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出生在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本名绦，又名炳麟，字枚叔；是朴学大师俞曲园的得意高足，於学无所不窥，尤为杰出的专长是音韵之学。
由於明朝遗民着作的影响，他有极强烈的民族思想；他最崇拜黄太冲和顾炎武，因而自号太炎。甲午那年，加入了康有为所发起的强学会；随後到上海参加汪康年所办的时务报，跟梁启超同事。一度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延入幕府，因为言论激烈，受人排挤，回到上海仍旧担任时务报改名的昌言报的主笔。
戊戌政变失败，维新党人都在国内存身不住；章太炎避到台北当记者，以後又应梁启超的约聘，到横滨清议报工作……为了反抗满清，逃避因为“文字贾祸”的通缉，像水鸥一样，飘来飘去，行踪不定；在光绪二十七年再度赴日本时，与孙逸仙的交游，更为密切；往往通宵长谈，引古证今，谈均田、谈建都，所见略同。章太炎精於旧学，但对西洋的思想潮流，不免茫然，所以对孙逸仙在这方面的智识、见解，十分倾倒。
到了下一年春天，章太炎发起在阴历三月十九，明思宗煤山殉国之日，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在日本的留学生纷纷赞成，公推章太炎起草宣言。他的下笔之快，如有神助，一挥而就；引叙清初有名的遗民志士，勉励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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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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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既成，就定在三月十九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大会，报名赴会的，异常踊跃。在横滨的孙逸仙，应章太炎之请，列名为“赞成人”；另一赞成人梁启超，则中途不知因何缘故反悔，寄信给章太炎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清朝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消息，大起恐慌；当即找到一份宣言书，向日本外务省提出要求，请日本政府禁止开此纪念大会。日本政府接受了要求，由外务省通过内阁，下命令给警视厅总监，解散此会。
於是宣言书中列名发起的十个人，都接到了东京牛込区警察署的通知，邀请赴署面商要事。到了约定的时刻，章太炎长袍马褂，手摇羽扇，安步当车到神乐坂警察署去赴约；他是深度近视眼，又从来不注意生活细节，出门茫然不辨东西南北是有名的，所以一路以笔谈问路问到神乐坂，已经过了约定的时刻；同时应约的人已经等得很不耐烦了。
问话的是一名会说中国话的巡佐。“你们，”他问：“是清国那一省人？”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清国人。”
巡佐对章太炎的答语，大为诧异，也相当困惑，想了一下又问：“你们是士族，还是平民？”
“我们是遗民。”
巡佐大摇其头，无法再问得下去，便直截了当地宣布：“诸位在这里设立支那亡国纪念会，有伤敝国与清国的邦交，本人奉命制止开会。明天精养轩的集会，应该解散。”
十个发起人面面相觑，都觉得争之无益，只好默默地退了出去。
