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苏报封闭，爱国学社解散，一时不便活动；也由於章太炎和邹容的被捕，被指名通缉的惊弓之鸟，大多远走高飞。因此，日本增添了许多革命志士。
他们当然都仰望孙逸仙的丰彩。孙逸仙仍旧常住在横滨；往还的同志虽不多，但东京留学界蓬蓬勃勃的革命思潮，却仍由孙逸仙所指导。从中作联系的是两位同志，一个叫冯自由，家世儒医，祖父在咸丰初年，因为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为官府搜捕，瘐死广州府南海县监狱中；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抱恨终天，远适异国，在横滨经商数十年，对革命深抱同情；同时亦最敬服孙逸仙。兴中会在日本组织分会，即颇得冯镜如之力；其时冯自由才十四岁，是最年轻的一个同志。冯家久居山下町，与孙逸仙的寓所不远；冯自由几乎每日必到，本乎“有事弟子服其劳”之义，乐效奔走。
另一个叫廖冀朋，是孙逸仙在广州博济学院的同学，当时经商横滨，就住在孙逸仙那里。廖冀朋为人潇洒不群，吐属不凡，而且多才多艺，擅画能诗，是个漂亮人物，所以朋友很多；他往往一面濡染丹青，一面高谈革命，无形中成了孙逸仙的好帮手。
这天正在画梅花，门铃大响，廖冀朋住在楼下西屋，便亲自去应门；门外是个四十不到的和尚，着一领土黄布的海青，脚下是同样质料的凉鞋。清癯如鹤，戴一付银丝脚的眼镜；一脸的书卷气。
廖冀朋断定他不是日本和尚，便用广东官话问道：“大和尚找那一位？”
“恕罪！”那和尚一手当胸顶礼，一手拿着纸条；眼睛却望着钉在门上的白木牌，“请教施主，这里可是孙逸仙先生的住处？”
廖冀朋了解他的疑问；孙逸仙为避清朝派驻日本使馆人员的耳目，用个日本名字“高野长雄”；白木门牌上写的是“高野方”。这个和尚必是不知高野长雄就是孙逸仙，所以有此一问。
廖冀朋先不回答，问他的名字：“大和尚上下怎麽称呼？”
“我是在俗僧，报我俗家的姓名吧！我叫黄宗仰。”
“原来就是乌目山僧，久仰、久仰！”廖冀朋惊喜地说：“请进，请进。”
延客入室，廖冀朋先自我作了介绍；然後引见住在楼上的孙逸仙。彼此虽是初会，但神交已久；宗教的不同，在他们之间不生丝毫隔阂，真所谓一见如故，很快地就像常常见面的一对健谈的好朋友那样，热烈地在讨论国家、社会各方面的大问题了。
使得乌目山僧惊奇的是，他只知道孙逸仙手不释卷而深於西学；不想对中国的“心性之学”及历史，亦有深湛的研究。他赞许乌目山僧的入世的态度，谈到唐朝的佛寺，与对社会工作的积极贡献；也谈到佛法东来以後，对於宋明理学的影响，同时认为佛教与基督教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中心思想就是他手书悬在壁上、作为座右铭的“博爱”二字。
“这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义：‘博爱之谓仁。’不过，儒家不是宗教，所以提倡博爱，不纯用感化的宗教手段；而在必要时该用革命的手段。儒家讲究内圣外王，也可以说是亦圣亦王；外王为用，内圣为体，这就是中国道统之所在。”
他那清朗有力的声音，圆融精深的理论，特具一种能令人衷心接受的说服力；而对具几分侠气的乌目山僧来说，这一番话更有极大的冲击力，他惊喜地发现，眼前这个人就是直接三代以来，至周公孔子而集大成的道统的继承者。
※※※
为了便於亲近，乌目山僧就下榻在孙逸仙的寓所，卧室与廖冀朋东西相对；在这里，他认识了许多朋友，因为仰慕孙逸仙的留日学生，远从东京来相访的，亦几乎无日无之。经常来的有广东惠阳的廖仲凯夫妇，广州的胡毅生、朱少穆，兴宁的李自重，梅县的李锡青，广西的马君武，湖北的刘成禹、李春城，安徽的程家柽，浙江的叶澜，以及苏报主人陈梦坡父女等等，高谈阔论的都是救国救民的大计，很少涉及私事。
其中胡毅生原是廖冀朋的朋友，对孙逸仙一见倾倒；私下跟他同行的同乡伍嘉杰表示，对孙逸仙心悦诚服，此後愿听驱策，汤火不避。回到东京的第二天，就约了一些好朋友，很兴奋地谈他横滨之行的经过；在座的七个人无不向往，都希望见一见孙逸仙。
於是胡毅生写信到横滨；很快地有了回信，孙逸仙决定到东京来一趟，约他们在芝区的对阳馆作竟夜之谈。
这一谈谈得非常具体，大家一致的见解是：要从事革命，必须通晓军事；而清朝驻日使馆，禁止私费留学生学习陆军，这个目的无法达到，是一大憾事。
“我可以想办法。”孙逸仙说：“只要大家有此决心，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我们愿意起誓。”胡毅生说：“立下书面的盟书。”
“好的。”孙逸仙深为嘉许；即席拟定了誓词。
兴中会原有誓词：“联盟人某省某县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监察”；现在第一次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逸仙的构想中，推翻满清後，新立的国号，应该称为“中华民国”；至於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不一定要仿照美国的办法，应该研究出一套更民主、更适合国情的制度。
在胡毅生等人立下盟书的几天以後，孙逸仙约他们去访犬养毅……这是一次礼貌的拜访，因为他们想学习军事的希望，由於犬养毅的协助，已经可以实现了。
主要的困难是教官。犬养毅介绍了两个日本军官，一个是退伍的骑兵少佐小室友次郎，与孙逸仙亦是旧识；另外一个是步兵大尉日野熊藏，此人是现役军官，在日本军界的名气很大，他是研究南非波亚人抗英之战所用的散兵战术的专家；同时亦是兵器专家，供职陆军省的东京兵工厂，曾经发明“日野式自动手枪”。其时孙逸仙亦在研究波亚战术，左图右史，孜孜不倦，所以跟日野一谈之下，深为契合，设立军事学校的计划，亦很顺利地产生了。
计划是由参加的学生，一共十四个人，在日野寓所附近的牛込区，租屋居住，日间各自学习普通学科及日语；夜间由日野及小室教授战术及兵器学。
开学不久，发觉不妥。因为日野是现役军人，而且在东京工厂担任要职，每天晚上跟许多中国青年接触，不免引起警视厅的怀疑，采取监视态度。这一来对日野的职位，亦有影响；教学更不方便，必须设法改善。
於是日野建议：“学校”迁到青山练兵场附近，因为那里是日本拱卫京畿的精锐部队“近卫师团”的操场，可以观摩各项兵种教练的实况。晚上，轮派学生两人到日野家去上课，“现贩现卖”地转述给其余的同学。
※※※
为了安排革命军事学校，孙逸仙在东京住了两个月，一面费心调度，一面研究波亚战术。但革命的情势，不容他享受读书之乐；必得作一次檀岛之行，去抑制反动势力的扩张……檀香山已成了保皇会的天下。
四年以前，康有为先以“衣带诏”的把戏被拆穿，在日本存身不住，溜到美国；他的大弟子梁启超二度曾与孙逸仙商请合作，未能成功，预备到檀香山去活动，恳托孙逸仙为他介绍同志。
孙逸仙至诚待人，亦颇欣赏梁启超的才华，自然不疑有他，写了好几封极恳切的信请他的大哥德彰，以及当地有力的侨商和同志，照应梁启超。
就凭藉了这几封信，梁启超在檀香山站住了脚，德彰相待甚厚，自不必言；当地的侨商并且筹集钜款济助。而梁启超在康有为挟制之下，竟在以“驱除鞑虏”为职志的革命发源地，组织拥护鞑虏的“保皇会”。并且用了极卑劣的手法，欺骗侨胞，说保皇与革命，原来同流，名称有别，宗旨则一。因而兴中会会员受了他的蛊惑，一变而为保皇会会员。
四年功夫，兴中会与保皇会势力的消长，已不成比例；但是，保皇党却始终盗窃着革命的名义，梁启超只能以“保皇其名，革命其实”为号召，还不敢公然否定革命。因此，虽然保皇党办有机关报“新中国报”，并且掌握着许多侨团、侨报；而兴中会会员不改初衷，坚贞自持的，只有十几个人，但孙逸仙仍旧有充分的信心，可以转变此一不利的形势。
本来，他想多约几位同志，一起去奋斗，只是旅费无着；他本人还是由乌目山僧赠以两百元，才能成行。所以这纯然是孤军奋战；在旁人看，他踽踽淳淳由横滨登上西伯利亚号，渡洋西去，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而孙逸仙本人，却是意气发舒，充满了旺盛的斗志。
到檀香山那天，正是中国的中秋。九年睽隔，一旦重临，所接受的“欢迎”是：新中国报一篇对革命党及孙逸仙个人恶毒的攻击。
