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领事馆宽阔的大厅里，一个外表殷勤、好客的太太给我和朋友[22]各一大张纸，我们应该在纸上签字：纸上都是一些细小的表格，我们填满这些表格之后，向英国人汇报，我们是何人；还有——在这张纸上还要写上年龄、数字、地点、日期、姓名；为何要填与当今世界局势无关的表格，不知怎的：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是何人，我的父亲什么时候去世的，母亲结婚前的姓氏；总之，那就是个登记生活的履历表；那里有一个表格：关于我在敌对国家的住所；发现，我还在柏林的东西（不幸的人，我做了些什么？我用流放到柏林将自己写入间谍的名单）。
表格被拿走：有点蛮横无理的官员装作福尔摩斯的样子——突然走出去：不友好地离开我们，飞速地从我们旁边过去——把门砰的一声关住，四面的墙壁震动，就像炮击声；英国代表更肆无忌惮的手势显然是针对我们的：我们好像是恶棍似的（登记表就已表明）；第一点：在瑞士的生活可疑；第二点：在这里、在德国的瑞士居住可疑；第三点：更可疑的是，我们还在巴塞尔附近居住（巴塞尔——就是临界法国的阿尔萨斯）；第四点：西方战场离我们到瑞士十五公里等，依此类推。
首先我突然想到，在这里，在这个领事馆，说实在的，我们是罪犯（兄弟情谊、爱情、人性，所有内心最好的感觉——就是间谍活动和背叛）；作为俄罗斯英勇的代表，我应该杀死来找我们的人，我却友好地与他说话。
但是我的思想被打断；那个厚颜无耻的“福尔摩斯”打开门，命令式地传唤我的朋友；我明白了，“审问”开始了。我们出现在英国领事馆，为的是允许我们返回俄罗斯，最令人不快的事情降临到我们头上，服兵役；领事馆的官员敢于把我们、先生们与间谍混为一谈；令人厌恶的东西；持续了几分钟；已经过了一个半小时；朋友还没有返回。门外时而听到无耻的喊叫声，时而听到朋友愤怒回应的反抗声；我等着；门开了个缝隙，进来一个人，从穿着的衣服和戴着的帽子让人想到——典型的耶稣会会士。他在我的对面坐下之后，眼睛死死地盯着我；还——厚颜无耻地微笑着；他脸上那对眼睛无礼地盯着我，说：“你被逮住了。”……在我的耶稣会会士身上显现出许多我熟悉的噩梦的轮廓；我却觉得：我要疯了；所有的障碍被清除；我——就是浮士德；我的面前——就是狐猴[23]。于是疾病暴发，我忍受它的折磨，被疾病困扰。
没有倒下——没有，没有——我的最可怕的噩梦脱离了我。
也许，我偶然在梦里与德国间谍相遇？在梦里签订了出卖祖国的合同？
梦？
梦中之梦不常有：却需要——调动一切有意识的力量；但是我将自己所有的梦沉睡了已经一年（有时我在梦里能够精力充沛）；显然：德国从事间谍活动的官员，就像任何一个有意识的“密探”，就是个神秘主义者[24]。他得知我的无意识性之后，与我会面，对我这个在总星司令总局[25]“睡觉者”感兴趣，从我的内心倒出他所需要的一切，悄悄地给我的内心塞进“星的”金子，没有重量却以和平和各民族的兄弟情谊心境的清脆声音响彻我的全身：我是和平主义者，翻译成英语就是“和平”，我们得到：下流与和平主义者意味着：为非作歹的人。
我，醒来时，当然，记不得进行的收买；记得那个英国人，反侦探局主任——入定[26]；并告知应该到哪里去。从那个时候他们放我回去，对我进行监督；那个像耶稣会会士的人陪同我：在火车上、在浓雾弥漫的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的大街上；他们派我去取分给山民的定额的冰水；我在山下的小酒馆里遇到他，他从悬崖缝里走出来；他尽量让我明白，没有可能欺骗他；他给我使眼色：
“是，是，是……您从多纳什来……居住在德国边界附近……离前线十五公里……”
