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的起义计划,本以长江上下游的会党为中心,负责联络的,除了毕永年、郑士良以外,还有一位志士史坚如。
他是广州人,祖籍浙江绍兴;绍兴出“师爷”,官称叫做幕友,主要的分为刑幕和钱幕两大类,刑是刑名,钱是钱谷,这两项政务关系到一个地方官的前程,所以有些“名幕”,到处都受礼遇:“东家”调任,殷勤挽留,随之一同上任,萍飘无定,所以幕友生涯,称做游幕。
史坚如的曾祖,就是游幕到广东而落籍的。他的祖父做过大官;但史坚如却是七岁就做了孤儿,而且体弱多病,所以一家上下,护持珍惜,无微不至,而这样娇生惯养,却并没有养成他“大少爷”的脾气。
史坚如的天性极厚,天分极高。因为身弱多病,凡是孩子跳踉活跃的玩意,他都无法参与;无事静坐,东涂西抹,照画谱上描画,虫鱼雀鸟,居然颇为动人。当然,他亦请了老师来教;老师不高明,八股文章他亦不屑学。同时,他的慈母因为他身子不好,对於督课不甚严格,所以虽换了三四个老师,史坚如的学业,却并无长进。
以後,他找到了一位名师。这位老师,也是他的亲戚,是个举人,经学书法,为时流所推重;可是史坚如因为早年根柢不厚,对於经学,不甚措意,只是对书法大感兴趣,因而能画以外又能书,由篆隶而及金石,也会刻图章,古雅雄逸,为人所重。这时的史坚如,居然是位少年名士了。
而终有一天,他如佛家所说的,生具夙慧而“顿悟”,国势如此,搞这些金石书画,有何用处?
於是尽弃风雅的玩意,潜心古今史籍,以及经世之学;对於西洋的政治、艺术、兵法、舆地等着作,更为爱好;相反地,最痛恨八股,谁要谈到“闱墨”、“制艺”,他不是痛斥,便是掩耳疾走。
这当然使得家人失望,因为要做官便得下场应考,要应考便得先学八股。史坚如不屑於此,当然也不想做官;他的志向是要做世界第一等的人物,建世界第一等的事业。
有一天,朋友跟他谈到君臣大义,他正色说道:“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国;即令能治,亦不足为训。”
这是大逆不道的话,他的朋友大骇,但又舍不得不听“奇论”,因而板起脸说:“姑妄言之!”
“中国现在正如一幢数千年的古屋,破败至不可收拾。非完全拆掉,重新建造,不能给我们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现在谈变法的,好比在这幢破败得不可收拾的古屋上,做些补漏、粉刷的工作,你想想看,这有用吗?”
“那末,照你的看法,要怎样才有用?”
“我已经说过了,完全拆掉,重新建造。”史坚如说:“讲得明白些,就是推翻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的政体。”
话还没有完,他的朋友已吓得面色发白,仓皇遁走,口中还不断在说:“狂人,狂人!”
“坚如!”他的哥哥史古愚劝他:“你要收敛些,会替一家带来灭门之祸。”
“多言贾祸,我当然知道。但国家危辱至此,我又何能不言;除非无人可谈。”
因此,他从此很少与外人谈往,只是弟兄之间,相互切磋。常常围坐在後园的大槐树下,纵论天下大势;同时锻炼身体,往往一清早就出去打猎,及午方归……史坚如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将来的革命行动,作个人的准备。
生活如平静的明湖,而终因投入一块巨石而激起不复再能静止的涟漪……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八,广州得到消息,两天以前,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和光绪母子成为政敌,锐意奋发图强的皇帝,成了一名特级囚犯,被幽禁在苑中;实行新政的一线生机,归於断绝。
“天下事不可为矣!”史坚如气急败坏地赶回家,激动异常地对他哥哥说:“这个老太婆,可杀!”
正在午餐的史古愚,丢下饭碗问道:“你是指谁?那拉氏?”
“不是她还有谁能败坏国事?”
史坚如将政变失败的情形,根据传闻,细细陈述。兄弟俩相与咨嗟,食不下咽;心里转着同样的念头,如何得能廓清昏庸、腐败、令人窒息的乌烟瘴气,复见青天白日的浩荡乾坤?
