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为了遵循贺拉斯的教诲，我从事情的正中间[51]开始投入叙述。既然现在万籁俱寂，美丽的柯隆巴也好，上校也好，他的女儿也好，全都沉睡了[52]，我就趁此机会，把某些要点告诉我的读者，他若是想更深地进入到这真实的故事之中，便不能不掌握这些要点。我们已经知道，德拉·雷比亚上校，即奥尔索的父亲，是被人杀害的。然而，一个人在科西嘉被杀，跟在法国被杀是不同的，在法国，可能因为苦役船上的逃犯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偷你的银钱财宝，才来谋财害命；而在科西嘉，则是仇敌的凶杀。但是结仇的原因，则常常一言难尽。许多家族只是出于陈旧的习惯而相互仇恨，而仇恨的最初缘由往往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德拉·雷比亚上校所属的家族跟好多家都有世仇，尤其是跟巴里齐尼家族。有人说，早在16世纪的时候，德拉·雷比亚家的一个男人引诱了巴里齐尼家的一个女子，后来被受辱小姐家的一个亲人用匕首刺死。而另外有些人的说法却截然不同，说是德拉·雷比亚家的一个女子被诱惑，巴里齐尼家的男人被杀死。无论真相如何，事实毕竟如一句老话所说，两家之间鲜血流来流去。不过，与传统的习惯相反，这桩凶杀案并没有引起别的仇杀，因为德拉·雷比亚家和巴里齐尼家两家都受到热那亚政府[53]当局的迫害，家中的年轻人都逃亡国外，接连好几个时代，两个家族中都没有刚强勇猛的复仇代表。
到了上个世纪末，德拉·雷比亚家一个在那不勒斯当军官的男子，一次在赌场中跟几个军人吵架，对方破口大骂，谩骂中称他为科西嘉的羊倌；他拔出剑来，但是一人难抵三条汉子，眼看渐渐不支，幸亏这时一个在场赌钱的外国人跳将出来，大喝一声：“我也是科西嘉人！”毅然拔刀相助。那个外国人原来是巴里齐尼家的一个后代，他并不认识他的同胞。等到彼此互通家门之后，两人均以礼相见，并起誓永结生死之交。
在大陆上，科西嘉人很容易相互友好交往，而在故乡的岛上，却完全相反。在眼下这个情景中，人们就看得非常真切：德拉·雷比亚家的人和巴里齐尼家的人留在意大利时，一直是亲密的朋友，但是，一旦回到科西嘉，他们彼此便很少见面了，尽管两人都住在同一个村庄。当他们去世时，人们说，这二位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说过话了。他们的儿子，同样这般地生活，按照岛上人的说法，如同标签一样[54]。一个叫吉尔福乔，是个军人，也就是奥尔索的父亲；另一个叫久迪切·巴里齐尼，是个律师。他们各自都当上了族长，由于职业不同，彼此离得很远，几乎没有机会互相见面，也没有机会听到别人谈到对方。
大约是在1809年，有一天，久迪切在巴斯蒂亚城[55]读到一份报纸，报上报道了吉尔福乔上尉刚获得一枚勋章的消息，他读后对身边的人，这消息并不让他惊奇，因为某某将军是他们家的后台。这句话传到了在维也纳的吉尔福乔耳中，他便对他的一个同胞说，等他回到科西嘉后，他将会看到久迪切成为富翁，因为这家伙从败诉的官司中得到的钱比从胜诉的官司中赢得的钱还要多。谁也不知道这话影射的究竟是什么，是说律师背叛了他的当事人呢，还是仅仅限于这样一个平庸的事实，一项糟糕的官司要比好的官司更能使搞法律的人获益。不管怎么说，巴里齐尼律师闻知了这句俏皮话，并一直牢记心头。1812年，他竞选当他那个镇的镇长，而且极有希望大功告成，不料某某将军写信给省长，推荐了吉尔福乔夫人家的一个亲戚；省长急忙迎合将军的意愿，而巴里齐尼毫不怀疑，一定是吉尔福乔从中捣了鬼。1814年，拿破仑皇帝倒台之后，将军推荐的那个镇长被指控为波拿巴党人而丢官，由巴里齐尼接替职位。后来，在百日政变[56]中，又轮到巴里齐尼镇长被撤职；但是，这阵风暴之后，他又在盛大的仪式上重新接掌了镇长的官印和户籍簿册。
