就取消了检验新社会的成功或失败的任何可能性了。因为，那些不喜欢生活于其中的人，于是就只好承认他们自己还没有适合生活于其中，他们的“人的冲动”还需要进一步的“组织化”。但是，没有进行检验的可能性，任何正在使用“科学”方法的说法就都会烟消云散。总体论的研究途径是与真正的科学态度不相容的。
空想主义的工程学并非本书的一个主要论题。但是有两个说明何以它要和历史主义放在一起的理由，是在以下三节中加以考察。首先，因为在集体主义（或集中化）计划的名称之下，它是一种非常流行的、而“零碎技术学”和“零碎工程学”又必须鲜明地与之相区别开来的学说。其次，因为空想主义不仅在它对零碎的研究途径的敌视方面有似于历史主义，而且还频繁地和历史主义的思想体系协力合作。
22.与空想主义的不神圣的同盟
在我称之为“零碎技术学”与“历史主义”的两种方法论的研究途径之间存在着对立，这一点穆勒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他写道：[21]“有两种社会学的探讨”，“第一种里面所提出的问题是，……例如，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采用普选制……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是也还有第二种探讨，……在这里，问题并不是在某种社会状态中一个给定的原因的结果将会是什么，而是一般地产生了……社会状态（“社会状态”四字原文大写——译者）的原因是什么？考虑到穆勒的“社会状态”恰好相当于我们所称之为的“历史时期”；很显然，他的“两种社会学探讨”之间的区别就相当于我们的零碎技术学的研究途径和历史主义的研究途径之间的区别。如果我们更紧密地追随着穆勒对“第二种社会学探讨”的描述，这一点就更加清楚了。（在孔德[22]的影响之下）他宣称第二种要比第一种更为优越，并且他把它说成是在运用他所称之为的“历史方法”。
正如以前已经表明过的那样（在第1、第17和第18三节中），历史主义并不反对“行动主义”。历史主义的社会学，甚至可能解释为是一种可以有助于（像马克思所说的）“缩短和减轻”新历史时代的“分娩阵痛”的技术学。而且的确，在穆勒对历史方法的描述里，我们可以发现这一观念是以一种与马克思的方式惊人地相类似的方式加以总结的[23]：“现在所论述的这一方法，乃是一种必须通过它来……探求社会进步……的规律的方法。靠了它的帮助，我们以后就不仅可以成功地展望遥远的人类未来的历史，而且可以成功地决定什么样的人工手段能够用来……加速那个自然过程，只要它是有益的。[24]……这样的以思辨社会学的最高分支为基础的实用教诲，将形成政治艺术（“政治艺术”四字原文大写——译者）最高贵的和最有益的部分。”
正如本节所指出的，标志着我的研究途径和历史主义者的研究途径之间的不同的，与其说是由于它是一种技术学这一事实，倒不如说是由于它是一种零碎技术学这一事实。就历史主义是技术性的而言，它的研究途径并不是零碎的，而是“总体论的”。
当穆勒解释他所指的“社会状态”（或历史时期）是什么时，那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他的途径是总体论的；他写道：“被称之为社会状态的，乃是全部较重大的社会事实或现象的同时性的状态。”这些事实之中的例子有：“工业的、以及财富及其分配的状态”；社会之“划分为阶级以及那些阶级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所信奉的共同信仰……；他们的政府形式以及他们那些较重要的法律和习惯”。概括起来，穆勒论述的社会状态，其特征如下：“社会状态就像……物理结构中的不同时代；它们并不是一种或少数几种器官或机能的条件，而是整个有机体的条件。”[25]
正是这种总体论才最彻底地区别开了历史主义和任何一种零碎工程学，并使它自己和某些类型的总体论的或空想的社会工程学的联盟成为可能。
这的确是一个有点奇怪的联盟；因为只要我们把社会工程学理解为按计划来建立社会制度，那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第15节），历史主义者的研究途径和社会工程师或技术专家的研究途径之间就有着一种确切无疑的冲突。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来，历史主义的研究途径之激烈地反对任何一种社会工程学，就正如气象学家的研究途径之反对降雨术士的研究途径；因此之故，社会工程学、甚至于零碎研究途径就被历史主义者抨击为空想的。[26]尽管这样，我们却发现历史主义仍然十分经常地恰好是与这些成其为典型的总体论的或空想的社会工程的观念结成联盟的，诸如“新秩序的蓝图”或“集中化的计划”之类的观念。
这种联盟有两位突出的代表，他们是柏拉图和马克思。柏拉图是个悲观主义者，他相信一切变化或者几乎是一切变化，都是衰颓；这就是他的历史发展规律。因而，他的乌托邦蓝图就旨在扼止一切变化。[27]它在今天就会被称为“静态的”。另一方面，马克思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而且可能是（像斯宾塞[28]那样）一个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的拥护者。因而，他的乌托邦蓝图就是一种发展着的或“动态的”而非一种被扼制的社会的蓝图。他预告了、而且力图积极在推进一个以不知道有政治的或经济的强制为其极致的理想的乌托邦的发展：国家自行消亡了，每个人都各尽所能，自由地在合作，而他的一切需要都会得到满足。
历史主义和空想主义之间的联盟的最强因素，无疑地是双方所共有的总体论的研究途径。历史主义感兴趣的并不是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而只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而空想工程学也是同样地总体论的。双方都忽视了将在下一节里要确定的一个重要事实——那个事实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整体”决不能够成为科学探讨的对象。双方都不满意于“零敲碎补”和“弥缝苟且”，他们希望采取更激进的方法。而且，历史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好像都对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这一经验（常常是令人害怕的、有时还被描写成“社会崩溃”的经验）有着深刻印象，并且有时候甚至于深感惶惑。因而，他们双方都试图使这种变化合理化，一个是预言社会发展的进程，另一个则坚持说，变化应当严格地而完全地加以控制、甚至于应当全盘加以扼止。控制必须是全面的，因为在不是如此加以控制的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部门，都可能潜伏着有造成不可预见的变化的危险力量。
历史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之间的另一条纽带是，双方都相信。他们的目标或目的并不是一个抉择的问题或道德决定的问题，而是可以就在他们的探讨领域之内科学地被人发现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之不同于零碎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正有如不同于物理工程师一样）。历史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都相信，他们能够发现“社会”的真正目标或目的是什么；例如，通过确定它的历史趋势，或者通过诊断出“他们时代的需要”。这样，他们就都易于采纳一种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见第18节）。所以这就并非偶然：大多数宣扬乌托邦“计划”的作家们告诉我们说，由于是历史前进的方向，所以计划就是无可避免的；并且我们必须作出计划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29]
这些作家们以同样的历史主义的调子在谴责他们的对手思想落后，并相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旧的思想习惯，并找出理解变化着的世界的新钥匙”[30]。他们断言，社会变化的趋势“是不可能成功地加以影响或甚至扭转的”，除非是我们放弃零碎的研究途径，或者说“弥缝苟且的精神”。但是我们可以疑问，那种新的“计划层次上的思想”[31]究竟是否真的像它所被设想的那么新颖，因为总体论似乎一直都是从柏拉图以来的颇为古老的思想的特征。我个人相信，有很多很好的例子可以提出来支持这一观点：即，总体论的思维方式（不管是关于“社会”的，还是关于“自然”的）远不是代表思想发展史上的高水平或晚期阶段，而是一种前科学阶段的特征。
23.总体论批判
已经表明了我自己的偏见，并已经勾绘出既是作为我的批判又是作为以零碎研究途径为一方、以历史主义和空想主义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对立的那种观点的基础之后，现在我就来着手进行我的主要任务，即审查历史主义的学说。我要从对总体论作一番简短的批判而开始，因为这一点现在已经证明了是我所要加以攻击的那种理论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主张之一。