“很难!”史古愚黯然地:“没有可共腹心的同志;家里一点薄产,亦不足以谋大举。”
“我倒有个办法。草莽中多热血男儿,能把他们说动了,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
“这也不过试一试而已。恐此辈未可与谋。”
尽管史古愚不以为然,史坚如却很热心地去接近“大天二”;但文质彬彬的书生与之在一起,彼此就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而史坚如所讲的那番民族大义,无论措词及内涵,亦都很难使那班目不识丁的人领会;只看他瘦瘦小小,却想“造反”,都觉得他近乎疯癫,相与远避,到底应了史古愚的话:“未可与谋。”
史坚如自然觉得扫兴,但并不气馁;冷静地思考着,认为荆轲、张良之辈,当代岂无其人?只要物色到一位,足抵十万雄师。这不是妄想,“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就以自己而论,不剖腑肺,谁知道:“身不满五尺而心雄万丈?”推己及人,可知随处都有,只在用功夫去细心寻觅。
因此,他改变了方法,往往在稠人广众间,演说国民自立的大义,同时注意着每一个人的反应;他相信“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道理,一定会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但不幸地,他的志向并不能取得寡母的支持;为了亲友中常常有人向史太夫人提出警告,她深怕爱子“闯祸”,忧虑得眠食俱废,使得天性纯孝的史坚如,异常不安,计无所出。
倒是他的妹妹史憬然有主意。“二哥,”她说:“我看只有搬家。娘夜里睡不着,老在担心,半夜三更会有人敲门,开开门来,是一群差役,拿铁链子把你锁到衙门。现在只有搬到一处官府势力所不及的地方,娘才能放心。”
“如果是这样,我当然赞成。不过,要大哥同意。”
“大哥一定会同意的。”史憬然放低了声音笑道:“二哥,我也替你想过;搬不要搬得太远,就在澳门,跟省城里的同志,暗中往来也方便。”
史坚如大喜。“好妹妹,”他说:“将来一切联络、策划,你要帮我的忙。”
“那当然。你只要听我的话,包你会成功。”史憬然极有信心地。
果然,迁家到了澳门,做妹妹的常为“二哥”作参谋。在她的建议之下,史坚如加入美国教会所办的格致书院肄业,结交了好些主张以流血手段达成革命目的的志士。同时结识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异国朋友……高桥谦。
高桥谦是以促进中日合作为宗旨的“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负责人;跟史坚如一见如故,第一次见面,就极力劝他东游,不仅增长见闻,而且可以结交许多同志,特别是革命领袖孙逸仙,不能不见。
史坚如接纳了他的建议,先到香港,会见了承孙逸仙之命、回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的陈少白,及由於孙逸仙过人的度量,不念前嫌,和好如初的杨衢云。陈、杨二人对他都极爱重,毫不考虑地吸收他加入了兴中会。
路过上海,邂逅了毕永年,两人都是意气风发之士,倾谈之下,顿成莫逆。於是先溯长江西上,在湘鄂之间先作了一次漫游;然後相偕东渡,拜识了孙逸仙……孙逸仙对他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史坚如的气质丰采,跟陆皓东颇有相似的地方;感念故友,在他身上寄托了双倍的友谊。
在受命联络会党时,毕永年负责两湖一带;史坚如则受命随着郑士良回广东活动。启程之日,孙逸仙置酒为他们饯行;同时也有一番亲切的叮咛。
“各省洪门,原是一家,当初本以推翻满清为职志;明末遗老秘密组织指挥,煞费苦心。不过也就因为组织过於隐秘的缘故,年深日久,数典忘祖。三位此去,就是要唤醒洪门弟兄,恢复本来面目;顾亭林、傅青主地下有知,亦一定会默佑大家,争取最後成功。”
孙逸仙谈话,总是那样舒徐不迫,条理分明,一下子就能吸住他人的注意力;大家都是侧耳静听,记住了他的详尽的工作指示。
“宣传的利器,莫如歌谣。康熙年间,一位洪门前辈陈近南先生,写过一首歌,流传甚广,对於阐扬洪门宗旨,团结洪门弟兄,很发生了一些作用。不过今昔异势,当年的那首诗,不尽适用;我昨天重拟了一首,请大家听听,能不能用。”
接着孙逸仙便朗然念道:
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运日相催;
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
“好一个‘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史坚如的声音很响亮,同时举杯一饮而尽。
郑士良和毕永年,亦都认为这首歌谣,音节遒亮,精警生动,只要念一遍,就会印入心版,大为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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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士良、毕永年、史坚如一走,又是急景凋年的光景;大家都忙着料理私事,往还酬酢的次数少了,孙逸仙恰好利用这难得的清闲,关起门来,作经国的远谋。
他的视界最宽,看得最深;尽管只有一次起义,而且半途失败,但是,满清必亡,是他所深信不疑的。所以,存在他内心的最大问题,是满清既亡以後,如何建立一个自由平等、民生乐利,足以傲视东亚,视世界上任何一个强国而无愧色的中华民国?
