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费了好些工夫，曹雪芹终于将他所作的那篇《青州红丝砚考》，在一本诗集中找到了。
这篇考证中说，首先引证宋太宗朝的状元苏易简，所著“文房四谱”之一的“砚谱”的记载：“天之下砚四十余品，青州红丝石第一。”接着又引顺治年间余怀所著的“砚林”，说“砚之美者，无出端溪之石，而唐彦猷作《砚录》，乃以青州黑山红丝石为冠。”指出“黑山”有误。
他说，山东青州府多山，益都县东南青山、黄山，亦有黑山，是在益都西南、博山之东。青山、黄山、黑山都以本山所产石头的颜色命名，黑山之石皆黑。青山之石深青细润最有名，黄山之石，其色黄赭。而唐彦猷记红丝石说：“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恰与黄山之石具黄赭两色相合，因而考定红丝砚出于黄山而非黑山。
红丝砚的好处，苏轼、陆游的笔记中都谈过，却都引用唐彦猷的话，至于唐彦猷本人的说法是：“文之美者则有旋转，其丝凡十余重，次第不乱。姿质润美发墨，久为水所浸渍，即有膏液出焉。”
曹家祖传的这方红丝砚，正就是唐彦猷所说的美石，底子是深黄色，砚面上一大圈红丝，好像老木的年轮那样，一重又一重，细数一下，计有十七圈之多。
曹雪芹试过，将红丝浸入清水中一天，取出阴干，砚上一直有滋润的水汽，说“膏液出焉”，似嫌夸张，不过贮入砚盒，三五天墨渖不干，却是事实。
这是曹雪芹的旧稿，如今旧事重提，听曹说到张云章有一首诗，其中亦有关于红丝砚的描写，便须找出原作，做一番新考了。
张云章其人，曹雪芹听他祖母谈过，是当年曹家全盛时，众多清客之中，往来踪迹较密的一个。他是江苏嘉定人，康熙初年，嘉定有个县官陆陇其，是雍正年间从祀文庙，与汤斌齐名的理学名臣，张云章便是由陆陇其“县试”取中的秀才，执贽拜师，学问很有些根柢，所以颇为曹寅所看重，他的《朴村诗集》便是曹寅在扬州开书局刻《全唐诗》时，附带替他刻印的。
《朴村诗集》中与曹寅酬唱的诗很多，一首一首翻过去，终于找到了，题目叫作《闻曹荔轩银台得孙却寄兼送入都》，荔轩是曹寅的别号，他加衔至通政使，这个官职在宋朝称为“银台司”，所以有此称呼。计算这首诗应该作于康熙四十八年。
看第一句，曹雪芹便知所谓“得孙”，是指他出生未几便夭折的长兄，那句“天上惊传降石麟”诗下有注：“时令子在京师，以充闾信至”，贺人生子，称为“充闾之庆”。其时他的父亲曹颙正在京师当差，当他祖父准备进京述职时，恰好有得孙的喜信，预定回江宁后，举行汤饼宴，所以这首诗的结句是：“归时汤饼应招我，视砚传看入座宾。”
这方“祖砚”便是红丝砚。但它的来历，似乎“母亲”与“四叔”都不甚了了，最使曹雪芹不解的是，祖母在世之日，何以亦从未谈过？那么，如今还有什么人，能为他解说呢？
这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何谨，“老何，”他说，“既然‘祖砚传看入座宾’，见过的人一定不少，怎么我从未听人提过这方红丝砚？”
“诗是那位张先生这么说说而已。当时老太爷本来打算回来之后，做‘双满月’大大请一回客，哪知道，等老太爷到京，你大哥已经惊风不治，没有汤饼宴，亦就无所谓‘传看’了。”
“可是，”曹雪芹仍有疑问，“老太爷的《楝亭十二种》，有一篇《砚笺》说，‘红丝砚为天下第一石，有脂脉助墨光’，这样一件难得的珍物，为什么老太太亦从来没有跟我提过？”
“提起来不是什么好高兴的事，何必提它？”
一听这话，曹雪芹越发诧异，急急问道：“莫非其中还有一段不如意的经过？”
年高八十的何谨，精神矍铄，记忆不衰，从容答说：“提到这段经过，只怕太太跟四老爷都未必清楚，太福晋或许有点知道，也不会多。”
“那，我是找对人了。”曹雪芹欣慰地，“你快说吧！”
“不忙。你先得把《楝亭诗别集》找出来——”
“那是现成的。”说着，曹雪芹便走向书架，待去取他祖父的诗集。
“不对！这是第三回刻的，连第二回的都不行，要初刻本。”
“为什么？”
“老太爷有一首诗，只有初刻本才有。”
这可费事了，找秋月、杏香一起帮忙，寻寻觅觅，始终不见有初刻本。
“初刻本原来就刻得不多。”何谨思索了好一会说，“我仿佛记得锦儿奶奶夹丝线的那本书，好像是初刻本。”
曹雪芹心急，当时便打发桐生送杏香去看锦儿，果然桐生带回来一本《楝亭诗别集》的初刻本。
何谨接过来，略为翻一翻就找到了，那首诗在第一卷第十五页上，题目叫作《咏红述事》，是一首五言排律，曹雪芹一眼望去，最怵目的是，诗中有两个“墨钉”，亦就是挖去了两个字，不言可知，这两个字是犯忌讳的。
“‘谁将杜鹃血，洒作晓霜寒。’”曹雪芹念了两句，停下来说，“是咏的红叶。”
“不光是红叶，你再往下念。”
于是曹雪芹又念：“‘客爱停车看，人悲仗剑寒。昔年曾下泪，今日怯题笺。’”他又停下来了，“这首诗很怪。‘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后面又用红叶题诗的典故，应该六句一气呵成，何以中间又挟上一个苏武的典故，‘蹈其背以出血’？”
“这首诗的毛病就在血上面，你再念。”
“‘宝炬烟销尽，金炉炭未残。小窗通日影，丛店杂焰燃。睡久犹沾颊，羞多自倚栏。爱拈吴线湿，笑润蜀丝干。一点偏当额，丹砂竞捣丸。弹筝银甲染——’”
念到有“墨钉”的地方了。这首排律是照试帖诗的做法，用各种情景来描写一个“红”字，刚熄的烛芯，在燃的炉炭；窗纸残阳，旅舍烤火；睡得太久或者少女害羞，避人倚栏，脸贴在柱子太久而生的红晕；以及用“烂嚼红绳，笑向檀郎吐”的词意，还有女孩用丹砂点额，捣烂凤仙花染指甲。下面对“弹筝银甲染”的那一句，挖掉了第二、第三两个字，成为“刺背□□圆”。
“这两个是什么字呢？”曹雪芹想了一下，很轻松地说，“对了！应该是‘金针’，用岳母刺字的典故，金针刺背，是一个个的红点，所以叫作‘刺背金针圆’，啊，不对！平平仄仄，仄仄平平，这第三个字非用仄声不可，不能用‘金’字。”
“芹官，你说得不错，不是‘金’，不但平声，而且前面有‘金炉炭未残’，也犯重了。”
“那么应该是什么‘针’呢？”
“这很容易，你多想一想。”
“绣针？”
“对！绣针。”
“这两个字何以犯忌讳呢？”
“忌讳的不是两个字，是一句诗，这句诗的典故，实在是典故中提到的一个人，在当时是犯忌讳的。”
曹雪芹恍然大悟，原来“岳母刺字”中的岳飞犯忌讳。清朝皇帝出于女真族，“爱新觉罗”的本意是金；清朝之清，实由辽金之金而来，岳飞与金对敌，亦就变成清朝的仇敌了。
“当时正是老太爷最得意的时候。还有件事，就不但是咱们包衣人家，连真正满洲八大贵族都很眼红，那就是咱们姑太太配了老王爷——”
这一段缘由，曹雪芹倒是听过不止一遍了。平郡王是世袭罔替的八个“铁帽子王”之一，多少满洲世家巨族，想跟平郡王联姻，但圣祖“拴婚”，将曹大小姐指名许配平郡王讷尔苏。
包衣家的女儿成为王府的嫡福晋，真正是“飞上枝头做凤凰”，不知羡煞了多少出身于内务府的显宦。
“老太爷一向谦和好客，不论什么人的缘都要结，皇上左右的人，更是没有一个不敷衍到的，可是到底太满、太盛了，就有人在康熙爷面前进谗，说的就是这首诗。”何谨又说，“明朝的遗老，没有一个不跟老太爷好的，这原是当初老太爷奉旨笼络——”
笼络前明遗老，以及名虽不彰而矢志反清的岩壑之士，原是圣祖的伟略远见，除了特开“博学鸿词”制科以外，曹寅受命秘密活动，为清朝所收揽的人心，更是圣祖削藩治河、打定清朝基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是进谗的人，并不明了其中的原委，竟拿“刺背绣针圆”这句话，指控曹寅鼓动前明的遗民志士“精忠报国”。幸而圣祖英明，深信曹寅的本意无他，置之不问。
“话虽如此，老太爷怎么敢大意？本来书版刚刻出来，就有清客说这句诗不妥。”何谨又说，“这句诗之不妥，是第一，芹官你刚才看出来的，前面六句应该一气呵成咏红叶，来入‘刺背’见血这一句，格外显眼。其次，这首排律一共廿二句，变成十一夹——”
“是啊，”曹雪芹插嘴说道，“从来排律哪怕多到一百韵，总是成双的，何以会变成十一韵？”
“这是老太爷搜罗‘红’的典故，再没有得可说了，马马虎虎就变成十一韵。无心之失到了有心人嘴里，就又是一番说法了。老太爷一想不错，因为版已刻成，只好拿‘绣针’两字，换上‘墨针’。后来觉得还是不妥，书也没有多发，毁了版再印第二次，干脆把这首诗拿掉了。”
“怪不得！”曹雪芹说，“第一次印的本子，连我都没有。”
“回来再说那方红丝砚，是康熙爷‘拴婚’不久以后的事，苏州有个卖古董的，姓胡，外号‘胡老实’，来兜这方砚台——”
“慢来，慢来！”曹雪芹急忙插进去问，“不是祖传的吗？”
“你别打岔，先听我说完。”何谨接下去说，“那胡老实一张嘴能把死的说活了，他说他久知这方红丝砚的名气，想觅了来卖给老太爷，机缘不巧，未能如愿；这回听说大小姐嫁了贵婿，心想那方红丝砚不就是‘镶红旗’的好兆头吗？于是再去找那收藏的人家。他说：‘我跟人家说，凡是宝贝都有它的主儿，不该得的得了，是祸不是福，这叫‘庶人无罪，怀璧其罪’，这方红丝砚天下第一，不错，不过他的主子姓曹，人家女婿是镶红旗的王子，早就应在这方红丝砚上了。合该是人家的东西，你不如脱手得个善价为妙。’那家人家肯了，不过开的价吓人一跳。”
“怎么呢？”曹雪芹说，“就算漫天要价，也可以就地还钱，而且总也得有个说法。”
“自然有说法，据胡老实说：原主自以为这方红丝砚，底子跟‘田黄’一样，田黄是论金子算的，多少重就是多少两金子，他也得论金子算。”
“好家伙！那方红丝砚，怕不有几斤？”
“不多，四斤半，七十二两金子。”
“老太爷照给了？”
“明摆着是敲竹杠，也只好让他敲。”何谨说道，“为了镶红旗王子买这方红丝砚，还让人家敲了竹杠，这要说出去有多寒碜！所以托名祖传。”
“是这么回事。”曹雪芹想了下说，“当时的经过，太福晋当然知道？”
“大概知道。”
“如今她要这方红丝砚，我得给她送去，要问起当年的情形，我怕说不完全，最好你陪我一块儿去。”曹雪芹又问，“后来是不是因为那首诗的缘故，连带红丝砚也给冷落了？”
“可不是。人家已经在妒忌镶红旗了，何能再拿镶红丝的砚石来炫耀？”
何谨的话在曹雪芹的心湖中，激起一阵又一阵的涟漪，自从抄家归旗以来，淡忘的辛酸，又让他感受到了。多少年来，他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家门不幸，是从祖父在扬州病故以后才开始的，在他生前都是好日子，甚至直到他咽气的那一刻，圣祖专差赏赐来自西洋的、治疟的特效药，亲笔标明服用的方法，以及比递送紧急军报还要严格的程限，祖父是死在应该一无所憾的浩荡皇恩之中，哪知即令是全盛之时，也是充满着种种令人不安的疑惧。这样说起来，祖父可能没有一天过的是舒坦的日子。
对于他的从未见过的祖父，曹雪芹觉得从没有像此时这样感到亲切过，他忽然觉得心头发酸，眼眶发热，有生以来，第一次为他祖父垂泪。
“芹官，”何谨打开了尘封的记忆，亦颇为伤感，“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一个人，不管你怎么样想把自己的命跟运抓在手里，可是办不到！富贵荣华，转眼成空。横逆之来，往往事先毫无征兆，到你发觉不大对劲，还来不及细想一想，变化已经来了。这两天，我看兆头又不妙了。”
“你是说王爷去世？”
“芹官，这件事你别小看了！”何谨很认真地说，“关系很重。”
听他这么说，曹雪芹就无以为答了。他想不出有没有平郡王福彭，会有什么重大的关系，这几年平郡王已不大管事，曹与曹震的差使不坏，都是他们自己巴结，受内务府大臣的提拔，说起来他也出过一臂之力。既非由于平郡王的奥援，当然不会受平郡王去世的影响。
何谨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心里，便用略带开导的语气说：“人在大树下面，只觉得阴凉，不会想到是托大树的福。王爷这几年虽没有什么照应，可是咱们也没有什么不如意，这就是有王爷的影儿遮在前面，倘或有什么风吹草动，总还可以请王爷出来挡一挡。以后呢，你看着吧！”
“怎么？”曹雪芹问，“只要自己多小心，不出错！也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
“你能保得住不出错？而且，就算不出错，也不能包你无事。我看得多了，内务府的人，天生下贱，看不得人好，一看人好了，就会打主意。”
这话入耳心惊，但亦不免将信将疑，“真的是这样子吗？”他问。
“老太爷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世的时候，得罪过谁了？用了个岳母刺字的典故又算得了什么？就有人打算扳倒他。喔，我又想起一个人，岳大将军，不也是同样的例子吗？”
何谨是指岳钟琪，曾有人说他是岳飞之后，亦是天生与清为敌的。这重公案出在雍正年间，曹雪芹当然很清楚。