在许多城市里：戴圆顶礼帽的黑发男子总是死乞白赖地纠缠，住在我的隔壁；我想，我觉得这一切，一切在这里、在领事馆已经显而易见了。那个最后几年竭尽全力地收集关于我一大摞档案的人，在其中故意歪曲事实，顺便将这些材料带到这里；这就是他们为何在这里等我；陪同我到英国。
在领事馆舒适的房间里，我突然被于斯曼[27]和斯特林堡[28]小说里的痛苦所缠绕；我还来不及投降：门就被噼里啪啦飞快地打开；怒气冲冲的、脸色苍白的朋友，颤抖着嘴唇，出现在门里面；他的背后冒出那个“福尔摩斯”；不给时间与朋友语言交流；我与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
审问短暂：他只要求从瑞士警察局带来许多文件；带着冷淡的语气审问无希望的、被判处枪毙的罪犯们；对待我也是这样，好像我——不曾是我，而是某种炸弹，应该更加小心翼翼地拆卸掉；或者：好像引领“日耳曼人”到星的肉体——稀有物质种类，这种物质分担着盟友的所有战争计划；我变成了“日耳曼风格”的危险传播者；我的潜意识渗出“日耳曼精神”：“不曾是间谍”，更糟糕的是：我曾是“超间谍”。
对朋友来说，正如我后来了解到的，他们采取了另一种恐吓的手段；这就是简短的对话片段：
——“在阿尔萨斯边界旁、瑞士偏僻的村庄、在巴塞尔附近，您究竟做了些什么？”
说：我在约翰大厦工作——曾精神错乱（他们认为，约翰大厦的混凝土底座是由德国出资、由密探建立的碉堡）；朋友回答（也说得对）：
——“在‘图书馆’工作。”
——“研究哪种问题？”
——“研究文艺复兴……”
——“这与您的职业有何关系？”
——“我放弃了职业……”
——“那么，您以什么为生？……”
——“教书。”
——“教什么？”
——“俄语。”
——“请说出，教谁？”
——“俄罗斯臣民的孩子们。”
——“为什么要教他们、俄罗斯人，俄语课？”
——“怎么是为什么？哎呀——就是俄罗斯文学！”
——“就算是这样。那您太太的姓名？”
朋友提到的那个姓名，对犹太人来说是很普通的姓：“贝尔格”。
——“她——是德国人，”——“福尔摩斯”兴高采烈地喊叫，“您撒谎！”
——“您怎敢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请向瑞士警察局出示证件，第一，是这样的——俄罗斯臣民的证件；第二，您授课的费用是多少；第三，出示您在巴塞尔图书馆管理部门的证件，证明您在研究文艺复兴——某个时期。”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对话持续了四十分钟。
我们作为被横加侮辱的人，从领事馆走出来。
我们不是回俄罗斯，而是应该返回。似乎：反正落到他们手里；不是简单的，而是小心翼翼的样子；只是以特别拷问的形式给我们“自由”；不值得将我投到监狱（用毒药）；也不值得绞死——俄罗斯报刊会起来造反；而且——失败者将兴高采烈；不：“戴圆顶礼帽的黑发男子”轻而易举地会将我从轮船上抛下；例如：在到卑尔根的行程中；如果就在这里不成功，还剩下：挪威；时间很多；可能，放行到俄罗斯；要知道他们知道（从自己的办公室用星管透视我的花白头发的先生开始，到包括密探在内的），他们知道：我不会将铁道桥梁炸毁。
那个等待我们的耶稣教会教徒坐在火车站；他就像坐在领事馆的房间里一样，坐在我的对面，开始向我使眼色：
——“哎呀，你——被捉住了。”
——“现在你被派到我们这里来了。”
——“我们关心你。”
——“你，恐怕是，在俄罗斯你读了太多的关于大不列颠制度的公开讲稿；为非作歹之人、肮脏的间谍、‘德国佬’的仆人：你，你——毁坏了所有的教堂，诋毁了基奇纳[29]。”
还在很久，在莫斯科的街道中，被一种倾注某人的理念所笼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