这几年的万里壮游,细心体察,从檀香山秩序井然的感触,到大英博物馆读书的领悟,使他得到一个极深的了解;国弱由於民弱,民弱由於风气闭塞,孤陋寡闻。所以强国之道,首重启迪民智;而要提高民智,则非发展交通,不足为功。俗语说的是:“穷山恶水,泼妇刁民,”其实山并不穷,水亦不恶,只为交通不便,未能“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如果交通方便,不但资源易於开发,智识亦易於传播,民智既开,那里来的泼妇刁民?
谈到发展交通,毫无疑问地,必须建造铁路,越多越好;但财力未充,则不能不择要兴修。这个念头,盘旋在他胸中已有好几年;陆续搜集的资料,亦很不少,所以一旦闭门用功,相当顺利,很快地有了极好的成绩。
他综合各国所出版的中国舆图,画成了一张详细的“中国现势地图”,附有铁路计划路线,细心校阅无误,为使得同志了解他的苦心,特地写了一篇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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迩来中国有志之士,感慨风云,悲愤时局,忧山河之破碎,惧种族之沦亡,多欲发奋为雄,乘时报国,拾科举之词章,而讲治平之实学者矣。然实学之要,首在通晓舆图,尤首在通晓本国之舆图。萧何入关,先收图籍,所以能运筹帷幄之中而决胜千里之外,本佐汉高以成帝业者,多在此云。然则舆图之学,古昔尚矣,後世学者,弃而不讲,故虽“大清一统志”之富,“郡国利病书”之详,亦有其说而无善图。康熙之时,曾派天主教士往各省测绘,制有十八省图,经纬颇准,然山脉河流,仍多错误。坊间仿本更不足徵。方今风气既开,好学忧时之士,欲求佳图以资考监,亦不可得,诚为憾事!中国舆图,以俄人所绘者为精审。盖俄早具萧何之智,久已视此中华土地为彼囊中之物矣。故考察支那之山川险要,城郭人民,较之他国舆地家尤为留意。近年俄京刊有中国东北七省图及中国十八省图,较之以前所有,精粗悬绝矣。德国烈支多芬所测绘之北省地文地质图,各十二幅,甚为精细。法国殖民局本年所刊之南省图,亦属佳制。此图从俄德法三国及英人海图辑绘而成,惟篇幅所限,仅能撮其大要,精详之作,尚待分图。至於道路、铁路、江河、航路,山原高低,则从最近游历所测绘各地专图加入。其已割之严疆,已分之铁路,则用着色表明,以便览者触目警心云。昔人诗曰:“阴平穷寇非难御,如此江山坐付人。”掷笔不禁太息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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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署款是:“时在己亥冬节,孙文逸仙识。”写完,派人送到裱画店装裱好了,就悬在起坐间的屏风上,每有闲暇,便望着那幅图出神……心里的那幅建国蓝图也就一天比一天鲜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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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五那天,史坚如由澳门到了香港。一上岸就乘人力车,直投中环士丹利街二十四号的中国日报馆……这是第一张属於革命党的报纸。