到了第二天，上野精养轩门前，赴会的留学生达数百人之多；但警察密布，禁止入内，僵持了半天，不得要领，散去了一部份。近午时分，孙逸仙带了十几名华侨，由横滨赶来赴会；问明经过，提议改纪念会为聚餐会，仍旧达到了聚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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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开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断与蔡钧发生冲突，先是拒绝咨送吴敬恒率领来日的自费留学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接着是活动日本政府驱逐吴敬恒出境；最後竟电请“总理衙门”停派留日学生，免为革命“邪说”所浸染。上海教育界大为愤慨，特地在张园召集“协助留东学生大会”。
这时章太炎已回到上海，与吴敬恒及翰林出身的蔡元培，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会长是个和尚。
这个和尚是个奇人，俗家姓黄，江苏常熟人，生来颖异，博览群籍，工於诗文，亦精於释家的内典。二十岁在江宁清凉寺出家，由金山江天寺的高僧显谛为他摩顶受戒，取法名叫做宗仰；而他自称为“乌目山僧”。由於精研佛理，能诗善文，兼工绘事，很快地成了佛门中的“名士”。
其时上海有个印度人叫哈同，因为经营地产而成钜富；娶的太太是中国人，出身颇为寒微，既富之後，力争上游，哈同夫人取了一个很典雅的名字，叫做罗迦陵；又在沪西盖造一座极大的花园，题名“爱俪园”，罗迦陵崇信沙门，在爱俪园中，特设经堂，延请高僧，讲授梵典。慕乌目山僧黄宗仰的盛名，奉迎到园，香花供养，不但尊敬，而且信任，几於言听计从。
黄宗仰自然不是俗僧，虽然出家，却抱着入世普渡众生的热忱，因而很同情革命。组织中国教育会，启迪民智，亦是革命的途径之一；所以对中国教育会极力支持，像罗迦陵募得一笔钜款，顺利开办，同时顺理成章地当了会长。
不久，有名的南洋公学，因为学校当局禁止学生谈论时政，发生全体罢学的风潮；退学的外埠学生，流离失所，推举代表，向教育会求助，也是黄宗仰一力担承，一方面维持学生的生活，一方面另组学校，名为“爱国学社”，收容失学的南洋学生。所有经费，都由罗迦陵捐助。
教育会的董事，蔡元培、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都在爱国学社兼任教员，师生之间，商谈革命，畅所欲言；其中有个学生名叫邹容，更为杰出。
邹容字蔚丹，四川巴县人，从小有神童之称；十二岁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及史记。他的父亲是个富商，望子成龙，希望他应试中举，在科甲中讨个出身，光大门楣。但是，邹容却不喜八股文；而且攻击为朝廷视为正学的程朱之学；他的老师，成都名宿吕翼文，怕惹出祸事，摈出门墙。
其时赴日留学的风气正盛，邹容亦奉父命，负笈东渡。光绪三十年春天，留日学生因为俄国进兵满洲，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此举大犯蔡钧之忌，要求日本政府，勒令解散义勇军。邹容年少气盛，愤无所泄，打听到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有很不名誉的奸私事件，竟约同友好五人，闯入姚寓，面数其罪，剪下了姚文甫的辫子，挂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的正梁上。这一下自然大快人心，但是邹容在日本亦存身不住了；与张继等人回到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从章太炎问学。
章太炎十分器重邹容，虽是师生，却称之为“小友”。在爱国学社不久，邹容感於当时多数青年还不脱服从满清的奴隶根性，因而发愤写成一本小书，题名“革命军”，全书两万余言，共分七章；自序中自称“不文”，申明写这本书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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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辛丑出扬子江，旅上海；以壬寅游海外，留经年。录达人名家言，印於脑中者；及思想间所不平者，列为编次，以报我同胞。其亦附於文明国中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欤？