在近来总体论的文献中，“整体”一词的用法有着一种根本性的含糊不清。它用来指：（a）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或方面的总和，尤其它那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总和；（b）所讨论的事物的某些特定的性质或方面，亦即使它呈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结构而不是一堆“单纯的杂凑”的那些性质或方面。在意义（b）上的整体已经被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特别是被所谓“格式塔”（“完形”Gestalt）[32]心理学学派当作了科学研究的对象；的确，我们没有道理不去研究诸如结构的规则性（例如，对称）之类的方面，它们是可以在有机体、电场或机器之类的某些事物中找到的。可以说，具有这种结构的事物，像是格式塔（完形）理论所说的，并不只是聚合体而已——即“并不只是它们各个部分的单纯总和而已”。
格式塔（完形）理论的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用来表明，意义（b）上的整体与意义（a）上的整体大不相同。如果我们和格式塔（完形）理论家一起，认为一曲旋律不只是各个音节的单纯集合或序列而已；那么，我们选择出来加以考察的就是这一声音序列中的一个方面。这是一个能够清楚地与其他方面区别开来的方面，诸如第一音的绝对音高，或者全部音的平均绝对强度。而且还有另一些“格式塔”（完形）方面要比旋律的那些方面，例如旋律的节奏，甚至更加抽象；因为，由于考察节奏，我们甚至会忽略对于旋律是十分重要的相对音高。由于这样而成为有选择性的，于是对一种“格式塔”（完形）的研究以及和它一道对任何意义（b）上的整体的研究，就截然有别于对整体的研究，即对意义（a）上的全体的研究。
因此，对意义（b）上的全体可以进行科学研究这一事实，就决不可用来论证一种全然不同的主张，即意义（a）上的全体也可以如此加以研究。后一主张是必须加以摒弃的。如果我们要研究一桩事物，我们就只能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自然的全貌；事实上，即使是最小的全貌也不可能如此来描述；因为一切描述都必然是有选择性的。[33]甚至可以说，意义（a）上的全体决不能成为任何活动的对象，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什么别的。如果我们取一个有机体，把它移置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就是在把它当作一个物理体在处理，而忽略了它的许多其他方面。如果我们杀死它，那么我们就毁坏了它的某些性质，但决非全部的性质。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毁坏它的性质的全体以及它各部分之间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整体；哪怕我们粉碎它，烧毁它。
全体意义上的整体不可能当作科学研究的对象或者任何其他活动的对象，例如控制或重建的对象；但是这个事实却好像被总体论者遗漏了，甚至他们中间那些通常承认科学是有选择性的人也如此。[34]他们从不怀疑有科学地把握社会整体（在全体的意义上）的可能性，因为他们信赖格式塔（完形）心理学的先例。他们相信，格式塔（完形）研究途径和对意义（a）上的社会整体——即把握“一个时代全部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的结构”——的处理方法二者之间的区别，仅只在于这一事实，即一种“格式塔”（完形）可以由直接的直觉知觉加以掌握，而社会整体却“错综复杂得不能一眼就理解”；所以它们“只能是经过长期的思索而逐步加以把握，而在思索过程中，一切因素都要加以注意、比较和结合”。[35]简单地说，总体论者并不懂得“格式塔”（完形）的知觉与意义（a）上的整体简直毫无关系，一切知识，不管是直观的还是推论的，都必定属于抽象方面；而我们绝不可能把握“社会现实本身的具体结构”。[36]由于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就坚持说，专家对“细节”的研究必须由一种其目的在于重建“整个过程”的“集成的”或“综合的”方法来补充；他们断言，“只要专家们拒绝把他们的问题看作整体，社会学就将继续忽视根本的问题”[37]。但是这种总体论的方法，必然始终只是一个单纯的纲领而已。从来没有人举出过任何对完全而具体的社会情况做出科学描述的例子。它是不可能被举出的，因为在每一种这类的事例里，总是很容易指出某些被忽略了的方面，然而那些方面在这种或那种脉络之中很可能是极为重要的。
然而，总体论者不仅计划着用一种不可能的方法来研究整个社会，他们还计划着“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重建我们的社会。他们预言说，“国家权力必定会增大，直到国家几乎等同于全社会为止”。[38]这段引文所表现的直观性是再清楚不过的。它是一种极权主义的直观性。[39]然而，除了传达这种直观性之外，这个预言还意味着什么呢？当然，“社会”这个词囊括了全部的社会关系，也包括全部的个人关系在内，其中有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关系，正像是同样也有一个儿童福利的官员同这两者中任何一个的关系。由于许多理由，要想控制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这些关系乃是完全不可能的。哪怕仅仅是因为随着对社会关系的每一种新控制，我们就创造出了一大批有待控制的新社会关系。总之，这种不可能性乃是一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性。[40]（这一企图就导致一种无限的倒退；其处境有似于企图研究社会整体的那种情况。）然而，毫无疑问，空想主义者就恰好在计划着要实行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告诉我们，除了其他事情而外，甚至于还可能用一种更现实主义的方法去“塑造个人之间的联系”。[41]（当然，没有人怀疑，与意义（a）上的整体相反，意义（b）上的整体是能够被塑造或者被控制或者甚至被创造出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创作出来一曲旋律，不过，这和空想主义对总体控制的梦想完全无关。）
关于空想主义，就谈这些。就历史主义而论，其处境也是同样地无望。历史主义的总体论者往往隐含地在主张，历史方法是适合于处理总体（totalitics）意义上的整体的。[42]但是这个主张却以一种误解为基础。它产生于两种信念的结合：一种是正确的信念，认为历史学与理论科学相反，它关心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事件与个别人物，而不关心抽象的一般规律；另一种是错误的信念，认为历史学所关心的“具体的”的个体可以等同于意义（a）上的“具体”整体。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历史学，也像其他任何一种研究一样，只能是选择它所感兴趣的对象的某些方面加以探讨。他们错误地相信：可以有一种总体论意义上的历史学，有一种关于“社会状态”（“社会状态”四字原文大写——译者）的历史学，它代表着“整个的社会有机体”或者“一个时代全部的社会历史事件”。这种观念出自把人类历史当做是一条巨大的、包罗万象的发展河流的那种直觉观点。但是，这样一部历史是写不出来的。任何一部写了出来的历史都是这个“总体”发展中的某个狭隘方面的历史，而且甚至于就在那个所选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总是一部很不完备的历史。
空想主义的和历史主义的总体论倾向就统一于下面一段典型的陈述之中：“我们从来不曾有必要像今天我们被迫对社会所做的那样，要去完整地建立起并指导着一整套自然体系；因此之故，我们从来也不曾有必要深入到自然界的个体世界的历史与结构中去。人类总是倾向于……规范其整个的社会生活，尽管人们从未打算过创造出第二个自然界……”[43]这一论述就说明了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如果我们希望像总体论者那样来对待完整的“整个自然体系”，那么采用历史方法将会是有帮助的。但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的自然科学，例如地质学，却还远没有把握住它们那主题的“整套体系”。这一陈述还说明了另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即我们有可能“建立”或“指导”或“调整”或“创造”意义（a）上的整体。“我们从不曾有必要建立和指导整个自然体系”之所以肯定是对的，只是因为我们甚至于不能够建立和指导“整体”意义上的任何一件物理仪器。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它们都是乌托邦的梦想或者是误解。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要被迫去做一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事，亦即要建立和指导整个社会体系并规划全部的社会生活，那就纯粹是以使空想的计划成为不可避免的那些“历史力量”和“迫在眉睫的发展”来吓唬我们的一种典型企图了。