来接船的是两位同志，一个叫郑金，广东新安人，在檀香山海关做过译员，是孙逸仙的金兰弟兄；一个叫李昌，是孙逸仙的小同乡，在檀香山政府当英文通事。他们都是兴中会的发起人，也是始终反对保皇会的铁骨硬汉。
接到旅馆，行装未卸，郑、李二人便已迫不及待地要发泄所受於保皇党的悲愤。孙逸仙静静地听完，问起一个人：“蔚南呢？”
蔚南姓程，是孙逸仙的亲戚，也是少数坚贞不屈的同志之一，“他今天本来要接船的。”郑金答道：“因为有紧要事故，不能分身。他有话，请你到他的报馆去看看；晚上他替你接风。”
“我就是要看他的报馆。”孙逸仙身说道：“我们就走吧！”
“不休息一下吗？”
“现在没有功夫休息。我是来大战保皇党的。”
※※※
程蔚南的报纸，名为“隆记报”，又名“檀山新报”。这份报虽以程蔚南个人的关系，不受保皇党的利用，但却毫无宗旨；等於有利器而废置，十分可惜。孙逸仙早就在船中策划停当，一到檀香山，第一件事就是先要让“隆记报”发生鼓吹革命的作用。
“蔚南，”他用极恳切但也极率直的语气说道：“莫非你没有想到，以隆记报为根据地，向反动的保皇党展开反击？”
“实在是没有人。”程蔚南歉然答道：“我自己的生意很忙，照顾不到。再说，请谁来主持笔政；又有谁能挡得住梁卓如的那一枝笔？”
“我来！”孙逸仙说：“我要写一篇‘敬告同乡论革命与保皇之分野书。’”
“你肯亲自动手，还有什麽话说？”程蔚南道：“明天你把文章写好交来，我马上请总编辑发下去。”
“社论每天什麽时候截稿？”
“大概，”程蔚南说：“总在十点钟左右。”
孙逸仙点点头不作声。一面接受程蔚南的接风宴，谈论当地的情势；一面在打腹稿。席散八点多钟，他腹稿已经有了。
“我就动笔吧！还赶得上截稿的时间。”
於是濡笔作评，大意是说：“天下事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夫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今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为假革命。革命、保皇，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倒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
脱稿还只九点半钟，程蔚南、郑全、李昌都眉飞色舞地大赞：“驳得痛快，驳得有力。言简而意赅，好文字，好文字！”
接着，在编辑部和排字房也轰动了，争着传观，或者悄然沉思。报馆内如此，读者之间的反应更为热烈；整天都有人到报馆来要买隆记报，管发行的职员，竟至无以应付。
不久，接到希炉埠一位同志的来信，说是得到他已抵达檀香山的消息，当地同志，非常高兴，特为发起欢迎会，请他务必莅临。
希炉埠，是夏威夷群岛除檀香山正埠以外的第二大埠，而来信欢迎的那位同志，正就是广州西关宝华大街长老会的毛文敏；在史坚如炸德寿失败以後，毛文敏自有戒心，所以离开广州到檀香山来传教，名字也改为毛文明了。
为了发展革命组织，希炉埠当然要去；而为了想了解史坚如当时义行的详细经过，更要快去。於是第二天一早，孙逸仙就在郑金、李昌陪同之下，到达了希炉埠。
由於发表在隆记报上那篇文章的影响，参加欢迎会的侨胞有一千多人，将一间戏院挤得座无虚席。孙逸仙一到就发表演说，进一步阐明兴中会与保皇会的性质，截然不同，无可相混；同时列举事实来证明，保皇会不过是康有为个人牟利及建立“取富贵”的势力的工具而已。
其时康有为在南洋，梁启超在美国本土，他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募捐。师徒二人，为了捐款的分配，竟至反目；理亏的是康有为，但梁启超不能不委屈以事老师。其中许多不堪闻问的内幕，孙逸仙颇有所知；但他豁达大度，宅心仁厚，还不肯直抉其隐，只有力地批判了保皇党的做法，决不能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因为，康有为的做法，充其量只是勤王的举动，将政权从慈禧太后手里夺过来，归诸光绪皇帝，有如日本的倒幕运动，获致“大政奉还”的结果。但夺取政权的条件与情况，完全不能相比；康有为动辄故作郑重地向人表示：捐募钜款，是为了“办秘密之事”。是什麽“秘密”，无人知道；只知道是养了几名“侠客”，看样子是以此辈为荆轲、聂政；拿侨胞的脂血，供他们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而可能有的效果是什麽？
“那拉后住在深宫，警卫森严；纵有肯牺牲生命的刺客，请问如何能够到达深宫？至於出宫巡幸，扈跸的仪卫，团团护卫，请问又怎麽能到她的身边？那位同志，能够回答我的问题？”
全场寂然，最後爆出一个声音：“办不到的事。”
“是的。办不到的事，不过！”孙逸仙提高声音逼进一步，“我们退一步说，就算办到了，那拉后被刺了；或者那拉后自己生病，一命呜呼，政权会不会就此归入光绪皇帝的掌握？不会的，因为一班昏庸顽固的亲贵大臣，为了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一定把持不放。”
接着孙逸仙又分析戊戌政变的经过；当时本是皇帝执政，大权在握，形势绝对有利，而终於为慈禧太后所击败。然则以今视昔，守旧势力，更甚於前；光绪皇帝又有什麽凭藉可推行他的“新政”？
这还只是就政权的转移立论，更深一步谈到种族和民主，可知就是光绪皇帝能够执政，能够推行新政，亦决不能符合全国同胞的心愿，更不能保护汉族的利益。
“各位同志，现在有一本好书，风靡海内外，足以看出人心趋向。写这本书的志士，现在为满清所压迫，监禁在上海的西牢中，他是四川人，大名邹容；他写的书，名为‘革命军’。邹容主张的‘革命独立大义’，一共有二十五条，我现在念几条给大家听：‘一、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我同胞皆须自认为自己之汉种，中国人之中国。’”
刚念了一条，台下齐声高呼：“‘中国人之中国！’”接着便是如雷的掌声。
等掌声停下来，孙逸仙继续念道：“‘一、所服从满洲人之义务，一律消灭；二、诛杀满洲人所立之皇帝，以儆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三、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
念到这里，台下又爆发了热烈的反应，攘臂齐呼：“一律平等！”
等春雷样的声浪，稍稍平静，有个人站起来问道：“孙先生，我可不可以参加革命？”
“怎麽不可以？”孙逸仙高声答道：“革命无分男女老幼，人人有责。”
於是演说结束以後，即时有人加入兴中会，由毛文明担任介绍人；希炉埠终於也有了革命团体。
※※※
重回檀香山时，情况大不相同了；华侨雇了一班乐队，打着旗子到码头上欢迎，与初次到达所遭受的冷落，有如霄壤。
欢迎的行列中，有一位黄旭昇牧师，他是毛文明的亲戚，事先接到介绍信，而且由报上读到孙逸仙在希炉埠深受侨胞敬仰的消息，所以非常热心；坚持要接孙逸仙到他的礼拜堂暂住。
“孙先生，”他说：“我们虽是初见，我对你早有认识。你的言论、丰采、对理想的坚持、待同志的厚道，我非常钦佩。凡有可以效劳之处，请你不必顾虑初交，不便出口；尽管吩咐。”
“承蒙见爱，心感之至。我也要向你请教，我应该做些什麽？”孙逸仙又说：“只要於革命有益，我生死以之；目前保皇会似是而非的说法，戕贼人心，我一定要作个有力答覆，希望你能支持我。”
“当然！”黄旭昇问李昌和郑金：“孙先生在希炉埠的演说，很受欢迎。我们是不是在这里也可以开一次大会，请孙先生主讲？”
“我赞成。而且我赞成大规模举行；不但演讲，还要回答大家的疑问。”
“这是个好办法。”郑金说道：“不过革命要实行，实行要经费；我们不妨研究一个筹募经费的办法。”
“这方面我已经想过了。我把我的办法提出来，请大家斟酌，看看是否可行？”
孙逸仙是想发行一种“军需债券”，每张十元，由他亲笔署名。听人自由购买，不作硬性推销。郑金认为这个办法，收效不大；但孙逸仙却另有作用，他想借此测验华侨对革命的热忱如何？也就是要求大家在兴中会与保皇会之间，作一选择。
“我希望能让大家有个自由表达意愿的机会。有人赞成革命，然而不一定能够参加兴中会；他内心的想法，没有机会表现，也没有人知道，是很可惜的事。现在，买一张‘军需债券’，他所付出的不是十元钱，而是他的一颗心；我们所得到的更不止於十元钱，而是自动自发，赞成革命的一位同志。”