虽然，中国人，奴隶也！奴隶无自由，无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自以为以是报我四百兆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爱。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吾不计。吾但信卢梭、华盛顿、威曼诸大哲，於地下有灵，必哂曰：“孺子有知，吾道其东。”吾但信郑成功、张煌言诸先生，於地下有灵，必笑曰：“後起有人，吾其瞑目！”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已，吾心不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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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稿杀青，自觉文字太浅，特意送到章太炎那里，请他润饰。而章太炎的看法，恰好跟他相反，认为就是浅直通俗得好，要这样才能感动社会；文字深奥蕴藉，没有多少人看得懂，又有何用？因而替他写了一篇序，称这本书是“义师先声”。出版以後，章太炎又为他写书评，推许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同时又写了一则新书介绍，一起在“苏报”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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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报的主人名叫陈范，字梦坡，原籍湖南衡山，虽是个捐班的县官，却是个有血气的读书人。他本来在江西当铅山知县，因为办“教案”被革了职；移居上海，正好义和团作乱，深感非启迪民智，提倡新学，不足以救国，因而接办了经营不善的苏报。言论主张，一意配合潮流，先是鼓吹变法，後来又提倡保皇立宪，成为康梁一派；最後与爱国学社合作……爱国学社因为经费不足，与苏报约定，每天由学社教员撰论说一篇，交苏报发表；交换倏件是苏报每月补助学社经费一百元。因此，苏报在无形中成了爱国学社的机关报，而且，陈梦坡的长女，擅长文学的陈撷芬，又创办“爱国女校”及“女学报”，鼓吹女权。使得苏报与爱国学社的关系更为密切，成为指导当时舆论的中心。
在苏报撰论诸人中，当然以章太炎的文笔最犀利，他的革命宗旨，主张澈底，反对折衷；折衷就是调和，调和就是软化，软化就是投降，势必一事无成。邹容的“革命军”所以为他欣赏，正就是“澈底”之故；也因此，不赞成康梁的作风。其时康有为正祭起“衣带诏”的“法宝”，在海外各地招摇，到处劝人加入保皇会，接着便是捐募“会款”，如有人问：“会款作何用途？”答语是：“办秘密。”既是“秘密”，当然不能公开；在他自以为是一句有力的遁词？而康门弟子则常被人问得张口结舌，无以置答，深感痛苦。
漫游欧美十七国，饱载而归，康有为写了一本书，名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抨击革命排满；章太炎大为不满，便写了一篇“驳康有为政见书”，在苏报发布，义正辞严，传诵一时。接着，又撰发一篇“客民篇”的文章，认为“载湉小丑”是“客帝”，附论中说：
国也者，果谁之国也耶？其能归之简单孤独，异族相凌之朝廷；抑归之胶黏集合同胞一体之民党也耶？近世有叫号於志士、旁魄於国中之一绝大名词曰：国民。是其主人之位置，可不问而知。
这是接受了孙逸仙的主张，针对“保皇”而纠其谬的一篇极有力量的文字；也是苏报的立场由“保皇”而变为反清的确定。因此，做厨子出身、从左宗棠西征而发迹的两江总督魏光焘，决定要拘捕爱国学社的成员；及至“谈革命军”发表，魏光焘更有了进一步的行动。