附带要说到，以上所引的陈述是很有意思的，它可以作为是对于一件非常之重要的事实的一种认可，即对于总体论工程学或相应的“科学”并不存在任何物理学上的类比。因此，寻求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类比，对于澄清这里的这个问题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这就是总体论的逻辑地位，我们被鼓励要在这块岩石之上建立起一个新世界。
有一种批判性的评论可以加之于意义（b）上的整体之上，它是我已经承认了有科学地位的。我无须撤销已说过的任何东西，但我必须指出，说整体不止于是它的各个部分的总和这一陈述，其繁琐性以及空洞性似乎很少为人们所认识。即使一个盘子里有三个苹果也不仅止于是“一种单纯的总和”而已——就它们之间必定还存在着某些关系而言（最大的一个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位于其它两个的中间，等等）：这些关系并不是随着有三个苹果这一事实而来的，并且它们是可以科学地加以研究的。此外，被大肆宣扬的“原子论式的”方法与“格式塔”（完形）方法二者之间的对立也是毫无根据的，至少是就原子物理学而言；因为原子物理学并不是单纯地把它的基本粒子“加在一起”而已，而是从一个极其明确的、有关意义（b）上的整体的观点来研究粒子体系的。[44]
大多数格式塔（完形）理论家显然都想断言的是“堆”（heaps）与“整体”（wholes）这两种事物的存在；在“堆”里面，我们不能分辨出任何秩序来，而在“整体”中，却可以发现有一种秩序或对称或规则性或体系或构造计划。因此，像是“有机体乃是整体”这样一个语句，就把自己归结为在一个有机体中我们可以分辨出来某种秩序的那类繁琐性了。此外，一个所谓的“堆”，照例也总有其格式塔（完形）的方面，正如通常引用的电场的例子那样。（让我们考虑一下一堆石头里压力增加的那种常规的方式）。所以，这一区别不仅是繁琐的，而且是极其空洞的；它并不适用于不同种类的事物，而仅适用于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
24.社会实验的总体论理论
总体论的思维表现在它对历史主义的社会实验理论（见以上第2节的阐述）的影响上，是特别有害的。虽然零敲碎打的工艺学家会赞同历史主义的观点，即大规模的或总体论的社会实验即使终究行得通，也极其不适合于科学的目的；但他们会强烈反对为历史主义和空想主义所共有的这一假设，即为了成为现实主义的，社会实验就必须具有空想主义要重行塑造整个社会的那种企图的特征。
从讨论对这种空想主义纲领的一种十分明显的反驳来开始我们的批判，将会是很方便的；那种反驳是说，我们并不据有进行这样一桩事业所必需的实验知识。物理工程师的蓝图是以实验工艺学为基础的，他的行动所依靠的全部原则都要通过实际实验的检验。但是，社会工程师的总体论蓝图却并非基于任何一种可加以比较的实际经验。这样，号称物理工程学和总体论社会工程学之间的类比就站不住了；总体论的计划就被恰当地形容为“空想的”，因为它的各种计划根本就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
面对着这种批判，空想主义的工程师很可能承认需要有实际经验以及实验工艺学。然而，他会声称，如果我们害怕去进行社会实验，或者说——那在他们的眼里是同一件事——害怕总体论的工程学，那么我们对这些事情就会永远一无所知。他会争论说，我们必须从运用我们所具有的知识而开始，不管那知识是多是少。如果说今天我们对飞机设计有某种知识的话，那只是由于某个并不具有这种知识的先驱者敢于设计出飞机并且付之于实验。这样，空想主义者甚至于会争辩说，他们所提倡的总体论方法就正好是以实验方法应用之于社会。因为他和历史主义者一样地都在主张，小规模的实验，例如在一个工厂或一个村庄、甚至在一个地区进行社会主义实验，会是完全得不出定论的；这种孤立的“鲁滨逊•克罗索式的实验”[45]并不会告诉我们有关现代“大社会”中社会生活的任何东西。他们甚至于配得上“空想的”这个绰号——在这个词包含着对历史趋势的忽视那种（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在这个例子中，那含义是指社会生活中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性的趋势被忽视了）。
我们知道，空想主义与历史主义的这一见解是一致的，即它们都认为只要是按照总体论规模来进行，社会实验（如果真有这样一种东西的话）就可以是有价值的。这个广泛为人所持有的偏见包括着一种信仰，即在社会领域里，我们很少能处于进行“计划中的实验”的地位，而且为了说明在这个领域内所已经进行过的“偶然实验”的结果，我们就只好是求助于历史了。[46]
对于这一观点，我有两点反驳：（a）它忽视了对于一切社会知识——前-科学的以及科学的——来说都是基础性的那些零碎的试验，（b）总体论的实验不大可能对我们的实验知识作出多大贡献；它们可以叫做“实验”，但只是把这个词当作一个其结果并不确定的行为的同义语那种意义上，而不是在这个词用于指通过比较所取得的结果与所预期的结果来获得知识的手段那种意义上。
就（a）来说，可以指出，我们所拥有的大量社会生活的实验知识这一事实，总体论的社会实验观点并没有加以解释。一个有经验的企业家和一个没有经验的企业家之间存在着差别，在组织者或政治家或将军之间也是如此。这是他们社会经验方面的一种差别，那不只是在通过观察或反思他们所曾观察到的事物而取得的经验方面，而且还在通过努力要达到某种实际目的而取得的经验方面。必须承认，以这种方式所获得的知识通常都属于前-科学的知识，因而比起通过仔细设计的科学实验所获得的知识来，就更像是通过偶然观察而得到的知识。但是，这一点并不成为否认所论述的知识是基于实验之上、而不是基于单纯观察之上的理由。一个开了一座新店的食品商就是在进行一项社会实验；甚至于一个在戏院门前排队的人也获得了他可以利用来为自己下次预订座位的实验技术知识，那也是一项社会实验。我们不应当忘记，只有实际经验才教给了市场上的买主与卖主这样的一课：供给增加，价格就会降低；而需求增加，价格就会上涨。
规模再大一些的零碎实验的例子还有：一个垄断者改变其产品价格的决定；一家私人的或公共的保险公司对一种新型的保健或就业保险办法的采用；或者新的销售税的实施；或者一种防止景气循环的政策的实行。所有这些实验与其说是为了科学的目的，还不如说是为了实践的目的而进行的。而且，某些大公司所进行的实验，其目的更多地乃是在于有意增进他们的市场知识（当然是为了在以后的阶段增加利润），而不在于马上就增加利润。[47]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物理工程学的情况和前-科学的方法；我们有关造船或航海术之类的事物的技术知识，最初就是使用前-科学的方法取得的。似乎并没有理由说，这些方法就不应当继续加以改进并最终代之以一种更有科学精神的技术学，也就是说，代之以一种同样方向的、既基于批判的思想又基于实验之上的更为系统的研究方法。
根据这一零碎观点，前-科学的与科学的实验研究方法二者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别，尽管科学研究方法亦即批判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自觉的运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基本上，两种研究方法都可以描述为是试验与错误（trail and error）的方法。我们在试；也就是说，我们不仅是记录下来观察，而且还积极试图解决某些或多或少是实际的而又明确的问题。如果（并且只有是）我们准备从错误中学习的话，我们就会取得进步；要认识自己的错误，要批判地利用它们而不是教条式地坚持它们。虽然这种分析可能听起来微不足道，但是我相信，它描述了一切实验科学的方法。我们越是自由地并有意识地准备去冒试验之险，越是批判地注视着我们总是在犯的错误；这种方法就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科学性。这个公式不仅包含着实验方法，而且也包含着理论和实验之间的关系。一切理论都是试验，它们都是试探性的假说，试图看看究竟它们是否能成立；而一切实验的确证都无非是以批判的精神、以力图发现我们的理论错误在什么地方来进行的检验的结果。[48]