孙逸仙早就想在香港办一张报了。只是:第一、经费成问题;第二、他本人为香港政府禁止入境五年的限期未满,以致计划一直迟迟未曾实现。上年秋天,在日本赞助革命的华侨,捐了一笔钱,孙逸仙决定用来办报,一面由他亲自在日本采办机器、字模,一面派陈少白回香港筹备。由於何启担任议政局议员,区凤墀在当华民政务司总文案,所以筹备工作,获得许多方便。
於是由陈少白担任总编辑的中国日报,得以全新的面目在香港出现……这一份报的面目确是全新的;所有的报纸都用长行直排,惟独中国日报改用短行,节省了读者的目力,仅是这一点,就颇得史坚如的欣赏。
“这也是革命。”他说:“一个月前,初看的时候,觉得很不习惯;现在才知道这样排印,好处很多。第一、看起来省力;第二、可以省篇幅,容纳较多的文字;第三,版面有变化,不比以前那样刻板。”
“你说得完全对。”陈少白很兴奋地答道:“现在上海也有报纸,照我的办法了。”
“不过,”史坚如也有不满之处:“我觉得言论太平淡;革命排满的文字太少,不免教人失望。”
“创业维艰,我们不能不小心。现在英国对华政策不明,如果言论太激烈,北京向伦敦提出交涉,香港政府对我们采取干预的手段,那时候就很难应付了。”陈少白又说:“鼓吹宣传,效力最大的,莫如歌谣谐文;我现在打算另出一份中国旬报,专门登载皮里阳秋的游戏文章,可以讥刺时政,也可以鼓吹革命,寓庄於谐,必受欢迎。革命种子,深入人心,时机一到,自然发生作用。坚如,你的笔下很来得,替我写点文章。”
“好的。只怕我抽不出功夫。”史坚如又说:“你说想用这些文章来埋下革命种子,就算能够收效,也不是一年半载的事,太慢了。”
陈少白知道他年轻热情;情热则心急,巴不得义旗一举,四海风从,所以嫌文字宣传,过於迂缓。但事实上没有那麽容易,革命是艰苦的事业,只有一次一次、不屈不挠、愈挫愈强地向前推进,自有克底於成的一日。这是他从孙逸仙平日言词中所领悟的心得,很想用来转劝史坚如,只是怕他听不入耳。而且他刚到香港,也不宜这样郑重说教,所以顾而言他地谈到一件必为史坚如所乐闻的事。
“喔,有件大事,我得讲给你听。毕松甫所邀的哥老会的龙头,已经到香港了……”
“真的。”不待陈少白的话完史坚如便惊喜交集地喊了起来:“那太好了。他们在那里?”
“住在机关里,由郑弼臣负责招待。”陈少白又说:“‘三点会’的‘大老’,也就在这两天,要由省城到香港来。你总知道?”
“是的,我晓得,我就是为此来的。洪门一家,这次聚会,该有个进一步的表示。”
“是!洪门一家。兴中会的宗旨广大,只要肯革命,无所不可容。所以有人提议:兴中会、三点会、跟长江一带的哥老会合并。等毕松甫从上海一到,大家要好好谈一谈。你看此事如何?”
“我自然赞成。不过,三派合并,以那位为领袖?”
“众望所归,还用说吗?”
史坚如深深点头,表示满意。
谈到这里,进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封电报;陈少白便为史坚如介绍,是中国日报的编辑杨肖欧。
“原来足下就是史先生。”杨肖欧将手一伸:“府上有电报来,已经译好了,史先生,你不必着急。”
听这话,连陈少白都一惊,赶紧抢过电报,拆开一看,电文是:“香港中环中国日报转史坚如:母急病,速返。憬。”
“令妹打来的。坚如,你不要着急,老伯母吉人天相,自占勿药。”
史坚如也把电报看清楚了。他天性纯孝,急得眼泪汪汪地,顿着足:“憬诚然可恶!什麽病,也不说清楚。”
“大概不是太重的病。”陈少白安慰他说:“你先回府看一看再说。”
“是的。我归心如箭了;不晓得此刻还有没有船?”