事在雍正六年九月，代年羹尧而为川陕总督的岳钟琪，手握三省重兵，驻节西安，有一天有个名叫张熙的人，到总督衙门投书，岳钟琪拆开来一看，函中有函，称岳钟琪为“天吏元帅”，自称“南港无主游民夏靓”，函中列举雍正的过失九条：弑父、逼母、杀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诛忠用佞。又说，清朝是金人的后裔，而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与金世仇，如今手握重兵，身居要地，应该乘时起义，恢复明室，且为宋朝复仇。
岳钟琪大吃一惊。在此以前，成都已有谣言，说他要起兵造反，亦是拿为宋明复仇作为他要造反的理由；岳钟琪上疏自辩，虽蒙皇帝谅解，说这几年谗言岳钟琪的“谤书盈箧”，但他深信岳钟琪忠贞不贰，并命四川巡抚严究谣言的来源。
但岳钟琪知道，雍正的疑心病极重，而且向来使用先奖许，后翻脸的手段，眼前的安抚，并不表示他真正的信任，现在又有这样一个人来投书，越发会加重雍正的怀疑。
因此，他对处理这件事，非常慎重，处处站稳地步，先把臬司硕色请来，说明经过，将硕色安置在一间密室中；而相连的另一间密室，则是他接见张熙之处，命坐赐茶，颇为礼遇，然后和颜悦色地问他夏靓是什么人。
张熙只说是他的“老师”。再问他以及他的老师的住址，张熙便不肯说了，只说“老师”只命他来投书，他非所知，至于他本人，连年漂泊，并无一定的住址。
其时陕西巡抚西琳，得信赶到了，此人是个草包，贸贸然闯入密室，大声喝问，问不出实话，一怒之下，叫仆役动手“掌嘴”。岳钟琪虽是总督，但汉人遇到跋扈的旗人，即令是属下，也只能容忍。好在他的目的只求表明心迹，便任凭西琳去处置。
倒是硕色头脑比较清楚，急忙出面阻止，悄悄劝告西琳，此人有备而来，莫说“掌嘴”，便行杖，亦未见得能有实供。虽说“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但如所本无供，熬刑不过，胡说一通亦是常有之事。那时他的话无从判断真假，如何复奏？
岳钟琪亦认为这样的大案，如果不能以实情复奏，不但是他本人，巡抚与臬司亦脱不得干系。因而建议，仍旧由他来处理，只请西琳与硕色从旁监视好了。
于是岳钟琪好言相慰，推衣解食之余，提议与他一起在神案前焚香设誓，这样才把张熙的实话骗了出来。
原来所谓“南海无主游民夏靓”本名曾静，字蒲潭，湖南郴州永兴人，在安仁县设馆教书，由于偶然的机缘在郴州得读浙江遗民吕留良评选的诗文，内有严夷夏之防及井田、封建等等论说，曾静大为倾倒，特遣他的学生张熙专程到浙江石门县吕家，访求吕留良的遗书。
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送了他一部《吕子文集》，其中多慷慨不平之鸣，曾静大受影响，反清复明的念头，油然而生，而且进一步与吕留良的弟子结成至契，谈剑论兵，大义凛然。
其时雍正杀年羹尧，杀允禩、允禟，王府属下，多充军到滇桂边瘴之地，而入西南必经湖南，沿途宣扬雍正的种种恶德，使曾静越发觉得这样的无道暴君，应该推倒，于是想到岳钟琪，因而特派张熙到西安来投书。
内幕既明，岳钟琪一面敷衍张熙，一面飞递密折，雍正派刑部侍郎杭奕禄、正白旗前都统海兰，驰驿到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栋，拘提曾静，连同张熙一并解到京里。当然，吕家亦是大祸临头，吕留良的子孙门生，都是浙江巡抚李卫奉旨抄家搜捕，锒铛入狱。
曾静到京后，雍正命六部九卿，反复审问。雍正还有个破天荒的举动是，以皇帝之尊，与自称“弥天重犯”的曾静辩驳，朱笔亲书“问讯曾静口供”，先是十三条，随后又加二十四条，曾静一一服辩，不但如此，雍正还特地检出岳钟琪的奏折及他的朱批十来件，交曾静阅看，表示他们“君臣一德”，绝无如曾静所想象的，岳钟琪因为是岳飞之后，可能会起兵为宋明复仇。
这一件清朝开国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钦命案”，从雍正五年秋天开始到雍正七年秋天结案，整整办了两年，内阁九卿共同拟议的罪名是，曾静谋反大逆，凌迟处死，祖父以下亲族，男丁十六岁以上皆斩立决；十五岁以下及母女、妻妾、姊妹、其子的妻妾，给付功臣家为奴。张熙共谋，照律亦应凌迟处死。
此奏一上，谁也想不到的是，雍正竟赦了曾静与张熙，说是曾静、张熙“误听人言，今已悔悟，情有可原，特加宽宥”。又说他“望天下之人改过，过大而能改，胜于过小而不改。如实能改过，则无不可赦之罪”。可是吕留良的子孙亲族，以及门生故旧受牵连的，皆杀无赦。
对于雍正的处置，举朝骇异，私下议论纷纷，最有力的一派看法是，曾静该不该杀，姑置不论，但与吕家的情形比照，执法显失其平，因而由怡亲王领衔，抗疏力争，说曾静师徒“枭獍性成，阴谋不轨，诬谤悖逆，罪恶弥天。律例开载，十恶凡谋反、叛逆及大不敬，皆常赦之所不原，是曾静等之罪，乃三宥之所不及”，因而请求“按律处决，碎尸悬首，查其亲属逆党，尽兴歼除”。
在此以前，雍正曾特召亲贵大臣至乾清宫，亲口宣谕，说他之不杀曾静，另有隐衷，张熙投书以后，对他的来历，坚不吐实，岳钟琪无可奈何，只得“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实情供出。上谕中说：“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屈，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意思是岳钟琪当日与张熙有同生共死、祸福同当的誓约，鬼神昭鉴，不可违背。如果曾静、张熙伏法，岳钟琪亦将应誓，不能独生，冥冥中将为鬼神所诛。
雍正自觉话已说得很透彻，而怡亲王等仍旧重申前请，使得他深感困扰，只好断然抹杀一切了，他说：“曾静这件案子，本来是臣下所无法表示意见的，天下后世，以我的处置为是，或以为非，都是我自己负责，与大小臣工不相干。我的决定是再三考虑过的，以前谕旨，剖析详明，诸王大臣，不必再奏。倘或各省督抚、提督、总兵等，凡有类似陈奏，由通政使将原本发还，不必呈进。”
这些上谕，辑成专书，题名《大义觉迷录》颁行各省，每逢朔望，由当地的学官，集合生徒讲解。
这本书曹雪芹亦曾读过，当时的困惑，不止一端，此刻跟何谨谈了起来，勾起重重疑云，并作一句总话问道：“先帝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居然赦免了曾静？这器量实在也太大了。”
“他没法子！非表示器量大不可。为什么呢？”何谨自问自答，“为的是要表示曾静的话，毫无踪影，都是八阿哥允禩、九阿哥允禟门下所捏造的。曾静随口附和，就像‘犬吠鸱鸣’，不必理他，世上岂有听见狗跟夜猫子在叫，就要杀狗、杀夜猫子的？不但如此，他还得谢谢曾静。”
曹雪芹越发诧异，“老何！”他问，“你这叫什么话？”
“一说你就明白了。当时宫里闹得天翻地覆，雍正爷以为外面不知其详，也不敢说，等看到曾静亲笔所写的口供，才知道已经通国皆知了。不是曾静，永远没有哪个大臣或者督抚，敢把外面有这么难听的话告诉他；如果不是曾静，他不知道真相，更没有借曾静这一案来辩解的机会。岂非要谢谢曾静？”
“原来是这样的用心，不过假得太过分了。”
“做官的，没有一个不假的，当皇上的，假仁假义，更是天经地义。”
“此所以我对做官，一点兴致都没有。”
“这话——”何谨沉吟了一回，摇摇头说，“咱们这会儿不谈它。”
02
为了平郡王的丧事，曹家累病了两个人，一个是马夫人，一个是锦儿。
旗下贵族的风俗，遇有家主之丧，至亲好友都要送席，意思是孝子哀毁过甚，水米不进，以至于日渐消瘦，送席便是劝进饮食之意。这一送，当然不是一桌席，而且也不止一次。关系越深，交情越厚，送的次数越多，曹家是至亲，一个月之中，马夫人与锦儿各送过三次，每次都忙得人仰马翻，马夫人首先支持不住，气喘的老毛病又犯了，这一来锦儿的责任越重，因为曹家的两个姨娘，名分不正，上不得正场面，而锦儿扶正以后，便等于是“冢妇”的身份，马夫人不能去做主人，就应该由锦儿去照料，最后一次累得几乎晕倒，一回家躺下来，就得请大夫了。
曹雪芹得到消息，特地去探望，曹震虽不在家，但因跟锦儿亲如姊弟，所以直入卧内，坐在床前说话。
“瘦得多了。”曹雪芹问，“大夫怎么说？”
“没有病。”锦儿的声音很微弱，“多睡多吃喝，没有什么烦心的事，两三天就好了。可是⋯⋯”她摇摇头，没有再说下去。
这就表示，还是有烦心的事。曹雪芹知道，平郡王府可以不过年，他们两家还是照常，年下事多，却又分不开身来办，心里当然会烦。
“亏得你还有帮手。”曹雪芹说，“我们家也亏得有秋月跟杏香，总算把该送的节礼都送出去了。唉，这些繁文缛节真累人。”
“是啊！”锦儿说，“我真恨不得一家一家去吵架，吵断了拉倒。”
原来旗人的世家大族，最重仪礼，沾亲带故，都得应酬，往往有中人之家，因为结了一门贵亲而倾家荡产的，唯一的办法，便是上门吵架，大骂一通，从此断绝往来。习俗如此，不必定有仇隙，彼此遇到有危难，需要亲戚援手时，照常可以往来。
“不过，这不过烦而已。”锦儿又说，“过去了也就好了，不会老揪着心，我是别的事烦。”
“什么事，能不能告诉我？”
“告诉你也没有用。”
“何以见得？”
“你不肯听我的。”
“我听。”曹雪芹说，“你要我替你办什么事？你说。”
锦儿沉吟了一会，忽又摇摇头说：“算了，说了也没有用。”
“怎么回事？”曹雪芹有些不悦，“倒像不相信我似的。”
锦儿是故意用这种盘马弯弓的神态，要惹得不高兴了，才会下决心发愤，因而又接一句：“你不能怪人不相信你，知道你不肯听人劝，我又何必多说废话？”
“从哪里看出来，我不肯听人劝？只要是好事，我一定听。”
“好！我问你，读书是不是好事？”
“当然。”
“做文章是不是好事？”
曹雪芹觉得语有蹊跷，但不能说做文章不是好事，只好点点头。
哪知锦儿非要他开口不可，催促着说：“说啊！是不是好事？”
“是的。”
“那好，眼下过年了，不必提它，一过了元宵，你就得替我读书做文章。我打听过了，后年庚午是乡试的年份，你就打算着下场吧！”
果不其然，曹雪芹一听读八股文章，就像揭开一个陈腐的墨盒一般，鼻端便有一股令人欲呕的气味，便即赔着笑说：“念八股——”
“你不必讲理由，”锦儿打断他的话，“你就干净说：我不听劝。”
一句话将曹雪芹的口堵住了，停了一下便说：“我又没有进过学，哪有资格下秋闱？”
“你当我老赶不是？”锦儿立即驳他，“你虽不是秀才，捐个监生不就下场了？”
也不知她是哪里打听来的，曹雪芹料知唬不住她，只好先敷衍着再说，“好吧，我明年就捐个监生，后年下场。”他特意声明，“不过，我可没有把握说一定能中。”
“你要不中，就得给你派差使了。像三房那几位那样，派到茶膳房去当差，你就伺候皇上的饮食吧！”
原来曹家当初落籍在辽阳时，一共是五房，曹寅一支是老四房，老三房也是上三旗包衣，有几个派在茶膳房，倒是有油水的差使，但让人当作下人看待，实在不是件光彩的事。
“雪芹，你别在那里做梦。”锦儿正色警告，“你以为内务府子弟都能像你一样，在武英殿挂个名，逍遥自在，做你的大少爷？你震二哥跟我说过了，武英殿管御书处的郎中，已经发话了，说你终年到头不见人影，太不像话。如果不愿意在御书处，他打算回了堂官，把你的名字拿掉，让内务府另外派你差使；你不想做官，就当苏拉。两条路随你自己去挑。”
闲散旗人，名为“苏拉”，内务府的苏拉倒是能派在内廷，不过只是供奔走之役，比茶膳房的差使又下一等。曹雪芹心里倒又有些嘀咕了。
“太太这两天又好多了吧？”
“嗯。”曹雪芹点点头，很欣慰地说，“今儿起床，不然我还抽不出空来看你呐！”
“嗐！”锦儿大为振作，“我也起床了吧。”
“不，不！你还是躺着，多休息。”
“不要紧。”锦儿答说，“我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你又答应我下场，精神好得多了，这会儿心里发空，得吃点儿什么才好。”说着，挣扎着要起身。
他们叔嫂的情分虽不同，但这种场合却不便插手去扶她，便走出房门去叫丫头来照料。趁这需要回避的工夫，问知翠宝在厨房蒸糕，便径自找了去。
“你怎么来了？太太怎么样？”
翠宝一面在忙，一面跟曹雪芹说话，等把一笼蜜糕蒸了出来，他便代替丫头的差使，捧了一盘回到锦儿屋子里。
锦儿正洗了脸在拢头发，曹雪芹将蜜糕摆在梳妆台上，自己先拈了一块吃。
“今儿晚点回去不要紧吧？”锦儿问说。
“不要紧。”
“那你就在这儿吃饭，回头得替我开几张单子。”
“是开送礼的单子？”
“可不是？”锦儿答说，“你那里的都送了，我这里还没有动呢。再不送，就要落褒贬了。”
“好吧！趁早动手。”
“不行。一定得吃完了饭，等翠宝闲了来商量。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又要看自己的力量，又要顾交情的厚薄，一年三节的应酬，真烦死人。”锦儿又关照丫头，“你跟翠姨去说，留芹二爷在这里吃饭，要添两个菜。”
曹雪芹看时候还早，便即说道：“我上震二哥书房里看看去，记得我有一本《试帖诗集萃》，他借了来看了，如今我得收回。”