从此之后，他一路吉星高照。而德拉·雷比亚上校却被迫领了半饷，回到了老家皮耶特拉内拉村，不得不对付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暗中刁难：一会儿说他的马撞坏了镇长先生家的篱笆，传讯他去赔偿；一会儿镇长又借口要修复教堂的路面，叫人抬走了一块镌刻有德拉·雷比亚家族徽章，并且覆盖在他家某成员坟墓上的破石板。如果有山羊吃了上校家的青苗，这些畜生的主人总归能获得镇长的保护；德拉·雷比亚家的两个老主顾，兼管着皮耶特拉内拉村邮政所的杂货店老板和充当村警的老残废军人，接连被撤职，而代之以巴里齐尼家的宠信。
上校的妻子死了，临死时留下遗嘱，希望能安葬在她生前爱去散步的一个小树林中；而镇长立即声称，她只能埋葬在村镇的墓地中，说他没有获得当局的允许可以让人单独另建一个坟墓。怒不可遏的上校宣称，他可以等着这一允许，但在此之前，他妻子将先行安葬在她选定的地方，并且，他叫人在那里挖了一个坑。而镇长也叫人在公墓中挖了一个坑，并召来了宪警，声称这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威严。到了下葬那天，双方人马全都到场，一时间，人们忧心忡忡，担心为争夺德拉·雷比亚夫人的遗体，两边会大打出手。死者亲属带来了四十来个全副武装的农人，强迫本堂神甫出了教堂之后就走向树林子；另一方面，镇长则带着两个儿子，以及他的亲信和宪警，闻讯赶来阻止。当他来到现场，责令送葬队伍倒退回去时，他招来了一片嘘声和威吓声；对手的人数比他们要多得多，而且似乎决心坚定。看到他过来，好几支长枪把子弹压上了膛；人们甚至说，有一个羊倌已经瞄准了他。但是，上校抬起了枪口，说道：“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镇长像巴奴日一样，“天生就怕挨打”[57]，他拒绝应战，便同手下人一起溜之大吉。于是，送葬队列开始前进，而且故意兜了一个大圈子，好从镇公所门口经过。在游行中，一个混在队伍中的白痴竟然肆无忌惮地高呼：“皇帝万岁！”有两三个声音呼应了一阵。这些雷比亚派分子越来越亢奋，居然提议杀死镇长家的一头牛，因为这该死的牛挡了他们的路。幸亏上校出面，才阻拦了这一暴行。
可以想象，一份报告随之炮制出笼，镇长用他最优美的文笔，向省长打了一个报告，报告中，他尽情描绘了神圣的和人类的法律如何被践踏于脚下，他这个镇长的威严，以及本堂神甫的威严，是如何遭到藐视和侮辱，德拉·雷比亚上校如何成为一起波拿巴党徒阴谋的领头人，他企图改变王位继承的顺序，挑唆公民相互械斗。这样的罪孽，按照刑法法典的第86和第91款，是要受惩罚的[58]。
诉状的这种肆意夸大，反而影响了它的效果。上校也写信给省长，给王家检察官；他妻子的一个亲戚跟岛上的一个众议员有姻亲关系，后者则是王家法院院长的一个堂兄弟。靠着这些关系的保护，阴谋之说烟消云散，德拉·雷比亚夫人安息在了树林中，只有那个白痴被判处了十五天监禁。
巴里齐尼律师对这桩官司的结果大为不满，便掉转炮口，从另一侧进攻。他搜寻出另一份陈旧的证书，依靠这份证书，开始跟上校争夺起某一条推动着一个磨坊的溪流的所有权来。一场官司便打上了，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快到一年时，法院终于要开庭判决了，从种种表面征象来看，案子有利于上校，可是突然，巴里齐尼先生把一封信递到了王家检察官手里。信是由一个叫阿戈斯蒂尼的著名强盗写的，他威胁镇长，要他撤回诉讼，否则就要放火杀人。众所周知，在科西嘉，强盗的保护是深受人们欢迎的，而为了帮助朋友，强盗们也频繁地插手私人间的争执。镇长利用了这封信，而却不料又出现了一件意外之事，把事情弄得更为复杂。强盗阿戈斯蒂尼写信给检察官，说是有人仿造他的笔迹，是在毁坏他的人品，使人以为他的影响威望是可以收买的。他在信的末尾这样写道：“假如我找到那个冒名顶替者，我必定严厉惩处之，以儆效尤。”