十元钱的数目虽小，意义甚大。郑金为孙逸仙所说服，由怀疑而转变为热烈支持，自告奋勇担任了印制军需债券的任务。
※※※
演讲大会开了三天，檀香山的侨社也轰动了三天。每次大会都有几千人参加，将当地最大的一家戏院，塞得满坑满谷；但是会场的秩序却相当好，倾听时肃静无声，只有到发问时，争着想先开口，略见紊乱，然而却更显得热烈。
可惜的是，开会的时间只能定在上午；而且为了戏院要“清场”营业，不能不在中午时分结束。不过，在下午，孙逸仙仍旧有机会跟侨胞接触；购买军需债券的，络绎不绝，当然要谈谈革命。有些侨胞知道他医道高明，亦有专诚来请教的；遇到这样的情况，他一定搁下一切，专心一意替病家诊察；不但妙手回春，而且不受酬谢。有些好心而偏执的老先生、老太太，说什麽也不肯收回他们的谢礼，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请他们购买军需债券。
军需债券的收入，交由黄旭昇、郑金等人共同保管。这一笔经费对会务推进，自然大有帮助；但最使孙逸仙感到安慰的是，购买军需债券的，颇多保皇会中的会员；当然，买了军需债券以後，他们不会再参加保皇会了。
於是保皇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的主笔陈仪侃写了一篇“敬告保皇会同志书”，托名刊出，展开了无耻的攻击。
但是陈仪侃的文章，实在也可笑得很，他不懂西洋的逻辑，而理路又不甚清楚，所以立论矛盾百出，既言“保皇”，却又有“驱逐异族”的大不敬之词。引用西洋历史，更如梦呓，指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九年才出版第一本着作的达尔文，有提倡一千七百八十九年就发生的法国大革命之功。诸如此类的胡说八道，只能哄骗没有智识的人。
因此，孙逸仙用犀利的笔调，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驳保皇报”的文章，在隆记报上发表，条分缕析，眉目醒豁，将陈仪侃驳得体无完肤。这篇文章动摇了许多盲目信从保皇会的华侨的意志，也为隆记报增加了不少销路；当然更有助於兴中会的发展。
经过两个月的努力，扭转了党务的颓势；孙逸仙才得回茂宜岛去省视老母杨太夫人和大哥德彰。
※※※
九年阔别，有着叙不完的家常；国而忘家的孙逸仙，这九年中为革命所经历的艰险、心酸、凄凉，都溶解在温暖的亲情之中，很快地又激起了万丈雄心，筹划着孤身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展开更艰苦的奋斗。
他打算第二次作美国本土之游；可以商谈这件大事的有两个人，一个人是德彰，一个的是他母舅杨文纳。
“我赞成！你做什麽我都赞成。”德彰很坦率地说：“不过我怕这一次我不能帮你太多的忙，这麽办呢？”
孙逸仙很了解，大哥的境况，已不如前，不是经营牧场不得法，是受了夏威夷政府修改土地法，取消土地私有制度的影响。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他亦早有心理上的准备，所以并不感到失望，反而安慰德彰说：“大哥不必替我担心；我只要一笔到达美国本土的旅费就行了。我到处有同情革命的同志，也到处有热心赞助的朋友，他们都会无条件支持我。”
“你不要将事情看得太容易。”做长辈的杨文纳，以告诫的语气说：“你该记得你第一次去美国的情形吧！”
第一次去美国是在九年前。也是由檀香山出发，在金山上岸，乘火车横贯美国大陆，直到纽约；沿途有华侨的城镇，都作停留，少则数日，多则十几天，演说清政腐败，祖国危急；听众虽多，但愿意参加革命的，却寥寥无几。
“当初的情形跟现在不同。”孙逸仙回忆着往事说：“那时反清的人还不多，对朝中还抱着改革的希望。现在经过戊戌政变，义和团闹事，招来八国联军；慈禧跟满清亲贵的昏愦腐败，真所谓原形毕露，谁都知道到了不可救药，非连根推翻异族统治、建立民国，不足以救中华。所以我这趟去活动，效果跟以前会大不相同。”
“不错。但是，你不要忘了洪门的势力！你第一次到美国，为什麽大家对你的主张不起劲？就因为洪门拿你当外人的缘故。”
“是的！”孙逸仙虚心受教，“洪门的宗旨在反清复明，与革命的宗旨完全相合，应该可以合作。第一次我忽略了这一点，是我的错误。舅舅，你看我现在该怎麽办？”
杨文纳直截了当地答了两个字：“‘入闱’”
“入闱”不是进科场，是加入洪门。洪门是明末遗民志士为了反清复明所发起的秘密组织，名称不一，宗旨相同。在两广的称为“三合会”；洪秀全金田起义，就因为各地三合会风起云涌响应，才能建立“太平天国”；可惜，洪秀全仅是利用洪门想打个人的江山，不是为国为民，终於失败。
由於太平天国的瓦解，连累三合会受到极大的压力。适逢海禁大开，美国招募华工，於是三合会人物，在海外另创基业，在金山开立“山头”，命名“致公堂”，又称为“义兴公司”。华工初到美国，人地生疏，必须依靠公堂才能立足；久而久之，华侨参加致公堂的，占十之八九。在纽约、金山这些大埠，未入洪门，犹可谋生；若在小城镇中，不是致公堂的会员，会被排挤得无处容身。可是数典忘祖，如今洪门中人，能了解反清复明宗旨的，已百不得一。
因此，保皇会得以乘虚而入，“你再不入闱，洪门成了康有为的天下。”杨文纳很认真地提出忠告：“康有为的花样很多。”
他接着便讲康有为的“花样”；所谓“衣带诏”的故事。
※※※
康有为在日本存不住身，远走美洲；先在加拿大落脚，编了一套鬼话骗华侨。
“皇上连夜宣召我入宫，哭着递给我一道‘衣带诏’，命我向海外臣民求救。所以我是奉诏敕设立保皇会。诏中宣示：‘朕命康有为宣扬朕意，锡赉有勳劳者，分别赐封公、侯、伯、子、男爵五等。’”
“既有衣带诏，请你拿出来看看！”
“这是神翰！”康有为檩然作色，“岂能随便拿出来看？大不敬之罪，谁也当不起。”
“那末要怎样才能看得到呢？”
“要望北摆设香案，朝衣朝冠，先行三跪九叩首礼，才能瞻仰宸笔。”
“这就难了。我们是老百姓，那里来的朝衣朝冠。”
“富贵自求。”康有为说：“衣带诏中原有勳劳赐爵的示谕，你们只要有勳劳，皇上授权给我，可以便宜行事。封了公侯，自然就可以按照‘大清会典’，制备朝衣朝冠。”
康有为随带一部“大清会图”，内有朝衣朝冠的图样，“民公”的朝冠，冬用薰貂，顶上镂花金座，中饰东珠四粒，内衔红宝石，即是所谓“宝石顶”，比一品的红顶子还尊贵得多。朝服是九蟒绣袍，华丽非凡。发了财的华侨，都怦怦心动了。
“请问长素先生，”有人问道：“怎样才算有勳劳？”
“现在我们设立保皇会，是要保皇上，要练一枝勤王军；再要物色侠客，办秘密之事……就是设法入宫去救皇上。这都不是赤手空拳可以办得到；全靠大家踊跃输将。”
“原来是要捐钱。怎麽个捐法？”
康有为趁此机会大开“捐纳之例”。捐官本来最多只能捐到三品；而他的捐例可以捐爵位：公爵一万元，侯爵九千元，以次递减；捐五千元，亦可受封一个“世袭罔替”的轻车都尉。
於是从加拿大到美国，平空多了不少位“爵爷”；保皇会亦在加、美各大埠设立了分会，会员大多为洪门中人。而康有为则利用他们的捐款，创办私人事业，在香港，有振华实业公司；在墨西哥，有华益银行；在纽约，有琼彩楼菜馆；在上海，有广智书局；在广西，有天平山金矿公司。而他的所谓勤王军不知在何处？“秘密之事”，亦始终未见实行；只知道他与他的高徒梁启超，为了钱上的事，曾经反目。
“康有为那套，不但骗了华侨，连外国人都有上当的，居然亦愿意花钱捐个中国的爵位。”杨文纳笑道：“我再讲个笑话你听。”
据说有个加拿大人，名叫康乾伯，捐款是由梁启超经的手，受封“男爵”以外，梁启超又封他为“中国民军大元帅”，受命训练华侨子弟，预备编成“民军”，回国勤王。
另外又有个加利福尼亚的军事学家，名叫荷马李，被康有为封为子爵，称作“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两人各捐钜款，并且各在奥克兰和洛杉矶开府，很认真地展开各人的任务。
有一天，康乾伯心血来潮，特地赶到洛杉矶的“中国维新皇军”的“将军府”，跟荷马李提出交涉：“我是中国的大元帅，你要受我的节制。”
“我是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所封的大将军，凡是保皇会的军务，都要听我的决定和指挥。”
两人相持不下，向洛杉矶司法机关提起控诉；法官看过呈阅的证件，宣布不受理。但保皇会的会员，都对荷马李有好感；因为康乾伯愤恨不平，拿册封的文件，捐款的收据，送交报馆影印刊载，传为一时笑柄。