他是派了一员候补道到上海，专办此案。此人名叫俞明震，浙江绍兴人，却久在湖南做官。湖南巡抚陈宝箴，励行新法，多出於他的长子陈三立的鼓吹；而俞明震跟陈三立至好，所以亦是维新派，对革命党向持同情的态度。而且他与陈梦坡及苏报的主笔章太炎相识；长子俞大纯留学日本，又是吴敬恒的朋友。以此种种渊源，自然多所回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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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闰五月初四星期日，吴敬恒方高卧未起，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是俞大纯具名，说刚从江宁到上海“有要事相商，请至大兴里七号进士第杨相晤。”到了那里，只见鳞次栉比二十余座石库门的小楼房；家家晒着些粉红淡青的女衣衫，门口有些一脸残脂剩粉、穿着紧身小袄在买点心吃的年轻女人，一望而知是流莺娼的巢穴；吴敬恒不免诧异，这样一个地方，怎麽会有“进士第”？
寻到七号一看，居然有“进士第杨”的牌子，那就不错了。吴敬恒向里望去，有个着蓝布长衫的二十许少年，高踞师座，学生是些十二三岁的小姑娘；艳窟而有女学，益发令人不解。
“请问，”那少年发觉有客，起身问道：“有何贵干？”
“俞先生住在这里吗？”吴敬恒将信一扬：“是他约我来的。”
“在，在！请上楼。”
楼上靠窗，坐个四十来岁的人，气度安详，而眉目之间依稀有俞大纯的影子；吴敬恒恍然大悟，这就是俞明震。
“想来是稚晖先生？”俞明震含笑相迎。
“是的。”
“请坐，请坐！”两人对面坐定，俞明震开门见山地说：“苏报闹得太利害了！梦坡是我熟人，我昨天去看他，正好他出门不在。足下是不是能劝一劝他们，态度温和一点？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也太凶。”
“他们两位的脾气，俞先生是知道的。不过，朝政如此，亦难怪大家出言愤激。”
“话虽如此，”俞明震皱着眉说，“话说得太利害了，亦教当道受不了。”
说着，他走向另一张书桌，取来一封钤着紫花大印的公文，交到吴敬恒手里；只见衔头是：“两江总督部堂魏”；正文中说：“照得逆犯蔡元培、吴敬恒，倡言革命，煽乱谋逆，着俞道会同上海道密拿，即行审实正法……”
刚看到这里，俞明震手一伸，将公文抽了回去，往书中一夹，“笑话，笑话！”他说：“我们吃面。”
端面上来的，就是在楼下教书的少年，托盘中有面、有饺子；俞明震先每样挟一筷尝，暗示其中并未下毒，尽可放心食用。
吴敬恒也不客气，一面埋头大嚼，一面在心里盘算；巡捕房的“三道头”英国人蓝博森曾经向爱国学社保证道，只要不私藏枪械，一定保护。既然如此，何所忧虑。
“俞先生，”吴敬恒放下筷子说道：“请你公事公办好了。”
“笑话，笑话！”俞明震赶紧摇手，“我想最好到外国去留学，可以帮助国家维新。”
吴敬恒正有此意，便即答道：“到法国留学，费用很省。”
“法国不好，还是到美国。”俞明震又说，“我决定叫我儿子到美国去。”
吴敬恒点点头，无可深谈，起身告辞，俞明震只送到楼梯口。
“我住南京芝麻营六号。”俞明震说：“我们可以常通信。你称我俞燕；你自己叫吴谨好了。”
这还是暗示他速避的意思；而吴敬恒却茫然不解。
到了夜里，有人来报告消息，苏报馆的帐房程吉甫被捕。於是吴敬恒赶到苏报馆去探视究竟；中途邂逅章太炎，一起同行，见着了陈梦坡父女。
听陈梦坡谈起经过，令人困惑之处甚多，第一是巡捕房派来捉人的巡捕明明认识陈梦坡，他说不在，巡捕居然就不捉；第二是拘票上列陈范、陈梦坡，两个名字一个人，照道理说，俞明震决不会弄错的，此又何故？
唯一合理的猜测是，俞明震网开一面，故弄虚玄。陈梦坡父女表示还得避一避。章太炎便有鄙夷之色……拘票上有他的名字，他决计不走。
第二天满城风雨，都知道巡捕房要抓爱国学社的人，却一日不见动静；直到下午六点钟，才有巡捕到爱国学社，章太炎正在帐房算帐，见了不理。
“有没有陈范、陈梦坡、章炳麟、邹容这些人？”巡捕看着拘票问。
“别人没有。章炳麟就是我。”
“那就对不起！”巡捕将手铐拿了出来。
章太炎原就等着人来抓的，求仁得仁，了无惧色，“何用如此？”他从容地说：“我自己会走。不过等我带一点日用什物。”
巡捕何能理解他的心情？当他出花样要脱逃，所以严词拒绝。好在他的生活跟王安石差不多，不爱洗沐、吃饭只吃面前一道菜，简单随便，无所不可；见此光景，也就算了。
再下一天，邹容到巡捕房自首；看他年轻人又瘦小，巡捕大怒：“小孩子，胡闹！滚滚！”
“我就是邹容，‘革命军’就是我写的。”邹容侃侃质问，“你们要抓抓我，与章炳麟何干？”