对零碎技术学家或工程师来说，这些观点就意味着：如果他要想在社会研究与政治学中引用科学方法的话，那么最为需要的就是要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并且要认识到，不仅实验是必要的，而且错误也是必要的。他必须学会不仅是预料到有错误，而且还要自觉地去寻求错误。我们都有着一种非科学的弱点，即自认为一贯正确；而这一弱点在职业的和业余的政治家中似乎特别普遍。但是在政治中，运用科学方法之类的东西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从这一假设入手，即没有一桩政治行动是没有挫折的、是没有并非所愿的后果的。注意这些错误，发现它们、揭示它们、分析它们，从它们之中吸取教训，这就是一个科学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所必须做的工作。政治中的科学方法就意味着，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犯任何错误、忽视错误、隐瞒错误、把错误推诿给别人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要被另一种接受对错误的责任、努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我们可以在将来避免错误这样的一种更伟大的艺术所代替。
现在我们就转到（b）点上来，即批判这一观点：我们可以向总体论的实验学习，或者更精确地说，可以向趋向于总体论的梦想（因为，正如我在前一节中所表明的，在它们重行塑造“整个社会”那种彻底意义上的总体论的实验，在逻辑上乃是不可能的）那种规模上所实行的措施学习。我们的主要之点是十分简单的：对于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批判态度已经是够难的了，而要对我们牵涉许多人的生命在内的那些错误坚持批判的态度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换一种说法，要从重大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乃是十分艰难的。
这一点的理由是双重的，它们既是技术性的，也是道德性的。因为，同时既做出了那么多的事，所以就不可能说哪一个个别的措施要对某一种后果负责；或者不如说，如果我们的确要把某一后果归之于某一措施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是根据此前获得的某种理论知识、而并不是根据所探讨的总体论实验才能够做得到。这种实验并没有帮助我们把特殊的后果归因于特殊的措施；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只是把“全部后果”都归因于它；不管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要做出估价来肯定是很困难的。即使尽最大的努力要对这些结果得出一种信息良好的、独立的而且是批判性的陈述来，也不大可能会成功。但是，要进行这类努力的机会却被人忽略了；相反地，最有可能的倒是任何有关总体论的计划及其后果的自由讨论是不会为人容忍的。原因是，每一种想推行很大规模的规划的尝试，委婉些说，都是一种必定会给许多人、并且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造成很大不便的事情。因而，总有一种趋势要反对这种计划并且抱怨它。对其中许多抱怨，乌托邦工程师就必须置若罔闻，如果他们希望终究要达到某一步的话；事实上，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要压制不合理的反对意见。但是，他们也就必定随之而照例要压制合理的批评。而且单纯是对不满的表示必须加以制止的这一事实，也会把甚至于最热烈的满意表示贬低到无足轻重的地步。这样，也就很难确定那个计划在个别的公民身上究竟反响如何的事实了；而没有这些事实，科学的批判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总体论计划与科学方法相结合的困难性，要比以上所曾指出过的更加根本得多。集中权力是容易的，但要集中分散在许多个人的心灵里的全部知识则是不可能的，而这种知识的集中却又为明智地运用集中的权力所必需；然而总体论计划者却忽视了这一事实。[49]可是这个事实有着影响深远的后果。他既然不能确定那么多的个人的心灵里都是些什么，于是就不得不以消除个人差异的办法来简化这个问题；他就不得不以教育和宣传来控制和铸造人们的兴趣和信仰。[50]但是，对于心灵采用强制的这种企图，势必摧毁能发现人民真正是在思想什么的最后可能性；因为那显然是与表现思想的自由不相容的，尤其是与批判思想的表现自由不相容。终于，它就必定要毁灭知识；所获得的权力越大，则所丧失的知识也就越多。（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政治权力和社会知识是“互补的”——在玻尔[51]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而且它甚至可以成为这一难以捉摸而又流行的名词的唯一清楚的说明）。[52]
所有这些论点都限于讨论科学方法的问题。它们默认了这一重大的假设：即，被赋予至少是接近于独裁权力的那位乌托邦计划的工程师，他那根本的仁慈性是我们用不着怀疑的。陶内（Tawney）[53]以这样的话总结了一次有关路德（Luther）[54]及其时代的讨论：“在怀疑独角兽和火蛇子[55]存在的同时，马基雅维里[56]和亨利第八[57]的时代却又在对那个罕见的怪物——即敬畏上帝的君主——的崇拜之中，为自己的信念找到了养料。”[58]在这里，用“敬畏上帝的君主”来代替“独角兽和火蛇子”，再用它们某些显然更为现代的副本的名称来代替这两个名称，并且用“仁慈的计划权威”来代替“敬畏上帝的君主”这个短语；那么，你就得出了我们自己这个时代一副轻信的画面。对这种轻信我们在这里将不提出异议；然而可以指出，即使假定有权有势的计划者有着无限的而又始终不变的仁慈，我们的分析也表明了，他们永远会不可能发现自己那些措施的结果是否与自己的善意相符合。
我不相信有可能对零碎方法提供任何一种相应的批判。这种方法更具体地说，可以用之于寻求并反对最大的和最迫切的社会弊病，而并非是要寻求某种至善并为之而奋斗（像是总体论者想要做的那样）。但是，要对确切的弊端、要对某些不公正或剥削的具体形式以及对贫穷或失业之类的可以避免的苦难进行有系统的斗争，是和要实现一种遥远的社会蓝图的企图很不相同的另一种东西。成功或失败都更容易加以估定，而且也没有什么内在的理由可以说何以这种方法会导致权力的积累和对批评的压制。还有，这样一种反对具体的弊端与具体的危险的斗争，比起那种为建立一个乌托邦（尽管对于计划者来说，它可以是理想的）而斗争，可能会更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支持。这或许多少可以阐明这一事实：即，在反对侵略、保卫自己的民主国家里，必要的重大措施（它们甚至至可能有着总体论计划的特征）马上就会得到充分的支持，而无需压制公众的批判；而在准备要进攻或发动一场侵略战争的国家里，公众的批评照例是一定要受到压制的，以便把侵略说成是防御而动员公众起来支持。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乌托邦主义者的主张上来，即认为他那方法乃是把真正的实验方法应用到社会学领域上来。我认为，这种说法已被我们的批判所清除了。这一点还可以用物理工程学与总体论工程学之间的类比来加以进一步的阐释。可以承认，物理机器是可以用蓝图的办法设计成功的，随之甚至于有整个的生产工厂，等等。但是，这一切之成为可能，只是因为许多零碎的试验事先都已经实现了的缘故。每一部机器都是许多的小改进的结果。每一种模型都必须经过试错法，通过无数的小调整，才被“发展”出来。这对生产工厂的计划也同样适用。显然是总体论的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只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小错误而已；否则的话，就有一切理由预料它会导致大错误。
因此，物理工程学和社会工程学之间的类比，如果更仔细地加以观察的话，就是在反对总体论者而在支持零碎社会工程师的。“社会工程学”一词，本来就是指这种类比的，却毫无道理地被乌托邦思想家所窃取了。
我就以这一点来结束我对乌托邦思想的评论。现在，我就要集中力量来攻击它的同盟者历史主义了。我认为，我现在已经对历史主义者有关社会实验的论辩给出了充分的回答，只是还没有包括这一论点，即社会实践是无用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在精确相似的条件之下重演它们。下面我们就来考察这一论点。
25.实验条件的变异性
历史主义者争辩说，实验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在社会领域里任意重新制造精确相似的实验条件。这一点便使得我们更接近于历史主义的立场的核心了。我承认，这一争辩里面可能有点东西：毫无疑问，在物理学方法与社会学方法二者间这里是有着某些不同的。然而，我要说历史主义者的论点是建立在一种对物理学实验方法的全然误解之上的。