这个笑话，在孙逸仙却并不以为可笑，“荷马李这个人我知道。他有一本着作：‘今世战略新论’，见解相当精到。据我知道，德皇威廉第二，亦很佩服他的军事天才；在便殿延见，谈了很久。”孙逸仙说：“有机会我很想见一见这个人，劝他加入兴中会，为我们训练革命军。”
“那一来，保皇会更要拿你当眼中钉了。”杨文纳说：“保皇会扩充势力，排除异己，不择手段。你是不是能在金山上岸，怕都难说。”
“舅舅！”孙逸仙问道：“你是说他们会运动海关上的人，不准我上岸？”
“是的，美国对我们中国人入境的限制很严，凡是中国旅客所持入境护照有疑问的，不准上岸；等到船开的时候，才拨上码头木屋；再经关员审查，判定能不能入境。如果判决出境，由移民局局长签字，将不能入境的原因告诉本人，限十天之内，向华盛顿工商部上诉；倘或不准，要等去美国的原船回航，送回原出发地点。这当中手续很苛刻，要找你的麻烦是件很容易的事。”杨文纳一口气说到这里，急转直下地提出他的办法：“最好取得一张夏威夷土生证书，那就保险了。”
“是的。”德彰接口，“这是最稳当的办法，大家都是这麽做的。”
“这不大好。是伪照证件，於人格有亏。”
“唉！”杨文纳大不以为然，“古人成大事的，多能通权达变。伍子胥乔装过昭关；孔子微服过宋，後世有谁批评他们不对？你现在买一张土生证书，亦是这个意思，何必拘泥？”
想想也对。孙逸仙是最肯服善的人，当时便也同意了。
※※※
取得土生证书一事，办来相当顺利；当年老年同乡，由於德彰的请托，多愿玉成其事，代为出具证明，向茂宜岛地方政府申请，很快地达成目的。
加入洪门，却遭遇了阻碍；因为致公堂已为保皇会把持，自然提出反对。幸亏有位洪门老前辈出来主持正义；这位老前辈名叫锺水养，他说：“洪门宗旨，在於反清复明；孙某人未入洪门，就已实行洪门宗旨多年。像他这样的英雄豪杰，可以光大我们的洪门，招纳之不暇，怎麽可以拒之於门外？”
这番义正辞严、符合事实的有立言词，塞住了别有用心者之口。於是致公堂择定吉日，为孙逸仙举行加盟典礼；洪门的隐语称加盟为“演戏”；而这台戏是“特别开台戏”。洪门用军事组织，所以职位分三等：元帅、军师、将官；隐语称为：洪棍、纸扇、草鞋。孙逸仙由称为“大佬”的致公堂首领，亲封为洪棍。
半个月以後，孙逸仙就首途赴美了；行囊中带着一支名贵的“龙涎香”，是德彰爱弟情深，特为相赠，预备他缓急之时，可以变卖作为盘缠之用。
船到旧金山，美国海关人员照例上船查验旅客护照；查到逸仙先生的土生证明，随即扣下来，向华籍译员说道：“他不能上岸。”
逸仙先生脱口用英语问道：“为什麽？”
於是关员直接跟他交谈：“你会说英语。”
“是的。”
“我们接到清国领事的通知，为了政治上的原因，要求你不准上岸。”
“这是不合法的。”逸仙先生用清晰坚决的语气抗议：“请你注意我所持有的出生证明。”
依照美国的法律，持有夏威夷土生证书就不能阻止他进入美国本土。关员对於他的抗议，不能置之不理；但是，他只是奉命办事，并不了解清国领事向海关交涉的详细情形，因而采取了一种比较和缓的措施……美国海关查验旅客护照，如果不合规定，责成原船拨回出发地点，认为有疑问而需要进一步调查时，暂时不准上岸。对逸仙先生的处置，就是请他留在船上待命。
逸仙先生颇为泰然。他认为他持有的证件，既然依法准许入境，而美国又是高度法制的国家，那就决不会非法开一特例。他相信美国海关会向清国的领事说明他的身份；即令有所谓“政治上的原因”，仍不能不准他入境。
※※※
他的判断很正确。旧金山海关将清国领事何佑请了来，很坦率地表示：孙逸仙博士持有合法的证件，不能不准他入境。
“不！”何佑很紧张地答说：“他出生在中国广东省香山县，十四岁那年才第一次到檀香山。他的土生证书是伪造的。”
“你有什麽证据，证明他的土生证书出於伪造？”
“我有人证。”何佑答道：“你们不妨向在你们海关中服务的中国人员调查。”
这一调查，当然对逸仙先生不利……根本上就是有计划的排拒；檀香山的保皇分子，为了报复，更为了畏忌他的才能，事先通知旧金山的同党，活动何佑出面交涉。美国关员当然不知道中国人之间，还有这样党同伐异的情形，听信了证词，将逸仙先生拨到码头上的小木屋，归移民局处理。
据理力争无效，移民局作了裁定：原船遣返。在等待原船期间，照例不能出小木屋一步；逸仙先生这时才有些焦灼，也有些失悔，如果事先通知旧金山的洪门弟兄，到码头来迎接，就不致於陷入此刻举目无亲、一筹莫展的困境中了。
不过，虽在极严重的困境之中，他仍旧能保持从容的神态，与同样命运的乡人，闲谈解闷；谈到无可再谈时，借了几张旧报纸来打发时间。
有份在旧金山出版的“中西日报”，报头下印着一行字：“总理伍盘照”；入眼心中一动，定神想一想，恍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心头郁积不开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
他想起来了，乙未年广州起事失败，准备亡命时，双门底圣教书楼主人左斗山，与另一位教友杨襄甫，联名为他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在美国的司徒南达牧师与伍盘照博士。这封信一直藏在随身的皮包中，事隔多年，几乎遗忘；现在才发现伍盘照原来就在旧金山，这真是绝处逢生了！
於是他按捺兴奋的心神，筹划与伍盘照通信的方法，纸笔现成，写信没有困难；要找个人送也可以办得到，小木屋窗外，有好些兜售食物的小贩，可以托他们递送，只是有一层为难，囊中空空，除却那支名贵的龙涎香以外，几乎不名一文。
再想一想也不要紧；将信写好以後，走到窗前，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美国男孩来卖橘子水，便招招手将他唤到窗前。
“你愿不愿意赚五角钱？”
“是的，先生。只要我赚得到。”
“你一定可以赚到。”逸仙先生说：“我有一封信，请你送到中西日报，他们会付你五角钱。”
看到信封上所写的地名，那孩子认为太远，提出要求：“如果你写明是给我七角五分，我愿意为你服务。”
“可以。”
“如果他们不肯付我呢？”
“一定会付的。”逸仙先生答道：“如果不付，他们就看不到这封信。”
“是的！”那孩子欣然意会：“他们必须用七角五分来交换这封信。”
於是少年欣然而去沙加缅都街中西日报馆投信。接头的是经理伍于衍，接信来看，上面用英文写明收信人是伍盘照博士，另有一行字注明：“信到付来人七角五分。”随即照办，将信送给了伍盘照。
信非常简单：
“现为移民局裁定出境，请来木屋相见，勿延！”
下面具名是“孙逸仙”，这是伍盘照非常熟悉而且久已仰慕的一个名字，又惊又喜地说：“到底见着面了！只想不到是这样见面。”
伍盘照丢下一切，坐车直到移民局。由於他是一家报纸的主持人，可以得到许多方便，移民局破例准许他入木屋去见他想见的人。
木屋门一开，伍盘照很容易地发现了目标；因为在众多失去自由的人之中，只有逸仙先生，衣履整洁，神态从容，不改常度。而逸仙先生当然也知道这位访客是为他而来，很快地起来相迎。
“是孙博士吗？”伍盘照用广东话问。
“想来是伍博士？”逸仙先生伸出手来，“非常感谢你来看我。”
两人都很喜欢对方，紧紧相握，而且改了称呼。
“盘照兄，我有封信给你看。”
逸仙先生取出一封纸色泛黄的信，就是那封深藏箧中，几已遗忘的介绍信，信封上写：“司徒南达牧师，伍盘照博士同启”；信中只有一句话：“携此信之人，忠心为国，请尽力相助。”没有注明年月日，只有杨襄甫与左斗山的具名。
“没有这封信，我也要帮忙。”伍盘照问道：“是怎麽回事？”
逸仙先生将伍盘照邀到僻静的一角，尽其所知，将一切都告诉了他。
“丢那妈，保皇党！”在诅咒声中，伍盘照站起来说：“你请放心，我去想办法，一定可以得到公平的解决。”
“是的。我对美国的法律也有信心；但是，只有你能帮助我。”
“我一定尽我的力量帮助你。”
伍盘照果然很热心，带着那封介绍信，从木屋出来，直接就去看司徒南达牧师；他做事很仔细，先要看介绍信，认出确是左斗山的笔迹，方始与伍盘照联名约请教友同乡，共同商议营救的办法。
教友的意见都差不多，认为各人皆有家属在内地，对於逸仙先生只可暗助，不便明帮。同时认为逸仙先生既在洪门，应该请致公堂出面，向华府工商部上诉。
“上诉是必经的程序。”伍盘照说：“不过我们这方面上诉，保皇党一定会活动公使，出面阻挠，多生枝节。不如让我先跟何领事去谈一谈，疏通一下。”
那就更好了！大家都支持伍盘照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需要教友同乡暗中出钱出力，一定帮忙。