说罢起身到曹震书房，在书架上翻了半天，没有找到他所要找的诗，便又回到了锦儿那里。
“管御书处的郎中有两个，”曹雪芹问，“是哪一个说我终年到头不见人影？”
“姓哈的那个。”
“嗯，嗯，应该是他，他佩钥匙，凡事该由他做主。不过，”曹雪芹有些困惑，“御书处我虽不大去，平时应酬也常遇见，总是客客气气的，何以一下子会打这种官腔？”
“那还不是因为王爷出事了！听你震二哥说，武英殿一带的事，皇上常跟王爷要主意，如今不能出主意了，自然就没有人看他的面子了。”
曹雪芹黯然无语。歇了有一会，只听门外有脚步声，接着帘钩微响，有人说道：“原来芹二爷在这里，怎么不说说话，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是翠宝的声音，锦儿在镜子里看着她说：“说到教人不痛快的事，他就不开口了，向来是这样子的。”
“什么事不痛快？”
“还不是官场势利四个字。嗐，别提了。”曹雪芹问，“今儿请我吃什么？”
“今儿来得巧，我做了松子核桃肉末，回头吃火烧。”
那是曹雪芹最喜爱的一样食物，做起来很费事，先用极小的火炒松子与核桃，炒酥自然有油渗出来，然后把用陈酒泡过的肉末倒进去，仍旧是小火炒，直到水分快干了，加一勺清酱与磨得极细的花椒粉。
曹雪芹一想起那种香味，不由得口角流涎，正要从袖筒里掏手绢擦嘴时，翠宝已抽出她腋下的手绢抛了过来，揶揄着说：“真正是！看你馋得那样子。”
曹雪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拿起手绢，闻到一股香味，心中一荡，急忙将手绢递回给翠宝。
“别把你的弄脏了。”他说，“我自己有。”
“这蜜糕怎么样？”翠宝一面帮锦儿摘去肩上的发丝，一面问说。
“还没有吃呢，”锦儿答，“刚才倒有点儿饿，这会儿又不想吃了。”
“我弄那肉末，就是想给你开胃。回头还有炉鸭丝熬粥。”翠宝又问，“还想吃点儿什么？”
“行了。”锦儿答说，“咱们早点吃饭，吃完了再让雪芹把单子开出来。”
“好！”翠宝转身正待离去，忽又站住脚，听了一下说，“二爷回来了。”
果然，曹震大声咳着，走了进来，曹雪芹起身迎了出去，他见面先问马夫人的病，然后进屋，一见锦儿又惊又喜地说：“你能起床了？”
“还是起来的好，睡在那里气闷，反而添病。”锦儿问道，“你不是到西苑去了？”
“去了。”接着，曹震长叹一声，“唉！”颓然倒在椅子上不作声。
“怎么回事？”倒了茶来的翠宝问说。
“你不知道。”
见他如此，大家都不开口，翠宝也悄悄退了出去，曹雪芹茫然不解，低声问锦儿：“震二哥今天有西苑的差使？”
“你问他自己。”
“本不该是我的差使。来爷爷偏偏指名要我去照料，有什么法子？”
原来是来保特派的。听曹震的口气，便知不是什么好差使，但在内廷入值，便吃点辛苦，也是应该的，而况有了苦差使，才会有好差使调剂，这怨言发得没有道理。
他正在这样转着念头，曹震却又开口了，“这种差使，但愿以后再也不会有。”他说，“不是说我自己不愿意当这种差使，而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差使，太惨了！”
这一下连锦儿都忍不住要问了：“说了半天，到底是什么差使啊？”
“伺候皇上亲审——”
“啊，”曹雪芹急忙问说，“是张敬斋？”
“不是他，还有谁？”曹震又说，“王爷是早过去了，不然知道了今天这种情形，他也会吓死。”
“怎么啦？”锦儿一哆嗦，“你可别吓人！”
听这一说，曹震就不打算往下谈了，但曹雪芹急于知道下文，便看一看锦儿，回过头来说道：“震二哥，咱们上你书房里谈去。”
“好！”曹震问锦儿，“书房里生了火没有？”
“我不知道。”
“没有火。”曹雪芹刚去过，知道那里的情形，“不过也不算太冷。”
曹震最畏寒，闻言便有瑟缩的神色，锦儿知道曹雪芹急于想知道这件事的心情，便即起身说道：“我到厨房里看看去，顺便叫他们在书房里生火，你们哥俩先在这里谈，火生好了再挪过去。”
于是曹震谈亲鞫之事。这个差使名义上归御前大臣舒灵阿主办，实际上都推了给武英殿大学士来保，因为他不但管理兵部，而且也是内务府大臣，内廷差使有种种方便。
“刑部的‘八大圣人’，就数湖广司的姚青如最厉害。他说大清律例并无亲鞫这一条，所以除了案卷之外，什么事都不能管，当然更不用说把刑具拿到瀛台。可又私底下跟舒公说，内务府有慎刑司，他们可以伺候亲鞫行刑的差使。舒公一想不错，就交代了来爷爷，来爷爷推不掉就派我去照料。”
“这就奇了。”曹雪芹问，“为什么不派慎刑司的人呢？”
“慎刑司当然也派了。”曹震答说，“谁叫我是堂主事呢！说派我去看着点儿，才不会出错，我怎么能推？”
“嗯，嗯。”曹雪芹问，“出错了没有呢？”
“可不是出错了！”
“怎么回事？”曹雪芹向窗外望了一下，怕锦儿或是翠宝走来，听见了会着急。
“唉！窝囊得很。”曹震恨恨地自责，“我从来都没有这么糊涂过。”
他因为提起来很痛心，说话少却常度，不愿意说的吞吐其词，愤慨之处，却又一再重复，曹雪芹很仔细地听了好一会，才将来龙去脉弄清楚。
原来当曹震奉派照料亲鞫行刑的差使以后，慎刑司郎中便派了个主事来跟他要主意，应该携带些什么刑具？曹震如果答一句，“该带什么带什么”便没事，因为他只不过受命在亲鞫时照料，事先该如何预备，慎刑司职有专属，当然知道，何用来问别人？错就错在曹震做了多余的一问：“平常什么刑具？”
“还不就是打屁股的板子，掌嘴的‘皮巴掌’之类。”慎刑司主事轻描淡写地说。
“那就带上这些好了。”
哪知到了亲鞫之时，张广泗答供时，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皇帝问一句，他答十句都不止，而十句之中，没有一句是皇帝爱听的，总而言之，便是死不认错。
“你狡辩！”皇帝怒斥，“莫非真要行刑，你才肯说真话？”
“奴才原是真话！皇上就一顿板子打死奴才，也还是这几句话。”
这下便如火上浇油，皇帝抑制盛怒，冷笑说道：“你打算着我会把你立毙杖下，好安上我一个无道暴君的恶名。你的居心险恶，由此可见。我不用刑，刑具便是虚设了。”他转脸对侍立在旁的来保说，“我要看看，所谓‘大刑’有多大威力。”
“是！”来保便向站在柱子下面的曹震吩咐：“传夹棍！”
曹震一听傻了。谁知道皇帝会像县官坐堂审江洋大盗那样用夹棍？一时不知所措，只好跪下来嗫嚅着说：“夹棍没有带来，得回去拿。”
来保一听这话，脸色铁青，此时此地当然不容他来训斥部属，只好转回身去，单腿下跪，轻声说道：“皇上请暂且歇一歇。谅张广泗是何心肝，逃不过皇上明见万里，回头再问吧！”
殿廷深远，皇帝未曾听见曹震说些什么，只听来保的话，料知其中必有缘故，便一言不发地从宝座中站起身来，到便殿去休息。
这时曹震已悄悄溜了出去，找到慎刑司的主事，不说一句埋怨的话，只兜头作了个揖说：“我的亲老子！劳你驾，赶快把夹棍取了来吧！”
“唉！曹二爷，”那主事答道，“夹棍原是带了来的。你怎么不问一声，就跟来大人回说，没有带来呢？”
03
“我，”曹震向曹雪芹说，“当时差一点儿昏过去。回来问慎刑司的那家伙：‘来大人吩咐传夹棍，你怎么不搭腔呢？’你知道那家伙怎么说？他说：‘来大人问的是你，你站在前面，我不便越过你去。’你听听，这不是存心的吗？”
曹雪芹心想，曹震做人一向圆滑，应酬手段更是一等，照常情说，慎刑司的人不应该这么阴损暗算。看样子是有意跟他为难，只不知是他自己得罪了人呢，还是另有缘故。
其时堂屋里已在铺排餐桌了，曹雪芹不便深谈，只泛泛地劝慰着说；“在内务府当差，常有不痛快的时候。这算不了什么，丢开喝酒吧！”
餐桌上只有曹震跟他两人，锦儿跟翠宝带着孩子在另一处吃。不过，锦儿不久便捧着一杯茶，坐在一侧陪着说闲话，有她在便觉得热闹得多了。
“二爷，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也要让你做个见证人，雪芹已许了我了，一过了元宵就要开始用功，后年下场。”
“喔！好！”曹震抬头看着曹雪芹，眼中所闪耀的那种充满了兴奋与期待的神色，让曹雪芹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我那本《试帖诗集萃》，你搁哪儿了？我刚才没有找到。”
“是——”曹震想起来了，“是朋友借去看了，明儿我就要回来。”曹震又问，“雪芹，你是打算先进学呢，还是捐个监生？”
“捐监生好了。”锦儿插嘴，“进学中了秀才，少不得还要开贺什么的，耽误他用功。”
“也好！这件事归我替你办。”曹震对曹雪芹说，“你只管用功好了。后年秋闱，有一年半的工夫，把好时文念熟个百把篇在肚子里，作诗，你原来就有底子的，更不用担心了。雪芹，你无论如何得在这条路上好好下一番功夫。”
“尽力而为。”曹雪芹神情肃穆地答说。
“还有，”曹震又说，“我以前对你的想法错了。老想跟你提，见了面又想不起来，这会儿可想到了，赶紧说吧！”
曹雪芹愕然，“震二哥，”他问，“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你不当差也不要紧，当个八旗名士，自成一格也不错。你还记得吧？”
“记得。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意思也差不多。震二哥，这个想法怎么错了呢？”
“以前在外面当差，不觉得怎么样，自从当了堂主事，天天在内务府，我才知道‘包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先帝常说‘包衣下贱’，骂得实在不错。”曹震有些激动了，“一个人不觉得自己下贱，还不许人不下贱，这才是真正下贱。”
接着，曹震便说了许多在内务府的所见所闻，诬陷、倾轧、口是心非、暗箭伤人，无所不有。曹雪芹没有想到人心是如此险恶，锦儿更是嗟叹不绝。
“咱们曹家，早已忘记自己是包衣人家了，从老太爷当织造到现在，六十年的工夫，只当自己是书香世家。这四个字跟包衣二字，怎么样也扯不到一起。我倒问你，书香世家有些什么东西？”
“那还用说？”锦儿接口，“自然是书。”
“还有呢？”
“总还有点儿字画古董。”
锦儿又说：“就算败落了，值钱的字画古董都改了姓，总也还有几件先人写的画的破轴子。”
“还有呢？”
“‘故家乔木’”，曹雪芹答说，“必有老树。”
“好了，书、旧字画、老树，既然是世家，房子当然也是旧的。可是人家笑上三旗的包衣说：‘树小房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这不跟书香世家的情形，正好相反？”
锦儿笑了，“哪里来的这两句话？”她说，“真缺德透了。”
“还有缺德的呢！”曹震又说，“有人说，内务府的人家，一定有四样东西，‘鱼缸石榴树，肥狗——’”
锦儿不知道他是顿住了，“只有三样。”她问，“哪里来的四样？”
曹震看一看刚买了半年，一个名叫荷叶的小丫头笑笑说道：“荷叶，我可不说你噢。”接着便补充了未说完的那句话，“鱼缸石榴树，肥狗胖丫头。”
曹雪芹跟锦儿同时大笑，荷叶却一溜烟躲开了，原来这十三岁的荷叶，正就是个胖丫头。
“震二哥，”曹雪芹言归正题，“你说的都是暴发户的情形，内务府到底也还是有书香世家的。”
“不错！不过不多，而且他们的情形，跟咱们家也不一样。”曹震停了一下又说，“咱们名为旗人，其实跟汉人有什么两样？”
“原是汉人嘛。”是锦儿接口。
“可是，有的连姓都丢掉了。”
这是指包衣及汉军改名而言。曹家则不但保存着汉姓，而且按汉人旧家的伦序起名按字辈排行，名字亦都取义于《尚书》或《诗经》。凡此在内务府包衣中，都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原是曹雪芹早就察觉到的，但此刻听曹震细说，才知道竟受排斥。
“算了，”锦儿听得烦了，“不管人家怎么说，只要自己争气，就不必理那些闲言闲语。”
“谈些别的吧！”曹雪芹换了个话题问，“张敬斋怎么样？”
“他，真够狠的！就算上了夹棍，还是不改口，不求皇上开恩。”曹震比着手势说，“数九寒天，脸上的汗，黄豆那么大，始终不吭一声，真能熬刑。”
“‘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这句话看来也不尽然。”曹雪芹问，“不认罪，是不是就可以免死罪？”
“他希望如此，只怕未能如愿。皇上亲鞫也没有问出什么来，还是得交军机跟刑部会审。”
曹雪芹默然，锦儿却有意见，“越是问不出什么来越糟糕。”她说，“费了好大的事，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皇上的面子可往哪儿搁啊！”
曹雪芹点点头说：“张敬斋死定了。”
“过两天看军机怎么复奏吧！”
04
第二天上午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尚书，在内阁大堂审问张敬斋，只是过一过堂，随即具稿复奏。奏稿是刑部预备的，按律拟议，说他“失误军机，泄露军情，煽惑人心，守备不设，为贼所掩袭，因而失陷城寨，毁弃军器，罪皆应斩。加以种种负恩，有心误国，实刑章所莫逭，应将张广泗拟斩立决。”
