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横滨，预先联络好的同志陈璞，引导上岸，照日本政府的规定，住在“外人居留地”。日本警察受命对“清国亡命人”的监视，相当严格；因此，这一夜甚麽地方也不能去，甚至近在咫尺的陈少白也无从见面。
天刚破晓，他从一三七番走到一二一番去叩门；熹微的曙色中，睡眼惺忪的陈少白，穿一件“油疙瘩”，用日语粗暴地喝道：“什麽人？一早来扰人清梦？”
“少白！是我。”
“啊，逸仙！”陈少白大喜过望，但也不免歉然：“对不起，对不起！这一向我心境不好，动不动发脾气；我没有想到是你。什麽时候到的？”
陈少白的心境不好，从他卧室中那种凌乱而又萧索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知友重逢，而又都在不得意之中，心头堆满了感慨，急待倾诉，却又不知先说那一句的好；因而默然相对，反倒像陌生了。
好久，陈少白方说了句：“去年真危险。事後越想越觉得不寒而栗。”
这是指孙逸仙伦敦被难一事。话一开了头，情形又不同了，孙逸仙由此开始细说当日经过。陈少白聚精会神地听着，时惊时喜，不住嗟叹，而终归於欣慰。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陈少白笑道：“海军衙门派在伦敦的武官，上个月回国经过日本，谈到这件事，说是‘反助孙逸仙成名，真正不划算。’吉人天相，是我们革命成功的好兆头。”
“横滨的会务呢？”孙逸仙问道：“冯镜如是很热心的同志。”
“唉！”陈少白叹口气：“光靠冯镜如热心，无济於事。”
也难怪陈少白叹气……横滨的兴中会，早就成立了，是由侨商中很有地位的文经印刷店东主冯镜如担任会长。乙未年九月广州起义失败，孙逸仙、陈少白、郑士良亡命日本；会员中就颇有人持着“戒心”，退会的退会，绝足的绝足。会所取消，移到文经印刷店二楼；陈少白鼓不起劲来，除了帮冯镜如编了一本“华英大字典”以外，会务始终在停顿之中。
“镜如倒很热心，可惜生意太忙；他的少君懋龙更是忠实同志，无奈十六七岁的孩子，到底难当重任。”说到这里，陈少白矍然而起：“逸仙，你来得正好，横滨的会务，非你来整顿不可。而且，我也将有远行。”
“你有何计划？”
“杨鹤龄族中的兄弟杨心如，你还记得这个人吗？”
“记得！”孙逸仙问：“他也是参加广州起义的同志；此刻在那里？”
“他从广州逃出来以後，就到台湾去发展。现在是台北永乐町美时洋行的买办，我想到那里看看，有没有什麽机会？”
“很好！”孙逸仙欣然赞许：“你跟心如商量，能不能在台北成立兴中会？”
“我的打算就是如此。”陈少白很洒脱地说：“现在我可以说走就走了。本来还要料理料理此地，如今正好移交给你，我一切不管了！”
於是，陈少白摒挡行囊，十天以後就搭船去了台北；孙逸仙也就从一三七番迁居一二一番，亲自动手，花了两天的功夫，将寓所收拾得窗明几净，成了个读书用功的好地方。
※※※
打开门来一看，就知道是个日本人；不仅因为他穿的和服，而是在面貌神情上，毕竟有与中国人不同之处。
这位日本访客，会说中国话：“少白先生在家吗？”他问。
“到台湾去了。”
“啊，不巧！”那人怏然之意，溢於言表：“不知道有一位孙逸仙先生，你知道不知道？”
孙逸仙待人一向坦率，立即答道：“我就是！”
“你就是！你就是孙逸仙先生？”那人尽扫愁颜，惊喜交集：“幸会，幸会！”接着，掏出一张名片来，双手奉上。
名片也是中国格式，正中四个字，略有间隔，是姓“宫崎”名“寅藏”；另有两行小字：“别署白浪滔天、日本熊本。”
“原来是宫崎先生！不知道有何见教？”
“我仰慕先生已久，可否容我登堂请教？”
“欢迎之至。”
踏上玄关，进入客室，宾主重新行礼，然後宫崎寅藏自叙来历。
※※※
这年春天，日本外务省委派三个人到中国调查秘密结社及社会情形。这三个人是平山周，可儿长一，还有一个就是宫崎寅藏。
启程前夕，宫崎寅藏忽然病了；只有平山周与可儿长一出发。到了上海，在虹口的日本书店里买到一册Kidnapped in London；细读之下大为欣快，对孙逸仙倾倒备至。他们的工作既是要调查中国秘密结社的情形，那末创立兴中会的革命领袖孙逸仙，自是第一位的访问目标。两人经过一番商量，一致同意，专程赶到香港；等候孙逸仙由伦敦东归时，托人介绍见面。
留在日本的宫崎寅藏，则结识了陈少白；是由退职的海军大尉、在中国北方居住多年的曾根虎所介绍的。
从陈少白口中，宫崎寅藏了解了兴中会的志趣及孙逸仙的生平，同时也有机会读到了“伦敦被难记”。宫崎热情奔放，禀赋着强烈的“武士”的气质，心目中以孙逸仙为不世出的英雄，渴求一见，因而此时的兴奋，是难以形容的；只见他的视线始终萦绕着孙逸仙，那样盯紧了看人是不礼貌的，然而他自己并不知道。