散会以後，伍盘照立即去拜访领事何佑……他们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伍盘照为何领事聘为顾问，所以见了面无须迂回曲折，宛转陈情，开门见山地就道明了来意。
“是的。海关是接到我的通知才扣留他的。”何佑直认不讳，但却隐瞒了接受保皇党运动他的事实：“我是接到北京的电报，说孙某人那天到檀香山，那天由檀香山到这里，命令我知照海关，不准他登岸。”
这番话只能骗小孩，北京政府不会知道“孙某人”的行踪；而且电令亦不会直接下达给领事。伍盘照心知其非，却不便揭穿，只提出很严重的警告。
“孙某人是革命党，属於政治犯，不能称他乱党。现在有个很大的华侨团体，支持他向美京上诉；我希望你不要禀报公使，以致於风潮扩大，对你亦没有什麽好处。”
“我知道。用上诉的办法，听凭美京决定，我就可以不管了。不过，你是我的顾问，我也要劝你小心行事。”
伍盘照笑笑不答，辞出领事署，又去拜访致公堂的英文书记唐琼昌。
唐琼昌是广东恩平人，人很能干；在致公堂是“大佬”黄三德的得力助手。保皇党徒欧榘甲办大同报，他帮了很大的忙；以後看出保皇党一脑门的功名利禄思想，而行事则诈骗排挤，一派小人行径，深为懊悔。此时听得伍盘照细说经过，一方面为逸仙先生被诬陷而不平；一方面觉得这正是自己补过的机会，所以很热心地表示：致公堂必尽全力，维护洪门弟兄，立刻开始营救的工作。
致公堂聘有常年法律顾问，是当地有名的律师那文。这在他是义不容辞的事；随即依照法定手续，向移民局声请，要与当事人见面。
这一来，逸仙先生有了一位律师，开始能受到法律的保障。经过三小时的详谈，尽悉底蕴；那文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得以胜诉。
“这一案可以分两部份来进行，一面上诉，一面保释。”
“好极了！”唐琼昌很高兴地问道：“今天是不是能保出来？”
“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不知道赶得及、赶不及？我们尽力而为。”
於是分头办事。唐琼昌与伍盘照去办具保的手续，以致公堂在士波福街堂址的契约，向“保单公司”具保五百元；那文向移民局提出书面声明，决定上诉，同时要求保释候判。所有的手续，居然赶在移民局下班之前，完全办妥。
许多洪门弟兄、基督教教友，以及仰慕逸仙先生的华侨，已经赶到码头，用花串及爆竹迎接……这使得逸仙先生想到在伦敦脱险的往事；觉得这一次比上一次更值得安慰，因为上一次借助於外人，而这一次完全出於同胞的力量。
※※※
那文的上诉要旨是：“孙某出生於檀香山，因在中国提倡革命，所以被本国政府指名通缉。现在中国领事阻止其入境，实为损害檀香山人得以居留美国的权利，并违反美国容留政治犯的法律。应判令移民局的措施为非法。”
三个星期以後，工商部电令旧金山移民局准予放行；逸仙先生正式恢复自由。消息到达，致公堂大张盛宴，不仅是为了祝贺逸仙先生，也为了庆祝华侨在争取应受的保障、应享的权利方面的一大胜利。
盛宴既罢，又相偕到中西日报去盘桓，“逸仙兄，”伍盘照说：“华府的电报不来，事在未定之天，一切都还无从谈起。现在你正式取得居留的资格，有什麽计划，不妨提出来谈谈。”
“是的。我亦正要向大家请教。”逸仙先生从容答道：“这三个星期，我处处留心考查。觉得侨界的风气，还很闭塞。各位是先知先觉，有启导後知後觉的责任。”
“当然。我亦深有同感；但是启导二字，亦不很容易做到。”
“如今有一本好书；倘能大量印刷，广事流传，必有绝大效果。这本书叫做‘革命军’。”
由於“苏报案”的影响，邹容的“革命军”，大家虽还不知其内容，但书名却是早就熟悉的；因此，黄三德、伍盘照亦都主张翻印发行。
这是现成的事，中西日报是自备的印刷机器，排印非常方便。逸仙先生做了一个简单的计划，决定印一万一千册，免费分寄美国、南洋各地侨团，广为宣传。印费美金五百元，由中西日报捐助；包装邮资等等费用则由致公堂负担。
这是逸仙先生在美国展开革命活动的第一步。接下来的计划，要看致公堂与伍盘照等人支持的程度而定。
致公堂的大佬黄三德，已经倾心相从，他是出於江湖侠气，凭他的眼光认为逸仙先生是位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其间唐琼昌穿针引线的功夫，当然亦有极大的作用。至於伍盘照，主要的是钦佩逸仙先生的抱负与见解，所以见面必谈；每谈必深，谈出了许多行动的计划。
第一个行动是改组大同日报。这份致公堂的机关报，保皇党的色彩非常浓厚；唐琼昌虽早不满，黄三德却还曲予优容。最後连黄三德亦忍无可忍了。
这是因为主事者的欧榘甲，一再在报上发表排诋逸仙先生之不是，竟又公然指责洪门，不该招待逸仙先生。
“这不是荒唐？”黄三德将欧榘甲找了来，厉声责问：“孙某人是洪门弟兄；我们不招待弟兄，还讲什麽义气？我倒请教，譬如说你的弟兄从归善县来投奔你，你招待他住宿，旁人能说你不对，劝你拒而不纳吗？”
“孙某的言论危险，是反叛……”
“住口！”黄三德喝道：“你知不知道洪门的起源和宗旨？如果你不知道就少开口。”
洪门起源是明末义士，志图匡复，因而有此秘密组织；所揭櫫的宗旨便是“反清复明”。在他人数典忘祖，只当致公堂是团结谋生的团体；欧榘甲既主笔政，当然知道，只不过有意不提而已。
“大同日报，顾名思义，宗旨就是‘大同’二字；足下的言论，与大同日报的宗旨背道而驰。我看，”黄三德断然决然地说：“足下另作打算吧！”
这是表示请他另谋高就。欧榘甲无法恋栈，只能提出辞职。
“欧榘甲走了。大同日报得要有个人来好好整顿。逸仙兄，”黄三德问道：“你能不能保荐一位来接办？”
“有的。”逸仙先生略为考虑了一下答道：“有位湖北同志，才气纵横，一定可以胜任。”
逸仙先生保荐的这位湖北同志，名叫刘成禺，字禺生，湖北武昌人；是日本留学生，现住横滨。此人因为长了一脸大麻子，人称“刘麻哥”。腹笥极富，谈锋极健，正义感极强烈；一支笔恣肆汪洋，真所谓嘻笑怒骂，皆成文章。请他来主笔政，是再也适当不过的人选。
听得逸仙先生的一番介绍，黄三德和唐琼昌，大为兴奋；立刻请他写了信，寄去聘书旅费，要求“刘麻哥”从速命驾。此外，中西日报因为在香港缺乏访员，亦请逸仙先生“举贤”；他推荐了陈少白担任。
第二个行动是发售“革命军需债券”，对象是基督教教友。军需债券上注明：“此券规定实收美金十元，後革命成功之日，凭券即还本息一百元。凡购券者即为兴中会会员。成功後可享受国家各项优先利权。”发售债券的地点是在中西日报内，每券编号，由逸仙先生以英文签名，并加盖“孙文之章”四字方印。
债券发售之日，伍盘照首先承购，买了第一号至第十号，一共一百美金。教友为了响应逸仙先生的号召，纷至沓来，探问债券的发售办法，看到“凡购此券者，即为兴中会会员”的字样，便都有些踌躇了。
逸仙先生的用意是一方面筹募革命军需；一方面吸收革命同志。然而在美国的华侨，都有戒心，纷纷表示愿意购券，最好不要入会。
这是不能勉强的事。逸仙先生很诚恳地宣布：“目的是在筹饷，入会与否，听各人自愿。而且券上不写姓名，无须顾虑。”
有此解释，大家方始没有话说。但成绩已打了折扣，一共只募得两千七百多美元。用这笔款子来展开第三个行动。
第三个行动策划了好久。逸仙先生曾不止一次地与黄三德长谈，致公堂需要彻底整顿。
“在美的华侨，一半以上属於致公堂。如果能团结一致，这股力量，所向无敌。”但是逸仙先生并不掩饰他的失望，“这几个月以来，我所看到的情形，可以十六个字来形容：人心涣散，内容复杂，主张纷歧，泥守旧习。”
黄三德不能不承认他的观察敏锐深入；沮丧地说：“照此看来，竟是‘不治之症’了！”
“不然，事在人为。不过振衰起敝，必得对症下药，先找出它的病根来！”
“是啊！”黄三德又受到鼓舞了，“你说的情形，我也看得到，就不知道毛病出在那里？”
“毛病的起因很复杂。大致说来，不外乎三点：第一、洪门弟兄，早就忘记了反清的宗旨；第二、保皇党莠言惑众，越发使大家弄不清什麽是民族大义；第三、时代是不断在进步的，现在西洋的民主思想、民主政治与工业革命，在先贤创立洪门的时候，是看不到、想不到的，所以光是用‘反清的口号’，已嫌狭隘，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前面两点，一说就能使黄三德明白；最後一点，他却有闻所未闻之感。不过他在美多年，拿所见到的美国政府与社会的情形来印证，才憬然有悟，确是非常高明的见解。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黄三德倾倒万分，“逸仙兄，想来你对整顿的办法，已经胸有成竹。请快说出来，我照你的办法去做。”
“正本清源，只有重新举行总注册。”