事实明摆着，阿戈斯蒂尼根本就没有给镇长写恐吓信；德拉·雷比亚家和巴里齐尼家彼此没完没了地互相指责对方做伪证。双方都发出威胁，司法当局竟然不知道罪人到底在哪一方了。
在此期间，吉尔福乔上校被人暗杀了。据法院卷宗的记录，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8××[59]年8月2日，天色已晚，一个叫玛德莱娜·皮耶特里的女人带着麦子去皮耶特拉内拉村，听到附近很近的地方响了两下枪，似乎是在一条去村子的低洼路上发出的枪声，离她所在的地方约莫有150步远。紧接着，她看见一个男人低着身子从葡萄园的小路上跑过，朝村庄方向而去。这个男人曾停下了一会儿，回身张望；但是，由于距离太远，皮耶特里家的女人没看清他的脸，更何况，他的嘴上还衔着一片葡萄叶，几乎遮住了整张脸。他向女证人没看见的一个同伙做了一个手势，然后便消失在葡萄园里。
皮耶特里家的女人放下麦子，顺着小路跑去，发现德拉·雷比亚上校躺在血泊中，身上中了两枪，但仍还在喘气。他的身边是他那把长枪，子弹上了膛，似乎当他准备防备正面过来的一个敌人时，却被身后的另一个敌人开枪打中。他喘着粗气，试图挣脱死神的魔掌，但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据医生后来的解释，这是因为他的肺被打穿了的缘故。鲜血堵住了他的喉咙；又慢慢地流出来，像是一团红色的泡沫。皮耶特里家的女人使劲想把他扶起来，问他几句。她看得很清楚，他想开口说，但他无法让她明白在说什么。她注意到他想把手伸到衣服口袋中去，便赶紧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夹有记事本的皮夹子，打开来递到他面前。受伤者拿起皮夹子中的铅笔，想要写什么。事实上，证人看到他费力地画了好几个字母；无奈她不认字，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上校用尽力气写好字，便把皮夹子交到皮耶特里家女人手里。他紧紧握住她的手，用一种奇特的神情看着她，照女证人的说法，他仿佛要对她说：“这很重要，这是杀害我的凶手的名字！”
皮耶特里家的女人赶往村庄时，遇见了镇长巴里齐尼先生和他的儿子文琴泰罗。这时，天色几乎全黑了。她把所看见的事情叙述了一番。镇长接过皮夹子，跑到镇公所，披挂好他的职权肩带，叫来了他的秘书，还有宪警。玛德莱娜·皮耶特里单独和年轻的文琴泰罗待在一起，她向年轻人建议赶紧去救上校，兴许他还有一口气呢。但是文琴泰罗回答说，假如他去靠近一个曾是他家仇敌的人，人们必定会指控他杀死了他。没过一会儿，镇长回来了，发现上校已经死了。他让人抬走了尸体，并写了报告。
在这种场合下，巴里齐尼先生心中不免有些惊慌，不过惊慌归惊慌，他还是赶紧查封上校的皮夹子，并在自己职权的范围内开始了种种缉查；但没有发现任何重要的线索。当预审法官来到时，人们打开了皮夹子，在一张血迹斑斑的纸上，人们看到几个字母，出自一只有气无力的手，字迹歪斜，但还能辨认出来。上面写道：“阿戈斯蒂……”，法官毫不怀疑，认为上校的意思是想指出，杀人凶手是阿戈斯蒂尼。
可是，柯隆巴·德拉·雷比亚被法官叫来后，要求检查一下那只皮夹子。经过好一阵子的仔细翻看，她伸出手来指向镇长，高声叫道：“凶手就是他！”这时，她尽管沉浸于万分的悲痛之中，但还是以一种惊人的精确和明晰，说出她的理由。她叙述说，几天前，她父亲收到儿子的一封信，读后便把信烧了，但在烧信之前，他用铅笔把奥尔索的地址抄写在了皮夹子上，因为奥尔索刚刚换了驻地。然而现在，皮夹子里这一地址不见了。柯隆巴由此得出结论，镇长把写有地址的那张纸页撕了，而那张纸很可能就是她父亲写下凶手名字的那一张；柯隆巴断定，镇长用阿戈斯蒂尼的名字代替了那个凶手的名字。法官发现，写着名字的那个小本本果然缺了一页；但是，很快，他又注意到，皮夹子中其他的记事本上也同样缺页，许多证人都说，上校有个习惯，当他想点雪茄时，往往会从皮夹子中的小本子上撕下一页来，很可能他不小心把抄了地址的那张纸也点了雪茄。另外，有人证实，镇长从皮耶特里家的女人那里接过皮夹子后，天已经全黑了，他不可能读本子上的字。他又被证明是立即赶往镇公所的，中间一会儿都没有停顿，在镇公所，有宪警队长在一旁，看到他点亮一盏灯，把皮夹子放进一个信封中，当着队长的面把信封封了口。