孙逸仙也从陈少白的信中，得知有宫崎寅藏其人。也知道他两个名叫弥藏和民藏的哥哥；弥藏病逝不久。这一谈，使得宫崎更感亲切；不过，这初次相见，到底不是故人话旧，所以经过短短的寒暄，宫崎直接了当地提出了他的问题：
“孙先生以中国的革命为志业。我很想能了解革命的宗旨，以及方法手段。”
孙逸仙略为想了一下，从容答道：“我以为人民的自治，为政治的极则；所以在政治精神上，赞成共和主义。此非革命不足为功。爱新觉罗氏掌握中国政权两百余年；愚民的方法、剥削的手段，相当巧妙。但是，良田好山，不自珍惜，任由列强予取予求。既然如此，就必须我们汉人来光复旧业而自保；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虽然广州起义，遭受顿挫，决不会让我灰心。”
接着，便引经据典地谈三代文明之治，就是共和政体精神之所寄；用来驳斥共和政体不适宜於中国的说法。由於他的说理清晰深刻，而神态在庄严肃穆之中自然流露出悲天悯人的伟大胸襟，因而很快地便赢得了宫崎的全心倾倒。
於是由於宫崎的引接，平山周和可儿长一亦得偿愿望，结识了孙逸仙；每日相聚，纵谈竟夕，谈话越谈越深，越谈越密；交谊也越交越深，越交越密。
这样便水到渠成地有了进一步的行动；预备对孙逸仙作实质上的帮助。
※※※
孙逸仙在日本的处境很艰困，主要的是因为他为满清政府悬重赏购捕的“乱党”；华侨既恐惹祸，不敢跟他往来，兴中会在日本亦还没有切实的基础，得不到多少助力。宫崎等人认为孙逸仙要想在日本发展革命势力，第一、不能局促於横滨一隅之地；第二、要在日本觅得一位有力的居停，一方面能解决他的居留及生活问题，一方面可以介绍他广结名流，增强地位。
这位居停，现成有人：犬养毅。
犬养毅字木堂，是日本改进党的首脑。当时民党初握政权，成立松隈内阁；外务大臣大隈重信伯爵有个运筹帷幄的幕後人物，就是犬养毅。当松隈内阁成立时，他对大政方针提出这样一种看法：“内政问题，任何人均能处理，棘手是的中国问题，所以确立对华政策，现为内阁的当务之急。”以後宫崎、平山、可儿的受外务省委托，调查中国秘密结社情形，即出於此一看法所产生的行动。
犬养本人，正在“养望”之际；他的境况并不宽裕，但门下食客上百，可儿长一就是其中之一。不过对孙逸仙是以上宾之礼相待；特地关照平山周，为孙逸仙先觅一个妥善的居处。
为了便於观光，平山周决定将他安置在闹区的旅馆；投宿於日比谷公园附近的“对鹤馆”。当然不能用真姓名，平山周想到对鹤馆对面中山侯爵的“邸标”，便信笔写上“中山”二字。
中山是姓，名字呢？孙逸仙自己添上一个“樵”字；意思是要把中山二字拆开，解释为“中国山中的樵夫”。
犬养对孙逸仙颇为敬爱，除了找到九州煤矿矿主平冈浩太郎，一力担负他的生活费用外，同时为他介绍认识了许多政界名流，大隈重信、大石正己、尾崎行雄；还有许多在野的志士，最重要的一个，是出於“武士”所蜕变的“玄洋社”、又名“黑龙会”的首脑头山满。
相处既久，犬养毅邀请孙逸仙移居他家；在牛込区马场下町的犬养家，靠近清国公使馆，自然不甚安全。为此，犬养毅在早稻田鹤卷町，租下了一幢花圃占地七百坪的豪华住宅；邀孙逸仙与平山周、可儿长一同住。到了秋天，并且为他取到了东京府所签发的正式侨居证。
在横滨的会务，由於孙逸仙的鼓励督促，渐有起色了。
当陈少白在横滨时，曾提议创设一所学校，教育华侨子弟。冯镜如深为赞成，着手募款建校；及至陈少白离日赴台，筹备工作形成停顿，此时由於孙逸仙的指导，方始重新积极进行，并定名为“中西学校”。
不幸地，由於陈少白在孙逸仙未到日本以前的一封信，这所侨校，竟转入康有为的保皇会手中。陈少白的那封信是写给康有为的得意弟子梁启超的，延聘他赴日担任教席。其时梁启超正在湖南时教学堂任教，因而介绍他的同门徐勤承之。
徐勤初到日本，对孙逸仙颇为尊敬。孙逸仙一向推诚待人，认为康有为讲学甚久，徐勤是康门弟子，在这方面有经验、有办法，订立课程，延聘师资，在在都可获得方便，所以寄以充分的信任，让他担负建校的主要责任。
谁知徐勤大权在握，面目尽露，首先将校名由“中西”改为“大同”……这是康门学说的一个“标志”；接着竟教唆学生，预备拒绝孙逸仙到校。
孙逸仙并不生气；付之一笑而已。
※※※
在东京住了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光绪二十四年盛夏，孙逸仙由东京复回横滨。因为日本政府收回了“治外权”，外侨可以自由居住；而横滨毕竟是华侨的集中地，欲求发展，自以此地为宜。
一到横滨，孙逸仙便展开了一个极重要的行动，派遣宫崎和平山周到中国，联合各派举义；主要的目标是康、梁一派的保皇会，和长江、珠江两流域的会党。平山往北，宫崎往南，在北京和广州两地展开活动。
