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到了彼得堡之后，我立刻来到老朋友斯特列姆格拉沃夫家中，他是一名采访记者。我这样对他说：
“斯特列姆格拉沃夫！我想出名。”
斯特列姆格拉沃夫赞许地点了点头，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点起一根烟，将烟灰缸在桌子上转了转，晃了晃一条腿——他总能同时做好几件事——然后回答说：
“现在很多人都想出名呢。”
“我可不是‘很多人’，”我淡淡地表示反对，“叫瓦西里的人，父称是马克西姆维奇，而且还姓坎德宾，老兄，你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这可是一种很罕见的组合。”
“你早就在写东西吗？”斯特列姆格拉沃夫问道。
“我写……写什么？”
“嗯，总之，搞写作啊！”
“我可从来什么东西都没写过。”
“啊哈！这么说，你是其他专业了。你是想当鲁本斯吗？”
“我听力不好。”我直言道。
“对什么的听力不好？”
“对于当那个……刚才你说那人叫什么来着？……当音乐家……”
“老弟，你这就太过分了吧，鲁本斯可不是什么音乐家，他是画家。”
因为我从未关心过油画，所以我也不可能记着所有俄罗斯大画家的名字，对此我也向斯特列姆格拉沃夫直言了。然后还补充说：
“我可以画得很像样呢，在床单上。”
“那不必了。在舞台上表演过吗？”
“表演过。不过当我开始向女主角表白爱情的时候，我的语气听起来就好像是帮她搬了钢琴后，找她要钱买伏特加。剧团老板说，我还不如真的在背上驮一架钢琴呢。于是就把我赶走了。”
“但你还是想出名？”
“想啊。你别忘了，我画画可是很像样的！”
斯特列姆格拉沃夫挠挠后脑勺，同时又做了好几样事情：拿起一根火柴，把火柴头掰下来，卷进一张纸里，扔进了垃圾筐，又掏出表来，吹了个口哨，说道：
“好吧。那只能帮你出名了。有时候呢，你知道吗，你如果将鲁本斯和鲁滨孙弄混，或者在背上驮一架钢琴，也不是坏事——这样会让你显得率真自然。”
然后他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表示将会尽自己一切努力的。
2
第二天我在两份报纸上的《文艺新闻》栏目中看到这样一条奇怪的消息：
“坎德宾的健康正在好转。”
“你听着，斯特列姆格拉沃夫，”我来到他那里问道，“为什么我的健康正在好转呢？我并没有生过病啊。”
“这是需要，”斯特列姆格拉沃夫说道，“关于你的第一条报道应该是个好消息……读者们喜欢看到某个人的健康正在好转。”
“可他们知道坎德宾是谁吗？”
“不知道，但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关注你的健康了，并且大家都会在见面的时候相互告知说：坎德宾的健康正在好转呢。”
“那如果另外一个人问：‘哪个坎德宾？’”
“不会有人问的。那人只会说：‘是吗？我还以为他现在情况更糟糕了呢。’”
“斯特列姆格拉沃夫！要知道，他们马上就会把我忘到九霄云外去的！”
“会忘掉的。但我明天还要抛出个新闻来：‘我们德高望重的……’你想成为什么人呢：作家还是画家？”
“那就作家吧。”
“那就写‘我们德高望重的作家坎德宾的健康又出现了暂时恶化。昨天他只吃了一个肉饼和两个水煮嫩鸡蛋，体温39. 7度’。”
“现在还不需要放照片吗？”
“还早呢。抱歉，我现在要去把吃肉饼的报道交上去。”
然后他就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跑掉了。
3
我抱着一种按捺不住的好奇，关注着自己的新生活。我的健康恢复得很慢，但一直在恢复。体温在下降，在我胃里安家落户的肉饼数量也一直在增加。至于鸡蛋呢，我现在已经不仅能吃水煮嫩鸡蛋了，甚至还敢吃老鸡蛋了。
最后，我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甚至还出去干冒险事了。