复奏是前一天下午递进去的，第二天一早就会批复，“斩立决”是绝不待时，旨下即行，刑部都已经预备好了，阿克敦与汪由敦、汉满左右侍郎，所谓“六堂”都一大早赶到部里，准备接旨。哪知上谕未到，来了个军机处的苏拉，气喘吁吁地求见汪由敦。
“奉张中堂面谕，请汪大人马上进宫。”
“喔，”汪由敦奇怪，前一天就跟张廷玉说过，为了接旨，这天不到军机处，何以派急足特召，“是什么事？”
“皇上今儿个‘叫大起’，张中堂说，汪大人非到不可。”
军机大臣觐见，平时除领班的张廷玉以外，往往只有来保、汪由敦等少数人奉召，“叫大起”是全班觐见，而汪由敦又非到不可。
阿克敦便猜想到，或许有张广泗的恩旨，便即说道：“你赶快请吧！坐我的车，我的车快。”
汪由敦点点头，立即起身，赶到军机处一看，张廷玉、来保，以及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大受、户部尚书舒赫德、理藩院尚书纳延泰，都在焦急地等他。
“好了！”张廷玉吩咐，“通知养心殿总管，说可以‘叫’了。”
“叫”进养心殿西暇阁，皇帝问道：“张广泗这一案的复奏，是谁主稿？”
“刑部。”张廷玉答说。
“汪由敦！”皇帝喊。
“臣在！”跪在陈大受后面的汪由敦，膝行两步，听候垂询。
“复奏的稿子，你总看过？”
“是。”
“你们引的是哪一条大清律？”
“引的是‘领军征讨，逗留观望，因而失误军机者斩’这一条。”
“这一条是斩监候？”
“是。”
“照你们这么说，张广泗罪只斩监候，斩立决是你们加重的？”
汪由敦不知道皇帝的真意何在，不敢造次回答，想了想说：“张广泗种种负恩，斩监候不足以蔽其辜。”
“你们知道张广泗自己怎么说？”
这一问，汪由敦张口结舌，无以为答。因为张广泗的口供很多，不知道皇帝指的是哪一句话。
“张广泗自己都说，他的罪应该立斩，而你们以为只是斩监候的罪。领兵逗留观望，不过提督、总兵的罪，不是张广泗这种身份的罪。如果他的罪不过斩监候，我何必亲自来审？”
听得这一番指责，穿了狐皮袍的汪由敦，背脊冒汗，唯有连连碰响头，表示承认过失。
“你们军机六大臣，合办一件事，潦草错误，一至于此。实在让我不能不想到傅恒。”皇帝又问，“以前年羹尧的案子，一共引了多少斩条？”
这是雍正三年，也是腊月里的事，由怡贤亲王胤祥，以议政王的身份，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在内阁会审年羹尧。那时汪由敦在翰林院还未散馆，不知其详。而张廷玉正由协办大学士署理大学士，而且复奏即由他主稿，年羹尧一共有多少“斩条”，他当然非常清楚。
“回皇上的话，”张廷玉从容陈奏，“年羹尧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专擅之罪六、贪黩之罪十八、侵蚀之罪十五、忌刻之罪六、残忍之罪四，总计九十二款大罪。谋反凌迟，斩罪一共十条。有一于此，法所不宥。”
“张广泗固然没有年羹尧那么罪大恶极，可是罪名亦绝不至于只有斩监候一条。”
张廷玉心想，那九十二款之中，不少是欲加之罪，就是张广泗处以斩立决，亦稍嫌过分。皇帝认为需要他来亲鞫，一定是极重之罪，先有成见在胸，那就无从分辨了。因而沉默不言，但脸上不自觉地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这种神色，十三年来，皇帝见得多了。以万乘之尊，竟要看臣下的嘴脸，他不止一次，怒火填膺，但以投鼠忌器，不能不忍。这一回有点忍不住了，但就在快要爆发的一刹那，想到他是先帝面许配享太庙，而且经由自己用明发上谕宣布过的。凡是襄助皇帝取天下，或者有安邦定国，不世之功者，方能配享太庙；这样的人不但杀不得，而且还不能不礼遇，否则就会引起极大的麻烦。
这一转念间，皇帝还是忍住了，但觉得不妨拿话刺他几句。
“你们六个人办这么一件事，还办不妥当，我不知道其故安在？”皇帝又说，“如果傅恒在这里，一定用不着我来操心。由此看来，我就不得不更期望傅恒克奏肤功，早日还朝了。”
“傅恒蒙皇上指受方略，必能如皇上的期望，肃清西陲。”张廷玉说道，“万一时机不顺，亦请皇上早抒庙谟，把傅恒调回来，为皇上分劳，似犹胜于师劳无功，逗留在外。”
这话亦含着讥讽之意，皇帝自然听得出来，但这亦正是他自己平时说过的话，张廷玉用的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手法，毫无可驳之处，皇帝只能生闷气。
“张广泗一案，臣等办理欠当，请皇上治罪。”张廷玉又说，“不过张广泗请旨斩决，刑部已经预备妥当，请皇上即赐裁决，以伸国法。”
“我另有旨。”皇帝吩咐，“你们跪安吧！”
皇帝吩咐“跪安”，即等于一二品大员接见属下时的“端茶碗”，是一种结束会面的表示。
张廷玉便即领先磕头，然后起身退出。
“谨堂！”张廷玉回到军机处，吩咐汪由敦说，“你替我拟个折子，我非告老不可了。”
汪由敦是张廷玉的门生，他深受老师的提携，但对老师亦很照料，谊如子侄，说话很直率，悄悄说道：“老师，犯不着这么做。”
“怎么叫犯不着？”
“仿佛跟皇上赌气似的，何必？”
“当然不是马上就递。”张廷玉又说，“反正年里一定要递。”
“过了年不行吗？”
“像我这样告老，自然不能说走就走，总得有一段部署的辰光，皇上亦可早为之计。”
“老师——”
刚喊得一声，便让张廷玉拦住了，“我志已决。”他说，“你不必再多说。”
“老师”有些生气了，汪由敦自然不能再说下去。其时养心殿总管太监已将会审张广泗的复奏送了回来，上面的朱批是：“张广泗着即处斩，派德保、勒尔森前往监视行刑。”汪由敦急于赶回刑部去料理，便说一句：“下午我给师母去请安。”表示若有未尽之言，要跟张廷玉细谈。
到得刑部，阿克敦才知道有张广泗的“恩旨”的想法，直可说是妄想。不过，他的“妄想”也不是凭空而生的，“从皇上决定瀛台亲鞫，我就想到是把张敬斋比作年亮工了。”他说，“那时我是兵部侍郎，定罪的时候，我亦参与末议，张中堂主持，一共定了九十二条大罪，结果呢，不但没有剐，而且没有斩，赐令自尽。张敬斋不过一个斩罪，以彼例此，赏他一个全尸，亦不为过，不道皇上还嫌拟得轻了。”
“天威不测。”汪由敦说，“咱们只能法内留情，看张敬斋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替他办一办。”
“说得是，张敬斋是一条汉子，咱们当面去跟他诀别吧！”
于是由提牢厅主事，引领两尚书亲临囚禁张广泗的火房，他已经得到消息了，果然是条硬汉，神色之间，非常平静。由于足胫被夹伤了，只能直挺挺地躺在高铺上。听说阿、汪二人联袂而至，便叫人将他身子翻了过来，用两肘撑得将脑袋仰了起来，在枕上顿首。
“敬斋兄，不必如此，不必如此！”阿克敦避到侧面，拱手答说，“太不敢当了。”
这时已有人端了两张凳子，摆在高铺前面，等他们坐定了，张广泗喊着他的侄子说：“贵乾，你给阿大人、汪大人磕头，代我道谢。”
“慢慢，慢慢！”这回是汪由敦摇着手阻拦，“这就更不敢当了。”
“两公的大恩大德，我张广泗命在顷刻，无可言报，只有来生结草衔环了。”
这时张贵乾已跪倒在地，恭恭敬敬地磕下头去，于是阿克敦与汪由敦双双起立，连连哈腰，作为答礼。
等行完了礼，张广泗又吩咐：“贵乾，你给何老爷也该磕个头，我多亏何老爷照应，这份恩德，你们也该谨记着。”
“何老爷”是指提牢厅的何主事，他急忙拉住张贵乾的手说：“万万不可！”
但是张贵乾手不自由，双膝却能自主，已遵他叔父之命，跪了下去，到底还是磕了一个头才罢。
“贵乾，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还有几句用兵的肺腑之言，要请两位大人密奏皇上。你先回避。”
一听“密奏”二字，何主事也要回避了。张广泗的本意，就是用“密奏”二字当“逐客令”，他要说的话，是不宜让何主事知道的。
“我已经听说了。”张广泗伏枕说道，“刑部主稿，引的是斩监候的律，加重变斩决，我全家大小，还能苟且活命，全出两公成全。我张广泗的满腔委屈，总算还有人知道，死亦可以瞑目了。”
阿克敦正想答话，汪由敦拉一拉他的衣服，然后提高了声音说：“张将军，你这番感激天恩，至死不变的忠诚，我跟阿公一定替你面奏皇上。至于西陲用兵，你有所见，不妨细细陈述。”
阿克敦明白，张广泗更明白，这是故意掩饰的话，便即放低了声音说：“从奉召进京，我就知道我的命，绝不能保，皇上要杀大臣立威，借我杀讷公，反过来又借讷公杀我，自古雄猜之主，常有这样的作为。今上虽是先帝的亲骨血，但如是刘阿斗，先帝亦不会以大位相付。两公以为我的看法如何？”
“张将军，”汪由敦答说，“你不必问我们，你心里有话，尽管说你的好了。”
“是。”张广泗继续往下说，“当时我心里想，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诬服’，诬虽在人，服则由己，我亦不信‘三木之下，何求不得’这句话。如今，总算过来了。”
听得这句话，阿克敦毕竟忍不住了，“敬斋兄！”他说，“你真是忍人！”
“我想到一家妻儿老小，不能不忍。”张广泗说，“皇上问我克扣了多少军饷。我回奏，军饷由班第经管，何从克扣？上了夹棍再问，我还是这句话。如果我松一句口，两公亦就无法成全我了。”
阿克敦与汪由敦到此时才知道他熬刑的本意，不求免死，只求不抄家。如果承认克扣军饷，甚至不是有意克扣，只是亏空公款，亦必依律籍没家财来赔补，不足尚须追比家族，后患无穷。
“两位恩公，”张广泗又问，“以后如果尚有余波，譬如有人讦告我如何扣军饷，请问刑部如何处置？”
“此案已结，无须再论。”阿克敦转脸问道，“是这样吗？”
“是。”汪由敦答说，“皇上亲鞫之案，是真正的定谳。皇上英明过人，亦绝不会‘贰过’。”
“蒙两公始终成全，这是真的可以瞑目了。”张广泗说完，双眼一闭，眼角立即出现了黄豆大的泪水，这是张广泗被逮以来，头一次哭。
阿克敦与汪由敦都觉得心中恻恻然地很难过，但此时实在不宜动感情，“张将军，”汪由敦轻声说道，“关于西陲用兵，你到底也要稍为谈一谈，以便密奏。”
这是他格外谨慎之处，因为“有几句用兵的肺腑之言”，请他们代为密奏，是张广泗自己公然宣布的，这话辗转达于天听，就一定会查问，倘无下文，追究起来，又是一桩极大的麻烦。
“是。”张广泗拭去泪痕，定定神说道，“皇上一再宣谕，金川用兵之期，不可过明年四月初旬。傅中堂回奏是，非成功，不班师。请两公密奏皇上，兵机瞬息万变，固不宜遥制，而长治久安之计，更非身经其地、身历其事，不能细心策划。是故只请皇上密谕傅中堂，凡事不必勉强，只抛开功过之心，纯任自然，若拘定期限，反而会偾事。譬如说，本来五月里可以收功，只为皇上有四月上旬的限期，傅中堂自然不肯无功而还，急于图功，提早发动攻击，时机未到，一定不能成功。这真正是我的肺腑之言，请皇上勿存张广泗饰言巧辩之心，虚衷以听，那样，即令我觉得委屈，在九泉之下，总还有可能自解自慰之处。”
听得这番话，阿、汪两人，都为之动容。阿克敦答说：“敬斋，我一定把你的话，据实密奏，不过，我不能骗你，你那最后几句话，说了反而坏事，我想把它拿掉。”
“是。谋国之忠，谁不如我？全在两公自己斟酌，反正我的心是尽到了。”
阿克敦正要开口回答时，听得身后一声咳嗽，回头看时是何主事进来回事。
“德侍卫到部！”
是奉派监视行刑的御前侍卫德保来了，何主事是暗示，德保在催促处决，以便复命。这便真的到了诀别的时候了。
“敬斋兄，还有什么未了之事要交代？”
张广泗黯然无语，而且看得出来，是强忍着眼泪，于是汪由敦便说：“张将军，你请放心，此案到今天为止了。”
张广泗点点头说：“一切拜托。”
这时何主事便横身过来，双臂一张，隔断在中间，汪由敦便将阿克敦一拉，很快地退了出去。但阿克敦走到门外却站住了，喊一声：“何老爷！”
等何主事应召而至，他特别交代，不必上绑。此与定制不合，言官参奏，即便是奉堂官之命，何主事职责所在，亦脱不得干系，因而面有难色。
“回头我跟德侍卫说明白，不会有事。”
听得这么说，何主事勉强答应了。阿、汪两人回到白云亭，御前侍卫德保及刑部左侍郎勒尔森这两个监斩官，都在等待，阿克敦将特许张广泗不上绑这一点，跟德保说了，希望他略作担待，回奏时勿提此事。
“阿公交代，我不能不听。不过，有句话我得声明在先，皇上不问我不提，皇上要问到，我可不敢隐瞒。”
“我明白。”阿克敦答说，“不然岂非欺罔之罪？”
汪由敦冷眼旁观，心知皇帝不但钦派御前侍卫监视，而且监斩向来是刑部右侍郎的职司，特旨派了左侍郎勒尔森，其中必有缘故，因而悄悄派人去通知何主事，仍旧按规矩明正典刑，该上绑仍旧要上绑，不过不可凌虐。
原来刑部从前明以来，就有一种胥吏敛财的积习。凡是秋后处斩，事先“勾决”时，已知某人“情实”，罪无可逭；某人“可矜”，得以不死，但处决之前，仍旧一例上绑，到了菜市口，等京畿道御史斋到“驾帖”，上面没有名字的，只是“陪斩”，但已经吓得半死，而在此以前，先已吃过一番苦头，如果家属事先不托人打点，上绑时，双臂反捩，表面皮肉不伤，而筋骨已受重创，即令不死，亦必终生残废。