其时正为康有为一派得意之日。光绪皇帝决定变法，新旧两党，也就是皇帝与太后各自领导的一党，势如水火；尖锐冲突的发端，是在四月二十三所下的“定国书”一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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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奉上谕：数年以来，中外臣工讲求时务，多主变法自强，迩者诏书数下，如开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创立大小学堂，皆经再三审度，筹之至熟，始定议施行。惟是风气尚未大开，论说莫衷一是，或狃於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应行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晓晓，空言无补。至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挺以挞坚甲利兵乎。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於实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是明白宣示，尔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愤然为雄。佩圣贤义理之学，采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於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腾其口说，始可化无用以成通权济便之材。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课学，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王大臣会同妥速议奏，所有翰林院编修，各部院司员，銮仪侍卫，後补选道府州县以下各官大员子弟，八旗世职，各员武职後裔，其愿入学堂者，均准其入学肆习，以期人才辈出，宏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徘徊援引，致负朝廷谆谆告诫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
於是慈禧太后先发制人，将黄帝的师傅，言听计从的翁同龢逐出京，回江苏常熟原籍；起用光绪初年就当过军机大臣、因案罢职闲居在杭州的王文韶；而最重要的是派她的心腹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先紧紧抓住兵权及京畿地区的控制权。
新旧斗争自此日甚一日，到了七月间，发展出一个新的高潮，礼部主事王照条陈新政，照规矩必须由“堂官”，也就是各部的尚书、侍郎代奏，而礼部满汉尚书怀塔布和许应騤怕触怒慈禧太后，不肯上达，而怀塔布则更奏请处分王照，结果皇帝降旨，将礼部满汉六堂官以“抑格主事王照条陈”的罪名，一体革职。王照则在“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的嘉许之下，平地一声雷，跳为“三品顶戴”。
第二天更有个惊人的举动，擢用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为“军机章京”，承旨、拟旨，直接听命於皇帝。这等於废弃军机处，另外任用四宰相；旧党包括领导者慈禧太后在内，个个触目惊心，认为非拼命……甚至废掉皇帝不可了。
同样地，新党包括领导者皇帝在内，亦认为非发动一次政变，澈底摧毁了慈禧太后的权力基础，不足以使新政实现。
於是，荣禄的态度，成了关键所在。他当然是忠於慈禧太后的；要扭转这个关键，“四章京”在康、梁的指导之下，认为非争取袁世凯不可。
袁世凯正以直隶按察使的职衔，在天津小站练“新建陆军”；这支新锐的兵力，足以决定一切。於是由谭嗣同秘密到天津，夜访袁世凯，游说他先诛直隶总督荣禄，然後派兵包围颐和园，活捉慈禧太后，事成即以荣禄的直隶总督遗缺作为酬谢。