让我们首先考虑一下这些方法。每一个实验物理学家都知道，非常之不同的事物可以在看来是极为相似的条件之下出现。两根电线乍看起来几乎恰好一样，然而如果在一件电学仪器中把一根换成另一根，结果就可能差别很大。通过更严密的检查（比如说通过显微镜），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它们并非像是乍看起来那么相像。但是，导致不同结果的两种实验条件之间的不同，的确常常是很难观测到的。为了要找出哪一类的相似性是相关的，什么程度的相似性是充分的，可能需要长期理论的和实验的研究。也许，在我们能够为我们的实验取得相似的条件之前、甚至在我们知道在这一情况中“相似条件”意味着什么之前，这一研究可能必须早已进行过了。然而，实验的方法却无时无刻不在应用着。
因此，我们可以说，被描述为“相似条件”的是什么东西的这个问题就取决于实验的性质，而且只有通过实验才能解答。对任何被观察到的差异性或相似性，不管是多么显著，我们都不可能先验地确定究竟它是否与重作一项实验的目的有关。从而我们就必须让实验方法自己来决定。完全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那个争论不休的、为排除干扰而对实验进行人工隔离的问题。显然，我们不能够使一件仪器排除一切干扰；例如，我们不能先验地知道，行星或月球的位置对一个物理实验的干扰是很大还是可以忽略。需要什么样的人工隔离——如果有的话——我们也只能是从实验的结果中或从理论（理论本身也受到实验的检验）中知道。
就这种考虑而言，历史主义的论据，即社会实验是致命地要受到社会条件的变异性、而尤其是受到由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变化的阻碍的，就失去了它的力量。历史主义者所如此之关注着的那些显著的差异，也就是说，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流行的各种条件之间的差异，并不必定特别给社会科学造成任何困难。可以承认，如果我们突然之间被带到另一个历史时代里，我们或许会发现，许多在社会的零碎的实验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社会期望就都会落空。换句话说，实验可能导致无法预见的结果。然而，引导我们去发现社会条件的变化的仍然是实验；实验会告诉我们，某些社会条件随着历史时期而变化，正如实验告诉了物理学家，水的沸点会随着地理位置而变化一样。[59]换句话说，各个历史时期之间的不同这一学说，远没有使得社会实验成为不可能，它无非是如下假定的一种表现，即如果转移到另一个时期，我们还应当继续进行我们的零碎实验，只不过其结果是出乎意料的或令人失望的罢了。其实，如果说我们知道任何有关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不同态度的话，那么它也是从我们想象中所进行的实验而得出来的。历史学家们感到难以解释某些记载，或者是他们发现有某些事实表明他们的前人错误地解释了某些历史证据。这种历史解释上的困难，就是我们对历史主义者心目之中那种历史变化的唯一证据；然而它们只不过是我们的思想实验的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之间的分歧而已。正是这些意外和失望，就通过试错法而导致了我们解释新奇的社会条件的能力的改进。在历史解释的情况中，我们通过思想-试验所取得的成就，已经被人类学家在实际的田野工作中取得了。那些现代的探究者们之已经成功地把自己的预测调节得能符合或许远至石器时代的条件，就是由于他们的零碎实验成功了的缘故。
有些历史主义者怀疑这种调节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维护他们的社会实验无用论，甚至于论证说，如果转移到遥远的历史时期里去，那么我们绝大多数的实验就都会导致失望。他们断言，我们无法调节我们的思想习惯，而尤其是我们分析社会事件的习惯，使之适用于这些令人困惑的条件。在我看来，这类恐惧似乎是历史主义的歇斯底里——是被社会变化的重要性给缠住了；但我必须承认，想根据先验的理由来驱除这些恐惧会是很困难的。毕竟，使自己适应于新环境的能力是因人而异的，而且似乎我们并没有理由应该期望一个（抱有这种失败主义观点的）历史主义者能够成功地使自己的思想适应于社会环境的变化。此外，情形也要取决于新环境的特性。一位社会调查者在用试错方法调节自己，使自己能成功地适应于吃人者的习惯之前，也许会发现自己被人吃掉的这种可能性之不能排除，并不更有甚于在某个“计划社会”里他的调查也许会在集中营里而告结束的可能性。不过，类似的话也适用于物理学的领域。世界上有许多地方，那里流行的物理条件使物理学家很少有存活的机会，或者是能使自己用试错法来调整自己以适应于这些条件。
总而言之，似乎并没有任何基础可以支持历史主义者的动听的论断，即历史条件的变异性使得实验的方法不能应用于社会问题这一论断，或者是（在这一点上）关于社会研究根本不同于自然研究这一论断。但是如果我们承认，在实际上社会科学家要随意选择和改变自己的实验条件往往是非常之困难的，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物理学家的处境要好得多，尽管他们有时候面临同样的困难，从而在变化着的引力场中或在极端的温度条件之下要进行实验的可能性就有很大的限制。但是，我们绝不可忘记，今天对物理学家已经开放了的许多可能性，在不久以前都还是行不通的；并不是由于物理学上的、而是由于社会上的困难，即由于我们当时不准备冒花费研究所需经费的风险。然而，许多物理学研究如今都可以在并没有什么尚需要求的实验条件之下进行了，而社会科学家的处境却十分不同；这是一个事实。许多极其值得向往的实验依旧是遥远未来的梦想，尽管事实上它们的性质并不是空想的，而是具有零碎的特征。在实践上，社会科学家必须经常地依赖于心灵上所进行的实验，并依赖于在许多情况下对所采取的政治措施的分析；并且它那方式从科学观点看来，还遗留有许多值得我们要求的东西。
26.概括化是受时期限制的吗
在我对社会学规律或理论、或假设、或“概括化”问题进行详细讨论之前，我就讨论过了社会实验问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认为观察和实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逻辑上乃是先于理论的。相反地，我相信，理论是先于实验和先于观察的，这是就后者只是在关系到理论问题时才有意义的这种意义上而言的。此外，在我们希望观察或实验能够帮助我们以任何方式提供答案之前，我们先要有一个问题。或者，以试错法的词句来表述就是，试验必须是先于错误；而正如我们（在第24节）所看到的，理论或假设总是尝试性的，总是试验的一部分，而观察与实验又是以表明理论错在哪里的办法来帮助我们洗炼理论的。因此，我并不相信“概括化的方法”，也就是说，我并不相信科学是从观察开始、通过概括化或归纳法的某种程序而从中得出理论来的那种观点，倒不如说我是相信，在帮助我们检验我们的理论和消除那些经不起检验的理论时，观察和实验的功能乃是更为审慎的那种；尽管必须承认，这种清除程序不仅检查了理论的思辨，而且还推动它再去尝试——并且往往是再犯错误，再又被新的观察和实验所否定。
在本节中，我要批判历史主义的如下论点（参见第1节）：即在社会科学中，一切概括化、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概括化的有效性，都要限定在所进行有关的观察的具体历史时期之内。我要批评这个论点，而不先讨论所谓的“概括化的方法”究竟能否加以辩护，虽则我相信它是不能的；因为我认为，无须表明这个方法是无效的，历史主义的这一论点就能够被驳倒。因此，讨论我对这个方法以及对理论与实验之间的一般关系的见解，就可以推迟到以后再谈。它将在第28节再加以讨论。
我开始批评历史主义的论点时，首先就承认，生活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大多数人总是倾向于这一错误的信念：即他们在自己的周围所观察到的规则性就是社会生活的普遍规律，对于一切社会都有效。确实，我们仅只是有时才注意到，在国外当我们发现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问候的禁忌等，一点也不像我们天真地所设想的那样被人接受时，我们却还怀着这类信念。一个很明显的推论便是，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概括化，不管是否有意识地抱有的，都可能是属于这类性质；尽管它们始终没到受到非议，那是因为我们不能旅行到另一个历史时期里去（例如，赫西俄德[60]就作过这样的推论）。[61]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可能有许多仅仅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的规则性，而我们却倾向于忽视了这一限制。从而（特别是在一个社会迅速变化的时期），我们就可能懊悔地认识到，我们所依赖的乃是一些已经丧失了其有效性的规律。[62]
如果历史主义者的论点只是到此为止，我们也就只会责备他是小题大做。然而不幸的是，他还肯定了更多的东西。他坚持说，是局势创造了在自然科学中所不会发生的许多困难；尤其是，与自然科学相对比，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决不能假设我们已经发现了真正普遍的规律，因为我们决不可能知道，它在过去是否总是有效（因为我们的记录可能是不充分的），或者它是否在将来也永远有效。