“昨天，”有份报纸写道，“在火车站发生了一场令人担忧的冲突，这甚至有可能引发一场决斗。名人坎德宾因为退役大尉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尖锐抨击，而在盛怒之下给了大尉一耳光。两人现在是势不两立，已经交换了名片。”
这件事在报纸上引起一片哗然。
有些报纸写道，说我应当拒绝任何一场决斗，因为这一巴掌中并没有侮辱的意思，还说整个社会都应当珍惜那些如日中天的俄罗斯天才人物。
有份报纸说道：
“在我们这个总是有人胡言乱语的国度，普希金和丹特斯那种永恒的恩怨[121]一直在不停地重演。可能很快坎德宾也要将自己的脑袋置于Ч？姓大尉的子弹之下了。让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这样公平吗？一边是坎德宾，而一边是大家闻所未闻的Ч？姓大尉。”
“我们相信，”另一家报纸写道，“坎德宾的朋友们是不会让他去决斗的。有条消息尤其令人瞩目：据称，斯特列姆格拉沃夫（作家最亲密的朋友）发誓说，如果决斗最终以不幸收场，他本人会亲自和这个Ч？姓大尉较量一番的。”
有很多采访记者上我这里来。
“请问，”他们问道，“您打这位大尉先生耳光的动机是什么？”
“你们自己也都看到了，”我说，“因为他尖锐地批评了俄罗斯文学。这个无耻之徒说，艾瓦佐夫斯基是一个毫无才华的平庸作家。”
“可是艾瓦佐夫斯基是位画家呀！”采访记者惊讶地说道。
“那又什么区别？所有伟大的姓名都应当是神圣不可冒犯的，”我严厉地回答说。
4
今天我听说，这个Ч？姓大尉很不光彩地拒绝了决斗，而我则准备去雅尔塔。
在见到斯特列姆格拉沃夫的时候，我问他：
“怎么，我让你厌烦了吗？你要把我往外赶？”
“这是需要。要让读者们稍稍休息一下，暂时听不到你的消息。而且，这听起来多气派：坎德宾将赴雅尔塔，希望在南部迷人的大自然中，将他已经开始的大作完成。”
“我开始写什么东西了呢？”
“一部戏剧，《死亡的界限》。”
“剧团老板不会要求上演这部作品吧？”
“当然会的。你到时候就说，写完之后对剧本不满意，所以烧掉了三幕。拿这个来撩拨读者，效果绝对棒！”
一周后我听说，在雅尔塔我遇上倒霉事：在爬一个陡坡的时候，我摔到沟里，把自己的脚崴了。于是又开始了漫长的、令人乏味的只能吃鸡肉饼和鸡蛋的故事。
然后我又恢复了健康，不知何故去了罗马……此后我的行踪就丧失了任何因果性和逻辑性。我在尼斯买了一幢豪华别墅，但并没有住下来，而是去了布列塔尼，想在那里完成自己的喜剧《生命的晨曦》。我住的房子失火了，烧毁了我的手稿，因此我在纽伦堡郊外置了一块地（绝对是个白痴举动）。
我对这种满世界漂泊以及肆意乱花钱的行为感到厌烦了，于是我来到斯特列姆格拉沃夫那里，斩钉截铁地说：
“够了！我想搞个周年庆典。”
“多少周年呢？”
“二十五周年的庆典。”
“太多了，你到彼得堡一共才三个月。办个十周年怎么样？”
“好吧，”我说道，“认认真真过十年，也比浑浑噩噩混二十五年要精彩。”
“你现在看问题的态度简直就像托尔斯泰！”斯特列姆格拉沃夫不由得赞叹道。
“这样更好。因为我对托尔斯泰一无所知，而他会知道我的。”
5
今天我庆祝了自己从事文学和科学教育活动十周年。在隆重的晚宴上，一位年长的作家（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发表了讲话。
“您一直很受欢迎，因为您是年轻人的典范，是我们亲爱的祖国苦痛和贫困的歌者。而我只想说两个词，这是从我们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话：你好，坎德宾！”
“嗯，您好，”我礼貌地回答，心里美滋滋的，“您近况如何呢？”
所有的人都来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