袁世凯既惊且喜；表面敷衍，暗中告密，将新党的密谋，在荣禄面前，和盘托出。这天是八月初五；第二天就发生政变，慈禧太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临朝训政”，将皇帝幽禁於南海瀛台，杀“六君子”，拿办康有为及其党羽。
康有为由於英国军舰的掩护，逃到香港；梁启超和王照避入日本领事馆，由平山周保护，乘日本大岛军舰脱险。
康有为在香港被安置在警察署楼上；他的门下弟子在广东得到消息，纷纷赶到，晋谒师门，但康有为怕有刺客混了进来，只许最亲信的两名弟子见面。
由这两名弟子的介绍，宫崎寅藏也见到了康有为，敝衣垢面，面有愁容，一副王安石的派头，但谈锋极健，从公车上车一直到前几天所发生的政变，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只有他一个人的话，什麽人也插不进嘴去。
结论是归罪於慈禧太后，说她“上则开罪於十一世祖宗之灵；下则负四百兆苍生之望。”所以：“除之不为罪而反为功。”
“请问康先生，”宫崎很坦率地问：“要除慈禧太后，是怎麽个除法？”
“世有津田三藏其人，便成大功。”康有为逼视着宫崎问道：“足下以为我的办法可行否？”
津田三藏是李鸿章在日本马关议和时，所遭遇的刺客。康有为的意思是想利用日本“志士”，行刺慈禧太后，这想法倒也新颖，不失为一条奇计；然而要假手於人，未免取巧。
於是，宫崎微微冷笑道：“我以为康先生有什麽天大的难题？照你所说，亦很容易。但如果我拿你的话跟我的同胞去说，大家都会认为康先生你无能。孙逸仙先生从事革命，同志前仆後继，勇往直前；而万木草堂，洒去多少忧国伤士之泪，难道三千弟子中，竟无荆轲、聂政其人？如果有，不必外求；如果没有，也不必旁求，我一个人就足以担当。”
雄辩滔滔，望之俨然的康有为，顿时消折了锐气，面有惭色，顾而言他。这一会见近乎不欢而散。
过了两天，康有为的一名亲信弟子来访宫畸，左手掩面，右手连连指着另外一个房间，那样子是在激动的心情下，有极重要而必须保持机密的话要谈。
“我决定跟我一个同门北上，去行足下与康先生所谈的事。”他说：“‘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康先生知道足下侠义，特为要我来拜别。”
宫崎颇觉意外，也很感动；庄容问道：“不知有甚麽可以效劳之处？”
“愿足下能够保护康先生。”他说：“以後足下听说北京有风云变幻之事，就是我死的时候。”
宫崎恍然大悟，这是康有为的“花招”。不过援救他到日本，能与孙逸仙合作，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以慨然应承，愿负保护之责。
到了第二天，康有为又派人来请宫崎，说有一件大事商量。
到了那里一谈，才知道清朝驻日本的公使换人了。原来预定驻日本的公使叫黄遵宪，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曾经在上海创设时务报；调任湖南按察使後，与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兴办学堂，开办警校，跟康梁师徒是很接近的。也就因为如此，清朝撤销了他的任命。
“新任的驻贵国公使叫李盛铎，本来是御使，为荣禄门下的走狗；奉派驻日，完全是知道我一定会到日本，特意来对付我的。宫崎先生，我希望你能赶快传达真相，请大隈伯爵拒绝同意李盛铎使日，否则，我情愿中止日本之行而到英国。”康有为接着又说：“英国之欢迎我，跟贵国之欢迎我一样；我所以辜负英国的厚待，不西辙而东辕，完全因为中日是同种的兄弟之国。但是李盛铎一到日本，是中日两国的不幸，对我的威胁亦很严重，我们至诚相交的希望就断绝了！”
这番话使得宫畸大起反感，因为几近要挟：“康先生，你要我拿你的话，通知大隈伯爵，我可以做到，不过，要拒绝李盛铎很难。如果你以为李盛铎一到，会威胁你的安全，那末你应该知道的，日本警察是世界第一流，决不会有刺客不利於你。”宫崎停了一下又说：“至於英国的盛情，依我看，不宜辜负日本与中国有天然的关系，休戚相关，决不会因为康先生去不去而对两国的友谊有所影响。所以康先生不妨先游英国，次游日本。”
一番侃侃而谈，将康有为自高身价的危言，贬得几乎一文不值。康有为大窘，只好找他的弟子，当着宫崎的面，商量行止。
聚讼纷纭，半天不决，其中有一个反对日本之行的，态度最坚决，说日本如何危险，决不可以居。宫畸忍不住光火了。
“康门弟子，何其胆怯？”他大声说道：“如果你们的老师死在刺客手里，还有你们在，岂不闻‘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能走还不走；你们师徒坐困香港，能有何作为？”
康有为原是一心想去日本，刚才耍那番手腕，几乎闹成僵局，所以这时一听官畸的快人快语，正好趁势落篷，鼓掌说道：