至于斩立决的囚犯，当然并无陪斩的人，可是上绑时，一样要吃苦头，汪由敦交代不准凌虐，何主事自然不准胥吏胡作非为。其实亦不至于如此，因为张贵乾在狱中跟胥吏差役混得很熟，“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上绑只是松松地拢住双手，做个样子而已。
等囚车一出刑部，汪由敦便已得报，他当然不告诉阿克敦，他对张广泗的那番厚待之情，人家只是“心领”，而且张广泗其人其事，在他自然而然地一下子就抛开了，因为他虽不曾学过幕，也不曾做过州县官，但久在刑部，自然而然地受了刑幕心传的两句秘诀的影响，能很快地将已死的人忘掉。
那两句秘诀：“救生不救死，救大不救小。”照学刑名的幕友的说法：天下所有的幕友，尤其是“县大老爷”尊为“老夫子”、实际上也是左右两臂的“钱谷”“刑名”两席，他们唯一的使命，也就是游幕的最高的名声，是在既能助东家升官发财，又能为百姓除害申冤；其次是襄助“东家”，一切之一切，以东家的前程为重。既然如此，“救生”则生者感激再造之恩，必然有所报答；同样的道理“救大”则“大”者的感激涕零，与“小”者无异，但论到报答，“大小”之别悬殊。幕友既然要报答相处无间的东家，“大”者与“小”者的馈赠是大不相同的。
汪由敦与阿克敦对张广泗都很帮忙，但在感情上却完全是两回事，阿克敦在白云亭“会食”之时，对张广泗的遭遇，还在那里嗟叹不绝；而汪由敦“救生不救死，救大不救小”，心里想到的，只是一个年将八旬、精神如昔的首辅张廷玉。
未正刚过，得报知道张广泗已在“西市”——宣武门外菜市口毕命以后，汪由敦便即起身说道：“我先告辞，这里就请阿公偏劳了。”
“你上哪儿？”阿克敦道，“万一有事，总还有一定的地方可以‘搜索’到你。”
“那，那就鸿印轩吧。”
“以后呢？”
“以后，”汪由敦答说，“当然是回舍下。”
“好，我知道了。”
于是汪由敦出西华门，直驱张廷玉的赐第——张家赐第在北京城内的有两处，一处在西安门大街的蚕池口，是张廷玉之父、文华殿大学士张英的赐第；张廷玉的赐第在护国寺西，这天是十二月十八，恰逢护国寺庙会之期，车马喧阗，热闹非凡。汪由敦想起来了，每逢庙会，张廷玉为了避嚣，每每移往蚕池口，到门一问，果不其然，汪由敦原车转往蚕池口。
到了张家，汪由敦先看张若澄——张廷玉有三个儿子，除姨太太生的小儿子还在读书外，老大张若蔼是雍正十一年的传胪，官至内阁学士，乾隆十一年病歿；皇帝因为张廷玉在内廷行走，需要有人扶掖，特命前一年方成进士，分部当司官的张若澄改为庶吉士，并派在南书房当差，以便张廷玉进宫后，有人照料。
张若澄跟汪由敦读过书，而且乾隆九年他在北闱中举人时，汪由敦是主考，所以称他“老师”，但汪由敦却因张廷玉的关系，跟他兄弟相称，问起张廷玉近来的情形，张若澄不由得便皱紧了双眉。
“这几年总是想回桐城，逢年过节，乡思更甚。”张若澄说，“这几天又在闹着上折子了。”
“我今天就是为这件事来的。”汪由敦说，“二弟，你该切切实实劝一劝老师，今年正月里那个折子，说起来是碰了个软钉子。而且，那时孝贤皇后还没有出事。二弟，你在内廷行走，总看得出来，孝贤皇后生前身后，皇上变成两个人了，这会儿如果再碰一个钉子，那⋯⋯”
汪由敦虽不说，张若澄也能意会得到，第二次碰钉子，可能碰得头破血流，绝不能像这年正月里那样“优诏褒答”。
原来张廷玉年已七十有八，自七十五岁以后，并常在口头上表示想告老，而皇帝总是很恳切地慰留。
这年正月里，过了元宵，命张若澄写了一个乞休的折子，面呈皇帝，谈到乡思，至于泪下，因而皇帝跟他展开了一场辩论。
皇帝不准他告老还乡的理由是，张廷玉受康熙、雍正两朝厚恩，而且世宗遗命，将来配享太庙，岂有从祀元臣，归田终老之理？
张廷玉的回奏是：宋明配享之臣，亦有告老而奉准的。而且举了几个人，如司马光等为证。又引《汉书・薛广德传》，说“七十悬车，古之通义”——七十岁退休，户悬车，不预政事。又引老子“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认为年将八旬，不应恋栈。
皇帝辩才无碍，说“知足”“知止”，是就一般臣子而言。张廷玉与国同休戚，不当引用此论。至于说“七十悬车”为必然之事，则又何以有“八十杖期”这句成语。如果张廷玉必以泉石徜徉，高蹈才能适意，那么诸葛武侯“鞠躬尽瘁”这句话，又该怎么解释？
接下来又动之以情，说日日同堂相处，一旦远离，虽朋友亦有所不忍；且不说康、雍两朝相待之厚，即是皇帝这十三年中，种种眷顾，亦不应言去。他如果真的忍心要走，亦当为皇帝想一想舍不得跟他分离之情。
不过总算还有体恤之意，其实也是削权，命张廷玉不必管理吏部，“俾从容内直，以绥眉寿”。
“二弟，”汪由敦问道，“你知道不知道，皇上为什么不愿老师退归林下？”
“怎么？”张若澄诧异地问，“莫非还有内幕？”
“怎么没有？皇上用心极深，凡是不平常的举动，无一件没有内幕。”
“那么，老爷子的事，是什么内幕呢？”
“皇上是怕老师去掀内幕。”
“这，这话怎么说？”
“嗐，二弟！你怎么这么老实，说到这里还不明白？”汪由敦将声音放得极低，“雍正十三年、乾隆十三年，这二十六年之中的宫闱秘辛，还有谁比老爷子更清楚的？”
张若澄骇然失色，“这不是‘以小’——”他急忙将“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句成语咽住。
“事实确是如此。”汪由敦说，“他怕老师回到桐城，优游林下，少不得常跟田里野老闲话麻桑，一谈到两朝得位经过，老师未必就能跟王文靖公那样。”
“王文靖”指顺治朝的内阁学士王熙。世祖因为自童年开始，便饱经沧桑，富贵荣华、悲欢离合，历人世感情之极致，加以不堪亲裁大政的沉重负荷，由虚幻之感，而生逃禅之想，决定到五台山出家，而且亲自为亲信太监吴良辅祝发，预备带到五台山做个伴当，哪知“房星竟未动，天降白玉棺”，突然出痘，以致不起，临终以前，一直神志湛明。召王熙至御榻之前，口授遗诏，其时皇二子福全、皇三子玄烨，皆在冲龄，而初得天下，大局未定，外有三藩，内有诸王，正是“国赖长君”之时，因而决定传位给他的堂兄安亲王岳乐。
及至这道遗诏呈上孝庄太后，她跟她的“教父”德国天主教士汤若望商量，决定还是传位给已出过痘、由曹雪芹的曾祖母带着住在宫外的皇三子玄烨接位，便是后来的康熙。此与世祖的本意不符，但太后做主，没有人敢反对，仍由王熙秉笔，改动遗诏。这段秘密，王熙终生不泄，连他子侄面前都从未提过。
张廷玉能做得到这一点吗？这是连张若澄都不敢断言的事，他叹口气说：“照此看来，有孝贤皇后那件大事，如今比正月里更难得如愿了。”
“着！二弟，你总算明白了。”
“那么，”张若澄沉吟了一会说，“能不能想个办法，表明心迹，一定跟王文靖公一样，同时——”
“二弟，你别往下说了。”汪由敦乱摇双手，脸都变色了，“这个念头，动都动不得。这样的忌讳，怎么好碰？一碰，”他咽口唾沫，吃力地说，“只怕还有不测之祸。”
看他如此紧张，张若澄也是把脸都吓黄了，好一会神色稍定，“老师，”他说，“咱们一块儿见老爷子去。”
“见了怎么说？”
“能不能将你的看法，跟老爷子挑明了说？”
汪由敦紧闭着口，考虑了半天，摇摇头说：“不妥！说明了只有让老师的心境更坏。如今倒是有个法子，不妨试一试。”
汪由敦因为皇帝屡次表示，张廷玉精神矍铄，足资倚畀。如果召见时，显得老境颓唐，精力大衰，也许皇帝一念恻隐，准他回乡养老。
张若澄别无善策，只好很婉转地禀告老父。张廷玉认为此计大妙，第二天便即照计而行，在养心殿觐见时，下跪时故意装作扭了筋的模样，仆倒在地，喘息不止。
汪由敦不知是计，还当真的摔倒了，但面君之时，未曾奉谕，不敢起身去搀扶，只是急得忧形于色，欲语又止。
于是随手拿起宝座扶手旁的一具金钟，随手摇了两下，这是召唤太监、宫女的信号，但几乎绝少用到，因为皇帝到处，总是有人不离眼地在伺候，目动眉语，先意承志，不劳用金钟相召。但在养心殿召见军机时，太监皆须远远回避，因而进出殿廷打门帘时，亦须资浅的军机大臣执役。此时要召太监扶掖张廷玉，很难得地用了一次金钟。
“你们把张中堂扶出去歇一歇。”
养心殿总管遵旨督率另两名值殿的太监，去搀扶张廷玉时，他伏在地上先磕了个头，颤巍巍地说：“臣尚可支持，容臣仍旧在这里承旨。”
“不，你去歇一歇。”等将张廷玉快扶出殿门时，皇帝又喊：“高广德！”
“喳！”总管回身跪下来答应。
“把我这碗茶，端了去给张中堂喝，不必谢恩。”
御案上的这碗茶，其实是参汤。高广德答应着，站起身来，双手捧着那只内盛参汤的康熙窑五彩蓝碗，小心翼翼地向殿外走去。
皇帝又开口了：“汪由敦！”
“臣在。”
“你看看你老师去。”皇帝又说，“传旨：派御前侍卫一员，护送大学士张廷玉回赐第。”
“是。”汪由敦站起身来，退后数步，转身出殿。
张廷玉是在养心殿西，总管太监的屋子中休息，脸色已见缓和，正在啜饮御赐的参汤。等汪由敦传了旨意，张廷玉少不得在原处望着西暖阁磕头谢恩。接着，汪由敦找到相熟的御前侍卫三保，传宣纶音，将张廷玉托付了三保，方又回殿复命。
“张廷玉精力是差了。”皇帝说道，“我想，他亦不必天天入直；宋朝文彦博十日一上朝，有前例不妨援引。”
“是。”
接着，皇帝讲了大篇不能、亦不必让张廷玉回桐城的大道理，命汪由敦：“写旨来看。”
回到军机处，汪由敦照皇帝的意思，写好上谕，用黄匣子装了，递上御前，等发下来时，上谕只字未动，不过另外附了一页素笺，是用朱笔写的一首诗。
这是汪由敦的一项特殊差使，皇帝有时用朱笔，有时用墨笔，有时甚至是口述，都由汪由敦以楷书誊正，附带做一番词句上的修饰，失粘不合韵之处，都要改正，然后送呈复阅，称之为“诗片”。
由于这首诗是赐张廷玉的，所以汪由敦改好了诗，还要在上谕结尾加一句：“御制诗一章，以劝有位。”
05
这道上谕，由内阁“明发”，一开头说：“大学士伯张廷玉，三朝旧臣，襄赞宣猷，敬慎夙着，朕屡加曲体，降旨令其不必向早入朝，而大学士日直内廷，寒暑罔间，今年几八秩，于承旨时，朕见其容貌少觉清减，深为不忍。”
这段话，体恤老臣，情见乎词，但下面那句话，便显得有些轻薄了，“夫以尊彝重器，先代所传，尚当珍惜爱护”，等于将张廷玉当作古董看待。承旨时皇帝特别指示，这句话不可漏掉，所以汪由敦述旨时，照样书写，接下来便是转笔：“况大学士自皇考时倚任纶扉，历有年所，朕御极以来，弼亮寅工，久远一致，实乃勤劳宣力之大臣，福履所绥，允为国家祥瑞。”说张廷玉的福禄寿考，为国家的瑞征，再配上“勤劳宣力”四字，无异暗示张廷玉不过福气好、恩泽厚而已，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相业，接下来便又谈到归田之事：“但恭奉遗诏，配享太庙，予告归里，谊所不可。”
然则“年几八秩”，且“容貌少觉清减”，既觉“不忍”，应有处置，因而提到宋朝文彦博的先例：“考之史册，如宋文彦博十日一至‘都堂’议事，节劳优老，古有成模。”宋朝“中书、门下、尚书”三省长官议事之处，名为“都堂”，这里当然是比作军机处，上谕中交代：“着于四五日一入内廷，以备顾问。”
上谕中重要的文字是，反复申言，张廷玉并无归田的必要，先说“大学士绍休世绪，生长京邸，今子孙绕膝，良足娱情，原不必以林泉为乐”，这是说，张廷玉想回桐城，毫无理由，人之既老思乡，或者由于少时游钓之地，魂牵梦萦；或者子孙居乡，舐犊之情，不能自己。张廷玉从小生长京师，子孙绕膝，两个思乡的理由，都不存在。倘真以林泉为乐，则“城内郊外，皆有赐第，可随意安居，从容几杖，颐养天和，长承渥泽，副朕眷待耆俊之意”。
此外，上谕中还有期勉张廷玉为朝臣做个榜样之意，道是“且令中外大臣，共知国家优崇元老，恩礼兼隆，而臣子无可已之，自应鞠躬尽瘁，以承受殊恩，俾有所劝勉，亦知安心尽职”。
凡此规劝，如果不听，一下子反过来，都可以成为罪状。最后所附的御制七律一章，便等于提出警告。头两句是：“职曰‘天职’位‘天位’，君臣同是任劳人”，用《荀子》与《尚书》的典故，说张廷玉与皇帝为臣为君，任劳皆由天定。中间第一联说“休哉元老勤宣久”，不过“允矣予心体恤频”，这“允矣”二字出于《诗经》，“允矣君子”乃诚信之意，张廷玉虽然勤劳王事已久，但他亦有足够的报答。
第二联用了两个典，一个是封潞国公的文彦博，“潞国十朝事堪例”，这里的“十朝”是皇帝独创的用法，意味“十日一朝”，并非经历了十个朝代。另一个是唐朝平安禄山之乱的汾阳王郭子仪，道是“汾阳廿四考非伦”，这个警告就严重了。
本来郭汾阳“二十四考中书”，是说他久任中书令，历经二十四次考绩，以年资而论，张廷玉拜相二十余年，不能说是“非伦”。因此所谓“非伦”者，是郭子仪与张廷玉的相业不同，郭子仪身系唐室安危二十年，张廷玉不能与之相比。换句话说，他实在并无配享太庙的资格。
最后便是公然告诫了：“勖兹百尔应听劝，莫羡东门祖道轮。”“祖”作“送”字解，送别之筵称为祖饯，祖道便是送行。劝张廷玉莫作归田之想。
这道上谕除明发以外，还特缮一份，派御前侍卫颁赐张廷玉，照例摆设香案跪接，高供大厅正中。接下来还有件事，便是缮折谢恩。