“何谓总注册？”
“就是重新登记。”逸仙先生答道：“在美的洪门兄弟有十几万人，去芜存菁，还有一半以上的人可用。巩固团体，回复威信，徵集钜款来支援革命，都在此一举。如果大佬同意，我可以重新来修订一部致公堂的章程。”
“好的！一方面请你即刻动手；一方面我来问问大家的意思。”
致公堂的英文书记唐琼昌、司库朱立进，以及其他职员邓干隆等人，一致赞成，公请逸仙先生主编，重订致公堂新章。同时决定，新章完成之後，公推逸仙先生与黄三德，同游各埠，劝导洪门弟兄，共襄盛举。
这是一项很艰钜的工作。逸仙先生日以继夜地伏案工作，先条分缕析地拟定大纲，徵得致公堂领袖们的同意，制订了八章六十七条的新章程。
开头是一篇序言，名为“致公堂重订新章要义”开宗明义说道：
＊＊＊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於十八省与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於自由平等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问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固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趋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堪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愤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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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历数致公堂属下如一盘散沙；必当“联合大群，团集大力”，方足以“扞御祸患，賙恤同人”；为致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然後一转而入大题目，“中国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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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孙逸仙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争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辟疆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病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百兆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竞争始能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中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中国之见灭於满洲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奸，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党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致，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驽，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於汉族，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後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
＊＊＊
以下就是纲举目张，条理分明的八章六十七条的新章程。第一章纲领，共计十条，首先正名，凡各地洪门组织有名目不同的，划一称为致公堂。其次定宗旨：“驱除异族，光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已概括了民族、民权、民生的革命目标。接下来明敌友、课责任、定组织，而为了发扬洪门精神，特列一条：“所有党友，无论新旧，均先遵守陈近南先生遗训。”
陈近南就是陈永华，曾是郑成功的部将，为洪门中兴的伟人，相传第二代山堂“精忠山”，就是康熙初年，陈近南在四川雅州所开立；洪门中的许多规制传统，都是陈近南留下来的，其中最重要的遗训，就是“灭绝胡虏，回复明代。”
逸仙先生的本意，着重在团结洪门，改造思想；也就是要将革命目标与洪门宗旨，揉合在一起，希望每一个堂友能将身在洪门，就要革命的思想，在脑中生根；次一目的，才是通过总注册的方式来筹募革命经费。全美致公堂会友有十五万之多，依照新章，每人缴纳注册费美金两元；总计可得三十万美金；以此钜款购买枪械，在国内起兵，可以一举打垮腐败的满清军队。因而黄三德，及其他致公堂领导阶层，对逸仙先生手拟的新章，赞不绝口。兴奋异常，极力催促，早日开始行动。
於是，逸仙先生在黄三德陪同之下，冒着褥暑，从旧金山出发，取道横贯美国南方的铁路，从洛杉矶、圣路易、亚特兰大、华府、费城、芝加哥东行，而以纽约为终点。每到一处，黄三德以大佬的资格，“开台演戏”……开香堂的隐语；而由逸仙先生演说洪门反清复明的本来面目，及乘时救国的宗旨。
非常奇怪地，每次“开台演戏”，盛况空前；但谈到注册，却多阳奉阴违。查考原因，才知道保皇党在暗中使用种种卑鄙的手段，全力破坏；各地致公堂的负责人，受了煽动，却又监於逸仙先生慷慨激昂，透澈精辟的演说，深深吸引了下层堂友，不敢公然反对，因而采取敷衍拖压的态度，才有那样的结果。
黄三德对此深为沮丧，亦很恼怒，但除非断然撒换各分堂的负责人，不能收效。而洪门的组织，有其特殊的渊源与规制，黄三德虽是大佬，未必办得到此；就算办得到，亦必引起极大的分裂，那就只好徒呼奈何了。
逸仙先生却很乐观，因为他的主要目标达到了；洪门宗旨与革命目标相结合的思想，已普遍深植在全美华侨的脑中，相信时日酝酿，自然能开出革命之花，结出革命之果。
在纽约“开台演戏”之後，逸仙先生认为他在洪门方面的工作，可以告一段落，决定将总注册的工作，交结黄三德；他另有一个极有意义的新计划要展开。
这个新计划，是从正在耶鲁大学攻读法律的王宠惠身上发端的。
王宠惠与逸仙先生是旧交，这时正在耶鲁大学攻习法律；异国重逢，彼此都很高兴。尤其是逸仙先生，从离开旧金山以後，一路遇到的洪门弟兄，都是克勤克俭，白手成家的人，诚朴有余，谈学问就不是路数了。因此，遇见了王宠惠，析理辨疑，彼此切磋，往往深宵不倦，不说经国济时的理想，能够修正充实，仅是这份友朋切磋之乐，就不易得。
王宠惠又介绍了一位同志，是广州府南海县人，名叫陈锦涛，字澜生，专攻政治经济；谈得亦非常对劲。他们对美国的了解，绝不同於李鸿章之流，专门注重坚甲利兵；同时更不能同意朝中保守派排外意见，以为“非为族类，其心必异”，必然会“合而谋我”。尤其是美国，拿他们的立国思想来说，一定会同情革命，成为中国真正的朋友。但是要争取国际的友谊，必须先使他们对中国有真正的了解，消除了对中国的疑忌。
这些思想，很快地在逸仙先生的脑中，酝酿成为一种有体系的说法；试着执笔为文，用英文写成一篇：“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译名为“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说：
＊＊＊
外国人往往说中国人有排外思想，不喜与外国人接触。其实，由於已往中国政府的“禁海”政策，不准与外人通商；因而产生这样的说法。这个说法与中国历史是不相符的。