“足下之言，动我的心了！”
於是议定去日本。康有为要求宫畸同行，宫畸立即答应。同时约定搭乘“河内丸”赴日。其时犬养毅的汇款，亦正好抵达，便即开始策划动身。
通过日本领事的关系，宫崎取得日本邮船会社香港支店长三原的充分支持；河内丸谢绝英国、日本以外的乘客；用小汽船将康有为及其门弟子，秘密运上“河内丸”，全船乘客只有十一个人，除了宫崎和他的朋友宇佐之外，都是康门师徒。
航行三日，遥望琉球，康有为知道安全可以确保，因而诗兴大发，写了一首七绝：
海水排山通日本，天风引月照琉球；独运南溟指白日，鼋鼈吹浪渡沧州。
第五天半夜，船到神户，泊在港外；搭乘警察署派来的汽艇，秘密登陆，住在警察署。康有为经过化妆，搭乘汽车到东京……七日之前，平行周已经陪同梁启超及王照到了日本，於是一起住在新桥驿的三桥旅馆。
※※※
虽然对国事的宗旨不同，但彼此都在海外作“逋客”，而且孙逸仙派遣宫崎和平山到中国，原有联络保皇会共同起义的打算；所以听说康、梁脱险到东京，孙逸仙便跟已从台湾回横滨的陈少白商议，认为应该致一番慰问之意。
“诚所谓同病相怜，应该这麽做。”陈少白欣然同意。
“我在想，”孙逸仙总认为人是不断在反省、不断在进步，所以这样推测康有为的心理：“经过这番打击，康有为应该有所觉悟了，取得帝位的人，决不肯放弃生杀予夺、奴役全国人民的特权。和平改革政治，只有在民主共和的体制下，才有可能；在专制政体之下，这是决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我们应该着力劝一劝，劝他们改弦更张。”
陈少白亦以为然。当天便由横滨到东京；第二天一早相偕到三桥旅馆，先访宫崎。
“真想不到，此行竟是援救康、梁出险。”宫崎感慨而又得意地：“如果不是逸仙先生督促我到中国，不会有这样一番惊险的经历。”
“宫崎先生，”陈少白道明来意：“我们与保皇会的政见虽不同，但目前的处境相同，应该没有不能合作的道理。烦你先为致意，孙先生想亲致慰问。”
“这是理所当然的。康、梁在穷途末路之中，也正需要你们的友谊。请等一会，我先跟康先生去作一个说明。”
出房门时兴匆匆，到回来时却是垂头丧气，脚步显得很沉重；孙逸仙与陈少白都觉得诧异，相看了一眼，静等宫崎开口。
“完全是出乎情理的事。”宫崎大摇其头：“可叹！”
孙逸仙很沉着地问：“莫非不愿见面？”
宫崎点点头。
“他怎麽说？”陈少白有些冒火：“难道以为身份不配，我们要见他是高攀？”
“少白，”孙逸仙拦着他说：“不必如此。且听宫崎先生说完。”
於是，宫崎将与康有为的谈话，照实陈述；康有为自称奉有皇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见面。
很显然地，康有为到了这样的地步，还存者自私之心；以为孙逸仙是朝廷悬赏缉拿的叛徒，倘或一有往来，消息传入朝中，更於他不利。
“哼！”陈少白冷笑：“算了，算了！他一脑子的功名富贵，我们不要妨了他的前程。大家分道扬镳，倒看看，是他得意，还是我们成功？”
孙逸仙胸襟极宽，只觉得康有为可鄙可怜，并不生气。依然留下来，细问宫崎此行的经过；对於国内的情形，十分留心。一直谈到下午，方始分手。
※※※
事情忽然有了转机。孙、陈相访，康有为拒绝不见的事，为犬养毅知道了，他认为保皇会与革命党应该合作，如果彼此意见隔阂，则力量抵消，是一件亲痛仇快之事，所以愿意出面调停，嘱咐宫崎与平山向双方致意，约他们见面恳谈。
双方都同意了，但是同意的出发点不同。孙逸仙是有诚意的；而康有为则是卖居停的面子，不能不敷衍。因此当双方在犬养毅的早稻田鹤卷町的豪华住宅见面时，孙、陈应约早到，而康有为则只派了梁启超作他的代表。
梁启超远比他的老师开通，也不像他的同门徐勤那样阴险自私，因此会谈的结果，大致是可以满意的。犬养毅由於不懂中国话，只是陪坐着尽其主人的礼貌；看双方谈话的态度，相当诚恳融洽，大可放心，所以陪到午夜，告退休息；孙逸仙、陈少白则与梁启超，谈到天亮方散。最後的约定是，由梁启超将双方合作的办法，与他老师先行商量，在两天以後答覆。
两天以後，没有答覆，事情真不大妙了。陈少白忽然意气慷慨，自告奋勇，愿以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康有为。这当然不妨一试，於是找到平山，托他陪着到牛込区马场下町康有为的新居去拜访。
康有为托故不见；正当进退两难之际，梁启超从外面回来，陈少白便很不高兴地说：“卓如兄，令师也太难了！同为逋客，就看同乡的份上，也不该这样搭架子！”
“误会，误会！”梁启超改容相谢：“请随我来。”