“你去把谨堂请来！”张廷玉这样吩咐次子。
“这个谢恩折子，也不必他来拟。”张若澄说，“快过年了，刑部本年该定谳的案子，赶着要出奏，不必找他了吧。”
“不！我另外有话问他。”张廷玉说，“等他刑部的公事完了，请他来喝酒。”
于是张若澄写封短简，派人送到刑部，汪由敦直到上灯时分，方应约而至。
“听说这道上谕，是你拟的？”
“是。”
“诗呢？”张廷玉又问，“每一个字都是御笔？”
“皇上的诗，老师知道的，除了失粘、出韵，要想动也无从动起。”汪由敦答说，“而况这首诗是给老师的，我更不敢动了。”
“我也看得出来。”张廷玉点点头，“不通之处仍在，足征为原作。”
批评皇帝“不通”，虽在私室，亦不宜出口。汪由敦沉默不答，暗示为一种规劝。
“谨堂，‘莫羡东门祖道轮’，连羡慕都不行吗？”
听老师咬文嚼字，足见对这首诗很在意，汪由敦出言便越发谨慎了，“我想，这个羡字没有什么深意。”他缓慢地说，“这里要用仄，羡字去声，比较来得响。”
“皇上的诗，还用得着讲声调吗？”
“爹！”张若澄也觉得需要劝阻，所以为皇帝辩护着说，“前一阵子，皇上还特地到南书房来要过赵秋谷的声调谱。”
“好，不谈这一句了。谨堂，”张廷玉有些激动了，“‘汾阳廿四考非伦’，是指的什么？”
汪由敦何能直说，劝慰似的说：“老师何必看得这么认真？”
“不！我要弄弄清楚，因为皇上的诗，常有以词害义之处，说不定是词不达意。”
这“非伦”两字是很清楚的，汪由敦无法曲解皇帝是如何措辞不当，便依旧只好保持沉默。
“皇上另外还说了什么没有？”
谈到这里，张廷玉忽然咳嗽大作，后房出来两名女子，年纪都在三十左右，却依旧是青衣打扮。这使得汪由敦想起了他的“太老师”张文端的一则传闻。文端是张英的谥，他是康熙六年丁未科的翰林。但三藩之乱以前，人才出在他以后的一科，康熙九年庚戌的徐乾学、李光地、赵申乔、王掞、陈梦富、邵嗣尧、张鹏翮、郭琇，还有旗人牛纽，而且庚戌科一榜二百九十九人，丁未科只有一百五十五，众寡之势，亦不相敌，因此张英颇受排挤，幸而他甘心自下，始获保全。
自康熙三十五年以后，诸皇子争位引起朝局的大翻覆，党争更为激烈。张英是东宫保傅，看太子失父皇之欢，情况不妙，因而在康熙四十年，以衰病请放归田里，其时他才六十五岁，平时养生有道，体气一如壮年。圣祖亦知他之告老，是因为在东宫未能善尽辅导之职，内心不安而求去，有引咎之意在内，便准如所请，容他优游林下。
张英既有终老林下之志，自然要兴土木来娱老，好在他的身子好，年过七十，依然能够亲到工地，指点经营。这年——康熙四十七年夏天，花园中有座正厅要上梁，梁木植置路口，哪知有个十六七岁的丫头行经此处，跨梁而过。那时在许多重忌讳的地方，连妇女的亵衣都不准在露天晒晾的，正梁是何等重要之物，这丫头胆敢如此，工头大为恼怒，厉声喝住：“你简直要造反了，你怎么可以跨过正梁！”
“咦！为什么不能跨过？”
“贱物，你真不懂、假不懂？你那个‘东西’跨过正梁，阴气冲犯，这根梁不能用了，禀告老太师，一顿板子打死你。”
那丫头失笑了，“你尽管去禀告。”她说，“我的‘东西’怎么样，公侯将相不都是从这里出来的？”
工头为之气结，果然去禀告“老太师”。张英觉得这个丫头，出语不凡，找来一看，生具贵相，心中一动。有天丫头服侍他“更衣”时，成就了一段“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韵事。
谁知到了这年九月里，接到京中的信息，太子为皇帝所废。据说在热河行宫回銮途中，太子每夜逼近皇帝所住的“布城”，撕开一条缝，往内偷看，有弑父的逆谋。
皇帝特召王公大臣，面数太子之罪，且哭且诉，有“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所缔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断不可付此人”。哭诉到此，仆倒在地，几于昏厥。
信是张廷玉写来的，他在南书房行走，又兼日讲起居注官，凡有巡幸，例必随扈，信上所写，都是亲见亲闻，格外真切。因此，张英看完这封信，亦像圣祖一样，“几于昏厥”——从康熙二十六年起，他一直兼管詹事府，这个衙门是“东宫官属”，其中有个官职叫作“洗马”，而正式的职称却是“太子洗马”。太子的教育，归詹事府负责，不道教出来的太子，竟是如此大逆不道！怎生交代？
而且圣祖凡事皆能循理衡情，做出公平宽恕的处置，独独一牵涉到皇太子，便有牢不可破的成见，横亘胸中，而且早年溺爱不明——由于元后在生太子时，难产而死，以悼念爱妻之情，寄于其子；再则太子长得英俊而聪明，读书过目不忘，做得极好的诗，为他的曾祖母孝庄太后视如心肝，圣祖亦不知不觉陷于溺爱之中，为了便于他需索，将他的乳母之夫凌普派为内务府大臣。但当太子成年，种种乖谬荒唐的积习，已成无药可治的痼疾以后，圣祖竟归罪于凌普及跟随在太子左右，满洲话名为“哈哈珠子”的一班小太监，很杀了一些人。
这就是张英惊悸的由来，在圣祖认为太子是第一等的资质，所以不成材，都是他左右的人教坏的，如今坏到竟要弑君，试问多年任“东宫官属”之长的人，该当何罪？
张英越想越害怕，惊悸成疾，而且不肯服药，只求速死。可是他的那个“出语不凡”的侍儿却有孕了。
世家大族，最怕这种事，尤其是在退归林下的大老去世之后，才爆发出来的事件，更为棘手，首先是不知未出生的婴儿，究竟是不是老主人的骨血？事实上恶仆设计诬赖的情形，亦多的是。素车白马，吊客纷纷之际，忽然出现一个身穿重孝的少妇，拖个披麻戴孝的孩子，到灵堂大哭，说孩子是老主人所生，且有恶仆出来作证，说老主人生前确有此外室。于是要归宗、要分家。有些“诗礼之家”，认为析产事小，“乱家”事大，到谈判不成时，不免涉讼，这种无头官司，遇到心狠手辣的“灭门县令”，非破家不可。
但亦有确是老主人的亲骨肉，而门生故旧，认为死者的清誉，必须维护，所以教唆死者家人，狠心不认，当然也要动用官府的力量，硬压软骗，乃至治以诬控之罪。那怀孕的侍儿，所恐惧的便是这一点。
据说，张英虽在病中，神志湛然，问那侍儿：“你的打算怎么样？要不要生这个孩子？”
“当然要生。”
“生了以后呢？”张英问道，“是不是另外替你择配？”
“不！我请少爷拨一处房子给我，带发修行。”
“这是你终身大事。”张英郑重提醒她，“你再想想。”
“不用想。老太师得病那天起，我就打定主意了。如今只请老太师做主，跟大少奶奶说明白。”
张英的长子，亦就是张廷玉的胞兄，名叫张廷瓒，是康熙十八年的翰林，去世好几年了，大少奶奶便是他的妻子，现在当家。
“你别傻了！告诉了大少奶奶，还不是把你弄到小产了事。”
“可是，我这肚子鼓——”
“你回娘家去生。”
张英密密地嘱咐了一番话，然后把大少奶奶找了来，说那侍儿不听话，让他生气，非撵走不可。
“唤她父亲来，把她的契约给他，叫他领回去。”
大少奶奶不疑有他，检出那侍儿的卖身契，还附送了几两银子，唤她的家人来将她领了回去。
不多几天，张英去世，遗疏去京，恤典甚优，谥文端，表示皇帝承认他是正人君子，辅导东宫，并无不端的行为。张廷玉兄弟亦就能安心在原籍守制了。
到了第二年，那侍儿遣他的父兄来告，说为“老太师”生了个遗腹子。有老太师生前所写的一首诗为证，这首诗是遗嘱，且已为未生的儿子或女儿命名，生的是儿子，命名按照“廷”字辈，第二字“玉”字旁排行，叫作“廷玑”。
这件事在张家是个忌讳，虽以汪由敦这样亲近的关系，亦从没有打听过“太老师”的这桩韵事，只是听说而已。这时候忽然想到，是看到那三十上下的两名青衣女子，知道“老师”亦不免有内宠，掌朝之年，这种情形不是好事，但又从何规劝？
正在这样想着，张廷玉的咳嗽已经止住了，“你跟谨堂在这里，我有几句搁在心里的话，不吐出来，只怕要带入泉台了。”他看一看左右说，“叫大家都出去。”
这是嘱咐他儿子的话，张若澄奉命唯谨，交代下人回避，而且亲自去查看，确知绝无隔墙之耳，方始回进房来，端着椅子放在张廷玉左首，这是为汪由敦预备的座位，他自己在门背后取个小板凳，坐在他父亲右膝旁边。这样都坐拢来，张廷玉说话就可以省好些气力了。
“照现在的情形看，想终老‘龙眠’，必成妄想。而且，就算有恩旨，许我回籍扫墓，恐怕亦只能心领了。”张廷玉停了下来，看一子一门生都只是用期待的眼光看等而未发问，便又接下去说道，“这话，何以言之？长途跋涉，就算安然到家，可是涉猎江河，虽无风涛之险，而方寸之间不能无风涛之忧。你们现在年纪还轻，还不能体会我的心境，到了六十年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
沉默了片刻，汪由敦开口问了：“老师的意思是，惮于远行？”
“是的。”张廷玉说，“不过这‘惮’与不惮，不可执一而论，‘境由心造’，在思乡正切、归心如箭的时候，不惮冒险；倘或已经到了我觉可以安身立命之处，再叫我回京，那时我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了。”
“老师的意思是，一回桐城，就惮于回京供职了。”
“是啊。我所顾虑就是这一点。”
“老师这话，我斗胆要驳，如果皇上格外优遇，老师酬主心切，回京亦就会像回籍一样自然而然地不会担心风险。”
“但愿如此，而究竟不是如此。此生我已不做回乡之想，而且自觉有朝不保暮之势，心里有些话，不止是发我自己的牢骚，也让你们自己有个抉择。”
“太老师要训诲的是——居家之道？”
这是汪由敦故意这样说，实际上他所希望获得的训诲，是“居官之道”。
“我要诉诉我的委屈。”张廷玉说，“有人在皇上面前说：鄂文端配享太庙，是说得过去的，因为至少还有在云贵征苗，‘改土归流’，不妨说有开疆拓土之功；至于张某人，不过笔墨之劳，述先帝之旨称职而已，如此而入太庙，名器未免太滥。皇上把这话听进去了，进谗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知道，搁在肚子里，不知道也就不必去打听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可说是知道了一半，他们都听人谈过，但不便去问张廷玉，此刻似乎有了澄清的机会，便都静静听着。
“先帝一向重视翰林，对庚辰一榜，更加注意，为什么呢？”张廷玉问，“谨堂，你总明白其中的道理吧？”
“是。”汪由敦答应着，不多说什么。
“我们那一榜，三甲点翰林的，有史铁崖、我、年亮工。那年我二十九，史铁崖小我十岁，也是一榜之中年纪最轻的，他是三甲第一，而且口才极好；至于年亮工，他之点翰林，大家都知道的，是因为他的出身的关系。”
张廷玉说得很含蓄。年羹尧是世宗封雍亲王“分府”时，归入门下的包衣，后来进妹封为侧福晋，以此双重渊源，托了人情，才得点为翰林，这是个公开的秘密，汪由敦与张若澄都很清楚。
“年亮工自己知道，他是当督抚的材料，当督抚必须朝中有人，所以最看重同年；史铁崖少年大才，前程无量，年亮工跟他很投缘，不过史铁崖绝顶聪明，看先帝待年亮工的情形，每有出乎情理之处，就存着戒心。雍正元年，年亮工入觐，那份威风，举朝失色，唯独对史铁崖特假辞色。陛见的时候，先帝问起人才，年亮工回奏：‘史贻直才堪大用。’于是先帝召见，说是‘年羹尧保你。’他说：‘保臣者年羹尧，用臣者皇上。’你们听他的回奏，是不是很得体？”
这是很有名的一个故事，但相传史贻直——字儆弦，号铁崖，江苏溧阳人，他是在年羹尧事败后，召见时如此回奏，现在才知道，早在被荐时，便已向世宗输诚了。
“他是真心话吗？不是。他心里还是感激年亮工的举荐之德的。因为如此，他对我就有误会了。”
汪由敦与张若澄都曾听说，史贻直跟张廷玉不和，如今是证实了，而且还知道了，事由年羹尧而起。
“办年亮工是先帝的意思，我不过述旨而已，而且有些地方我还绞尽脑汁，为他父兄开脱。这份苦心，唯天可表，不求人知。但史铁崖认为我对年亮工落井下石，我不能承认。”张廷玉停了一下又说，“我自己觉得我事先帝，咎在未能犯颜直谏，但果真如此，只怕你们也不能过今天这种日子。”
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犯颜直谏”，忤世宗的意旨，以后的遭遇就会不同，张若澄固不能靠他的荫庇；汪由敦亦不知是否能在雍正二年中进士，成为他的门生。原来圣祖在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十一月驾崩，相隔一个多月，便是雍正元年癸卯，应举乡试，但改元例开恩科，两科并开，先恩后正，如照乡试秋闱，会试春闱的常例举行，前后需要三年才能完事。因而世宗特命仿照康熙五十二年圣祖六旬万寿开恩科之例，春天乡试，秋天会试，恩正两科都是如此。
其时为了网罗人才，亦为了侦察各省对他的得位不正，是否有反抗的情形，对乡试主考的人选，非常慎重。顺天的正主考是以讲理学著称的朱轼；副主考便是张廷玉。到了秋天会试，向例遣派四总裁，而世宗为了以专责成，特旨仍派朱轼、张廷玉两人主持，殿试以后，三鼎甲皆派在南书房行走。
第二年甲辰，补行前一年的正科，会试四总裁，仍以朱、张居首，汪由敦便是经张廷玉的识拔，在这一科成进士，入翰林。如果张廷玉不是主眷优隆，就不会连着两年当会试总裁，汪由敦能不能脱颖而出，便颇成疑问了。