与这些主张相反，我并不承认上述的局势以任何方式对社会科学是有特殊性的，或者它能创造出任何特殊的困难。相反地，明显的是我们物理环境的一种变化所可能产生的经验，是与由社会环境或历史环境的一种变化所引起的那种经验十分类似的。还有比日夜的交替更为明显、更为人所熟知的规则性吗？然而，我们一越过了极圈，它就失效了。以物理经验和社会经验相比较，或许会有点困难；但是我认为，那样一种失效是可以和社会领域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失败一样地十分惊人。再举一个例子，克里特岛[63]在1900年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与三千年以前的差别，很难说是更甚于克里特岛和格陵兰的地理环境或自然环境的差别。突然之间毫无准备地从一种自然环境转入到另一种自然环境，我以为会比相应的社会环境的改变更可能产生致命的结果。
在我看来，似乎显然是历史主义者过高估计了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之间有点引人瞩目的差异的意义，而又过低估计了科学创造的可能性。的确，开普勒[64]所发现的定律仅只对于行星系统才有效；但是，它们的有效性并不仅限于开普勒所居住和观察的那个太阳系。[65]为了懂得惯性定律的重要性，牛顿并不必须隐退到宇宙的另一角，从那里才好观察那些不受引力和其他力影响的运动体。另一方面，即使在这一体系里没有任何物体是按照它在运动，这一定律也并不会丧失它在太阳系里的意义。同样，似乎并没有理由说，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够构造出对一切社会时期都具有重要意义的各种社会学理论。那些时期之间的惊人差异并不表示这类规律就不可能被发现；正有如格陵兰与克里特之间的惊人差异并不就证明不存在对这两个地区都有效的物理规律。相反地，至少在有些事例中，这些差异似乎是属于比较表层的特性（例如习惯、问候语、礼节等的差异）；而这一点似乎多少也适用于那些据说是表现某个历史时期的或某个社会的特征的规则性，[现在某些社会学家把它们叫做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66]
对于这一点，历史主义者可以回答说，社会环境的差异要比自然环境的差异更为根本；因为如果社会改变了，人也会改变的；而这就蕴涵着全部规则性的一种变化，因为一切社会规则性都有赖于人性，而人则是社会的原子。我们的回答是，物理的原子也要随着它们的环境而变化的（例如，在电-磁场等的影响下），但并不违反物理学的规律而是依照物理学的规律的。此外，所谓人性的变化，其意义是暖昧的，而且是难以估量的。
现在我们就来讨论历史主义的这一论点：即，在社会科学中我们决不能假定我们已经发现了一种真正普遍的规律，因为我们无法确定它的有效性是否伸展到我们在观察它在起着作用的那个时期之外。我们也可以承认这一点，但仅仅是在它也能适用于自然科学的范围而言。在自然科学中，显然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我们的规律究竟是真正地普遍有效，还是它们仅仅限于某个时期（也许只限于宇宙膨胀的时期）或某个领域（也许只限于引力场相对弱的领域）。尽管不可能确定它们普遍的有效性，我们并没有在总结自然规律时附加一个条件，说它们仅仅是就被观察到是有效的那个时期而言的，或者也许仅仅是在“当前这个宇宙论的时期”内有效。如果我们附加上这样一个条件，那并不会成为一种值得称道的科学审慎的标志，反而只会成为我们并不理解科学程序的一种标志。[67]因为科学方法的一个重要公设就是，我们应当要探求其有效性的领域不受限制的那些规律。[68]如果我们要承认规律的本身也要变化的话，那么变化就决不可能用规律来加以解释了。这就等于承认，变化干脆就是奇迹式的。那就会是科学进步的终结了；因为如果得出了意料之外的观察结果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去修正我们的理论了：规律已经改变的这一ad hoc（特别的）假说就会“解释”一切了。
这些论证对于自然科学之有效，并不亚于对于社会科学。
我对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比较根本方面的批评，就以这一点而告结束。在着手讨论某些并非根本方面的学说之前，下面我将转到一种拥自然主义的学说，亦即认为我们应当探求历史发展规律的学说。
* * *
[1]这是一个老问题。甚至柏拉图有时也攻击“纯粹的”研究。至于为它的辩护，见T. H.赫胥黎（T. H. Huxley）的《科学与文化》（1882）第19页及其以下；以及M.波朗伊（M. Polanyi），《经济》（Economica）（复刊）第8卷（1941）第428页及其以下。[了此处引用的各书之外，还可参见凡勃伦（Veblen）*的《科学在现代文明中的地位》第7页以下]
* 凡勃伦（Veblen，Thorstein Bunde，1857—1929），美国经济学家。——译者
[2]康德：《一个通灵者的梦》第二部分，第3章[E加西勒（E. Cassirer）编《全集》，第2卷，第385页]。
[3]见《经济》（Economica），第13卷（1933），第122页。
[4]对这个术语的辩护，见本书第59页注释①。
[5]可比较F. A.哈耶克，《经济》（Economica）第13卷（1933）第123页：“……经济学的发展，主要乃是对前后相继的乌托邦建议进行考察和反驳的结果……”
[6]见M.金斯堡（M. Ginsberg）*《人类事务》（Human A f fairs）[卡特尔（R. B. Cattell）等编]第180页。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数理经济学的成功表明至少已有一门社会科学经历了它的牛顿式的革命。
* M.金斯堡（M. Ginsberg，1889—？），英国社会学家。——译者
[7]见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1959）第15节（“被否定的存在性命题”）。可以以这个理论和穆勒的《逻辑》第5卷第5章第2节相对照。
[8]例如，见柯恩*（M. R. Cohen）《理性与自然》第356页以下。原文中的例子看来是反驳这种特殊的反自然主义观点的。
* 柯恩（M. R. Cohen，1880—1947），美国哲学家。——译者
[9]阿克顿爵士（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 Acton，1834—1902），即阿德哈姆男爵（Baron of Alderham），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10]弗里德里希（C. J. Friedrich）在他那非常有趣的而且部分地是技术性的《立宪政府和政治》（1937）一书中讨论这一“腐化定律”时，有一个相似的总结。他说到这个定律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无法夸耀自己有任何一个‘假说’是能有同等的重要性的”（第7页）。我不怀疑它的重要性，但是我认为在自然科学中，我们可以发现有无数同等重要的定律，只要我们肯在更平凡的、而不是在更抽象的定律里去寻找它们。（考虑一下，人不吃饭就不能生存或者脊椎动物有雌雄两性这类的定律。）弗里德里希教授坚持反自然主义的论点，认为“社会科学不能从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中得到好处”（上引书，第4页）。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试图把他的政治学理论建立在一些假说之上。以下几节（上引书，第14页以下）可以给出这些假说的特性：“赞同与约束都是一种生命力，即繁殖能力”，它们在一起就决定了“政治形势的紧张程度”。而且既然“这种紧张程度是由赞同或约束、或者这二者的绝对数量所决定的，所以它或许可以极其容易地由这两种力——赞同和约束——的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来表示。在那种情况下，它的数值将等于赞同与约束的数值的平方之和的平方根”。这种把毕达哥拉斯定理应用于模糊得无法测定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我们并没有被告知何以它应该是直角的）上面的企图，在我看来并不是一种反自然主义的、倒恰好是那种自然主义或“唯科学主义”的例子。我承认，社会科学是无法从其中受益的。应该注意到，这些“假说”几乎是不能以技术的形式来表示的，而例如其重要性是被弗里德里希很公正地强调过的那条“腐化定律”却是可以这样表示的。
关于这种“唯科学主义”的观点——即可以根据“力的平行四边形”来理解政治理论的问题——的历史背景，请参见我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修订版）第7章，注释2。