引入客室，招待坐下；梁启超便进去请他老师出见。过了好久，才见康有为道貌俨然，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自己往正中一坐，另外还有三个人，一个是陈少白认识的徐勤，另外两个，一个文质彬彬，一个举止孔武有力，经梁启超介绍，才知道孔武有力的那个叫梁铁君，也是康门弟子；文质彬彬的那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王照。
陈少白见此光景，知道舌战群儒，任务艰难，因而整顿全神，从这一次政变谈起，列举满清政治腐败的事实，一个人滔滔不绝地鼓吹革命的主张。在坐的人，反应不同，康有为正襟危坐，时而闭目养神，不知道他到底在听不在听；徐勤是东张西望，一副不耐烦的神气；王照听不懂广东话，显得很无聊；梁铁君的态度更奇怪，似乎一心一意注意着王照。唯有梁启超比较诚恳，但态度也变过了；上一次还有些同情革命党，这一次则不断驳陈少白的话。
“请足下不必再言。”康有为终於开了口：“今上圣明，虽一时幽禁，必有复辟的一天。我受恩深重，唯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皇上瀛台禁锢之苦；他非所问。”说着，便待起身离座。
就在这时候，王照看着陈少白大声说道：“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都不能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让他们拆开检查。请足下评评，是何道理？”
陈少白莫明其妙。康有为则勃然大怒：“岂有此理！”他将袖子重重一挥，“把他拉走！”
於是梁铁君老鹰抓小鸡似地一把拉住王照的领口，往里就拖。梁启超觉得很不好意思，连忙跟了进去，跟梁铁君说：“不要卤莽，不要卤莽！”
“这是个疯子，”康有为神色自若地对陈少白说：“不值得跟他计较。”
陈少白心里冷笑，康有为出卖风云雷雨，不知搞的什麽花样？患难之交而居然被挟制如此，不问可知康有为一定有什麽见不得人的把柄，捏在王照手里。
想是这样想，一时亦无法打抱这个不平；告辞回寓，将经过情形都告诉了孙逸仙，最後谈到了王照的事。
“照我看，王照恐怕还有冤抑。”陈少白素来以任侠自命，所以相当激动：“我一定把王照救出来，不能听任康有为这样子专横。”
失去过自由的人，才知道那是如何不堪的滋味；孙逸仙有过伦敦蒙难的经验，当然关切王照，所以赞成陈少白的想法，但主张用和平的手段，不要搞出类似同室操戈的情事，以免贻笑外人。
“那当然。等我跟平山商量看。”
平山也是侠义心肠，而且王照是他从北京援救出险的，更特有一份关怀之情，当时一口答应，必定办到；但要等机会，所以时间无法预定。
※※※
其时日本的新年已过，照西历算，已是一八九八年；但在东京的华侨和留学生，却仍用的是农历，年还未过。孙逸仙深得人缘，东京的朋友留他度岁；横滨的朋友又接连来催促，请他回去过年。就在这何去何从、煞费踌躇时，接得郑士良的来信，说不久要从香港到横滨；於是孙逸仙决定辞谢东京的朋友的盛情，回横滨去等候郑士良。
临走之前一一辞行。日本朋友方面，由平山陪着，拜访到曾经当选驻华公使的副岛种臣那里，主人格外殷勤；坚留午膳，饭後又陪着闲谈，孙逸仙一再告辞，副岛总是情意殷切地挽留；这样到了四点钟，主人忽然说道：“逸仙先生，有一位贵国在日本的知名之士，很想见一见你，不知道你的意思怎麽样？”
孙逸仙才恍然大悟，一再留客，就是因为这位知名之士的缘故；想来此刻已经到达。同为中国人，岂有不愿相见之理？他便欣然答道：“多谢介绍。不知这位知名之士是何许人？”
“我先不说破，如果愿意相见，他就在我的书斋中，见了面，我才介绍。”副岛又说：“就烦平山先生传译。”
“遵命！”於是主人引入後园，假山曲池之西，一座孤立的精居：拾级入室，只见一个四十来岁，穿着便衣的中年人，盘腿坐在“蒲团”上；一见孙逸仙，先自起身迎候，只见脸上一副大墨镜却未取下，加以光线不甚明亮，所以孙逸仙很难看清他的面貌，可以断言的是，以前决没有见过。
“这位就是孙逸仙先生！”平山传译副岛的话，代为引见。
“久仰、久仰！”那人是江西口音。
“这位，”副岛回向孙逸仙用生硬的中国话：“是李公使！”
那人紧接着说：“兄弟李盛铎。”
这太意外了！李盛铎字木齐，原任监察御史，奉派到日本来考察学务；国内一闹政变，由於驻日公使黄遵宪也是新派人物，因而被免了职，改由李盛铎接替。侨界中传说，李盛铎是荣禄的门下，受命使日，纯粹是为了对付孙逸仙，监视康有为与梁启超，因此，监於伦敦的前车之失，孙逸仙自不免有戒心；但转念一想，副岛种臣决不会是马格里，便即释然。
然而这总是一件相当突兀的事，首先称呼就费斟酌；孙逸仙略想一想，决定不用“星使”这个官称，从容说道：“原来是木齐先生，幸会之至！”