“现在要谈我如何入南书房了——”
在未设军机处以前，南书房翰林承旨撰拟上谕，并备顾问，即等于后来的军机大臣。康熙中叶，朝中的人才，非杨即墨，不是拥护皇太子，便是为皇八子胤禩所罗致。以后夺位的纠纷扩大，皇太子与皇八子两败俱伤，而圣祖选定了皇十四子恂郡王胤祯居储位，胤禩倾心拥护，举朝人才，皆归门下。世宗既然是夺了他的同母弟皇十四子的大位，便成了举朝皆敌之势，要想物色几个能不受胤禩影响，而一意为己所用的人，非常困难。
当然，他是早就在留意的，张廷玉便是世宗所看中的一个人，因为他承老父遗教，深知卷入夺位的纠纷中，是件非常可怕的事，所以平时跟胤禩一系，颇为疏远；而由于张英曾是废太子的保傅，所以张廷玉亦自然而然对胤禩有一种敌视的倾向，世宗认为用他是一定可以寄以腹心的。
其时还有一个人，被选入南书房，参与密勿，此人是海宁“三查”之一。三查的老大查慎行，本名嗣琏，字夏重，他是朱竹垞的表弟，诗名甚盛，早就点了翰林。康熙二十八年，发生一件国丧期间演戏，朝士纷纷获罪的大案，查嗣琏亦被革职。后来改名慎行，自号悔余，应康熙三十二年的乡试；复由大学士陈廷敬的举荐，入直南书房修书，康熙四十二年再度成为翰林，未几请假回籍，就不再入京了。
老二叫查嗣瑮，字德尹，与张廷玉同榜，亦是翰林。老三便是为世宗所选入南书房的查嗣庭，字润木，他是康熙四十五年的翰林。世宗用他，别具深心，其中内幕，汪由敦是第一次听他老师揭露。
原来查氏兄弟应该算是胤禩一党。胤禩党中有一员大将，为权相明珠之子，词坛大名家纳兰性德之弟揆叙，他在诗词上的造诣，虽不及纳兰，但亦是八旗有名的诗人，诗笔通敏，而且篇章甚富，他学诗的老师便是查慎行。
至于查嗣庭，是因为世宗发现了一首诗，才知道他跟胤禩的关系不浅。这首诗是胤禩送一个椒房贵戚的寿诗：“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庭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献寿时。”这一贵戚是领侍卫内大臣，长日追随，而生日在“柳色花香正满枝”的三月，恰与圣祖三月十八寿辰相近，所以结句有“龙楼献寿”的话。
诗不是胤禩做的，代笔的就是查嗣庭。胤禩的门客，世宗居藩时都有侦察的记录，从未见查嗣庭上门，但居然为胤禩代笔作诗，可见得别有秘密的交往途径，世宗用查嗣庭，便是想从他口中打听胤禩的秘密。
但是查嗣庭不承认与胤禩有交往，他说那首寿诗是有人来托他作的，只说是替某皇子代笔，并不知就是皇八子胤禩。
“先帝是何等样人？就有心试他了。因为隆科多曾经保过他，就先试他跟隆科多的关系。”
张廷玉谈到这里，停了下来，抬眼环视一子一门生，很认真地告诫：“你们记住，‘受禄公堂，拜恩私室’在先帝跟今上，是最犯忌的事！举荐人才是大臣分内应为之事，不应视为市恩；做官做的是朝廷的官，要感的恩是皇上，不是举主。史铁崖至少在表面上，能把这番道理现出来，是他最聪明的地方。谨堂，你将来是要大用的，更不可忘记我这几句话！”
“老师的训诲，门生绝不敢忘。”汪由敦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说，“不过东汉风义，门生是最仰慕的。”
这就是张廷玉教汪由敦的居官之道，要以“受禄公堂，拜恩私室”为戒，但特意提出史贻直的“聪明”，暗示只是“表面”应该如此。汪由敦答以“东汉风义”，便是充分领会的表示。因为东汉最重“举主”，一旦受恩，终生不忘，甚至有弃官为举主服丧的。汪由敦特拈此义，张廷玉当然深慰老怀，连连点头，接着又谈查嗣庭。
“查横浦就没有史铁崖那么聪明了。”他说，“先帝有时候召见我跟查横浦，有意无意批评隆科多，或者处置失当，或者太不经意，过个两三天，隆科多就会找机会跟先帝辩解，认错时少，自以为是之时居多。你们想呢！”
“那当然是查横浦把先帝的话透露给隆科多了。”汪由敦说，“不过隆科多‘认错时少’，查横浦就要糟糕了。”
“糟糕的事还在后面呢！”张廷玉说，“有一回先帝交代查横浦，拟上谕斥责漕督，其中有一句话应该是：‘廉亲王曾向朕称道该督处事精敏’，查横浦竟把这句话删掉了，皇上问他，他默不作声。”
“这不太傻、太糊涂吗？”
“糊涂不在这里。”张廷玉说，“我也是听人说，有人问他，皇上既然这么交代，你照写就是。没有写是疏忽，就承认了也不要紧。你们道他怎么说？”
“他是不承认疏忽？”
“不但不承认，竟是这么回答：那天皇上召见皇八子廉亲王，问起张大有为人如何，廉亲王答说：‘漕督张大有亦不免有糊涂的时候。’这是我亲耳听见的，皇上交代的话，与事实不符，所以我略而不书。你们看世界上有这么糊涂的人。”
“那就怪不得他要获罪了。”
赋性率真、处事轻率，只是说他易于获罪，究非获罪真正的原因。汪由敦对这件荼毒至惨的文字狱，一直觉得有许多不可解之处，以前不敢谈，如今难得张廷玉自己提到，当然要问个明白。
于是张廷玉谈了许多内幕。查嗣庭两主乡试，雍正元年癸卯主考山西；到了四年丙午又放江西主考，副主考叫俞鸿图，他的父亲俞兆晟是康熙四十五年查嗣庭那一榜的传胪。
由于彼此通家之好，而且俞鸿图自京师至南昌，始终以“年家子”的身份，处处尊敬查嗣庭，所以查嗣庭在他面前，言论毫无避忌，日夕相处，视如家人，几乎没有什么隐秘可言。
在出京之前，俞鸿图间接奉有密旨，要一路留意查嗣庭的言语行为，这本来不过是防备查嗣庭言语失检，或有或无，俞鸿图只要据实密奏，便已尽到责任，哪知俞鸿图不是这样的想法。
“他是怎么个想法呢？在他以为查横浦为先帝之所必去，叫他留意查横浦的言论，可有什么不当之处，就是要他搜罗查横浦有什么悖逆的证据。有一天动手打开查横浦的箱子，翻了翻他的日记，大狱由此而起。”
汪由敦记得，当时的上谕是这样说的：“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由其荐举，朕令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言语虚诈，兼有狼狈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今岁各省乡试届期，朕以江西大省，需得大员以典试事，故用伊为正考官，今阅江西试录，所出题目，显露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漓乖张，必有平日记载，遣人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则有日记两本，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当时觉得奇怪，因为那年江西乡试三场题目，除第二场为副主考所出以外，第一场、第三场的题目，为“不以人废言”等，说是心情怨望，已属牵强，至于由于出题不甚妥当，而即“料其居心浇漓乖张”，推测他“必有平日记载”，而派人搜查他的寓所及行李，更是自唐太宗开科以来，从未有的怪事。如今听张廷玉所说，方知是俞鸿图先下的手，按他的行为来说，先已犯了窃盗之罪，先帝不便说破真相，因而才有“遣人”之语。
“查横浦遇见他这么一个‘年家子’是大不幸，又遇到李靖达这么一个‘父母官’，更是不幸中的不幸。”
雍正四年的浙江巡抚李卫，谥靖达，当时他奉旨到海宁查家去搜查，大事张皇。原来很小的一件事，变得非常严重，便非从重处置不可了。这就是张廷玉说查嗣庭“不幸中之不幸”的缘故。可是外传所谓试题的“维民所止”而“维止”二字为“雍正”斩头去足之象，因而被指为大逆不道，但并无“维民所止”的试题，则此语由何而来？
“查横浦著过一部书，叫作《维止录》，这部书曾经进呈，大意说，明亡如大厦之倾，得清维之而止，先帝还很嘉许他的立论。到得一旦获罪，有人进谗，说此书明为颂扬本朝，其实诋斥满洲，这话亦无根据。真正的原因是，查横浦的日记中有几句话替他惹来了杀身之祸。其实只得两个字。”
据张廷玉说：查嗣庭在圣祖崩于畅春园的第二天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句话：“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
“惹祸的只是‘奇哉’二字，俞鸿图入告，亦就因为有此二字，先帝疑心他得位的经过，查横浦必有详细记载，于是革职拿问，一面搜查他在江西的行李；一面旨下浙江，派人到海宁去查。结果呢，如说有谤讪之语，仅仅只有‘奇哉’二字，可是此案已成骑虎，要小也小不下去了。”
汪由敦到此方始恍然大悟，全案之起，是由于俞鸿图误会了意旨，希图出卖查嗣庭邀功；而世宗因为有心病，而又有查嗣庭一直不大听话，疑心他私下必有秘密记载，因而遽然下令严办；而李卫与俞鸿图的想法相同，推波助澜，真的将查嗣庭认作大逆不道。及至几乎通国皆知，查嗣庭犯了十恶不赦的大罪时，才发觉他的文字，根本就没有什么有关世宗得位不正的记载，亦找不到有何谤讪怨望的话，这一来就成了一个无可再僵的僵局了。
“试问，到此地步，先帝怎么办？既不能偃旗息鼓，也不能轻描淡写。总而言之，此案如果办轻了，就表示自己办错了；如果不肯认错，就非重办不可，查横浦这一案，也是千古以来少有的冤狱。不过，先帝到底是英主，后来处置俞兆晟父子那一案，无异表示认错，而查家的冲霄冤气，亦不至于变成戾气。”
这一案在汪由敦是记忆得很清楚的。俞兆晟、鸿图父子，后来都很得意，俞兆晟早就升到了户部侍郎，是“当家”的堂官；俞鸿图由翰林院侍讲，外放为湖北学政。这个差使称为“学差”，三年一任，只要平平稳稳地做去，三年下来仅是收受秀才的贽敬，便足以偿还“京债”而有余，倘或放到富庶而文风盛的大省，更是“班生此行，无异登仙”。至于贪心不足，受贿让文武童生进学成为秀才，亦是常有之事，只要不太过分，至多风评不佳，不至于会出“参案”。
但俞鸿图的情形就不同了。湖北亦是大省，所派学政，纵不如江苏、浙江文风特盛之区，每以二品大员的侍郎或内阁学士充任，至少也要底缺是侍讲学士、侍读学士方够资格；俞鸿图以侍讲派充湖北学政，恩出格外，而世宗另有打算。
他的打算是，俞鸿图在查嗣庭这一案上，所犯的过失极重，世宗简直是吃了一个有苦难言的哑巴亏。公然惩处既不可，索性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派他出任湖北学政，如果能够实心任事，且又能够用学政得以专折奏事的权力，将湖广的官吏贤否、政事得失，秘密奏报，那就不但可以原宥他在江西的过失，进而还可重用。
如果俞鸿图不明此意，敷衍塞责，那就惩处有名了。因此，在派俞鸿图为湖北学政的同时，便在湖北巡抚王士俊的密折中批示，要他留意俞鸿图在湖北的所作所为。王士俊是田文镜一路人物，好以讦告博主知，等俞鸿图到任，第一次“按临”湖北各府，巡回岁试生童，尚未回省之前，便胪列证据，举劾俞鸿图有贿卖情事。
这一下，世宗便决定要杀俞鸿图了。但不宜出之过遽，因为俞鸿图之被重用，是举朝皆知的事，如果刚一重用，便加诛戮，为情理所不容，便会有无数的流言出现。同时，他也可以说还稍存恕道，或者俞鸿图由于负债太多，急于清偿，贿卖之事，偶一为之，还清了“京债”，或许就会奉公守法。因此，密谕王士俊不动声色，继续密查密奏。
这俞鸿图利令智昏，不知死期将至，只以为自己在江西出卖查嗣庭，是立了一件大功，因此在湖北大贪特贪，甚至不必王士俊密奏，皇帝在京里都能找到证据——俞鸿图经常派他的一个名叫曹楷的家人，将在湖北所得的贿银，运送到京，交给俞兆晟存放在殷实的典当中生息。
到得雍正十一年九月，终于东窗事发了。俞鸿图赃私累累，固属罪有应得，但上谕中说他“原系查嗣庭案内获罪之人，朕格外宽宥，复加任使”，不免使得知道当年内幕的人，大为诧异。查嗣庭获罪的表面原因是，两场的题目，一题出于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当下诏命各省督抚保举人才时，认为此题意存讥刺；另一题出于孟子“今茅塞子之心矣”一章，指为“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即令是欲加之罪，毕竟也还要有个说法，至于俞鸿图出第二场题，并无不妥，且副主考对正主考并无监督之责，如果查嗣庭出题差错，与俞鸿图毫不相干。当时明诏免罪，如今欲又说他“原系获罪之人”，皇皇上谕，前后矛盾，岂非怪事。
到得细看上谕，进一步探究，便不免要为俞鸿图捏一把汗了。上谕中认为俞鸿图必当“感激黾勉，考校公明，以图报效”，而竟如此，实出意外，且正当“天下学政澄清之会，俞鸿图一人，首先犯法，纳贿营私，甚属可恶”。这意思是很明白的，要拿俞鸿图来开刀，做个杀鸡骇猴的榜样了。
结果是“获罪之人”，加上“首先犯法”，一共八个字，为俞鸿图带来了仅次于“凌迟”的苛刑“腰斩”。传说俞鸿图处决后，一时不死，以指濡血，连写七个“惨”字，方始气绝。这当然是齐东野语，但亦不难想象俞鸿图死状之不忍令人目睹。