[11]哈耶克教授在反对使用“社会工程学”（在“零碎”的意义上）这个术语时，他反驳了典型的工程学工作把一切有关的知识都集中在一个人的头脑里；而对一切真正的社会问题具有典型意义的，却是必须使用不能这样加以集中的知识。（见哈耶克《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1935，第210页）。我承认这个事实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它可以用技术学的假说总结如下：“你不可能在一个计划的权威之内，集中一切有关满足个人需要或利用专门技能之类的任务的知识。”（关于把与相似的任务有关的首创性都集中起来的不可能性，也可以提出类似的假说）。现在为了使用“社会工程学”这个名词而辩护，就可以指出，工程师必须使用在这些假说中所体现的技术知识，它就会告诉他，他那首创性的以及他的知识的局限性。又可参见本书第118页注释①。
[12]正如前注中所解释的，其中也包括关于知识局限性的知识，假若那是可能获得的话。
[13]这两种观点——即社会制度乃是“设计出来”的或者社会制度只是“生长起来”的——就相应于社会契约的理论家的观点和他们的批评家的观点，例如，休谟的。但是休谟并未放弃有关社会制度的“功能的”或“工具主义的”观点；因为他说，人类不能没有这些制度。这一立场可以加工成为一种对非设计的制度（例如语言）的工具特征的达尔文式的解释：即，如果它们没有有用的功能，它们就没有机会存留下来。根据这一观点，非设计的社会制度就可以呈现为理性行动的非意料的后果，正像是一条路可以在无意之中形成那样——人们发现踏着已有的足迹是方便的，于是就形成了路（正像是笛卡尔所观察到的）。然而，几乎无需强调说，技术学的方法是与一切“起源”的问题全然无关的。
[14]关于“功能的”方法，见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的著作，例如《人类事务》[卡特尔（Cattell）编]中的“作为社会科学基础的人类学”，尤其是第206页以下，以及第239页以下。
* 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译者
[15]这个例子声称制度“机器”的效能是有限的，以及制度的功能有赖于适当的人员配备；这或许可以和热力学的原理进行比较，例如能量守恒定律，（以它排除了永动机的可能性的那种形式）。它这样就可以和其他唯科学主义的企图相对比而在物理学的能量概念和一些社会学概念（诸如权力）之间研究出一种类比来；例如，在伯特兰•罗素的《权力》一书（1938）第10页以下，那里就做了这种唯科学主义的尝试。我并不认为罗素的主要观点——即各种“权力的形式”，诸如财富、宣传家的权力以及赤裸裸的权力，有时可以互相“转化”——是可以用技术学的形式来表示的。
[16]华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报纸专栏作家和政论家。——译者
[17]李普曼的《美好的社会》 （1937）第11章，第203页以下。又见赫特（W. H. Hutt）的《重建计划》（1943）。
[18]在他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一书中曼海姆*（K. Mannhein）就常常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见他的索引以及例如第269、295、320、381页。这部书是我所知道对总体论和历史主义纲领的最精致的阐述，因此这里选出以供批判。
* 曼海姆（K. Mannhein，1893—1947），德国社会学家。——译者
[19]见曼海姆上引书第337页。这一段在本书第23节引用得更完整，在那里也是供批判之用的（见本书第109页注释④）。
[20]“人的改造问题”是曼海姆的《人与社会》一书中一章的标题。下文引自该章第199页以下。
[21]见穆勒的《逻辑学》，第6卷第10章第1节。
[22]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译者
[23]《逻辑学》，第6卷第10章第8节。马克思与之平行的一节（本书第17节引文）引自他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
[24]这段话表明，穆勒的功利主义阻止了他把“有益的”定义为“进步的”的同义语；也就是说，尽管有着他的进步主义，他还是不主张斯宾塞和恩格斯[以及今天的魏丁顿（C. H. Waddington），见他的《科学与伦理学》]所发挥的那类历史主义的道德理论（可比较第19节）。
[25]穆勒，前引书，第2节（黑体字是我的）。
[26]见以上第15—17节，尤其见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27]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里，我对这一点作了充分的讨论
[28]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社会学家。——译者
[29]例如，见曼海姆《人与社会》第6页（和其他许多地方）；那里告诉我们说，“在计划和不计划”之间已不存在任何选择，存在的只是“好计划和坏计划”之间的选择；或见F.兹维格（F. Zweig）的《自由社会的计划》（1942）第30页，他回答计划的社会好还是无计划的社会好这个问题时说，根本就不发生这个问题，因为它已经被现代历史发展的方向为我们解决了。
[30]曼海姆上引书，第33页；以下引自同书，第7页。
[31]和孔德一样，曼海姆也把思想的发展分为三个“层次”：（1）试错或机遇发现；（2）发明；（3）计划（上引书，第150页以下）。我非常不同意他的学说，（1）中的试错方法在我看来要比其他的任一个“层次”更接近于科学的方法。——认为社会科学的总体论方法是前科学的方法的另一条理由是，它含有完美主义（perfectionism）的要素。然而，我们一旦认识到，我们并不能在地上造出天堂，而只能是一点点地改进事物，那么我们也就认识到，我们就只能是一点一点地改进它们。
[32]“格式塔”是德文Gestalt的音译，意谓组织结构或整体。格式塔心理学学派又译完形心理学学派。——译者
[33]龚培尔茨（H. Gomperz）《世界观讲义》11/1（1908）第63页中指出，对世界上的一个小部件，例如一只麻雀惊慌地鼓翼，就可以有如下很不相同的描述，每一种都相应于它的一个不同的方面： “这只鸟在飞！”——“一只麻雀过去了！”——“看，这是一只动物！”——“这里有东西在动。”——“能量正在这里转化。”——“这不是一个永动的例子。”——“可怜的东西被吓坏了！”很清楚，要填满这样一张单子决不是科学的任务，因为它必然是无限的——哈耶克在《伦理学》第54卷（1943）注释5中勾绘了一种对总体论的批判，很类似于本文此处所展开的这一批判。
[34]曼海姆把选择性的或抽象的科学描述为（上引书，第167页）“所有力求精确的科学所必须经过的一个阶段”。
[35]以下三段引文可与曼海姆的上引书第184页相比较；又见第170页的注释和第230页。
[36]上引书，第230页。认为我们可以获得一种有关“实在的本身”的具体知识的学说，众所周知，乃是在技术上可以被描述为“神秘主义”的那种东西的一部分；要求“整体”的喧哗声也是如此。
[37]见上引书，例如第26页和第32页。我对总体论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我反对要求各个不同科学部门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当我们面临着一个通过这种合作可以促进解决一个明确的零碎问题时，谁也不会梦想要反对它。然而，这与通过系统综合或某种这类的方法去把握具体整体的计划是大为不同的另一回事。
[38]见上引书第337页，以及本书第100页注释①。
[39]所引的公式几乎和C.施密特*（C. Schmitt）的完全一样。
* C.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德国公法学家和政治学家。——译者
[40]总体论者可能希望以否认逻辑的有效性来摆脱这个困难，他们认为，逻辑已经被辩证法所取代了。我在“辩证法是什么？”[《心灵》（Mind）第49卷（复刊）第403页以下]中曾试图防止这种办法。
[41]见曼海姆上引书，第202页。应该提到，目前有一种心理学上的总体论在教育理论家中间是很流行的。
[42]历史学的对象乃是“具体的个别整体”，无论那是人、或是事、或是时代；这种学说特别得到特勒尔奇（Troeltsch）*的宣扬，曼海姆是一贯在认定它的真确性的。
* 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德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
[43]见曼海姆上引书，第175页以下（黑体字是我的）。
[44]例如，见波利*（Pauli）的不相容原理——对于社会科学家，劳动竞争和劳动分工这类观念会使得这一点十分清楚：即，一种“原子论的”或“个人主义的”方法决不会妨碍我们认识到，每一个个体都是和所有其他个体相互作用的。（在心理学中，情形就不同了，因为原子论在那里似乎是不适用的——尽管许多人想应用它）。
* 波利（Wolfgang Pauli，1900—1958），奥地利物理学家。——译者
[45]“鲁滨逊•克罗索式的实验”——指孤立于外部环境的实验。鲁滨逊•克罗索是英国作家笛福的长篇小说《鲁滨逊飘流记》（1719年）中的主人公，因所乘船只失事，在荒岛上单独创造生活条件，度过了28年。——译者
[46]这也是穆勒的观点。在谈到社会实验时，他说，“我们显然决没有尝试任何社会实验的能力。我们仅仅能够观察那些由自然所产生的事物，……历史上所记载的各种现象的相续……”（见《逻辑》，第6卷第7章第2节）。