“彼此，彼此。”李盛铎拱手答道：“多承副岛先生美意，得挹清芬，实在是平生之快。逸翁请坐！”
於是围着火钵，相向而坐，作主人的却悄悄退了出去。孙逸仙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经验，清朝的官吏与清朝悬重赏缉拿的“叛逆”，这样身份迥不相侔的两个人，如何能够以平等的地位，促膝深谈？倘或谈得融洽，则必有一个人放弃立场，不是他倾向革命，就是自己投降清朝。而此两者都是不能的，则此一晤，有何意义？
就在他这样转着念头时，李盛铎开口了：“逸翁！你真是豪杰之士。”他首先奉上一顶高帽子，然後提到荣禄：“荣中堂一再有信来，叫兄弟务必劝驾。国势凌夷，不该再有满汉的成见；朝廷求贤是有诚意的。逸翁何妨进京看一看？”
“在京里看不到什麽。”孙逸仙答道：“国内的情形，倒是在外面看得清楚；亲贵足迹不出河北，官吏腐败，鱼肉百姓的暴政，那里看得多？”
李盛铎长於应对，立即接口：“正因为如此，要借重逸翁这样有眼光、有抱负的才俊。只要逸翁点一点头，兄弟马上打电报回去；荣中堂可以作主，撤消一切处分；明发上谕，天下共见，决不会骗逸翁上当。如果再不放心，还可以请副岛先生担保。”
“不必，不必。我以身许国，安危早已置之度外；感意谢谢。”
这个答覆似乎在李盛铎意料之中，他毫无沮丧的样子，继续劝道：“我劝逸翁好好想一想。荣中堂借重，当然有安排。逸翁自己有什麽意思，尽请直言，我一定转达。”
这是想以高官厚爵来羁縻，孙逸仙不觉好笑：“你们以为我想做官？”他问。
“做官也不是坏事。尤其在逸翁，可以一展抱负。”
“不错，我有抱负……我的抱负就是不做清朝的官，推翻清朝。”孙逸仙用清晰沉着的声音说：“康梁是前车之监，光绪皇帝的处境，说得更明白；以母子之亲，要想改革朝政都办不到，试问什麽人做官可以一展抱负？这一次的政变，加强了我从事革命的决心，除了推翻帝制，创造共和，别无途径可救中国。木斋先生，你也是炎黄之裔，莫非就等於听任拉那氏驱遣而无动於衷。”
一席说得李盛铎哑口无言；只是不断搓手。
孙逸仙也不指望能将清朝的公使，劝得投入革命党；因为他国内也有家族，即使会有此心意，顾虑甚多，不可能会有明白的表示。这样就无可再谈了，便站起身来，说声：“再见吧！”
这样一场决不会有何结果的会晤，却替孙逸仙带来了意外的效用：他的同志、他的日本朋友、无不心折；觉得孙逸仙志节坚贞，决不会为功名富贵所动，是绝对可以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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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到了农历新年。元旦那天，康有为率领门下弟子，在东京明夷阁，衣冠行礼，望阙遥叩，为幽禁在瀛台的光绪皇帝贺年。王照亦是随同行礼的一员，但是到了第二天就脱离关系了。
这是平山办到了陈少白的委托，趁新年酬酢，疏於防范之际，悄悄将王照从康寓带了出来，直投犬养家；王照得脱牢笼，畅所欲言，写了一通洋洋数千言的自述，揭穿了康有为“衣带诏”的秘密。
康有为一直对人这样说：奉有皇上的密旨，叫他设法统领各路勤王之师，进京救驾，因而便一直以勤王领袖自居。其实只是这样一道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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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卜，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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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是很明显的，无非教康有为自己逃命；什麽勤王救驾，全是他自抬身价的鬼话。同时，王照又透露，那个叫梁铁君的人，精於技击，受康有为的指使专负监视王照之责。所以如此防范，就因他深知康有为的一切，唯恐他泄漏真相。
这一下，康有为伪君子的面目，完全拆穿。恼羞成怒，恨极了陈少白；当然也迁怒到革命党：“什麽合作？一夥无赖，流氓，叛逆？”他口沫横飞地跳脚大骂，完全失去了道德俨然的“圣人”仪观。
而王照也恨极了康有为，他没有别的办法，唯有遍谒日本当道去拆康有为的台。两下势如水火，为难了作为居停的日本政府，只好下逐客令了。
