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材消瘦，高个儿，头部狭窄，秃顶，脸上是一副智慧的表情。
他只说实际的话题，不开玩笑，不说俏皮话，不苟言笑。如果他冷笑起来，那么一定是嘴角往下耷拉着，颇具讽刺意味。
他在侨民里地位很低微：沿街叫卖香水和鲱鱼。香水闻起来有鲱鱼的味道，而鲱鱼则有了香水味道。
他的生意并不好，因为说辞无法令人信服：
“香水很难闻吗？那是因为便宜啊。这些香水在商店里您要花六十法郎，而我只卖九法郎。不好闻的话——那您很快就会闻惯了。”人们无法习惯这样的人。
“什么？鲱鱼有花露水的味道？这不会损害它的味道。没关系。德国人还说要吃闻起来有死人味道的奶酪呢。没什么。别见怪。让人想吐吗？我不知道，谁也没有抱怨过。也没有谁因为恶心而死去，也没有任何人抱怨说死去了。”
他脸色苍白，眉毛是棕黄色的，棕黄色且微微颤动。他喜欢讲述自己的生活。我明白，他的生活可以视为理性的、正确的行为典范。讲述时，他一边教导，一边流露出对您机灵及敏感度的不信任：
我们的姓是武留金，不是很多人开玩笑似的说是沃留金，而正是武留金。我们来自完全没有名望的家族。我们生活在塔甘罗格。没有任何一个法国人，甚至在想象中，能拥有我们这样的生活。我们有六匹马、两头母牛，有菜园子、农用地。父亲经营一家小商店。想要什么？这里什么都有。想要砖头，那就得到砖头；想要植物油，那就得到植物油；想要羊皮袄，那就得到羊皮袄。
我们甚至有做好的连衣裙。那是什么样的啊！可不是这里这样的——穿一年时间就磨得发亮了。我们有这里做梦都想不到的材料：结实，带绒毛，且样式灵活，宽大，任何演员穿上都不会吃亏，很时髦的。要说起他们这里的时髦，应该说，是不好的。夏天他们展出咖啡色的皮靴子。啊哈！在所有的商店里，啊哈，是最时髦的样式。呵，我走着，看着，只能摇摇头。这种完全一样的靴子我二十年前在塔甘罗格就穿过。就是那时，二十年前。而他们这里现在才开始这样的时髦。赶时髦的人，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太太们是怎么穿的呢？难道我们头上戴着这样的饼状物吗？我们要是戴这样的帽子都羞于出去见人。我们戴得很时髦，很阔气。
而这里并没有时髦概念。
他们很无聊，特别无聊，不是去地铁就是电影院。在我们塔甘罗格哪有这么多人乘坐地铁？每天有数十万乘客坐巴黎地铁来来去去。您想要说服我，他们都是因为工作才这样奔波的吗？这个，知道吗？正如通常所言，撒谎也得有个度。每天三十万人，都是因为工作！他们的工作在哪里呢？他们在忙些什么呢？做生意吗？如果是做生意，那么抱歉，现在是萧条时期。忙工作吗？抱歉，也是停滞时期。那么，请问，工作到底在哪里？因为这工作三十万人日日夜夜，瞪大眼睛，乘地铁来来去去？我感到惊讶，佩服，但并不相信。
在异国他乡，当然，生活很艰难，很多事也不明白。特别是当人孤独时。白天，当然，要工作，而晚上则变得孤僻。有时晚上走到洗脸盆前，我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对自己说：
“武留金，武留金！这个勇士，这个美男子就是你吗？您拥有这座商行吗？你有这六匹马吗？你有这两头牛吗？你的生活是孤独的，你枯萎了，就像无根的花朵。”
因此我应该告诉您，我不知怎么决定要爱上什么人了。正如通常所言——决定好了就定下来。在我们的酒店“特列佐尔”楼梯间住着一位年轻夫人，她非常迷人，甚至，我们之间悄悄说，还非常漂亮。她是个寡妇，有个五岁的儿子，非常可爱。小男孩非常可爱。
小妇人还不错，缝制衣服稍微赚些钱，因此她并不太抱怨什么。而要知道我们难民中的女人——邀请她喝喝茶，那么她对你，就像不好的会计，只是数了又数钱：“哎，那儿还有五十没有支付呢，而这里还没有补付六十，而房间一个月两百，而地铁每天需要三法郎。”
数一数，再扣除——就开始烦恼了。和小妇人在一起则很有趣，她会说些关于你的赞美之词，而不是说自己的账目。并且这个小妇人是很特别的。她总是哼唱着什么，但并不轻浮，而是，正如通常所言，是一种需要，一种生活态度。她看到我的大衣扣子挂在线上，二话不说，立刻就拿来了针开始缝。
而我，知道吗？感觉越往后事儿就越多。我决定爱上她。
小男孩很可爱。我喜欢严肃地来处理一切事情。特别是在这种事上，应该善于推理。我头脑中没有琐事，只有合法婚姻。
顺便说一句，我问了问，她的牙是不是自己的。尽管她很年轻，但要知道一切都有可能。在塔甘罗格曾有一个女教师也很年轻，但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眼睛是镶嵌的。
那么，也就是说，我仔细看着自己的小妇人，并且充分地，就是说，仔细考虑后，确定可以结婚。然而有一个意外的情况启发了我，以至于我，作为一个正派的、认真的人，说得更宏大一些——高尚的人，不能娶她。要知道只是想想——这样一件微小的事情，却似乎是，将自己的生活转移到旧伤疤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她家里，非常舒适。我们一起回忆着俄罗斯有什么样的汤：数出了十四种，却忘记了豌豆汤。事情开始变得很好笑。她笑了起来，当然，是她，我不喜欢笑。我更想抱怨一阵子记忆力的缺陷。但正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一起坐着，回忆过去的辉煌，小男孩也在这里。