宪警队长做完他的证言后，柯隆巴早已控制不住自己，她扑倒在他的膝前，恳求他以他身上最神圣的东西起誓，说清楚他是否曾经让镇长独自待了一小会儿。宪警队长显然被姑娘的激昂感动了，犹豫再三之后，他承认说，他曾经到隔壁房间去找一张大纸，不过他的逗留没有超过一分钟，而且，当他摸索着在抽屉中找纸的时候，镇长一直在跟他说话。此外，他还证明，等他回转时，那只血淋淋的皮夹子一直放在桌上原来的地方，即镇长进门时随手扔到的那个地方。
巴里齐尼先生态度十分平静。他说，他可以原谅德拉·雷比亚小姐的行为，并且很愿意屈尊来证实自己的无辜。他提出证明，说自己整个傍晚始终待在村庄里，当案件发生时，他儿子文琴泰罗正和他一起在镇公所门前。临了他还说，他的另一个儿子奥尔兰杜乔那天正好感冒发烧，躺在床上一直没离开过。他出示了家中所有的枪，没有一把在最近曾打响过。他补充说，他一看到那个皮夹子，就立即明白了它的重要性；他把它封了，并交到他副手的手里，因为他预料到，由于他和上校关系紧张，很可能遭到怀疑。最后，他提醒人们说，阿戈斯蒂尼曾威胁过，要杀死冒他的名写信的人，由此暗示，那个卑劣的家伙可能怀疑到了上校的头上，把他杀了。按照强盗的习俗，为类似的动机而作一次如此的复仇，不是没有先例的。
德拉·雷比亚上校死后的第五天，阿戈斯蒂尼遭遇了一个保安巡逻队，经过一场殊死的搏斗后，终于被打死。人们在他身上找到一封柯隆巴写给他的信，她在信中恳求他公开说清楚，他到底是不是人们所指控的凶犯。由于那强盗没有做出回答，于是人们普遍认为，他是没勇气对一个姑娘承认，是他杀死了她的父亲。然而，那些声称很了解阿戈斯蒂尼性格的人却在私下里说，假如他杀死了上校，一定会大夸其口的。另一个以布兰多拉乔的名字而闻名的强盗，回复了柯隆巴一个声明，在声明中，他以名誉担保他伙伴的清白。但是他所援引的唯一证明，仅仅是阿戈斯蒂尼从未向他说起过，他自己怀疑上校。
结果是，巴里齐尼一家没有受到追究；预审法官对镇长赞不绝口，后者还为自己的漂亮行为添了一顶桂冠，他撤销了先前为了跟德拉·雷比亚上校争夺小溪流的所有权而提起的诉讼。
柯隆巴按照当地习俗，在她父亲的尸体前，当着众多亲友的面，即兴作了一首丧歌。她在歌中尽情发泄了她对巴里齐尼家族全部的仇恨，明确指责他们行凶杀人，同时还威胁他们，说她的兄弟必定要报此仇。莉迪娅小姐听水手唱的，正是这一首被传唱得如此著名的丧歌。闻知父亲的死讯，当时驻扎在法国北部的奥尔索便提出请假，但没有获得批准。开始，接到他妹妹的一封来信后，他认定凶手是巴里齐尼家的人，但是很快，他收到了所有预审卷宗的抄件，还有一封法官的私人信件，这使他几乎认定，强盗阿戈斯蒂尼是唯一的罪人。柯隆巴每三个月给他写一封信，不断地向他重复自己的怀疑，并把这些怀疑叫作证据。这些指控使他胸腔中科西嘉人的热血不由自主地沸腾起来，有时候，他差不多就要分享他妹妹的偏见了。然而，他每次给她写信，他都要重复，说她的引证没有丝毫坚实的基础，不值得相信。他甚至禁止她再向他提起这事，不过，他的禁令始终归于无用。两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最后，他退伍领了半饷。这时，他想返归故乡，并不是为了向他认定无辜的人们复仇，而是为了把妹妹嫁了，把他的小小产业卖了，只要它还值得上几个钱，可以供他去大陆上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