“还早,还早!要晚上才开,明天一早可到。”陈少白说:“我先陪你去吃饭。”
“谢谢,不必了。我也吃不下。”史坚如细想了一会说:“家母原有哮喘的宿疾,怕是这一次犯得特别凶。我想买点药带回去。”
於是陈少白陪着史坚如上街买药,然後送他上船回澳门;临分手时约定,如果史太夫人的病势不碍,史坚如过三五天再回香港。
※※※
史坚如一直未回,而毕永年却从上海到了香港;跟他一起来的,有哥老会的龙头辜天佑、辜鸿恩、张尧卿、李堃,连同先到的金龙山堂龙头杨鸿钧,腾龙山堂龙头李云彪,长江一带的英豪,大致萃集於斯了。
接着又来了两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师,名叫师襄。姓刘的没有什麽;师襄的来历,却是陈少白所知道的。
“此人是保皇党。”他跟杨衢云、郑士良,还有宫崎寅藏说:“康有为的行迳,决不是肯流血革命的;他的学生亦都是眼高於顶,专搞破坏他人、扩张自己势力的勾当。有此人在,大家都要小心。”
“何不告诉毕松甫,”郑士良提议:“请他走路?”
这样做法,未免令人难堪,大家都不赞成;那就只好看一看、等一等再说了。不过对於师襄却存着戒心,什麽事都不让他与闻;而师襄的行踪,亦不能不令人怀疑,经常到广州,不知他在干些什麽?
※※※
这一天,大家都聚集在毕永年的寓所,商谈三合会合并的大计,只见师襄神色仓皇地走了进来,一进门站住脚,便大声说道:“事情不好!今天广东有飞报,长江一带,我们的弟兄,纷纷起事。”
“这,这怎麽说?”郑士良兴奋而困惑:“这应该是好消息;何以说是不好?”
“自然不好!”他指着杨鸿钧等人说:“各位大哥都在这里,号令未下,小弟胡乱行动,岂不坏了大事?”
这话说得很在理,但他再往下说,就显得不是别有用心,就是胆小张皇了。
“现在要请各位大哥,赶快回去制止。事情会闹得没法收拾。”
这是不是有意来拆台?每一个人心里都在这样疑惑?只有宫崎寅藏是旁观者清,料定师襄是听信了谣言,张皇其词。
“这是不可能的事!如果长江起事,我们也有派在那里的同志,当然会打电报来通消息。退一步说,我们的同志疏忽了,可是,日本领事馆一定会将会党起事的情报,通知各处;香港的领事馆,接到消息,自然立刻要来告诉我。”宫崎寅藏又说:“今天中午,我还在我们领事馆,跟管情报的山本书记官一起用餐,从未听他提起。”
这一番话,提醒了大家。“对!”郑士良没好气地说:“分明是谣言。”
“也不能这麽说。”宫崎寅藏反来排解:“等我打个电报问一问,真相就可大白。”
在座的人,都点头称是,只有师襄默然不语。於是宫崎寅藏便取张纸,任意写下几行阿拉伯字;彷佛是写电报密码。师襄自觉无趣,悄然退了出去。
“这是我不好。”毕永年首先表示:“他跟唐才常是朋友,在上海遇到的;自愿参加起义,我没有拒绝同志的道理,答应他来。那想到是这麽个不足与共大事的人。现在只有请他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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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襄一走,所有人的感觉是:没有奸细,说话可以不用顾忌了。因此,合并之议,很快就有了结果。首先是会名,为了表示是兴中会的扩大,需要更改;但名异而实同,称为“兴汉会”;公推孙逸仙为总会长,特铸印章,请宫崎寅藏为“专使”,賫送“总会长之印”到日本,当面向孙逸仙报告合并经过。
於是按照传统的规矩,歃血为盟,置酒庆贺。然後根据各处会党的报名,决定分三路活动:一路是广东、广西,由郑士良负责;一路是福建、浙江;再一路则是上海,这两路由毕永年带同哥老会的各龙头,到上海看情形,分别联络进行。
宫崎寅藏首先动身,随行的有陈少白;因为他除了报告三会合并的情形以外,还有中国日报的事务,要向孙逸仙商量。不久,毕永年也带着杨鸿钧等人到了日本,专诚谒见孙逸仙……而就在这时候,慈禧太后与一班颟顸糊涂的亲贵重臣及自以为“卫道之士”的顽固腐化份子,闯下了一场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