历史给我们充分的证明，中国人常与外国人交际，对於外国商人及传教士，未尝有任何恶感。且看在西安的“景教碑”，可知在第七世纪，西洋人已到中国传教；而汉明帝欢迎佛教传入中国，中国人热心信仰，至今佛寺庄严，为中国的三大宗教之一。
至於外国商人，一向可以旅行中国内地，自汉晋以来，史不绝书。到了明朝末年，徐光启以宰相之尊，信奉天主教；他的挚友基督教徒利玛窦，亦能到达北京，受中国人的崇敬。
这些是中国人在当时绝没有排外思想的明证。
＊＊＊
接着文章中指出“满洲兴盛，政策渐变”，这因为满洲人深恐中国人与外国人交往，吸收其文明，而兴起反对异族统治的思想，因而鼓励排外思想，至拳匪之乱，为其极致。
这样，无形之中，就得出一个结论：要消除中国人的排外思想，必先推翻排外的满洲政府，而这正是中国志士之所为。逸仙先生分析抱持革命观念的中国人，共有三种：第一种占最多数，但是他们都是善良畏事的平民，深怕遭受满洲政府官史的迫害，不敢吐露心意；第二种是抱着种族革命的思想，主要目的是推翻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洲统治者；第三种则是有特别高尚思想的人，这就是说，他们不但要推翻暴虐统治，而且要改造国家，消极方面不许再有这样的暴虐政权出现；积极方面要建设一个与世界最文明的国家相提并论的新中国。
於是，经王宠惠细心校订以後，得到一个美国商人威廉士的协助，将这篇中国革命志士第一次对国际所发表的宣言，印成小册子，广赠各方。
就由於这篇宣言的传播，关心东方局势的国际人士，才能了解中国问题的真相；同时也惊异地发现，在老大、顽固、腐败的中国，有这样一个有思想、有眼光，超然突出，能够掌握世界潮流的革命团体，成为东方古老大国新生的希望之所寄。
逸仙先生在美国结交的朋友，都收到了这本小册子；而且也几乎都有覆信，表示热烈的赞扬，特别是来自加州洛山矶长堤的荷马李将军的一封信，更令人感动。
※※※
荷马李这个“将军”，是康有为“矫诏”所封。逸仙先生在由檀香山走美之前，就已知道其人，很愿意跟他见一见面，却一直没有机会。直到他由黄三德陪同，自旧金山东行途中，方始在无意中邂逅结识。
结识的地点就在洛山矶。那天“开台演戏”；逸仙先生向洪门弟兄用英语演说。目光到处，发现有个美国青年，也是他的听众；这个人的脸色苍白，身材矮小，而且是个驼背。
演说终了，掌声如雷声中，只见这个美国青年，一蹦一跳地从戏院中间的甬道走上台去，老远就将手伸了出来。
“我愿把我的命运交给你；我相信你的想法会成功。”
“谢谢你！”
挺拔的逸仙先生，弯下腰去，伸手与这位美国青年相握；发觉他的手软而温暖，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跟他的身不满五尺的丑陋形相，迥不相侔。
“我也谢谢你，让我听到了一次精彩绝伦的演讲。”
说完，他松开了手，不容逸仙先生向他请教姓氏，便回身下台了。
这个朋友出现得过於突兀，逸仙先生深以为异；但当时要回答洪门弟兄提出的询问，没有功夫去打听他的底细。
直到会散，他才问一位同志：“刚才那个小小的驼背是什麽人？”
“他吗？他就是荷马李，目前最优秀的军事天才之一。他对现代的战争，完全是内行。”
“他就是荷马李？”逸仙先生惊喜交集地问：“就是康有为封他为‘中国维新皇军大将军’的荷马李？”
“是的。”
“我要去看他。”逸仙先生说：“他的身体残废，但是他的心和头脑与常人不同。”
於是第二天，逸仙先生单独去访荷马李。他住在长堤，一家五口；另外四口人，不是他的家属……一位年轻而离了婚的包尔斯太太，带着她与前夫所生的两男一女，与荷马李住在一起。她是他的秘书、看护、管家，也是爱人。
荷马李在他堆满了书和地图的书斋中，接待逸仙先生。他穿着中国的长袍，前鸡胸，後驼背，格外显得凸出：细细打量，他的形容确是非常奇怪，一双手特别长，几可及膝；照中国的说法，这是贵徵。
“我的手臂很长是不是？”当荷马李发觉贵宾在注意他的手时，便这样说道：“这使得我在击剑的时候，弥补了我的身材矮小的缺陷。剑，是我的生命；或者说，我的生命是用剑刻划出来的。”
“我们中国人说，剑是一人敌。”逸仙先生指着那些一本叠一本的军事书籍答道：“那才是万人敌。”
“啊！这个说法很好。请你详细告诉我。”
“这个说法出於西元前两百年……”逸仙先生将史记“项羽本纪”中，关於学书学剑的理论讲给他听。
“精彩，精彩！”荷马李那双清澈有神的眼睛中，闪耀着无限欣喜，“这就是我喜爱中国的原因。中国人是最具智慧的民族。”
接着，荷马李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他与中国的渊源。他在一八九九年曾到过中国；而且在第二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攻华时，随同美国司令官贾飞进入北京。之後，由北京到达香港，开始与保皇党发生关系。
“我认为中国的敌人，是她的历史性的和平主义，政治上的腐化和日本三者。”荷马李说：“在一九◯◯年我进入北京时，我的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冲击；这股冲击的力量，来自一种强烈的矛盾的观惑，一方面我深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而迷眩，而沉醉；另一方面我震惊於中国官吏的腐败无能。我实在不明白，中国的官吏如果都是如此，怎麽能创造出灿烂的文化，而且始终能保持大一统的政治形态？”
“不幸地，你所看到的是中国历史的变态；中国历史的常态是讲求吏治，讲求尊重人民的愿望。但承平日久，逐渐腐化；於是发生变乱，推翻暴虐而无能的政权，出现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政府，重开统一的盛运。”逸仙先生又说：“我不认为‘历史性的和平主义’是中国的敌人，但是，‘政治上的腐化’，确是一个内在的敌人，这个敌人的出现是有周期性的。我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要永远消除这个周期性。”
“喔！”荷马李很注意地，“请说下去。”
“政治上的腐化，是滥用权力的结果，所以要消除腐化，就需要约束权力；没有一个人可以具有无视於人民意志的绝对权力。”
“我懂了！”荷马李兴奋地说：“这就是要打倒皇帝，建立一个共和国！”
“是的。”逸仙先生安详地说：“建立一个如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还应有一部‘五权宪法’。”
荷马李对逸仙先生的观点，全心倾倒；那双熠熠如暗夜星星的眼中，闪露出孺慕的光芒。他问逸仙先生：“我能替你做什麽？”
“假使我能成功，而我的同胞也给我这样的权力；我要请你当我的首席军事顾问。”
荷马李充分了解他前面那句话的含意，“现在就任命我吧！”他用坚决有力的声音自荐，“你一定会成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
逸仙真的为他的热情所感动了，但是，经验告诉他，革命事业的成功，仅有热情是不够的；深情内敛，化作理想的强固支持力量，才是革命者应有的修养与做法。
於是，逸仙先生提醒他说：“你此刻是在为反民主的保皇党，从事训练军队的工作。”
“不！我是为中国革命者培养军事力量。我的训练工作是纯战略、纯战术的；在我指挥之下，这支军队不会用来保护政治腐化到已不可救药的一个没落皇朝。”
逸仙先生倏然动容，进一步体认到荷马李的深度；当然也感到异常的欣喜与安慰。然而就在这激动之中，他仍旧能保持高度冷静，敏锐地透视到未来发展的关键。
“那末，与保皇党，你准备维持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一切如常。他们决不会想到，我所训练的军队，有一天会为你所用。”荷马李又说：“我是中国的朋友，要为中国的最佳利益打算；我相信我没有背叛了什麽人，我的心迹，将来一定会大白。”
“是的。我代表中国人民向你致最高的谢意和敬意。”逸仙先生又说：“不过我希望你知道，保皇党对我是怎麽的一种想法？如果让他们知道了你的本心，以及你我的关系，那末，你就不会再被授权来训练‘维新军’了。”
“我了解。”荷马李平静地答道：“我充分了解。”