“妈妈，”他说，“给我一块糖。”而她回答说：
“不能再吃了，你已经吃了三块了。”而他却一直纠缠不休——“给一块，给一块。”
我说话了，优雅地开着玩笑：
“来这儿，我给你几巴掌。”
而她则对我说了致命的一句：
“您哪能这样说呢！您是温和的人，您不能打他巴掌。”
我瞬间顿悟了之前没明白的可怕事情。
当孩子们应当接受教训时，承担教育这个年纪的男孩子的责任，依我的性格而言是绝不可能的。我不能承担这个。难道我什么时候打过他吗？不，没有打过。我不会打他。那算什么？打死我所爱的女人的孩子吗？
“抱歉，”我说，“安娜·帕夫洛夫娜，请原谅，但我们的婚姻是乌托邦式的，我们会淹没在里面。因为我不能成为您儿子真正的父亲和教育者。我不仅不可以那样，就是揍他一次也不可以。”
我非常镇定地说着，脸上一丝肌肉也没有颤抖。或许，声音有些低沉，但我绝对没有颤抖。
她，当然，——哎！哎！说起爱情及诸如此类的事，不应该教训孩子。她说，他是这样好的孩子。
“可以，”我说，“没问题，但这将会很不好。请你们别固执己见。请果断一些。请记住，我不能打孩子，不能戏弄孩子的未来。”
她，当然，女人，当然，叫了起来，说我是傻瓜。但事情终究还是黄了，我并不惋惜。我处理得很高尚，没有屈服于自己的激情，没有牺牲孩子年幼的身体。
我完全把自己控制得很好，让她也先冷静下来，第二天我再来解释清楚。但，当然，女人不能接受。她重复说着：“傻瓜就是傻瓜。”这完全没有根据。
这一段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我可以说——我很自豪。我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因为我认为完全没必要回忆所有的事情。有什么用呢？把它们放到当铺里吗，还是要怎么着？
因此，考虑了实际情况后，我决定结婚了。
只是不和俄罗斯姑娘结婚，这办不到！应当学会推理——我们住在哪里呢？我直接问你们——哪里？在法国。那么要是住在法国，就是说，需要娶一个法国姑娘。于是我开始寻找合适对象。
我在这里有一个熟人。穆西尤·耶梅利扬。他不完全是法国人，但已经在这里生活很久了，知道一切惯例。
于是这个穆西尤介绍我和一个姑娘认识了。她在邮局上班，很漂亮。只是，你知道吗？我看了一下，她的身材非常棒，很苗条，很修长，裙子合身得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样。“哦，”我想，“事情真糟了！”
“不，”我说，“这个姑娘不适合我。当然，我喜欢她，但应该学会推理。这样苗条的、体格匀称的姑娘总是会给自己买廉价的连衣裙——她只花了七十五法郎。而她买了廉价的连衣裙，却还不能好好坐在家里，出去跳舞了。难道这样好吗？难道我是为了妻子跳舞才结婚的吗？”“不，”我说，“给我找另一种类型的人吧，胖一些的。”
您可以自己想想——很快就有合适的对象了。她个子较矮，但这样的，您知道吗？过于矮小的壮实姑娘，而且背部有脂肪，正如通常所言，不能找。但总体上也还不错。她也是一名服务人员。您不要以为，她是怎样笨拙的胖女人。不，她有鬈发轴，也有直发夹，瘦姑娘有的她都有。只是，当然，她无法买到合适的裙子。
所有这些都考虑好后，我，那么，就坦诚告诉她应当怎么做，也就是前往市政府注册结婚。
这样大约过了一个月之后，她想要新的裙子。她要新的裙子，我非常乐意地说：
“当然可以，有看中的吗？”
而她微微红了脸，随意回答说：
“我不喜欢做好的，不太合身。最好给我买有蓝色花朵的料子，然后找人做。”
我非常乐意地亲了亲她，就去买了。但我好像买错了，选了最不合适的颜色，好像是浅黄色的，就像是马的毛色。
她有些失落，但还是谢了谢我。不能不这样——这可是第一件礼物，不这样的话可就没法再来往了。她也明白自己的路线。
而我对一切都很满意，建议她找个俄罗斯女裁缝。我很早就知道她了。她要价比法国女裁缝高，但缝制出来却是如此差。她将一个女顾客的领子缝到了袖口处，还为自己辩解。瞧，这一设计师给我的姑娘缝制了裙子。她不能直接穿着去看戏剧，实在太可笑了！浅黄的小母牛，就像是这样。而她，可怜兮兮的，简直要哭起来了。她改做了衣服，重新染了颜色——但一点儿用也没有。于是就这样把裙子挂在钉子上，而妻子则坐在家里。她是法国人，她明白，不会每个月都缝制裙子。我们就这样过着安静的家庭生活。我非常满意。为什么呢？因为应当善于推理。
我教会她做肉馅儿的菜卷。
幸福不会白白到手。应该知道，为得到它得准备点什么。
而每次，当然，即便想要，也并不总是能够如愿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