被逐的不是王照，是康有为；日本政府送了他九千日圆的旅费，请他克日离境。於是康有为只身远游加拿大，梁启超则搬到箱根去读书。两派合作的事，就此搁了下来。
旧事重提，是由於有一位慕名来访的志士。此人叫毕永年，号松甫，湖南长沙人；跟上年政变被难的“六君子”之一、湖北巡抚谭继洵的儿子谭嗣同，时务学堂与梁启超同任教席的唐才常是至交，为人慷慨任侠，与长江各码头的洪帮首脑常有交往，因而也是帮里的一个“龙头”。
当光绪特开懋勤殿，励行新政的时机，毕永年北上去访谭嗣同，正好谭嗣同有联络袁世凯，以武力夺权的计划，知道毕永年是会党好手，便打算请他担当重任，到时候领兵包围颐和园，禁制慈禧太后。毕永年细问经过，认为袁世凯决不能为谭嗣同所用，此举无异与虎谋皮，十分危险，不但拒绝要求，而且写了一封长信，痛陈利害，劝谭嗣同出走。谭嗣同自然不听，毕永年便出京到日本。
果然，一切都如永年所料。他跟谭嗣同、唐才常都常谈救国大计，但见解不同；谭、唐是保皇党，而毕永年却坚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说，革命主要倾向於孙逸仙；後来听说孙逸仙断然拒绝李盛铎的游说，更觉仰慕，因而特地到横滨来求见。
一席倾谈，十分投机。毕永年认为可以联络湖南广东及长江一带的会党大举起义，“长江各码头的‘大哥’，像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辜天佑、师襄、李堃他们，我都相熟。”他说：“很可以下一番功夫。”
孙逸仙暗暗欣喜；不久以前郑士良从香港到日本来访，也谈到联络会党起义的计划，与毕永年的话，不谋而合。当时孙逸仙就作了决定，朝这条路上去做。
“是的。”他用坚毅有力的声音答道：“我赞成！松甫兄，我想请一位日本朋友跟你作伴，一起回国先看一看，如何？”
“遵命，”毕永年停一下又说：“孙先生，我还有一个看法，要跟你请教。保皇党的宗旨跟做法，我并不赞成，不过举大事总以团结合作为第一要义，康梁方面，不妨联络。”
孙逸仙深深点头，很郑重地表示：“如果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但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还会要求所有同志奉他为领袖。”
“好极了。我先介绍一位同志跟孙先生见面。”
这位同志就是唐才常。他因为新政失败，湖南时务学堂被封，也避难到日本，跟毕永年住在一起，介绍相识，彼此倾诚相待；由於他跟梁启超是时务学堂的同事，所以两党合作的商谈，便由他居间联络。
经过多次的会谈，梁启超渐渐倾向革命的主张，合作亦有了初步的成议；两党合并，由孙逸仙担任会长，梁启超担任副会长。至於康有为的地位，梁启超提出疑问。孙逸仙的答覆是：“弟子为副会长，老师的地位岂不更高？”
梁启超大为悦服，但别的康门弟子却起了猜嫌，写信给他们在美洲的老师，说卓如渐入中山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信大怒，派人携带旅费到日本，像押解出境似地立逼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党会务。
师命不敢违，梁启超只得打点行装动身。临走以前去跟孙逸仙辞行，相期为国珍重，而且表示，一定要说服他老师，合作到底。又说在檀香山人地生疏，要求孙逸仙替他介绍兴中会同志。
气度宽宏襟怀坦荡的孙逸仙，一诺无辞，替他写了许多极切实的介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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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与平山以两个月的时间，遍历湖南湖北，沿长江的大码头，回到日本。平山向孙逸仙报告：“见了哥老会的好些龙头，都是沉毅可用的。毕永年的话完全合乎事实。”
於是孙逸仙决定了广东、湖南、湖北同时大举的策略。筹划经年，慈禧太后跟她所信任的那批颟顸亲贵、顽固庸臣，又闯了一场大祸，纵容义和团仇外，引起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母子仓皇出奔。孙逸仙认为时机已到，派郑士良入惠州发动起义，闰八月十三，旗开得胜，军势大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