[47]西德尼和碧阿特丽斯•韦伯*（Sidney and Beatrice Webb）《社会研究方法》（1932）第221页以下给出了一些类似的社会实验的例子。然而，他们并没有区分在这里被称为“零碎的”与“总体论的”两种实验。尽管他们对实验方法的批判（见第226页“效果的混淆”）作为对总体论的实验（这好像是他们赞赏的）的一种批判，是特别有说服力的。而且，他们的批判是和我认为是无效的那种“变异性的论据”结合在一起的；见以下第25节。
* 西德尼和碧阿特丽斯•韦伯，即韦伯夫妇。S. J.韦伯（Sidney James Webb，1859—1947），英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其妻B. P.韦伯（Beatrice Potter Webb，1858—1943），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理论家。——译者
[48]在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可以看到我就这里指出的线索对现代物理学的方法所做的更充分的分析；又见“什么是辩证法？”[《心灵》（Mind）第49卷，第403页以下]。例如，又见廷贝根*（Tinbergen）的《景气循环理论的统计测验》，第2卷，第21页：“模式的创立……是……一个试错问题”，等等。
* 廷贝根（Jan Tinbergen，1903—？），荷兰经济学家。——译者
[49]计划所需要的知识，“无论在哪里，要集中在一个头脑之中”，都是不可能的事，这种观察来自哈耶克；见《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第210页（又见本书，第59页注①）。
[50]斯宾诺莎政治理论最具决定性的论点之一就是，不可能知道并控制别人在思想的东西。他把“暴政”定义为企图作出这种不可能的事情，以及把权力运用于它所不能运用的地方。我们必须记得，斯宾诺莎并不恰好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虽然并不相信制度对权力的控制，但却认为一个君主有权行使自己的权力达到权力实际的限度。然而，斯宾诺莎所称之为“暴政”并宣布其与理性相冲突的那种东西，总体论的计划都却十分天真地当作一个“科学”问题，即“改造人的问题”。
[51]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1962），丹麦物理学家。他提出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互补原理”：在微观粒子的测定中，仪器应该分为测定位置的和测定速度的两类，把这两类仪器的结果“互补”起来才能得到对粒子的完全认识。——译者
[52]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把如下两种方法叫做“互补的”——如果他们是（a）在通常意义上是互相补充的，和（b）在我们越是利用这一种就越会少利用另一种的意义上是互相排斥的。虽然在正文中我主要指的是社会的知识，但是可以说，政治权力的积蓄（和集中）一般地是和科学知识的进步“互补的”。因为科学进步有赖于思想的自由竞争，所以也就有赖于思想自由，所以最终也就有赖于政治自由。
[53]陶内（R. H. Tawney，1880—？），美国历史学家。——译者
[54]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译者
[55]独角兽（unicorn）和火蛇子（salamander），欧洲神话传说中的动物。——译者
[56]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57]亨利第八（HenryⅧ，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年在位。——译者
[58]R. H.陶内，《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第2章第2节末尾。
[59]在这两个例子——历史时期与地理位置——中，我们用实验来检验理论，就可以发现，任何对时空定位的参照都可以被某些主要相关条件的一般描述，诸如教育状况、海拔等所代替。
[60]赫西俄德（Hesiodes，约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译者
[61]同样的推论也是所谓“知识社会学”的基础，比如本书第171页以下和我的《开放的社会》的第23章中均曾加以批判。
[62]曼海姆在《人和社会》第178页中写道：“一个明智地在观察着社会世界的俗人”，“在静态的时期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分辨一项普遍而抽象的社会规律和那些只是在某一个时代里才能获得的特殊原理，因为在仅有微小的变化性的时期里，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分歧对于观察者是并不明显的”。曼海姆把这些只是在一个时代里才获得的特殊原理叫做“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见本书第128页注①。至于“一个社会结构正在彻头彻尾变化着的时代”的情况，见曼海姆上引书第179页以下。
[63]克里特岛，希腊最大岛屿，位于地中海东部。近代考古发掘证明，岛上最早产生了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化。——译者
[64]开普勒（Johannes Kepler，1571—1630），德国天文学家。他发现行星沿椭圆轨道运行，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定律。——译者
[65]穆勒把开普勒的定律挑出来作为他——追随着培根——称之为“axiomata media”（“媒介公理”）那种东西的例子，理由是它们并非是普遍的运动定律，而只是行星运动的（近似）定律：见《逻辑》第6卷第5章第5节。社会科学中相类似的“媒介公理”与其说是历史上某个给定时期的更偶然的规则性，倒不如说是对所有某一类的“社会体系”都有效的规律。与后者可以相比的，并不是开普勒的定律，而是例如我们这个特殊的太阳系的行星秩序的规则性。
[66]曼海姆上引书第177页采用了这个与穆勒[他说的是axiomata media（媒介公理）；见前注释]有关的措辞“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为的是表示我已称之为“限于有关的观察在其中进行的那个具体历史时代的概括”的那种东西；例如，见他如下这段话（上引书，第178页，比较本书第126页注释②）：“明智地观察着社会世界的俗人，主要是靠无意识地在运用这种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在理解事物的”，这种原理乃是……“仅仅在某一个时代所得出的特殊原理。”[曼海姆在上引书中，把他的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定义为：它们“归根结底”乃是“具体环境中的普遍力量，因为它们由于在一个给定地点上和给定时间中在起作用的各种因素而结合在一起了——这是永远不可能重现的各种境遇的一种特殊的结合”。]曼海姆声称他不会追随“历史主义、黑格尔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犯他们不考虑“普遍因素”的错误（同上书，第177页以下）。所以，他的立场就是要坚持限于具体的或个别的历史时代的概括化的重要性；同时承认，我们可以用一种“抽象方法”从它们那里出发达到“它们之中所包含的一般原理”[与这种观点相反，我并不认为更一般的理论就不能根据那些习惯、法律程序等的规则性——根据曼海姆在179页以下给出的例子，这些规则性就构成为他的principia media（媒介原理）——进行抽象而获得]。
[67]人们常常提出，与其徒劳地企图在社会学中去仿效物理学的榜样，并追求普遍的社会学规律，倒不如在物理学中去模仿一种历史主义社会学的范例，也就是，去操作那些受历史时代制约的规律。那些急于强调物理学与社会学的统一性的历史主义者们，尤其倾向于沿着这种路线去思想。见牛拉特（Neurath），《认识》（Erkenntnis）第6卷，第399页。
[68]例如，在物理学中，正是同一个公设才导致人们要求解释（例如）在遥远的星云之中观察到的红移现象；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公设，那么只要假定原子频率定律随着宇宙内的不同区域或随着时间而变化，就足够了。也正是这同一个公设，导致了相对论把运动定律，例如加速度等定律，表述为均等地适用于高速度和低速度（或者既适用于强引力场，又适用于弱引力场），并使它不满足于不同的速度（或引力）领域的特定假设。对“自然规律不变性”这一公设及其与“自然的一致性”这一公设相对立的讨论，请参看我的《科学发现的逻辑》，第7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