在世宗看，俞鸿图当年欺君罔上，误导他入于歧途，大伤他英明的名声，也摧折了他刻意笼络士林的苦心，一死尚不足蔽其辜，于是俞鸿图便“祸延显考”了。
俞兆晟治罪是在雍正十二年三月，刑部以“平日不能教子，家人曹楷来往京中送银，俞兆晟懵然不觉，应降三级调用”复奏，世宗勃然震怒，命军机大臣拟了一道明发上谕，说“俞兆晟向来品行不端，与利瓦伊钧结为姻亲，又依附年羹尧门下，皆朕所深知，因伊痛自悔过，办事尚有才干，用至户部侍郎。自怡贤亲王仙逝，复萌故智，弊端种种，将王数年苦心整理之成规，任意更张，甚属可恶”。这便见得当初之重用俞兆晟父子是别有渊源的。
接下来又说：“今伊子俞鸿图纳贿婪赃，紊乱学政，非寻常私弊可比，伊有此逆子，岂真一无见闻，而欲脱然事外乎？”然后便是责备刑部堂官：“刑部审理时，只引失察家人子弟之条，希冀从轻完结，大徇情面，着将刑部堂官交都察院严察。”
刑部满汉两尚书、四侍郎，都为此案受到申饬。俞兆晟虽不至于死，纱帽当然亦保不住了。
“你们想，先帝是这样子猜疑的性情，又有查横浦这个例子在那里，我能不小心吗？”张廷玉又说，“我当时最有利的一点是，从不卷入党争的旋涡，无荣则无辱。这句话，你们千万要记住。”
“是。”汪由敦与张若澄同声答应。
“可是，有时候事不由人。”张廷玉的语气忽然一变，“既有荣辱之分，就一定要争！”
这话便使得他的一子一门生，无从赞一词了，只都用眼色催请他说下去。
“今上即位之初，刻意笼络几个他用得着的人，首先，当然是鄂文端跟我。此外，今上当然自己要培植几个人，平郡王是一个，讷亲是一个，傅中堂以椒房贵戚，更是一个。我当时心里在想，一个人要笼络人的时候，唯恐人家不受笼络，示好无所不至；到得人家既受笼络，想想优待太过，就有悔心了。因此，对于皇上加恩，我屡次辞谢。哪知皇上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以退为进，反而迭施恩沛。这一来，我只好受之不辞，哪知皇上又疑心了，觉得有尾大不掉之势。于是而有刘延清乾隆六年一疏——”
“啊！”汪由敦不由得失声而将他老师的话打断，藏之心中已久的一个疑团，开始要打破了——刘延清便是现在署理漕督的刘统勋，他是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的翰林，循资升至詹事府正詹，由于在上书房行走多年，当今皇帝居藩时，便已默识在心，所以一即位便将他升为内阁学士，派到浙江修理海塘；第二年调为刑部侍郎，丁忧回籍，服满起复，升为左都御史，真所谓“官符如火”。刘统勋感恩图报，便上了一个张廷玉所说的“乾隆六年一疏”。
奏疏中说：“大学士张廷玉，历事三朝，遭逢极盛，然晚节当慎，责备恒多。窃闻舆论，动云‘张、姚二姓占半部缙绅’，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婚，仕宦者姚孔等十人。二姓本桐城巨族，其得官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袭荫议叙，日增月益。今未能遽议裁汰，惟稍抑其迁除之路，使之戒满引嫌，即所以保全而造就之也。请自今三年内，非特旨擢用，概停升转。”
“谨堂，你知道的，这完全是为我而发。姚家从端恪公以后，并无显宦，何足与我张家相提并论？恶毒的是‘姚氏与张氏世婚’这句话，意思是姚家的仕宦，都由于我的提拔。当然，这也是实情，但又何足为奇？”
张廷玉所说的“端恪”是桐城姚文然的谥，此人前明两榜出身，入翰林不足一年，明朝便已亡国；在清朝被荐仍是庶吉士，改授礼科给事中，又转工科，迁兵科，告终养起复后，复补户科。六科给事中掌封驳，上谕在窒碍难行之处，姚文然侃侃而言，尤其对前明的折辱大臣及士林，深以为非，曾多次力争，康熙十年，中过状元的满洲麻勒吉，在两江总督任上，因案逮捕，仍旧是锁拿到京，姚文然上疏抗论，从此定下规制：命官到案，概免锁系。因此满汉官员都很佩服他。
姚文然不仅尊重体制，尤其注重刑狱，康熙十五年当刑部尚书时，正在修改律例；他认为“刃，杀人一时；例，杀人万世”，所以主持这件事，非常慎重，反复研讨，务求其平。决狱时有所平反，是他最高兴的事。有一次是一件疑狱，上疏力争而不得，回到家长跪自责，认为自己有亏职守。明朝刑罚残酷，南北镇抚司如同人间地狱，入清后数有大臣争议免除，但直到姚文然当刑部尚书时，方始禁绝。
姚文然清介绝俗，深研性命之学，他因为没有当过外官，所以在民间的名气，没有汤斌、陆陇其、于成龙、张伯行等人来得大，但却是真正的理学醇儒。但他的子孙，并非显宦，两子都只是知县。至于刘统勋所提到的姚孔，本身就是雍正十一年的翰林，刘统勋自己也说：“或自科目荐举，或起荫袭议叙”，出身不为不正，而且姚氏仕宦，亦仅得十人，就算都出于张廷玉的援引，以他二十年入阁拜相，久掌枢要的经历来说，亦确是无足为奇的事。
“论姚为攻我的陪衬，攻我又是攻他人的陪衬。此人谁何？就是讷公。那才真是尾大不掉，为什么呢？”
张廷玉细说讷亲的家世，他的曾祖父额亦都，比太祖小三岁，在四大从龙元勋中居首。他有十六个儿子，第六子名遏必隆，生女就是圣祖的元后；遏必隆又是世祖顾命四大臣之一。讷亲是遏必隆的孙子，家世贵盛无比。当今皇帝居藩时，虽然早为世宗默许为继统之子，但出身寒微，须引亲贵以自重，除了平郡王福彭，从小便亲密以外，后来所要笼络的便是讷亲。
但讷亲一得势，许多沾亲带故的勋臣之后，亦都位居要津。此辈由荫袭而来，升腾容易，黜陡却难；同时讷亲意气骄溢，处事深刻，皇帝对他早就不满了，所以刘统勋在论张廷玉以后，又论讷亲：“尚书公讷亲年未强仕，综理吏、户两部，典宿卫，赞中枢，兼以出讷王言，时蒙召对，属官奔走恐后，同僚亦争其锋，部中议处事件，或辗转驳诘，或过目不留，出一言而势在必行，定一稿而限逾积日，殆非怀谦集益之道，请加训示，俾知省改。其所司事，或量行裁减，免旷废之虞。”
“谨堂，”张廷玉谈到这里，忽然说道，“你是吃过讷公的苦头的。以前大家都不谈公事，所以若澄有好些不明白的地方，正好趁今天这个机会，跟他讲一讲讷公的荒谬。”
汪由敦知道，老师即令不能回乡，从明年起，也会不常入宫，希望张若澄能渐渐大用，他虽亦在内廷行走，但现在的南书房，不是雍正初年的南书房。政事全出于军机处，老师的意思便是要将枢要之地的种种规制，以及大有出入的关键之处，教导张若澄。这是他义不容辞的事，而且他也愿意这么做，因为张若澄如果能担当得起大事，不仅是报答了老师，而且自己能添一个得力的帮手。
但军机处经纬万端，一时也谈不尽，只好依老师的话，先谈讷亲，“讷公还不止刚愎自用，说得率直一点，叫作愚而好自用。譬如议覆事件，历来所奉谕旨，或者成例，有可以两用的，司官一定两引，请他去决定，再说得率直一点，就是让他去‘过瘾’。他是过了大权在握的瘾，事往往就弄糟了。”
汪由敦接下来便教导张若澄：“部里凡百事务，无例不可兴，有例不可灭，这是最稳当的办法。不过，有时候也要看情形不同，不能援用成例，必得另定新章，这一来，就有两个例并引，可是要说明何以只引一例的道理，才算是好司官。对皇上来说，两请亦是非万不得已不可用——”
所谓“两请”是按道理应该这么办，但因为有特殊原因，或许在皇帝的意思应该这么办，那就只好“两请”。譬如说，某大臣犯法，按例应处死罪。但此大臣为某妃嫔的亲属，是否可按“八议”中的“议亲”这一条，稍从末减？这是顾虑到皇帝想施恩，但不便开口，预为设想。当然，此妃嫔如已失宠，这一“两请”就一定会受斥责。汪由敦很含蓄地用“识时”二字，指点张若澄“做官要懂行情”。
“讷公就是不大懂行情，有时候用不着两请，他也要两请，皇上就觉得很为难。本来用他是要他来分劳，结果还是要皇上自己来操心，又何必用他。二弟，”汪由敦很恳切地说，“你要知道，两请由于两引。所以将来你当堂官，遇到司官两引的‘堂稿’，你一定要问个清楚。照常理两引之例，往往后胜于前；就因为前引行不通，才创新例。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引新例复引旧例，简直是不明事理。”
“嗯，嗯。我明白了。”张若澄问道，“老爷子说的吃他的苦头，是怎么回事？”
“当时我承老师栽培，也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早晨，大家一起见面，皇上说什么，我也听清楚了的，要我述旨，当然不会文不对题，可是，讷公‘宿卫’的日子，皇上往往在黄昏晚膳以后单独召见，第二天由他转述，话说不清楚，拟的上谕当然就不是皇上的意思，非打回来重拟不可。有时一而再，再而三，那苦头真是吃足了。”
“这就是傅中堂比他高明的地方。”张廷玉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求知如此，做事亦是如此，自己估量办不了，不如荐贤为是。这一点，你也要谨记在心，有时求荣反辱，就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之故。”
“傅中堂”是指傅恒。讷亲出差，傅恒宿卫，亦常有单独召见的情形，有一次散值时，他跟汪由敦说：“请你慢点走，皇上也许会召见。”
及至皇帝召见傅恒，是谈修浚运河，傅恒率直陈奏，说他未去过两边，运河所经的许多地名记不住，述旨只怕有误。汪由敦尚在直庐，请赐同时召见。
开了这个例，傅恒固然很轻松了，皇帝也觉得傅、汪同召，处事迅速顺利，是个好办法。这一来，讷亲便更失宠了。
“讷公之败，败在既无自知之明，又不识时务，更坏的是他愚而好自用，尽管皇上一再告诫，他始终不懂什么叫‘君子闻过则喜’。因此，就从没有人敢跟他说一句真话。如果他知道刘延公那一疏是为他而发，急流勇退，就不至于会有今天的下场。”
“他还有一个毛病，”张廷玉接着汪由敦的话说，“皇上的话，有时是故意说反了的；有时取瑟而歌，别有弦外之音，他一概不作理会，只从正面去想。谨堂，你道我的话，是与不是？”
“是。”汪由敦答说，“譬如他跟人说：‘皇上只担心我胆子大，我如何当得起？’我不知道皇上是怎么跟他说的。不过即令有这话，只可认为是体恤之意，益当奋发，如果皇上只担心专征之将，胆子太大，奋不顾身，怕会阵亡，那干脆就不必用兵了。”
“我也听人谈过讷公不明事理，到了可笑的地步，说他在西边跟派去的云梯兵说：‘这都是我的罪过，没有把军务办好，以至于圣心烦躁，又把你们派到这里来吃苦。’把士兵派到前线去打仗，应该说是建功立业的好机会，如何说是吃苦？照他这么说，皇上派云梯兵，就是有意叫他们去吃苦？这还成话吗？”
“讷公是完了，平郡王去世了，鄂文端以外，我即使不能归田，也只是朝廷的一样摆设。当初皇上刻意笼络的人，就只剩下一个傅中堂了。”张廷玉又说，“其实刻意笼络傅中堂，也只是今年的事，他只能说是皇上培植的人。还有，”他问汪由敦，“谨堂，照你看，皇上栽培的人，还有哪几个？”
“有——”汪由敦屈着手指说，“方问亭是一个，尹望山自然是一个，舒、孙两公，似乎也是。”
汪由敦所列举的方观承、尹继善、舒赫德、孙嘉淦，确都是正在红的时候。这四个人，大致明敏通达，内外皆可。孙嘉淦字锡公，山西兴县人，康熙五十二年中的进士，他跟方观承的洞达洽体，都得力于平生行万里路，不过方观承熟悉的是由南徂北，以达关外的风土人情；而孙嘉淦徒步于东南数千里，所至考风问俗，早就存着做官的打算，因而在人情世故上，不如方观承的练达。但皇帝却偏赏识他那份“戆”态，有时奏事激切时，皇帝便会提醒他说：“你又拿出古大臣的面目来了。”
“谈到古大臣之风，我倒是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尹望山。”张廷玉说，“皇上爱巡幸，尹望山曾有密奏，说国家危机，多伏于升平之日，请皇上宵衣旰食，未可驰驿观山。这种直谏，现在也很难得了。”
“可是，”张若澄说，“皇上定在大后年，圣母皇太后六旬万寿南巡，尹制军不是奉旨办差吗？”
“一定会把他调开。”张廷玉问道，“谨堂，你看呢？”
“是。皇上曾经提过，想把川陕划开，分设两督。尹望山不是调陕甘，就是派到四川，大概一开年就会这么办。”汪由敦也问，“除了尹望山，老师还嘉许哪一位？”
“刘延清。”
居然是刘统勋！汪由敦便不便赞一词，张若澄只当他不以为然，因而沉默，刚要开口相询，张廷玉却还有说辞。
“方、尹、舒、孙虽见重用，多少是先帝所识拔，只有刘延清是皇上自己看中的，此人的将来，不可限量。”他看着张若澄说，“你们不要以为他议论过张家，心存芥蒂！”
这意思是应该结纳刘统勋，张若澄尚未意会到，有些不知所措的模样。汪由敦便答一声：“是！我会提醒二弟。”
“好！”张廷玉说，“至于说他有古大臣之风，我想谨堂应该首肯吧？”
汪由敦点点头说：“不愧延清二字。”
刘统勋亦很清廉，但胜人之处是在并不将清廉二字摆在脸上，汪由敦是很佩服此人的，但毕竟他与师门不协，所以不肯多说。
“我的话到此为止。”张廷玉说，“从明年起，我一个月进宫三趟，一切听其自然，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