说话又不像“小孩子”，巡捕毕竟将他抓了起来，与章太炎关在一起。
魏光焘指名要抓的是章太炎、邹容、蔡元培、吴敬恒，一共四个人，其中蔡元培因为愤於爱国学社与教育会的内哄，早就去了青岛；吴敬恒见机而作，也上了太古轮船，预备先到了香港，再定行止；章太炎和邹容却被监禁在巡捕房，一直没有开审的消息。
这是因为派在东南办洋务的商务大臣吕海寰，与江苏巡抚恩寿，秉承魏光焘的意旨，正在跟各国领事大办交涉……照英国的法律，根据言论自由的原则，在报上发表评论，并不犯罪；但如侮辱英皇，则成例外。清朝官员要求英租界工务部局封禁苏报及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等人，所持的理由，就因为章太炎的“驳康有为书”中有一句“载湉小丑”；载湉是光绪皇帝的名字，依照英国法律，已构成犯罪的行为。英租界工部局认为理由成立，接受了要求；捕人以外，封闭了苏报报馆，也解散了爱国学社。
此刻的交涉，亦正就是根据同样的理由，要求引渡；但由於英租界工部局的坚持，拒绝了来自江宁的照会。章太炎与邹容被交付会审公廨，组织额外公堂审办。
会审公廨是根据同治七年所订“洋泾滨设官章程”，由清朝设在英租界的司法机关，审理租界华民互讼事件，如为民事案，审判完全自立；涉及刑事，则因为以巡捕房为原告，所以由英国领事观审。这一案自是刑事，两江总督衙门依照英国诉讼程序行事，派候补知府孙建臣、上海知县江瑶廷代表到庭申述控诉要旨，延请英国律师古柏及哈华进行诉讼。章太炎与邹容，亦有朋友代请律师为两人抗辩。
审问的焦点，集中在“载湉小丑”这句话上面。章太炎不承认所谓“触犯圣讳”。他说：“我只知道清朝皇帝是满洲人，不知何谓‘圣讳’？至於‘小丑’二字，本只‘类’字，又可以解释为小孩子。”
他是精研小学的人，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强调他对“小丑”二字的解释，令人无法争辩。
正审官因为他是名士，以为他一定是两榜进士，便即问道：“你是那科的？”
这个科名的科，章太炎故意误会成鸟窠的窠，微笑答道：“我满天飞，那里来的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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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会审了四次，春去秋来，到了冬天才宣判；公廨的正审官、会审官做的清朝的官，照例由上海道委派，自然听从指使，判了章太炎和邹容永远监禁的罪。
照“大清律例”，不论“大不敬”的罪也好，谋反的罪也好，都是极刑；所以这样判决，算来还是从轻；但西洋的观念不同，领事团大哗，一致同意，不能接受这个判决。同时亦很怀疑作此判决的用意……依照会审公廨的章程，刑事犯判监禁五年以内者，在巡捕房“西牢”服刑，不受公廨管理；五年以外，便须移送会审公廨的监狱拘禁，鸟入罗网，章太炎和邹容可能在狱中不明不白送掉性命。
於是案子不能定谳，从司法转入政治，由英国公使在北京跟外务部交涉。被告的律师掌握机会提出申请，认为章太炎、邹容久系囹圄，於法律及人道两皆不合，要求巡捕房撤销控案。
这一着很利害，如果巡捕房撤销控案，会审公廨就必得无条件释放被告，因此北京的外务部不免着慌……外务部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匡是头老狐狸；会办大臣那桐，人称“小那”，善於见风转舵；加以右侍郎伍廷芳暗中调护，毕竟采纳了英国公使的意见，决定“从宽办结”。
於是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七，会审公廨宣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都在西牢罚作苦工；在狱期满，逐出租界。
同在西牢，先是羁押，如今是服刑，但与罚作苦工，生活大不相同了。章太炎求仁得仁，逆来顺受；而邹容性情刚烈，受不得“牢头禁子”的欺凌，常常发生冲突。
“小弟！”章太炎劝他：“你学佛吧！听我讲佛经，可以解你三年之忧。”
章太炎精耽内典，辩才无碍；邹容亦是有宿慧的人，聆教不倦，情绪就此稳定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