同样地，逸仙先生自己也非常谨慎地、隐瞒着他与荷马李的深厚关系。因此，接到他的这封来信，虽然内心有着一种不负知音的欣喜；而表面上却行所无事，甚至对王宠惠都不曾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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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金山的刘成禺也来了封信。这封信促成了逸仙先生的欧洲之行。
欧洲有许多湖北留学生，李书城、时功玖、贺之才、朱和中、曹亚伯、胡秉柯、孔庚、史青、魏宸组、耿觐文等等，本来都在湖北鼓吹革命，使得湖北大吏，相当头痛，因为不加闻问，恐怕引起大患；要兴大狱，又没有确实的“罪行”。端方的手段向来圆滑，灵机一动，决定将这些好谈革命的青年，派遣到欧洲去留学，一则远祸；再则博个培植人才的美名。因此，留欧的中国学生，大都是湖北籍；分散在德、法、比三国的，不下百数十人之多。
刘成禺一到旧金山，就任大同日报主笔不久，就写信给他的四个好朋友，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说是不谈革命则已，要谈革命，非与逸仙先生见一次面不可。贺之才他们是早就向往大名的，欣然覆信，请代邀逸仙先生赴欧，共商国事。刘成禺这一次来信，便是转达这个请求。
“既有这个机会，逸仙先生，你当然要去。”王宠惠如此主张，陈锦涛亦是同样的意见。
“我当然应该去。可是，一笔川资从何而出？只有以後看机会了。”
“我有办法。”
王宠惠的办法很简单，写信给刘成禺，直截了当地说明困难。刘成禺便又写信给贺之才等人；於是留欧学生凑集了八千多法郎，依照刘成禺的指定，直接电汇纽约。
为了不负留学生的盛情，逸仙先生在耶诞休假期间，从纽约渡大西洋到英国；然後从伦敦渡海到布鲁塞尔；回伦敦以後再转赴柏林；由柏林又到巴黎，自春至夏，征尘仆仆，在比、法、德三国的首都，开了三次大会，与留欧学生热烈商讨革命事业进行的方针与策略，同时主盟，吸收了五十几位同志。
五月初由马赛东行，过新加坡、过西贡，一路都有同志殷勤接待，争相请益。海行四十天以後，终於又望见了一别两年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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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的中国学生，盛极一时，革命风气亦蓬勃异常，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组织了团体。出版了鼓吹革命的刊物。
留学生中最活跃的是两个湖南人，一个是黄兴，一个是宋教仁。他们本来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兴华会”，有五百多同志，而且在各省积极发展组织，联络会党；前一年在湖南准备举义，择定西太后生日那一天，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五处起兵。长沙万寿宫大殿中，且已埋藏了一枚威力绝大的炸弹，只等全省文武大员齐集行礼时，一网打尽；谁知事机不密，在湘潭有会党二人被捕，计画尽泄。黄兴等人仓皇出走，辗转到日本，组织了一个“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发行杂志，广通声气，风头极健。
但是，各省留学生各行其是，力量分散，都觉得应该有个总机关，汇纳众流；尤其是学法政的宋教仁，认为一旦起事，不论在那一省得手，总是一种地方事件，照国际公法上说，属於一国内政的范围，同情中国革命的国家，无法干预。所以为了解决外交问题，亦必须组织一个总机关，推选一位具有国际声望，为全国所尊崇，能够领导群伦的大有力者来主持，这当然非逸仙先生莫属。
因此，当逸仙先生到达日本不久，就由宫崎寅藏安排，与宋教仁在东京“二十世纪之支那社”作了一次会晤；在座的还有一位杰出的志士，他也是华兴会会员，名叫陈天华，一枝健笔，恣肆汪洋；所撰写的鼓吹民族大义的小册子，用的是深入浅出的白话文，所以更为风行。一本“猛回头”与邹容的“革命军”媲美，销遍长江沿岸各省。
相见之下，互道仰慕。宋教仁深稳通达，陈天华慷慨激烈，都是逸仙先生所欣赏的性格；谈到进行革命的大经大纬，以及革命与外交的关系，逸仙先生侃侃而言，滔滔不绝，很快地吸引住了宋、陈二人的全部注意力。
他说：“中国现在不必忧虑各国的瓜分，应该忧虑的是自己的内讧。这一省要起事，那一省也要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结果怎麽样呢？就像秦末的群雄并起；元朝末年的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各霸一方，元朝已亡，而自己人残杀不已。当时外国还不敢入侵中国；如果是在现代，各国抓住机会，出兵干涉，中国必亡无疑！”
“是啊！”宋教仁悚然而惊，“八国联军，不就是自己召祸吗？”
“能团结就决不会自召外侮。所以现在革命的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第一要义……”
接着，逸仙先生以两广的会党为例，指出民间具有足够的破坏力，为清兵所不能平服；但这股破坏力，因为没有能够善加指导、团结、运用，所以不能发生太大的作用。否则，一旦发难，接踵而来的各项建设问题，一一有人去负责解决；使得破坏成为建设的前奏，那样，文明政府立刻可以出现，天下事亦就从此大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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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由於这番鞭辟入里的剖析，兴华会决定与逸仙先生合作。不过也有部份兴华会的会员，私心较重，反对其事的，如刘揆一就是。最後是大致接纳宋教仁的折衷态度，原则上合作，但会员个人不愿者听便！
不过黄兴、宋教仁与逸仙先生商谈合作的这次会议中，最重要的一个决议，乃是联络各省同志，组织一个新革命团体。由逸仙先生召集，借黑龙会内田良平的住宅开筹备会，到会的共有七十多人；中国十八行省，除了甘肃以外，十七省都有代表，另外再加上日本方面的同志，真正是一个革命大团结的开始。
会议公推逸仙先生主持。在他演说革命的理由、形势、方法，以及所以应该合组新团体的缘故以後，接着便讨论定名问题，首先提出来的一个名称是：“对满同盟会。”
“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逸仙先生说：“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
因此，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但这应当是一个秘密组织，所以“革命”字样，对外不必明用，简称为“中国同盟会”；入盟誓词与兴中会无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讨论到此，黄兴发言：“今日开会，原就是为了结会，请大家签名加盟。”
“我凭良心签名！”曹亚伯首先响应。
於是由逸仙先生主盟，各人举右手宣誓；彼此庆贺，自兹新生。然後继续讨论，推定八位同志起草会章，其中有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等人。
半个月以後，留日学生在宋教仁策动之下，借富士见楼开会，正式欢迎逸仙先生；富士见楼相当宏敞，无奈想一瞻丰采的人太多，以致秩序不容易维持，麴町区的警察署，不能不派出大批警察来帮忙。
清廷驻日公使杨枢，接到消息，大感不安；官费留学生公然欢迎革命领袖，似乎“太不像话”。但又不敢轻举妄动；唯一的办法是电告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示处置之道。
覆电未到，而留学界又有了更惊人的举动……中国同盟会已经正式成立，已加盟的会员有三百余人之多；逸仙先生被推为总理。并且决议在各省成立分会。
杨枢忧心忡忡地，无所为计。而就在这时候，北京传来电讯：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前门车站被刺。